撒旦探戈

这部电影存盘里很久了，一直没看它。首先是电影长度吓人。450分钟。合7个半小时！

其次是电影名字。听起来没亲和力。

再次是下载的资源没字幕，硬伤。

还是黑白的。增加了难以下决心看的理由。

但，当看完《鲸鱼马戏团》之后，这一切障碍不存在了。

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给我过于惊艳的观影体验。

炸裂级的。前些时写了篇假如一个人在荒岛，必带的五部电影。

如果是现在，必须调整名单了。贝拉·塔尔的电影岂能不带一部？

而《撒旦探戈》，是贝拉·塔尔的巅峰之作。

我昨晚8点多躺到床上，打开投影，影像开始流淌。

凌晨2点半，实在是困。还剩下最后一个小时出头。暂时关闭，睡觉。上午8点多醒来，继续打开投影，观看完最后一个小时。

看这部电影，真有接受洗礼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7个多小时，一点也不觉得枯燥。

其实7个多小时，没讲什么故事。要说故事，简单得要命，匈牙利的集体农庄，仅剩的十几个村民，被两个骗子欺骗的故事。

贝拉塔尔的招牌是运动长镜头。

运动长镜头并非他的首创。但他把运动长镜头玩到了极致。

他的电影基本上全为黑白影像。是因为他厌恶在他眼中无法还原现实真实色彩的彩色胶片。黑白反而保证一份纯粹。他是一个技术偏执狂。

事实上，盯着他的黑白影像，并不觉得单调。在他的黑白影像中，我隐隐能看出色彩。

贝拉塔尔将电影真正拍成了时间的诗。

长镜头是关于时间的特写。加上他的镜头经常对准人物的某个局部，将人甚至当作一件物品去凝视。在他的镜头下，万物获得了平等的机会。

他的时而迫近的特写凝视，配合长镜头，让世界，让万物，让自然，让人，在他的胶片里变成了流动的诗行。

贝拉塔尔玩的不是形式主义。从他的冷静而缓慢的镜头里，我们感受到了时光，感受到了事物的样子，感受到了人的状态。

《撒旦探戈》，如同他基本所有其他电影一样，都有忧郁的气质，讲述的都是人的崩溃、人的囚徒状态。

在《撒旦探戈》里，自然更加隐喻了制度对人的束缚。制度如何将人变得懒惰，胆怯，愚蠢。

那两个骗子，向村民们许诺一种美好的未来，轻易地，获取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村民们就将自己身家性命都押了进去。

然后，成为命运的囚徒。

这两个骗子，和这些村民受骗的状况，可以让人想到许多许多……

我们的宏大叙事，英雄史诗，爱国情怀，都可以代入进去。

7个半小时的影像，完全让人沉浸了进去。沉浸正因为它的慢，它的凝视。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如此细腻地打量着生命本身。

从来没有。在我的视野里。

那个医生在家里喝喝酒，写写日记，偷窥一下邻居，酒没了，拖着肥胖的病体出去买酒，在雨夜里几次倒了下去，貌似死去……这么用一两句话可以交代梗概的情节，在影片中，足足花了1个小时去讲述。

这是我观影史上极为震撼的一个小时。

人生的孤寂与无奈。

人像是被上帝抛在世间的。管你死活。

天地以万物为刍狗。人只能堕落，荒淫，失意，恐惧，怀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还有那个被其他人认为有病的小女孩，她的钱被哥哥骗走，她孤独地无人搭理，她虐猫，她最终找了块宁静的地方结束了自己幼小的生命……也用了近一个小时去讲述。一个幼小、孤独而无助的心灵，最终逃离了自己的生活。观来令人不胜唏嘘。

片尾，那个几次貌似死去而未死的医生，最终其他村民离去他独自留守，并且将自己的窗户钉上了木板，彻底封住了偷窥外界的眼睛，一种与小女孩的自杀类似的决绝。整个电影中唯二清醒而勇敢的人，他们两个人，导演各自花了1个小时的特写镜头来凝视、来打量，他们体现着人类难得的悲剧精神。他们清楚地知道生活是个悲剧，并选择了面对悲剧。

而其他那些村民，跟着骗子指引的方向前进，以为步入了新的生活，却不自觉地陷入了更大的失落与空虚……

苏珊·桑塔格说，有生之年，这部电影每年必须重温一次。它的每一帧里，均饱含着千钧之力。

我赞成。

我想，我也会这么做的。

每年拿出一天，重温一遍这个电影。

三刷了，字幕翻过了，台词好几句都能用匈牙利语说出来，还是好些地方不能消化贝拉塔尔。如同一切结构严谨的作品，撒旦探戈是一个完美的十二节的圆环，以女孩虐猫为对称轴，在这里一切恶意和庸俗无意中作用到了一个最无辜的生命身上，变成唯一有颜色的一段，白色人形的阴影上被泼上了血红，无法混入背景里渐变的黑灰色，因而被独立选出，称为“未装订的”。

在两边紧挨着它的，是一个小对称结构，仔细一看你会发现最后一镜回到了开头的机位。这一大段作为“撒旦探戈”的主体，说的是成人世界的狂欢，而性是其中放射性的动力源，由性带来的赤裸裸的尴尬（Schmiedt），嫉妒（克拉蒙），关系重组（Halics和Schmiedt太太共舞，和kraner太太吃一块奶酪卷），被无视的信仰（Halics太太），虚若无物的道德藩篱（Schmiedt太太），和大開眼戒中那个带着面具群交的神秘俱乐部异曲同工，揭示了世界中视为禁忌，而却是成人间相处深处最常见和心领神会的语言。所以当女孩像一簇小火焰，从黑暗中的雨中原野走向酒吧的时候，她从窗口看到的一切，使她经历的不止是漠然和冷酷，更多是不解和惊骇，骇于这个群魔乱舞的放纵世界，这个秩序真空的世界，就是近在她身边，她长大要身处的。

很少有人发现，这一个大段是有着贯彻始终的音乐逻辑的，鼓点（水滴声），探戈前奏（克拉蒙的碎碎念），Galicia，到探戈，一首完整的交响诗，埋伏其下的还有视野之外的蜘蛛工作，编织网罗了一切，音乐上像构筑和监视了这首交响诗的琴弦，又是这群农民无法挣脱的宿命的隐喻。克拉蒙的那一段独白甚至可以被比成一个充当背景的云状音层，或者主导动机，它本身有韵律的节奏不断地重复，在重复中拆解，重组，变奏，而整体乐思（情节）在它之上独立发展。

我对电影的发现之旅其实就是对长镜头的发现之旅。小津的长镜头源于东方的秩序和平衡；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是诗意的序列，更像目光，温柔的凝视；侯孝贤的长镜在于制造情境，安哲更关注情绪的来龙去脉，它的源头，延续，波折，放大和消解。贝拉塔尔是什么？是一种在场感，要求“你也在这里”，所以就镜头就有了时间长度的需求，观者被迫在这个时间里去越来越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树，泥土，雨，牛，农场，房屋，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单调的画面中寻找剪辑，及至去感受整段真实时间给自己留下的印象。

那么为什么在塔尔的作品中唯独撒旦探戈这么长？这就要聊到它源自的文本中强烈的解构性。故事里两天多的时间，在电影里实际上被不断的重复，由各个角色不同的角度去叙述，来回加强给定时间的意义和纵深，尤其是第一天，因为村庄全体人的参与，时间和事件因为总和变得沟壑纵横，文本丰厚的同时时间也就因此叠加。与其说撒旦是一部电影，其实更像一部长篇小说，它不是从头至尾一口气呼成，而是不同视角重叠，其间偶然地相交，彼此埋线、印证、补充（比如伊利米亚斯归来的消息被多次渲染；比如医生在林中昏倒之后伊利米亚斯三人从雾中穿过，是第三段和第二段的交续；再比如两位公务员修改伊利米亚斯的信，补足被前段晚饭打断的书信内容）的建筑结构。所以我并不觉得连续七小时看完撒旦是一种真正适合它的观影方式，就像不一定非得一口气看完长篇小说，那只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因为人的神经实现太容易脱敏了。

即使满目看到的是这样的龌龊，低能，短浅，疏离，自私和死亡，我仍然触摸到了塔尔对匈牙利，好像对沦为娼妓的母亲般的爱。从拍摄底层出道的他，没有一瞬间不属于那片泥土。医生在众人撤离村庄后，独自一路步行8公里去看教堂，发现里面一个疯子无休止地敲着铁块，大喊“土耳其人来了”，这一个镜头以前塔尔放的是平原上广阔又肮脏的土地。就好像医生对这一片土地的凝视，把整个故事带回了中世纪的某一个时期似的，在那个时期这里饱受土耳其的摧残，深陷水深火热，人人自危，而同样一片土地，在上百年以后共产主义的梦想下，依旧未逃贫瘠的命运。在这一刻鸣响的铁块，和着Vig Mihaly轰鸣融解的钟声，就好像这位母亲震彻古今的哀鸣，和裹挟着她泥浆滚滚的洪水，从贫瘠里将她冲刷向目难所及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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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410页的小说在身后，“八点一刻的整理”时间已经确定，“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的作者已经确定，六步踏前六步退后的“撒旦探戈”已经确定，450分钟的电影又如何从这种种确定的故事里看见窗外的泥泞？又如何从上中下分段的电影中再次听见十月的淫雨？是先看了小说再阅读了电影，时间的先后秩序像是制造了两个不同的文本，文字在沉默，在无声的世界里沉默，影像在流动，在漫长的长镜头里流动；是先知道了电影再阅读小说，知性的世界里可以容纳两个文本，但都是关于记录关于写作，即使“除了雾还是雾”的迷惘只有下跪的仪式，即使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被去除，在文字和影像共同制造的压抑、潮湿和腐败的世界里，哪里还有可以呼吸的出口？

这样写着：“十月底的一个清晨，那是第一滴让人无法忍受的秋雨，降落在人间之前，降落在炎热的裂开的大地上，在农场的西部。那样发臭的沼泽，淹没了道路，无法通行。直到第一次霜冻，把整个镇与世隔绝。弗塔基被一阵钟声吵醒，最近的教堂在西南八千米之外的地方，在古老的霍克米斯地里，一间孤独的小教堂。但是那里并没有钟，在战争时期，这教堂已经倒塌。小镇距离太远，钟声无法传到这里……”在450分钟的结尾处这样写着，在450分钟的开始处也这样写着，秋雨和弗塔基，农场和教堂，小镇和钟声，以及作者和观者，都被放进了同一个句子里，它们被包裹在十月的秋雨中，被关闭在发臭的农场中，被隔绝在无人的世界里，被循环在死寂的时间里——谁还能听到？谁还能醒来？谁还能打破一个梦的界限？

因为“圈子封闭”了。医生在写完或正在写之前，从住了13天的医院里出来，带回了满瓶的酒，然后坐下来，写下的一句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离开。”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一切都正常”的农场，没有人敢离开，因为他们也已经走向了腐烂，继续下载本子里的话是：“他们盯着天花板看，没有线索。那就是这么空闲、被动，使他们处于他们最害怕的宽恕当中。”他们害怕，他们不安，他们被动，他们其实没有被宽恕，在众人面前是医生，在医院里成为病人，医生和病人，13天对于医生来说什么也没有改变，就像自己能用望远镜看见的“他们”。但是听到了钟声，隐约地传来，悠远地传来。披上外套，走出家门，十月的秋雨却奇迹般停了，循着钟声而去，是那一座已经被摧毁了的钟塔，但是里面的确传出来了钟声，那么铿锵，那么坚定，甚至再无结束的可能，“土耳其人来了……”敲钟人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被战争摧毁的钟塔又有了钟声，钟声警示着另一个可能的战争，这是循环的开始？“我一定是病人，这是丧钟。”回来的医生自言自语，听到的钟声不是救赎的钟声，是一切即将毁灭的丧钟，这当然是循环的开始。终于，他关上了窗户，他钉上了木板，他拒绝了看见的世界，在黑暗中他成为了不被看见的看见者，是逃避？还是自我庇护？那在黑暗中写下的依然是那句话：因为教堂已经倒塌，因为钟声无法传到这里，听到了丧钟是一种幻觉？封闭在黑暗中是一种幻觉？写下这句话的医生是不是在这个“圈子封闭”的世界里就是被自己写到的弗塔基？是不是醒来又继续睡去的弗塔基？是不是瘸着腿病态的弗塔基？——甚至就是他们，“他们盯着天花板看，没有线索。那就是这么空闲、被动，使他们处于他们最害怕的宽恕当中。”

所以离开了农场的他们，是“没有人敢离开”的他们；所以醒来的他们，是永远在黑暗中不醒来的他们，所以听到了救赎的钟声的他们，是永远听到了丧钟的他们——他和他们在同一的世界里，成为空闲、被动、处在最害怕的宽恕中的人。是谁让他们无法离开，是谁让他们制造黑暗，是谁让他们在丧钟中醒来？是另一个“他们”，传说中已经死去的他们，传说中又复活的他们，“有传说他们要回来了”——三天后他们会来到这里，他们已经到了斯泰格沃尔德家里，他们还在招待所里……关于他们，永远是一个传说，但是传说即现实：他们被风吹着经过了那条漫长的街道，他们走进了上尉等待他们的警察局，他们还处在监控期，他们服从法律、秩序和自由，他们需要黑炸药，他们要建立合作的同盟，他们要用钱实施计划，他们要给他们建立信心，“明早六点在阿拉姆斯大厦见”成为他们新的传说。

伊里米亚斯和佩奇纳，以及桑易，三个人的他们死而复生，成为关于农场最可怖的传说。他们是黑暗中永不醒来的他们，他们是听到了丧钟的他们，而三个人的他们是拥有黑炸药的他们，是死而复生的他们，他们和他们，谁是打开那扇门的人，谁是关闭那扇门的人？对于这个幽闭的农场来说，两种他们书写的都是关于那个自循环的丧钟，一种丧钟为自己而敲响，另一种丧钟为他们而敲响。克伦纳夫妇、校长、斯米德夫妇、弗塔基、哈里西斯夫妇，组成的“他们”在农场的内部，当十月那场秋雨的雨滴滴落在炎热干旱的土地上，第一个醒来的人是弗塔基，所有的人也都已经醒来，但是醒来听见的钟声，不是丧钟的钟声，甚至不是钟声，它只是梦的一个延续——醒来的弗塔基对斯米德夫人说：“我明天上午走。”斯米德夫人也醒来了，现实对于她来说也是梦的一个延续：“我做了一个噩梦，我看见了他的背影了……”但是叫不出声来，门被踢破了，即使拿了一把刀，梦魇还是无法被驱赶，“大地开始动了起来。”醒来的弗塔基，醒来的斯米德夫人，所梦见的是淫乱而暴力的生活，所以必须要离开，“明天上午走”成为弗塔基对梦境的逃避，因为斯米德夫人梦中的他就是将要回来的斯米德。

斯米德回来了，也像是从梦境中回到现实，弗塔基装作去找他，斯米德说要把钱分了，克伦纳、斯米德和弗塔基三个人将平分阿拉姆斯的财产，然后离开农场，斯米德甚至要比弗塔基更早离开，“等天黑了就走。”克伦纳夫妇要去北方，弗塔基要去南方，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总之要离开这个农场，离开这个雨季，离开被梦魇缠绕的现实。但是离开意味着离不开，因为“有传说他们要回来了”，伊里米亚斯和佩奇纳，从监狱里回来的他们，要拿钱的他们，“伊里米亚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巫师，死人复活是在故意破坏我们的计划。”不是仅仅因为要回来，而是他们已经是死人，而是他们会带来死亡，带去更多的钱，带来更多的死亡——于是又回到了“看见了他的背影”的梦中，回到了丧钟在被战争摧毁的钟塔里响起的梦中，回到了“成为空闲、被动、处在最害怕的宽恕中的人”的梦中——梦包围着梦，除了雾就是雾，还有什么可能离开？

为什么无法离开？不仅仅是活在梦中，而是成为了雨中的小树枝，“无法保护自己”，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奴仆，“他们？他们是奴仆，一辈子都是奴仆。除了吃土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多疑地猜测着对方，在沉默中打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骗。奴仆没有了主人，但不能没有自豪，自尊，勇气，他们骨子里根本就没有。他们只喜欢活在自己的阴影中，他们就像羊群一样跟着影子。没有了光环与幻想，他们活不了。不过不要把他们逼疯了，否则他们会有强大的破坏性。他们只需要一个温暖的房间，热气腾腾的红辣椒。如果他们能和隔壁的女主人一起睡觉，他们就会谢天谢地了。”巫师伊里米亚斯洞察了他们的本性，活在自己的阴影中，活在自己的噩梦中，即使有了北方和南方的目标，即使有了平分了钱的计划，他们也只能像泥地里寻找食物的猪，从不抬头——在警察最后的案卷里，拥有像玫瑰一样乳头的斯米德太太只是“毫不犹豫出卖肉体的人”，克伦纳太太是“不慎重地散布谣言”，斯米德“对于权威的顺从态度，让他变得特别合作”，校长“就像一个干瘪的黄瓜， 大脑功能低于斯米德”，克伦纳是“双眼痴呆的愚蠢家伙”，一只脚残疾的弗塔基是唯一危险的人，但是，“危险，但是能够利用……”

他们想要离开，却把自己关闭在招待所里，他们想要醒来，却在永不喝完的酒杯里，他们想要实施自己的计划，却总是跳着六步踏前六步退后的“探戈”，“我的生命是探戈。我的父亲是大海。我的母亲是大地。我的名字是探戈。探戈。没有大海，也没有大地。你把大海和大地怎么了。我的生命是探戈。探戈。”克拉蒙不断重复着那些话，斯米德顶着奶酪卷，拉乔斯和斯米德夫人跳着舞，六步踏前六步退后，六步退后六步踏前，循环的探戈，重复的探戈，没有大地，没有大海，只有被探戈拖着行走的生命。酒喝完了，乐曲停止了，每个人都沉沉睡去，又进入了他们无法离开的梦境。在探戈中循环，被梦境封锁，最后成为“蜘蛛工作”，“招待所的蜘蛛发起了最后一轮进攻。他们在玻璃上织网。杯子上。烟灰缸上。桌子腿。椅子腿。他们用神秘的线把自己绑起来，好像是来自他们躲藏角落的关键。他们的每个动作和摆动都很好，只要这张无形的网没有糟到破坏。他们在睡着的人脸上、脚上、手上编网。然后马上回到自己躲藏的地方。等待着他们的小线条再次颤动起来。”他们在梦中，蜘蛛在织网，腐朽着腐朽的生命，颓败着颓败的生活，还有谁能离开，还有谁能醒来？

他们跳着探戈睡去，他们自己就是六步踏前六步退后、六步退后六步踏前的“撒旦探戈”，而他们之外的他们到来，像比雨更暴烈的雨，像比风更狂放的风，起死回生的伊里米亚斯和佩奇纳，是另外跳起了“撒旦探戈”的他们。“伊里米亚斯的演讲”构筑了向外的目标，他让大家用理性战胜感性，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他让大家从懦弱、无能中醒来，“我们要团结一部分人，建立我们的模范农场，让大家安静地生活……”团结他们，建立农场，建立信心，这就是伊里米亚斯的计划，于是在起死回生的他们面前，弗塔基第一个将已经分发的钱从口袋里拿出，所有人都团结着加入了计划——他们醒来，他们行动，他们告别了那晚的“撒旦探戈”，“明早六点在阿拉姆斯大厦见”成为他们的开始。但是，当砸掉家里的一切，当离开了农场，当在出口时喊出“我们开始新生活了”，他们真的可以醒来，真的可以离开，真的会拥有一个模范农场？

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因为梦包围着梦，因为除了雾就是雾：伊里米亚斯拿走了他们所有的钱，用这些钱他们让斯泰格沃尔德准备了一辆车，让普莱尔准备了黑炸药，即使“明早六点在阿拉姆斯大厦见”中又回到了众人面前，也是告知计划将要被推迟，每个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散开、不联系成为他们的任务，于是他们变成了每一个他：去屠宰场，去干洗室，去长老区，一千福林是他们分散的资金。这就是他们成为每一个“他”的命运，还有什么团结，还有什么计划？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封闭自己的位置，“我们的真实也许能得到回报，也许会被惩罚。而只有那里，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位置，一个远离真实的位置。有一个属于它的地方，永远都属于它。这地方就是现在。”伊里米亚斯写给警察局上尉的信里这样说，这不是属于他们的位置，这是属于“他们”的现在，因为他们起死回生，因为他们是恶魔，是撒旦。

但是，伊里米亚斯和佩奇纳身后还站着另外的撒旦，即使上尉缺席，警察局也在最后的案卷中写下了每个人的归宿：不仅仅是农场里跳起“撒旦探戈”的他们，还有用团结之名制造了“撒旦探戈”的他们，都成为了被法律和秩序囚禁的人，警察身后的法律秩序代表着一切，伊里米亚斯说：“我们服从法律、秩序和自由。”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法律和秩序，而法律就是秩序，或者秩序就是法律；而招待所的“尖头”满怀希望地说：“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有秩序。”在招待所的“撒旦探戈”中，大家唱起了歌：“你很可爱，你很美丽，匈牙利……”他们被围在农场里，农场在国家秩序中，农场永远向外，却被置于无法改变的秩序中，六步踏前六步退后，这就是每一个人无法逃离的规则，像最后发起攻势的蜘蛛，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的变形，一个旋转的符号指向的是无法改变困局的无限性。

但是，在这个“撒旦探戈”里，有人从外面看见了起舞的他们，有人没有被蜘蛛带入“∞”的无限困局中，有人打破了这个循环和重复的死亡世界——是她，一个被叫做傻子的女孩，伊斯泰克用自死的方式选择了真正的离开。她听到他们的谎言，桑易对她说，只要在埋着钱币的地方浇水就能长出树来，但是没有，只有被挖掉之后剩下的那堆土；她看见了他们的混乱，母亲和拉乔斯走进屋子里，他们拒绝外人进入，他们又在干着怎样的勾当？“我妹妹是傻子，她对每个人都监视。妈妈打她，但是大家都说她辈子都是傻子。”孤立的伊斯泰克，被骗的伊斯泰克，没有尊严的伊斯泰克，也许只有在和那只猫打滚时才能体会自己的存在，“我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比你强。”浇水就能看到长满金币的树，这是一个传说，现在一个传说的覆灭是为了另一个传说的开始，死亡的实践就是关于生命的传说：她用老鼠药毒死了那只猫，她抱着猫吃下了老鼠药躺在了被摧毁的塔楼里，很安静地走向了死亡，“天使看到了，天使知道了，她的内心平静了，树，路，雨，夜晚，一切都安静了。她认为，所有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所以一切最终都变得简单，她意识到了时间之间的关系，她并不孤单，所有的人和事，都因她而定，就像她自己依赖一切一样……”

只有死亡才能摆脱生的循环，才能走出梦的困境，才能永远不听见“撒旦探戈”的舞曲。伊斯泰克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成为农场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出去的人，当她以回归生命的方式死去，躺在钟塔中的她就是敲响了丧钟：他们在跳“撒旦探戈”，永远被圈在“∞”的无限困局里；他们制造了起死回生的阴谋，却永远被置于秩序的监视之下；他们中的他不是医生是病人，听到丧钟把自己隔绝在黑暗的世界里，只有写下的那句话让自己醒着……一个人的死去不会改变结局，因为这永远是“未装订”的生命之书，秋日的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手风琴永远发出低沉压抑的声音，酒馆里的一切被蜘蛛网缠绕着，探戈舞曲让活着的人迈出了步子，他们准备出发，他们希望复活，他们永远在450分钟的故事里走向漫长的腐烂。

没有旁观者，没有逃离者，甚至没有唯一的作者：听到了丧钟的医生之外，制造了“除了雾还是雾”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之外，贝拉·塔尔用长镜头目睹了一切，他让“恶魔的乳头”现身，他让“撒旦的探戈”起舞，他定义了噩梦中的天堂，他制造了“前景”的幻觉，重复着重复，至少会让一个人从钟声中醒来，“贝拉·塔尔的绝望正处在他无与伦比的欢快道路之上，间于受害者的对普遍腐败的冷笑和对精神奴仆的呼唤之间。”雅克·朗西埃说。

作者：Little White Lies 编辑部

译者：csh

贝拉·塔尔正大步流星地走在柏林萨伏伊酒店的大堂中，他用嘴唇挤出了一个问题：「这会是一场长时间的采访，还是一次简短的采访？」经过记者片刻的犹豫，他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回答。「噢，简短的啊！」他嘲弄道，那六十三岁的瞳孔中闪过一丝揶揄。于是，他抽起了一支烟，作为让自己停下来的借口。

《撒旦探戈》是一部声名显赫的电影。这部被七个半小时的时长所标识的影片，已经被公认为这位退休的匈牙利导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宣言：这是一部浩瀚、荒芜的感性之作，将观众们裹挟其间。它以蜗牛般的步伐缓缓前行，测试着观众们的耐心。但是，对于那些坚持看完全片的人来说，它仍是一场不可磨灭、情感炽烈、关乎人类之绝望的电影冥想。

为了庆祝这部影片上映二十五周年，阿贝洛电影公司（Arbelos Films）对它进行了4K修复。这位令人尊敬的导演或许会谈一谈这一点，不过在这之前，他坐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开始探讨今日电影的境况。「现在的电影几乎就跟漫画一样了。他们忽略了『时间』。」他懒洋洋地说道。

当贝拉·塔尔被要求做进一步的阐释时，他提及了自己那标志性的长镜头用法。「早些时候，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摄影机在拍摄、整个场景都在运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用同样的节奏呼吸：演员、剧组成员、摄影师、每一个人。你就会全神贯注地『进入』这部电影。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张力，一种特殊的震颤。这是某种你可以在银幕上感受到的东西。你也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从视觉上来说，《撒旦探戈》并没有过多地偏离贝拉·塔尔在1994年之前已经形成的个人风格——那些此前在1984年的《秋天年鉴》和1988年的《诅咒》中曾出现过的风格特征，仅仅只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得到扩充。这部影片中的叙事结构，或许是其中最具野心的部分，它采用的是电影标题中暗示的「探戈」式推拉结构：在全片的十二个章节中，前进了六步，也后退了六步。

这部影片记述了乡村地区一个与世隔绝、面临荒废的农业社群的困境。而一位神秘同僚（米哈伊·维格饰）的回归改变了一切，人们本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到来让这些农民感到恐慌，但他也为这个绝望的乡镇带来了希望。

「一个月以前我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说实话，我一个镜头都没必要改。」贝拉·塔尔说道，「你如果要看清楚一样东西究竟是好是坏，二十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了。有太多的电影消失了。它们就像是卫生纸一样：你用过了，然后就把它们丢掉。这就是市场运作的方式。时间是非常残忍的，只有某些电影能够幸存下来。」

贝拉·塔尔被一个侍者打断了，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杯酒，导演迅速地感谢他「救了自己的命」。他一面爱抚着玻璃杯，一面整理他的思绪：这时话题转到了他与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合作，《撒旦探戈》正是由拉斯洛所写的作品改编的。「我们本来想在1985年就制作《撒旦探戈》的，」塔尔回忆道，「不过那时候布拉佩斯的共产党禁止了许多事情。制作那部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

受到政治气候的压迫与扼制，两人决定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诅咒》的制作中。在《诅咒》上映后不久，贝拉·塔尔与他的剪辑师（也就是他的妻子）阿尼亚斯·赫拉尼茨基离开了匈牙利，前往西柏林。在两人留居德国的岁月里，他们的祖国匈牙利正在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自1956年以来领导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卡达尔·亚诺什终于下台，匈牙利开始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时代。根据贝拉·塔尔的回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1990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有人走过来对我说，『匈牙利正在改变，你可以回来了』。所以我就回去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能够投入到《撒旦探戈》的制作之中。」

贝拉·塔尔选择了霍尔托巴吉作为他电影的背景，那是匈牙利大平原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潮湿的土路、田野与林地共同提供了一张简朴但醒目的画布，应衬着影片那荒凉的主题——这组背景甚至最终呈现为影片中一个独特的「角色」。「在匈牙利的低地，在那个恶心的地方，所有人在那里一共拍摄了一百二十天，那真的很糟糕，那种糟糕是身体方面的。」贝拉·塔尔承认道，「但是，在精神方面，那种体验是非凡的：那种时间感；那种隔离感。」

我们谈到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就是《撒旦探戈》中那个臭名昭著的虐猫场景——在那个场景中，一位年轻女孩艾斯提克（艾丽卡·博克饰）在混凝土的地面上翻滚、投掷、玩弄一只活猫，并最终将它毒死。这个段落直至今日仍是争议的焦点。当记者提到动物权益的话题时，贝拉·塔尔感到很吃惊，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忧虑。

「你疯了吗？」他厉声说道。「我在家里也养了两只猫。你能相信我会杀掉一只猫吗？绝不可能！首先，我们知道会拍这样一个与猫有关的场景，我们也知道这只猫得与那个女孩一起排练。每一天，我们都会在酒店的房间里玩这样的『翻滚』游戏。到了最后，那只猫已经习惯了这些动作，它已经不在乎了。」

贝拉·塔尔继续说道，「我们知道这只猫在电影里必须死，所以我就给我的兽医打电话——这位兽医负责照顾我家的猫——然后他就来到了拍摄地。我告诉他，『你得给它打点药，让它能够睡着。当你给我们打个手势，表示那只猫已经不省人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按下摄影机的按钮。』我们根据他打的信号来拍摄，那时候猫已经睡着了。全体工作人员都站在那儿等了二十五分钟，看着那只猫醒来。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相信我，那只猫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它发出来的所有叫声，都是我们在网上的素材库里找到的声音样本，因为在拍摄过程中，那只猫自始至终都是安静的。」

《撒旦探戈》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称作是一部典型的贝拉·塔尔式电影，它包含了这位导演所有的标志性特征：倦怠的长镜头；漫游的跟拍镜头；磨人的、严酷的天气；影片中的角色们面对着一个冷漠的宇宙，挣扎着想要维持自己那卑微的生活。对于多年来针对他作品的那些批评，他说道，「有些人会说出一些愚蠢的言论，像是『你的电影太悲伤了』。我会这样回应他们：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了，那么我会很高兴。如果你变得更脆弱了，那么我很抱歉。」

尽管这次采访主要关注的是过去的作品，但「怀旧」的情愫对于贝拉·塔尔来说更像是某种诅咒。「我在寻找一些新的东西，」他说道，「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必须创造——否则我就会死掉。」2011年的《都灵之马》成为了贝拉·塔尔的故事片息影之作，结束了他三十四年的导演生涯，但他从未因自己取得了成就而停止工作。他现在是萨拉热窝的「电影·工厂」（film.factory）电影学校的教授与课程主管。与此同时，他还为阿姆斯特丹的眼睛电影博物馆（Eye Filmmuseum）策划了一次名为「直到世界尽头」的展览，用于展出一件混合型艺术，它融合了电影、戏剧、装置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他也在继续担任多所电影学院的客座教授，最近还完成了一部名为《失踪人口》的纪录片，该片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映。

不过，他已经确定的是，他制作故事片的岁月已经结束了。「是我们一起制作了这些电影。米夏伊、拉斯洛、阿尼亚斯和我（译者注：米夏伊指贝拉·塔尔的御用音乐制作人米夏伊·维格）。拉斯洛负责写作，米夏伊负责音乐，阿尼亚斯负责剪辑。我只不过是负责指挥而已。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东西拼凑在一起。」这位非凡的艺术家展现出一种谦逊的姿态，但他那独特的风格无疑已经拓宽了观众们的视野，也扩展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