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

感触好深的一部电影，当国内不断产出《长津湖》《狙击手》这种大制作，大场景，大战争为主旋律红色电影时，隔壁国家居然用小成本以一个特殊的角度拍了这部爱国题材的电影。

语言作为一个国家历史的直观呈现，侵略者要求将这个历史抹去，引起一众爱国人士的语言保卫战，没有浓枪重炮，通过一堆方言的刻画，让观众自然代入了民族精神，虽然结尾有点仓促，但是不妨碍它的成功，至少是国内见不到的主旋律类型，感叹隔壁还是一个没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家。

在禁止使用朝鲜语的20世纪40年代，京城一家电影院的检票员金畔守（刘海镇饰）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一间书店打工，而店主正是朝鲜语学会代表柳廷焕（尹继尚饰）。在书店工作一段时间后，金畔守慢慢发现，书店中的职员全都是朝鲜语学会的成员，他们正在秘密编纂一本词典。一开始，他对这编朝鲜语词典一事不以为然，但他的子女的遭遇让他醒悟。这个不求上进的文盲，终于决定睁眼看世界。他开始刻苦学习朝鲜文字，也真正意识到了编纂词典的意义

這部電影通過一部詞典的編撰讓我再次見識到了日據時期高麗民人的種族關懷，同《東柱》《一死開悟》《大將金昌洙》等抗日作品一樣，催人淚下。可見，這種抓住人心的作品是有其一貫傳統的。

高麗的抗爭劇似乎恆常在追問同一個主題，即面對強大的異族壓力，我們應該怎樣全面地展現這同一個抗爭的多個面向？以使人感念前人的精神並繼承之，而非單純粗暴地痛恨歷史上的敵人並延續這種痛恨。因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繼續塑造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個民族偉大與否，不是以她擁有多少先進武器為參考的，就如同一個大學校的層次高低不能通過她的大樓數量來判斷一樣。

鬥爭當然離不開武力，但如果一個地域的影視作品持續數十年都是以武力題材為主流，那只能說這個地域的審美已經低級到純粹地欣賞暴力。以暴制暴是最直接最低級的反抗方式，對這種動物性反抗方式的宣傳除了培養觀眾的暴力和畸形崇拜以外什麼都培養不出來。

高麗民族的影視作品能達到這樣的高度，當然是和她的社會環境是有關的，而這個環境是其一代又一代，影視的、非影視的同仁們一起創造的。仁人君子，百代而上，百代而下，都在孜孜為其民人塑造一種環境，一種人的環境。

《词典》讲述了韩国被殖民时期，一批有志之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完成韩语词典的编篡工作。故事还是一贯的市井小人物救国，韩国大多数的主旋律电影几乎都是，粗鄙的小人物，喜感十足，被崇高理想打动而献身。娱乐效果很强，可以说有利有弊。 弊端不是说讲小人物不好，而是韩国电影的小人物形象太过于模式化，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太重。这种喜剧，人物的行为略微浮夸，在细节上也不能深究，所以失去了不少深刻性。同时也有利于传播，毕竟通俗。 这种风格的喜剧国产电影也做了不少的尝试，比如开心麻花，但是故事上都更单薄。而有些电影，更是错误的尝试。比如这类娱乐片所常见的，在某个节点，英雄们集结登场亮相，由于电影本来风格就浮夸，也不会让人很出戏。但像《我不是药神》里刻意的造型登场就不同了，非常突兀，不应该在现实题材中刻意使用。

电影完成度很高，感动指数也直逼《辩护人》，有人说都是韩影的套路，我觉得说得不错，这类题材这么拍也不算高级，但把故事讲好讲得漂亮就是好电影。起初看电影被电影里的故事感动，倒也不是因为什么拍摄手法高不高级，最重要的还是好好讲故事，甭管用什么手法。 词典编撰故事我记得还有日本的《编舟记》，影片氛围和这部截然不同，但也很好看，很安静也很热血。两部影片里的人物其实都是出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热爱才着手编撰词典的，只是这部在日殖背景下更凸显拯救和抵抗精神

語言是民族的精神，文字是民族的生命。

看到韓國，不免想起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早期統治者為了便於統治，除了要求派駐台灣的日本官員學習台灣本土語言（包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也同時對台灣人推行「國語教育」，此時的「國語」指的是日語。但就在1937年， 台灣總督府一改過往四十多年的雙語政策，強力推行日語教育，廢止報紙、雜誌的漢文版，在各地設立「國語講習所」、「國語練習會」、「國語保育園」、「國語愛用會」，取消漢文課，要求老人也要學日語，同時又設立「皇民練成所」，公布「國語家庭認定規程」、「國語模範部落建設競進會要項」、「關於官公署國語使用要項」，展開正式的皇民化運動。 這段歷史曾聽阿嬤說過，不過，由於出生鄉下地方，倒是沒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但幾句日文還是記得的。

語言可以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可怕的就是思想的轉變，你會開始以為自己就是日本人，這也正是殖民者想要的效果。

也因為這段過去，到了二戰結束後，國民政府在台大力推行「說國語運動」，此時的「國語」是普通話，具體的舉措包括 「國語廣播教學」 、 推行《國語小報》（今國語日報），也著力加強學校、機關及公共場所須使用國語。初期也並未限制人民說本土語言，但到了1951年，教育廳明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又陸續出台更嚴格的措施，1973年， 教育部為「為普遍推行國語及注音識字運動」公布《國語推行辦法》，依照辦法第2條：「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得聘請專家及熱心人士，組成國語推行指導委員會，負責研究、設計、及指導事項。」，所有教育單位需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

在「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期間，台灣各主要道路及在原住民部落較顯眼之處，皆會以大型標題「人人說國語」或「愛國說國語」及「請說國語」等看板宣傳，且在學校必須講國語，電影院禁播方言、外語電影。

作家侯文詠的小說《請說國語》生動描述了那段推行「說國語運動」的歲月：

小學校長想出點子，硬紙板上寫著：「請說國語。」一條尼龍繩綁的狗牌用來懲罰那些用方言交談的人；狗牌共有6面，每個年級各發一面，戴狗牌的人兼任糾察當「鬼」，在他發現另一個說方言的人時，就可以把狗牌交出去了。

這段提到的，是校園中對於說方言的學生，會祭以「掛狗牌」的方式侮辱。媽媽也曾跟我分享，小時在學校說台語是要被罰錢的。但在社會上，人民為了表達抗議及不滿情緒，也會以普遍敵視不會講方言者為回應。這就造成了社會中的敵對仇視（譬如大家可能常聽到台灣有本省外省的衝突，現在偶爾還是會被政治人物拿來炒作）。

直到解嚴後，國語運動才廢除，改行推廣本土語言，但是國語取代母語的趨勢已無法停止，許多年輕人已不太會聽或說方言。不過，還有政府及許多有志之士仍在努力，除了推行方言學習，在台灣也有客語認證、閩南語認證等措施。學校也開闢課程，讓學生從小學習本土語言。重視語言、重視文化，該是人的自覺。

想要從根本摧毀一個民族，打擊語言、湮滅文化是必要手段。但是，這些可都是寶啊，在現代，保護都來不及了，想著打擊是怎麼樣地殘酷呢。

說完台灣，還是回到本片吧。電影的題材沉重，雖然加入了諸多情節軟化了一些，但結局不免是以犧牲換成就。

就題材而言，該拍，不過還是有明顯的缺憾，節奏稍顯拖沓，許多情節甚至安排得太刻意，可以刪減，譬如警察長明知聽證會有鬼卻查不到，在手下匯報時，命令他們密切探查朝鮮語學會留有的後手，結果教堂外都沒人盤查，只去監視代表，這實在智商太低，不如不要安排這幕。還有些演員的表演較為生硬，偶爾會讓人出戲。幾個試圖意象化的元素，如童謠、蒲公英等，倒是不用多次點明。

唉，不知道中文辭典的編撰出版背後又有哪些故事，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挖掘，或是以那段歷史為主軸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