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Caravaggio）在狂欢 李白仗剑，斗酒赋诗，绝为唐朝一代绮丽男。我们不管他是山东人，四川人，还是阿拉木图来的哈萨克土人，他都成为一个时代最华彩的异数。而在文艺复兴末期出现的卡拉瓦乔，同样是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里一朵奇异的神秘之花。米开朗基罗·梅利希·卡拉瓦乔 （Michelangelo Merisi Caravaggio）出生于被意大利伦巴第省的卡拉瓦乔村，由此得名。卡拉瓦乔是一个手握画笔，嘴衔匕首的少年，生病的时候皮肤会变成绿色。他的匕首上刻着“No Fear No Hope”，出于对冷兵器的一贯热爱，我也很想弄一把这样的匕首。但首先，我们应当怎样怎样理解这两个短语之间的关系？因果？并列？无所畏惧因而了无希望，还是人们注定无恃无恐同时希望渺茫？“hope”这个词，可以解释成欲望吗？这些疑问，谁能够回答。任何人都可以回答，但作出的都不是问题的答案。博学如博尔赫斯，在诺顿讲座的第一讲中说道，我来这里不是教给诸位任何方法和启发，而是告诉你们我写作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所有疑惑。对于思考者而言，最紧要的是扩大自己思考时的那种孤寂感。只有在这种了无俗世噪音的孤寂中作出的思考以及回答，才可以称之为答案，并且无论对错。 说回历史上的卡拉瓦乔，在我看来，他的一幅《手提哥利亚头的大卫》就基本上可以把大部分搞现当代艺术的哥们们给毙了。就像有人说米勒《黑色的春天》毙了所有后现代写作一样。大卫手中狰狞的头颅，乃是卡拉瓦乔自己的。相形之下，现当代艺术越来越多的称为一种投机行为。大多数的装置艺术品在造型艺术上与战国的青铜器比都是垃圾。艺术品会受历史时代影响而有所谓现代感，但是要知道，对美的感受完全不会受到影响。即使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审美情感。所以，绘画，电影这些艺术我们必然要欣赏形式背后的内核。因为它们注定无法像音乐一样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绝对统一。而卡拉瓦乔在其神圣画作背后所表现的，是一种神人相通的注视世界的目光。 人类文明之初，天地相通，神人互属。那时人人都可敬神设祀，因此社会混乱。后统治者命人专职祭祀历法，使人神无相侵渎，此谓绝地天通。此后神开始非人化，统治者开始神化。但是仍有一小部分天赋异禀之人可以通天入地。卡拉瓦乔所有宗教题材的人物都相当忠实于模特的本貌，无论模特本人是流浪艺人还是街头小贩。卡拉瓦乔独特的用光正是显著突出画面上的各色人物，而这些人物都呈现出市井俗人的外貌，我想是卡拉瓦乔有意要模糊神话与人间的界线。艺术家永远忠于自己的眼睛，他可以无比自信的告诉你，生病的人皮肤是绿色，爱情的颜色是蓝色，仗剑的大卫就是那美貌的拉努奇奥（Ranuccio）。卡拉瓦乔用不羁的眼神注视着自己信仰的人间，作画，决斗，临死毅然抛弃那制作粗糙的十字架，到最后一刻都不愿苟且自己。我想，正是这种在艺术上模糊的手法，以及生命狂欢之余的坚定信仰感染了贾曼，令他花了7年的时间来准备这部作品。 贾曼在狂欢 贾曼在艺术上的多才多艺为他的电影注入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按他自己的话讲“我不认为事物间存在着鸿沟。它们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所以到处悬浮的意念（ideas）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不论是电影、绘画或文字。对我来说，区分在某种程度上透过了资产与各式其它的历史性强制命令被强加在我们身上。”他有意模糊了众多艺术形式的界限，从这点来说，《Caravaggio》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他筹划了7年的影片不仅有着荷兰油画一般的画质，而且里面所有卡拉瓦乔的作品都被再演绎过，作为电影的背景呈现。因为专业出身的缘故，贾曼的影片中很多布景，用光都深受绘画的影响。《Caravaggio》可以说是一个 肇始，卡拉瓦乔那种似乎是人物本身发光的独特方式被贾曼一再运用到了自己的影片中，后来的《Edward II》和《Wittgenstein》在这方面都非常典型。这种用光方式很容易产生戏剧化的效果，也因此与贾曼对于叙事戏剧化的演绎非常合拍，我想是英国人的戏剧传统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贾曼对于电影文本，声音和影像本身的三者结合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文本得益于贾曼的诗人身份，都非常的简洁有力，同时有一种极端的静谧在里面，都是“on slow motion”的。在这一点上，《Blue》绝对是登峰造极之作。贾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艺术家的本能发掘了生命的本色——蓝色，此时他的视力已完全丧失，因此可以说他的发掘是模糊了感官的界限的。同样是失明，博尔赫斯发掘出的是金丝雀——如太阳般的金黄色，相比之下，贾曼更加内敛。在配乐上， Simon Fisher Turner的音乐总是能与贾曼的基调合拍，《Caravaggio》中运用了大量原声吉他的弹奏，呈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繁盛。《The Last of England》中低沉的大提琴，《blue》中若隐若无的音乐，都是SFT的杰作。以上这些，都是贾曼在艺术形式上一贯的“模糊”的做法，《Caravaggio》模糊了传统叙事和先锋演绎，《The Last of England》模糊了日常影像和虚构影像，《Wittgenstein》模糊了哲学和影像，《Blue》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模糊了生命与爱吧。虽然贾曼的影片有时仍喜欢使用波普的拼贴手法，比如《Caravaggio》中的计算器，《The Garden》中的前方画面与背景的拼贴，但都并非刻意为之，我认为也是贾曼“连续体”思想的体现。 此外，贾曼在《Caravaggio》中还对各种影像进行了“柔”化，援引专业说法是电影的“肤”化（the skin of film）。贾曼一向喜欢在自己的影片中对同性之爱做情色化的“柔”制，《Caravaggio》中caravaggio与ranuccio那一场赤裸的对决，充斥着雄性的暴力和同性的情色，因为从背景到人体都是暧昧的暖黄色，而且两人始终做眼神上的交流，直至最后那以下突发的暴力。在《Edward II》中，也有一场男人双舞的戏，在水泥的简陋背景和强光灯的照射下，呈现另一种对比强烈的美。再到《The Garden》中那一对同性恋人的柔情，贾曼在自己的作品在中彻底的表达自己对同性之爱的赞美，虽一直游走于情色的边缘，却被贾曼运用光线，配乐以及旁白钝化了影像背后尖锐的内涵。这从《The Garden》在正规院线中发行亦获得极大成功就可证明，贾曼做到了使大众接受这种并不尖锐却坦诚的表达。 我在狂欢 贾曼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电影上的地位如同托尔斯泰在小说上之于我。如同诗人写小说语言总是没问题的一样，画家出身的贾曼在影像画面上也没得说。《Caravaggio》如荷兰油画一般，《The Garden》中许多室外镜头温暖的光线，〈Blue〉中也并非随便挑选的蓝屏，而是使用的著名的“克莱因蓝”。贾曼还偏爱super-8所呈现的颗粒感很重的画面，这样的影像有很强的色块化的效果，跟印象派相似，既可以表现很温暖的东西也可以使镜头充满粗砾感。Caravaggio在临死时拒绝了十字架，而是拼命握住自己那把匕首，贾曼同样至死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一天，男孩爱男孩，女孩爱女孩”。他眷恋着H.B.，却在日记中写道想早日离开这个世界，就如caravaggio深爱着ranuccio可还是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因为生命还需要尊严，贾曼就算要活也要活得有尊严，可病痛已让他无法自己控制着一切。博尔赫斯说在智慧，爱和快乐中，快乐往往是最不重要的，而比爱更加稀有的则是智慧。贾曼无疑奢侈的拥有了这三者，无数前辈大师都没能享有这一殊荣，所以我为贾曼而狂欢，为贾曼而祝福。对他的电影，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话总结：“再说一遍，不要去想，而是要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