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的拳头

本片拍于1965，距离1968三年。被认为是地震前的晃动。奇怪的是，这么一部晦涩，癫狂，反叛，不娱乐的影片一开始未能被评论界接受，却被观众热烈接受了。可见某种社会情绪已然酝酿。 后来的评论认为，马可·贝洛奇奥的电影都是对1968“抽象愤怒”的回应。（这个“抽象愤怒”的说法太好了。）

导演在访谈中提到两件趣事。一是当他还是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时，有幸碰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安东尼奥尼，自告奋勇要当老安的助理，老安的回答带着他一贯的简洁风格：“绝对不行。”，他意识到傍大款是不可行了，一切要靠自己白手起家。二是布努埃尔，这个一向以宗教为讽刺对象的大师，也未能接受电影里的弑母和对母亲尸体的不敬；这就是说，连老反叛布努埃尔也不能接受小反叛了。

贝尔托卢奇在谈到这部电影时，提到了二者的师承。他们都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无缘，贝尔托卢奇的老师是法国新浪潮，而贝洛奇奥的是英国自由电影。也许吧。

非常意外的是影片描述的竟然是一个几乎没有外延的家庭血腥暴力，癫痫病儿子的弑亲动机是因为被害方的存在增加长兄的生活支出负担而阻碍了其与长兄一起住进城里的愿望，而一再向长兄邀功无果后造成的影响就是增加更多的杀念，最后留下自取灭亡的结局。对于人性堕落至此的历史与社会责任则是留给了影评届来发挥，这种责任缺失可能是个风格，但却不应该是值得肯定的理性态度。

无因的愤怒

《怒不可遏》是导演贝洛奇奥的长片处女作，当时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可谓“剧”惊四座。《怒不可遏》使用了一种极端的故事方式，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家庭谋杀的故事一样会有明显的前因后果，它是一种无因的愤怒，不需要明确的、合理的动机交代。

其实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愤青电影很多，比如《说谎者比利》、《如果》、《长跑者的孤寂》和《少妇怨》等等。可以说，这种无因的愤怒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时代精神”特征，三年后的“五月风暴”，则是这种愤怒的集中爆发。这种“无因的愤怒”，根究起来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6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在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许多父亲死于战争，造就了许多“无父一代”。他们和父母辈的“三观”存在巨大的差异，存在一种或明或暗的叛逆——仿佛口袋中紧握的拳头。所以，失明的母亲作为父母辈的代表在电影中最先惨遭毒手。
虽然电影里的父亲未明确交代死于战争，但无父的状态在当时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除了无父的焦虑，还有生活工作的不如意、疾病的困扰、失明母亲和智障兄弟的负担、乱伦的潜意识冲动等各种巨大无形的压抑下，男主角对这一切给予“愤怒的回击”是再自然不过的肾上腺反应。失明母亲和智障的兄弟，与其说死于艾尔手上，不如说是社会家庭病态下的间接牺牲者。

不要家庭，不要民族国家，只要自私的人性

家庭与社会，如果是最大元凶的话，那么人性的自私就是杀人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艾尔最开始开车载家人去祭拜父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杀心”，不过当时并没有行动。而促使他杀了母亲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省那一年几百万里拉的费用，以便用于来养黍鼠。而艾尔杀了母亲的话，对于顶梁柱的哥哥来说这无疑是“甩”掉了一个包袱。家庭和亲情的价值，在艾尔和他哥哥的这个“准交易”中显得一文不值。
艾尔作为最大的凶手在整部电影里几乎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母亲死后他轻松了一段时间，找女人、出入舞会但“无因的愤怒”和“无父的焦虑”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始终存在，面临的社会困境仍然无法摆脱，杀人之后的“多巴胺”刺激仅仅是麻痹了一时。尔后，他又再度感觉到沮丧，而这正是他再次杀死智障兄弟前在电影里的内心独白。仿佛“甩掉”这个智障兄弟也许就能使他不再沮丧，获得新生一样。为了自己迷幻般的私欲，艾尔无法控制得杀了他的兄弟。
朱丽娅，作为艾尔的妹妹步了他的后尘，成了电影里的第二个凶手。在电影结尾时，朱丽娅趟在床上和他的顶梁柱哥哥谈话，他们依稀感觉到了危险的艾尔会成为甩不掉的包袱，而当她在看杂志的时候，艾尔进来了——此时，她赶紧装睡开始逃避。当艾尔在《茶花女》的歌声中癫痫发作时，朱丽娅的内心挣扎着，在“亲人的负担”与“自私的自由”中最终选择了自私，她以不施救的不作为方式杀害了她的哥哥。
整部电影就是这样残酷的以一个又一个的谋杀，生生摧毁这个沉重破败的家庭。电影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死亡后，兄弟四人开始清理房间的旧物时，曾清出一面国旗，艾尔接过手后，看了一眼想都不想的就丢弃到一边。国旗也许是以前父亲的，这个意味着国家民族的旗帜没有实现两代人的传递，父辈为之奋斗（法西斯，或反法西斯）的理念，被轻易的抛到一边。国家、政府、民族这些也许什么都不是，自私的人性才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最强大驱力。正如电影里说谈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这个论述来自于霍布斯的著名政治哲学理论，电影里在露西亚的舞会时借一个书呆子之口说出。也许只有把人的关系还原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时，才能重新找到问题的症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人性理论？

贝洛奇奥拍摄这部电影时仅有26岁，如此年轻的年纪也许无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但他和他的好朋友帕索里尼一样是一个行动派。他拍摄了这部电影后，又在1967年拍摄了《中国已近》，1968年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组织，此后还拍摄了左翼纪录片。《怒不可遏》里面揭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虽然在电影里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此后的上述行为视乎表明了答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向来批判西方的人性论是唯心不辩证的理论，而随着时间的流失，社会的变迁，年龄的增长，问题与答案也在不停的变化着。虽然贝洛奇奥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都在关注社会问题，但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问及马克思主义时，他却说“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能起什么作用了，今天政治意味着管理”。他重又回到了艺术家更加关注的问题，人们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人性表现。
可以说，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怒不可遏》都是时代的产物。

影片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位失明的老母亲，和四个儿女，其中3个患有间歇性发作的癫痫疾病，而比疾病更可怕的是，他们由于幼年缺爱，厌倦于贫穷和失明的老母亲，价值观缺失，性格扭曲，最后招致整合家庭的悲剧。导演透过一位儿子的自私和愤怒，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的悲剧缩影。片中的唯一一丝温情，是病的最严重的弱智儿子，在哥哥姐姐烧毁的母亲遗物里，翻找那些不值钱的，陪伴他们一家一起生活的，残缺的器皿。愤怒的拳头是可恶的，无情的，却又是可悲的，让人心生怜悯。导演的很多镜头都深含寓意，将世人的冷情展露在每个画面，不刻意渲染，不夸张表现，残酷的现实就静静地在一边，令人不愿直视，又无法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