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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击俱乐部》和《消失的爱人》导演讲述了他为将父亲的《曼克》剧本搬上银幕而奋斗30年的故事。
1999年《搏击俱乐部》首映一个多小时后,大卫·芬奇溜到外面透透气。当他残酷暴力的黑色喜剧被选入威尼斯电影节时,导演并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无论梦中的情景是什么,都不是现实中的样子。早早就有人开始退场,且逐渐变成成群结队地离开。仅有还在笑的观众是他的男主角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虽然平心而论,两人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第一篇非公关影评曾将芬奇的电影描述为 "对个人体面难以承受的攻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而电影节观众明显也没有表现得更热情。
"每个场景落地时的铿锵声都变得太过强烈了。"现年58岁的芬奇在家中通过Zoom告诉我。他回忆说,当时他坐在外面的台阶上 看着一群令人厌烦的老年妇女走过,"每人都穿着至少一件有豹纹的衣服,就像《毕业生》里的六个安妮·班克罗夫特" 其中一个显然认出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可怕之人,对同伴们发出嘘声,同伴们看过来,全都摇了摇头。"那时我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自豪地笑了。
芬奇最新电影非常精彩——自2014年《消失的爱人》以来他的第一部电影,它不太可能引起许多观众暴走回家,那是因为他们看的时候已经在那里了——《曼克》是一部Netflix出品的影片,它拍摄于疫情发生前,但剪辑、打磨和上线都在封锁条件下进行。它以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为背景,以银幕单色拍摄,讲述了《公民凯恩》剧本背后的政治诡计和个人恩怨:这部电影于1941年上映,至今仍被广泛认为是最伟大的电影。《曼克》的主角英雄不是奥森·威尔斯,《公民凯恩》的年轻导演和明星(上映时他才25岁),而是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赫曼·曼凯维奇,一个狂热的天才编剧和无可救药的赌徒酒鬼,由威尔斯请他来代写剧本。
《曼克》自身的剧本是芬奇已故父亲、记者杰克·芬奇(2003年去世)写的,他从小就培养了儿子对电影的热爱。"并不是说他设定了这样的课程,而是他告诉我,'听着,如果你要看《西部世界》或者《万能金龟车》,你必须用好的东西来调剂',"他笑道。《奇爱博士》和《2001:太空漫游》就在早期的启蒙电影之列,但《公民凯恩》是巅峰之作。"当我告诉他我要在学校里看的时候,他就说:'准备好看之后和我一起讨论吧,因为这才是最好的。”
当杰克60岁退休时,他决定要自己写一部电影,于是向他的儿子寻求指导,当时大卫·芬奇已经20多岁了,作为麦当娜最喜欢的音乐视频制作人,他正在磨练自己技巧。(《Vogue》和《Express Yourself》是芬奇的两部MV代表作)大卫建议以《公民凯恩》背后曲折的编剧故事作为题材,在父亲开始工作的同时,他去Pinewood工作室拍《异形3》——这个过程本身就不是很顺利。
"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写的剧本有很多关于这个狂妄的年轻导演践踏他的合作者的内容,我当时就想,'等一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笑道。"即使他们把王国的钥匙给了一个25岁的年轻人,也要让所有的部队朝向同一个方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杰克不断修改剧本。90年代末,大卫向各家电影公司兜售剧本,其中有一位大牌明星就是凯文-史派西,他曾和大卫合作过《七宗罪》,后来还在《纸牌屋》中重聚。但芬奇坚持要用符合时代特征的黑白影像来拍片始终是一个交易的障碍。当2002年杰克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无法活着看到这部电影的制作。
直到去年,芬奇在打磨完他的连环杀手剧《心理猎人》第二季后,他受到Netflix的邀请投出一个新项目,《曼克》才进入可行的领域。流媒体服务准许了每一个特质化的细节。从让演员们以1930年代发音清晰的风格进行表演——芬奇称之为"'知道你的台词,不要打翻家具'的演技派",到场景之间的渐变到黑通过在录影棚真实关灯来复制。完成后的项目是惊人的——一个个人的悲剧,一个好莱坞的谜团,以及对权力和娱乐之间令人不安的美国契约的控诉。当我问到芬奇认为他的父亲会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时,他笑了。"他会认为我们对威尔斯太客气了。
由于之前只和别人创作的剧本合作,在编剧与导演的观点冲突问题上,芬奇深有体会。"《公民凯恩》的功劳到底是威尔斯还是曼凯维奇应得的居多?"他问:"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是否把对方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毫无疑问是的。你总是怀着最好的愿望去斗争至死的。"
Netflix让芬奇拍《曼克》也在情理之中。正是他2013年为他们拍摄的政治惊悚剧《纸牌屋》才一手确立了流媒体作为让那种成熟、复杂的故事得以存在的媒介,而这种故事在2000年代好莱坞的垄断经营的淘金热中早已被抛弃。他是否担心自己在Netflix崛起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可能会为老式电影院的衰落铺平道路?
"仍然没有什么比看到幕布打开,700到1200人一起分享一部伟大的电影更好,"他说。"但这已经很久没有成为我的体验了。你知道,现在是,'请你把它关掉好吗?'或者,'我能请你别说话吗?" 至于技术上的考虑, "我对Netflix品控的印象比其他任何电影公司都要深刻。每部电影都是为了让人在45英尺的范围内观看吗?说实话,不是。我们在《消失的爱人》的画面上花了很多心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家里的65英寸屏幕上看这个故事,我也是没问题的。"
此外,他继续说,当初是电影公司让出了地盘。"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五家大片厂"——这是一个狡猾的教父噱头——"不想拍任何不能让他们赚到10亿美元的东西。他们都不想做中等价位有挑战性内容的生意。而这恰恰是我所做的电影。流媒体人所做的,是为那种真正反映我们的文化,并与大的创意搏斗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平台:关键在哪儿,在于人们对什么感到焦虑和不确定。这些都是五年前就已经死掉的电影。"
差不多六年前,改编自吉莉安·弗林引人入胜的人气小说《消失的爱人》对芬奇来说就像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出逃。"如果不是我们指出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位置,就不可能拍出那种不和谐、令人煎熬结局的电影。
不过芬奇仍然认为,即使在我们这个大片至上的时代,电影公司仍然会从思想驱动的电影中获取灵感。"之前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有机会凭借《小丑》获得比《黑暗骑士》更大规模的成功,"他说。"我不认为有人会看了那些材料,然后想,'是啊,让我们把《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比克尔和《喜剧之王》的鲁伯特·普金合二为一,然后把他困在精神病患者的背叛中,并以10亿美元的价格兜售。"
“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他将华纳兄弟早期对《小丑》的奥斯卡公关重心与福克斯公司早期放映《搏击俱乐部》时的抽血式恐慌情绪进行了对比,"事后电影公司类型的人普遍认为,'我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我们能在1999年拍出那部电影,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对于《纸牌屋》而言,Netflix的数据算法一直表明该剧会深受订阅者喜爱,尽管该剧一开始很难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人们都说,'华盛顿不是这样工作的! 大家都被吓傻了!"他记得。在制作开始之前,他和这个剧集的创作者Beau Willimon "在华盛顿花了一个夏天的时间,只是去餐馆,偷听谈话,并从他们那里窃取信息。人们说,'这已经沦为最明目张胆、最愚蠢、最明显的......'我当时想,'那是逐字逐句的。”
不过现在呢?2017年,史派西被指控性骚扰,虽然后来指控被撤销,但他被写进了该剧的最终季。芬奇是否觉得这段丑闻玷污了它的遗产?
"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对《曼哈顿》——1979年伍迪-艾伦拍摄的关于一个42岁作家和一个17岁女孩之间的浪漫故事——有好感,"这是一部被时间玷污得难以置信的电影。但从纯粹的电影角度来说,你知道,我很难......" 他断断续续地解释说,他一直在为一部以取消文化为主题的迷你系列剧想主意,这部剧记录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名人曝光后的后果。"它的核心是关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衡量道歉,"他阐述道。"如果你给出了一个真正发自内心的道歉,却没有人相信,那么你是不是根本没有道歉?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麻烦的时代。"
芬奇会是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的理想电影人。毕竟,正是他在1995年以《七宗罪》先发制人,抢占了全球情绪黑暗的先机——这部充满阴霾、令人绝望的新黑色电影,奇迹般地成为当年票房第7高的电影。"《七宗罪》能赚到那样的钱,对我来说,就像对那些为它买单的人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说。"但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坚持了下来。" 他愉快地回忆起与制作公司和美国电影协会——美国审查委员会——就影片中精心设计的残忍谋杀案进行谈判,我们实际上都没有看到这些谋杀案的发生。
"一切都在影射中,"他说。"能够对美国电影协会说:'好吧,我们没有展示出来,我们只是谈论它。如果你看到了,那也只是在你肮脏的小脑瓜里'。没有其他的艺术形式能让你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有机会接触到别人的整个大脑。而你给观众看的和他们所体验到的之间的空间是整个交易中最有趣的部分。"
《曼克》12月4日在Netflix上线
The Telegraph专访原文链接:
David Fincher: film studios 'don’t want to make anything that can’t make them a billion dollars'
曼凯维奇与《公民凯恩》中的那个报业大亨有着微妙的相似:家庭对于二者的影响延续终生;展现出极佳的才华与能力;积极地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只是,曼凯维奇的伟大不朽很长时间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复古的黑白影调的确可以将其看作一部迷影作品,更不用说富有年代感的字体与“烟圈”,然而对于我来说,片中的迷影情结不止于此,还在于编剧与导演之间微妙关系的探讨。奥逊•威尔斯给予曼克充分的创作空间,以至于这位导演在创作生涯最为重要的作品时只与编剧见了一面——以不欢而散告终。作为当世重要的顶级导演,自始至终以作者身份闻名,大卫芬奇在创作生涯中却罕见地不担任编剧一职,其对于合作编剧的重视程度也不禁令人怀疑他是否认同“导演中心论”。相比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的奥逊•威尔斯——大众认知中造就这部经典的第一推手,在电影中大卫芬奇似乎更为认可曼克扎实而卓越的剧本,对于《公民凯恩》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是与威尔斯旗鼓相当的。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好莱坞作者导演,以其自身所能笼络到的一切资源,拍了一部为黄金好莱坞编剧正名的作品,这真的太有趣了!
黄金时代制片厂顽固与保守以及好莱坞作为美国政治风向的晴雨表也是本片的另一大主题。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以及赫斯特联合剪辑反厄普顿·辛克莱的虚假新闻短片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党州长候选人的厄普顿·辛克莱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1934年竞选,他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加州消除贫困计划” 无疑是好莱坞制片厂体系下的大亨们所避之若浼的。路易斯·梅耶剥削克扣底层剧务工人的虚伪嘴脸到现在依旧无法释怀,如此这般大资本家们,岂能允许一个“赤色分子”动他们的奶酪?有意思的是,厄普顿•辛克莱1927年出版的小说《石油!》所批驳的,恰是这样一批白手起家的新贵们的黑金底色与原罪,在2007年被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改编为电影《血色将至》。政治斗争这一条线也许很多人看得云里雾里,因为它与曼克的创作过程似乎并无太大关系。个人认为这是曼克心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截点,与欧文·萨尔伯格、路易斯·梅耶的政治斗法失败,对于这样一个秉持左派立场、帮助战时犹太人的高道德要求的知识分子来说,好莱坞作为自由价值观的堡垒已如同幻影。曼克是那个时代好莱坞大部分“发动机”的缩影:颇有天赋,心怀天下,倜傥风流但又保有自我的理想信念,单凭肉身难以与庞大的制片厂体制斗争,到头来唯一能够掌握的只有作为编剧的那杆笔。这也解释了影片中后段曼克的疲态尽显以及对《公民凯恩》这一剧本的孤注一掷、痛苦挣扎。
整部电影,如果说有一条主线的话,那么根据前期宣传的风向来说,应该是曼克怎么样完成《公民凯恩》剧本的。然而在电影近半时分,曼克已经初步完成了剧本工作。显然,大卫芬奇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是拍一部“致电影的情书”以在颁奖季大杀四方,而是试图以高强度的信息量帮助观众还原 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的同时,为曼克这一传奇编剧注入《公民凯恩》的气质。Rosebud是什么?是一种难以言说却从未把握亦或拥有什么的情愫。《末代皇帝》中,溥仪被进京的官兵喝令离开紫禁城,相比心急如焚的随行的妃子奴才,他并未显露出丝毫的愤怒亦或低落,只是将情绪藏在茶色墨镜后。但观众同样能够感受到此刻的溥仪如此地孤独、无助,就在于他手中紧紧攥着的那颗网球。这是一个生来便被支配、底色悲凉的人所能做的唯一——仅仅只是握住那颗小小的网球。很主观地说,《末代皇帝》中那颗网球,便是Rosebud。而对于曼克来说,Rosebud是曾经的的信念、理想,是一位美国公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Decent一词的全部想象,即使肉身早已堕落腐朽。进入21世纪,真正能够被称作是“这个时代的《公民凯恩》”的作品,我想有两部:《血色将至》《狐狸猎手》。无论是丹尼尔、杜邦、曼克,他们的一生都在追逐属于自己的“黄金”,他们都缔造了属于一个时代的传奇,然后亲手将其毁灭。三部影片,以不同风格,都将美国梦重重地摔在地上,让精神与肉体砸得稀烂,释放魅惑的酒神精神与生命能量。
在这个没有神话的年代,他以酒神精神对抗奥逊•威尔斯、对抗制片场、对抗光怪陆离的时代,所著不朽值得一部公民凯恩式的电影大书特书。
一部讲述《Citizen Kane》制作背后的故事的电影—光是这一句介绍就会让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影迷对这部片子分外期待,更不消说是David Fincher导的片子。他的片子不能说都很喜欢,但至少是质量保证,结果《Mank》真的很劝退。
技术层面没得说,那种老电影的质感把握的非常好,黑白对比度确实有Orsen Welles当时的味道,但是剧情实在是太让人难以投入了。首先Mank这个角色就让人不知如何是从,不知该喜欢还是该厌恶,但其实是产生不了任何情感投入,即便是Gary Oldman扮演的。他莫名卷入的这场政治漩涡也令人摸不着头脑,估计要做大量的背景研究才能看明白,而Fincher本可以专注在电影这方面的,光是著作权的争夺应该就能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另外,Fincher电影的又一个标志就是密集的对话,而这部电影里面不仅密集,还非常难懂,不懂的词一大堆,以前的Hollywood的人真的都这样讲话的吗?
电影当然不需要一味降低自己取悦大众,但也无需刻意把自己和大众拉开距离。从某种程度上,《Mank》确实很像《Tenet》,想法跟概念很好,却是个情感的空壳。
作者:Christina Newland
如果说有一部电影可能会在奥斯卡上引起争议(因为上帝都知道奥斯卡学院喜欢关于电影制作的电影),那将是大卫·芬奇的黑白电影《曼克》,它以对过去充满挚爱,却又不拘泥于浪漫的方式拍摄。这是赫曼·J·曼凯维奇的故事,他是《公民凯恩》背后酗酒成性却又才华横溢的编剧,他与奥森·威尔斯的合作造就了或许是美国电影史上最炽热绚烂的作品。《曼克》中充斥着典故,引述,且随时会说出当年脍炙人口的风流人物,既沉浸在好莱坞的传奇中,又大胆地不对传奇做任何解释。芬奇采取毫不留情的叙事策略,非常适合电影中那个小气的主角;就像曼凯维奇在1926年给一位朋友写的关于好莱坞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数以百万美金在这儿等着人抢,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是群白痴。不要让机会溜走。”
为了阐明理解《曼克》所需的一些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网飞上线之前,我对需要了解的旧时好莱坞的所有内容进行了简要整理。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简单的词汇表格式(以下26条以英文标题的字母表顺序排列)来了解《曼克》背后的故事。千万不要错过。毫无疑问普通观众会需要它。
好莱坞的反共主义
尽管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女巫狩猎时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但在好莱坞的骚动却要早得多。罗斯福时代,许多进步派人士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崛起的那个时代,共产党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最前沿。同时,像约翰·韦恩和沃尔特·迪斯尼这样的保守派组成了“美国理想保护电影联盟”,这是一群会将他们信奉共产主义的同事赶出国会的电影行业人士。报纸大亨兼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灵感来源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处于这种政治鸿沟的右翼,而赫曼·J·曼凯维奇和奥森·威尔斯等艺术家则在左翼。他们最终走向碰撞也就不足为奇了。
露天片厂
我们在《曼克》中看到的大部分场景都是在摄影棚和露天片厂进行的,大多数观众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CGI出现之前大型老式电影制片厂系统的基础构成。但是像派拉蒙或米高梅那样的片厂露天场地可不仅仅只是一套布景:它们是旧时好莱坞电影系统跳动的心脏。他们养活了数千名员工,从电工到美发师再到电影明星,都设有自己的医生办公室和警察局,在广阔的加利福尼亚偏僻地区覆盖了数十英亩的土地。米高梅食堂每天要喂饱2700人;连打扮得像马戏团演员的演员和古罗马人都会到那里去闲逛。芬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光倒流的机会,让人惊叹于这些梦幻般的工厂——而它们如今已在全盛时期被拆除。
大都会影业
大都会影业(Cosmopolitan Pictures)是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于1918年在纽约成立的一家电影公司,后来迁至好莱坞。赫斯特拥有巨额财富,以至于他有能力建立一整个片厂,而这整个片厂被认为是专门为情妇玛丽昂·戴维斯建立的。赫斯特从不顾及戴维斯在金·维多1928年《戏子人生》等电影中有才华的喜剧演员属性,坚持认为戴维斯在自己的旗舰公司中扮演的正剧角色(但最终失败了)。
深焦摄影
你应该之前已经听说过一些电影类型和电影爱好者谈论“景深”,但如果你不知道:深焦摄影是指镜头的每个景别(前景,中景,后景)都同时对焦,赋予影像一定的深度和复杂性。它并不是摄影师克雷格·托兰德在《公民凯恩》的场景中发明的,但托兰德的使用被认为是这项技术的巅峰之作,它采用了透镜和灯光,使得在1940年代初期更容易获得这种效果。
经济危机
在《曼克》中令人难忘的一幕,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告诉米高梅的员工,由于大萧条,他们不得不减薪。实际上,这一幕确实发生了。回顾过去,好莱坞看似是一个远离萧条的地方,但米高梅曾一度不得不将工资削减50%甚至完全关闭整个片厂。
菲茨杰拉德
当赫曼·J·曼凯维奇在电话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菲茨杰拉德——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称他为 "废人",那是一个可怕的坏消息。这是关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极不起眼的典故。这位文学巨匠在这一时期基本上一贫如洗;尽管他在20世纪20年代名声大噪,但到40年代他已经破产,而且在编剧事业上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成功。在这一悲惨时期与伟大作家合作的辛酸,在好莱坞另一重要人物巴德·舒楚伯格(《码头风云》编剧)所写的小说《失意者》中得到了大致的描摹。
《愤怒的葡萄》
在《公民凯恩》的前一年,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又用黑白片拍摄了一部杰作,这次是和导演约翰·福特合作。《愤怒的葡萄》改编自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因沙尘暴和大萧条而流离失所的俄克拉荷马州绝望家庭。当时,为使加州继续掌握在共和党手中采取了一致性的努力——这场运动在《曼克》中有所展现——焦点被放在诽谤者"俄克拉荷马人 "身上,呈现为一群入侵该州的流浪汉。要想了解像路易斯·B·梅耶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这样的人试图诋毁谁和什么,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请观看《愤怒的葡萄》。
海达和露易拉
《曼克》中简要提到了这两个臭名昭著的女性——而且只用她们的名,说明她们的权势之大。海达·霍珀(Hedda Hopper)和露易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是好莱坞最大的两个辛迪加八卦专栏作家,如果交恶的话,众所周知她俩绝对会进行报复。如果海达或露易拉看不惯一个新晋明星,她们会把那人的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她们在洛杉矶到处都有线人。海达以其坚定的保守主义著称,两人都对赫斯特报社情有独钟。像忠诚的看门狗一样,两人对《公民凯恩》进行严厉的攻击,帮助削弱威尔斯在好莱坞的声誉。
欧文·萨尔伯格
也许是历史上最无情地被神话了的电影大亨,"男孩奇迹 "欧文·萨尔伯格实践性地发明了创意制片人这个角色。在《曼克》中,他被设定为路易斯·B·梅耶的得力助手,尽管在气质上与他的老板大相径庭。萨尔伯格是第一个引入试映会的人。他敏感、聪明、有创造力——虽然一直冷酷无情——却在37岁时英年早逝,给米高梅高层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缺。
约瑟夫·L·曼凯维奇
为银幕写作并不是赫曼·曼凯维奇的专有才能。电影中曼克的弟弟约瑟夫,在20世纪30年代才刚刚起步,但他后来凭借《三妻艳史》、《彗星美人》、《红男绿女》等影片,成为一名花环锦簇的编导。20世纪50年代,他还作为导演协会的负责人,与麦卡锡主义势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凯恩的原型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出生于旧西部的一个淘金大亨家庭,他在19世纪末开始了他庞大的报业帝国,并会贪婪地吞噬其他一系列出版物,直到他积累了巨额的权力。他多次竞选政治职务,但都无功而返,被称为 "美国最令人讨厌的人"。当赫斯特得知《公民凯恩》的消息后,他尽其所能地阻挠其发行。
劳工斗争
20世纪30年代,充满政治色彩的好莱坞工人集体组织起来,成立了像美国演员协会(SAG)和美国编剧协会(WGA)这样的公会。在一个古老的故事中,那些有权有势、收入丰厚的大亨们——尤其是赫斯特和路易斯·B·梅耶——尽其所能地打击他们的员工,经常把 "支持工会 "和 "共产主义 "混为一谈。梅耶甚至成立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设立了奥斯卡金像奖——试图为真正的工会提供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替代品。正是在这种争议的背景下,《曼克》的大部分内容发生了。
玛丽昂·戴维斯
戴维斯是赫斯特的长期同居情妇,也是布鲁克林出生的张扬派喜剧演员(片中由阿曼达·塞弗里德扮演)。在《公民凯恩》中,她被残酷地串联起来,原因是——至少在芬奇的事件版本中——曼凯维奇在现实生活中对她的怨恨和不舍。事实上,戴维斯是一个活泼、清新的银幕形象,擅长模仿其他明星,有与生俱来的喜剧天赋。后来威尔斯在他的部分里收回了电影中对戴维斯的描写,指出她与电影中的苏珊·亚历山大·凯恩相差甚远。
纳粹禁令
有趣的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文化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禁止所有由曼凯维奇创作的作品,除非他的名字从银幕署名中删除。
奥森·威尔斯
这位美国电影界特立独行的传奇人物,在1938年通过广播电台播放《世界大战》而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后,以《公民凯恩》的制高点开始了他的好莱坞生涯。威尔斯被雷电华影业招致麾下,24岁的他被带到好莱坞,最初是想改编约瑟夫·康拉德的经典小说《黑暗之心》。当这一切失败后,威尔斯显然与曼凯维奇进行了一次会面,最后他们同意一起合作电影。
宝琳·凯尔
极具影响力的影评人宝琳-凯尔在1971年写了一篇颇具争议的——而且有些名不副实的文章,题为《凯恩培养之路》。在文中,她认为赫曼·J·曼凯维奇在创作 "世上最伟大的电影 "的过程中,比奥森·威尔斯的作用要大得多,她指称奥森·威尔斯淡化了编剧的贡献;而威尔斯则独自接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虽然她报道这篇稿子的操守后来受到质疑,但据说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所写的《曼克》剧本初稿是在凯尔的文章指引下完成的。不过,被搬上银幕的版本,对威尔斯的评价要仁慈得多。
雷电华影业
雷电华影业(Radio Keith Orpheum,简称:RKO),成立于1928年,是负责投资《公民凯恩》的片厂。在大萧条时期,它的作品包括经典的1933年版《金刚》。从历史上看,它的规模较小,利润也比其他五大片厂低得多,但它却拥有众多令人难忘的人才,从凯恩的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德到弗雷德·阿斯泰尔(演员、舞蹈家、歌手,代表作品:欢乐时光、礼帽、黄金梦、甜姐儿、齐格菲歌舞团)和琴吉·罗杰斯(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歌手。代表作品:女人万岁)
编剧
在闪回20世纪30年代初,曼克在派拉蒙公司担任编剧的日子里,芬奇带我们参观了编剧室——一个气氛融洽、烟雾缭绕的男孩俱乐部,在这里,查尔斯·麦克阿瑟(编剧、制片、导演、演员,参与编剧《马戏风云》,《官场现形记》,《呼啸山庄》等,曾获奥斯卡奖)、和本·赫克特(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参与编剧《女友礼拜五》、《美人计》、《呼啸山庄》、《埃及艳后》、《火车怪客》、《爱德华大夫》、《乱世佳人》、《热情似火》、《关山飞渡》、《地下世界》等,多次获得奥斯卡奖及提名)等人物还没有完成可以说是他们最伟大的银幕成就:1941年电影《女友礼拜五》。这群人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赌博和扯淡上;他们创作出了惊为天人的优秀作品,却常常被最低的赌注困扰。在黄金时代,编剧在电影公司的图腾柱上地位很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剧本都可以被换来换去,被审查,被改变编以适应制片人的突发奇想。在一个项目中,通常会有很多编剧,但只给其中一些编剧署名,他们往往会在不同的片厂之间游走,以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创造性的满足。
最后的大亨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为编剧的运气可能不太好,但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伟大小说《最后的大亨》主要是根据欧文·萨尔伯格短暂的一生改编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好莱坞的崛起,以及他与一个以米高梅电影公司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为原型的人物的斗争。
厄普顿·辛克莱
这位小说家和社会改革家在1934年竞选加州州长,反对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安,引起了保守派媒体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散布恐惧的宣传攻势,把他描绘成一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从米高梅的路易斯·B·梅耶到沃尔特迪斯尼的好莱坞片厂负责人,不仅鼓励他们的员工憎恨辛克莱,而且鼓励他们参加假的反辛克莱的新闻片,甚至还把部分员工的工资抵扣给了反对派候选人。在《曼克》中,赫斯特对辛克莱的媒体抹黑运动被表现为曼凯维奇对这位大亨的仇恨——以及他最终执笔《公民凯恩》剧本的主要动力之一。
威廉·福克纳
曼凯维奇远不是唯一一个看不起好莱坞阴谋诡计的作家,传奇人物福克纳就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这位将《夜长梦多》等作品改编为银幕作品的人可能抨击得最狠。他认为好莱坞是 "世界上的塑料混蛋"。
尚都
"除了金字塔,"在《公民凯恩》中,新闻片的旁白是这样说的:"尚都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最昂贵的纪念碑。" 这座奢华的宫殿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家,里面有一整座动物园、威尼斯运河和贡多拉小船,还有一座价值连城的博物馆,里面有无价的古董。当然,尚都是一个虚构版的圣西门,更广为人知的是赫斯特城堡。在那里,我们看到曼凯维奇去参加各种纸醉金迷的夜宴——以及凌晨时分逛过长颈鹿。最好的部分是哪里?如果你想看到真实的场景,你还可以去位于加州蒙特利以南几个小时的赫斯特城堡原址参观。
黄色新闻
黄色新闻,种族诱饵,和丑闻制造是威廉·兰道夫·赫斯特肮脏游戏的名称;他仿佛是鲁珀特·默多克的祖先。这就是《公民凯恩》当时所面对的媒体环境。
扎努克
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由特雷弗·沃尔德里奇(Trevor Wooldridge)在《曼克》中饰演,在影片中许多未出场的角色中,他是一位制片人和高管,在形成好莱坞片厂体系(即20世纪福克斯)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好莱坞职业生涯最长,令另一位字母表末端的同行阿道夫·祖科(Adol Zukor,派拉蒙的创始人)黯然失色。其他在《曼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由有署名的演员扮演,有的则没有。葛丽泰·嘉宝,琼·克劳馥,杰拉尔丁·菲茨杰拉德,乔治·沙弗(雷电华负责人),卡罗尔·伦巴德,贝蒂·戴维斯,查理·卓别林,乔治·S·考夫曼,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诺玛·希勒,埃莉诺·波德曼,比莉·多夫,克拉克·盖博,埃迪·坎托,和S·J·佩雷尔曼。
原文链接: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ld Hollywood to Understand Mank
作者:理查德·布罗迪
1939年,赫曼曼凯维奇是一位四十二岁的编剧,在好莱坞他不仅因为给电影写的对白而广受赞誉,还因为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在近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派拉蒙与约瑟夫冯斯特恩伯格和他的朋友马克思兄弟合作,并在米高梅公司成功地写出了《晚宴》和《绿野仙踪》,对于后者他的想法是用暗淡的黑白拍摄堪萨斯,用彩色拍摄奥兹国。但他以电影界的伟大人物之一而最为出名。他从纽约移居好莱坞,在那里,他是《纽约客》的第一位戏剧评论家,也是著名的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他把那个团体的愤世嫉俗的坦率和尖锐的虚张声势的精神带到了电影界。在委员会和鸡尾酒会上,他以其学识渊博的见解和难以预料的政治性而闻名(他在1933年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了一个反希特勒的剧本,但他却反对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称自己为 "极端的林德伯格"),同时也以他发表这些见解的风格而闻名。他还习惯性地酗酒,狂妄无礼,以制造混乱和口出辱骂而闻名。他的工作习惯也是出了名的可疑:作为一个强迫性的赌徒,他把大量的工作时间花在下注和听赛马上;他整天通过电话和人聊天,成为一个社交旋风。他嘲笑和蔑视他的老板,每份工作他都会被解雇,他没有辞职。到了1939年夏天,他失业了,这才发现当一个名叫奥森·威尔斯的二十四岁好莱坞新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时,自己是多么急切地需要它。
威尔斯,多产而早熟,十六岁成为舞台明星,二十岁成为主流戏剧院的导演,1937年,成为水星剧团的联合创始人(与约翰·豪斯曼);二十三岁成为电台明星,1938年因电台广播《世界大战》而臭名昭著,这个故事讲述了来自外太空的入侵,以假新闻简报的形式讲述,许多听众误以为是真的。他还兼做了两部独立电影。在他二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周,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曼凯维奇是好莱坞的内部人士,而威尔斯则已经被电影业厌弃,因为他的年轻,他的名气,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和他有合同保障的自由而被怨恨和嘲笑。他与R.K.O.(雷电华)片厂签订了一份合同,由他担任制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两部电影,对于这两部电影,在好莱坞工作室的电影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进行最终剪辑。他最初让曼凯维奇来代写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合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威尔斯将他招为第一部电影的联合编剧。
他们的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电影——《公民凯恩》,甚至在上映前就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一个关于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报业大亨和全国性的人物,建立和摧毁自己的帝国,在电影史上它成为一个审美和代际转变的标志,它使威尔斯和威尔斯所代表的背后成为世界电影的焦点。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赢得了奥斯卡剧本奖(虽然它在9个类别里被提名,但电影只赢得这唯一一个奖项),该奖项本身是一系列痛苦的纠纷的顶峰,而这只是这部电影引发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曼凯维奇与威尔斯的合同中明确拒绝给他署名的权利, 然而曼凯维奇的事业急需刺激, 他想要得到这个奖——经过媒体和幕后的斗争, 最终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奖。然而今天,威尔斯仍然是一个传奇,而1953年去世的曼凯维奇,除了最细心的影迷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大卫·芬奇的新片《曼克》的上映,这种情况应该会有所改变,这部以编剧在好莱坞的岁月为背景的传记片,以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工作为中心,根据芬奇已故的父亲杰克的剧本改编而成,杰克是一位记者,芬奇曾向他建议过这个主题。正如芬奇在最近接受Vulture采访时所说,这部电影是试图定义曼凯维奇对《公民凯恩》,以及对电影史的贡献的真相——并戏剧化地展现他为获得署名而进行的斗争。
芬奇说,他父亲的剧本原稿紧跟《纽约客》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很可能是最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的论点。《凯恩培养之路》,1971年,由该杂志当时的影评人之一,宝琳・凯尔撰写。这篇文章分两部分发表,长达五万字,试图说明曼凯维奇不应该仅得到《公民凯恩》剧本的一半功劳,而是唯一功劳。《曼克》紧紧围绕着曼凯维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幕后社会生活和片厂生活,以及与他的《公民凯恩》背后编剧工作的联系。要想更完整地了解曼凯维奇的遗产,还值得重新审视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他从来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尊重,而凯尔以《凯恩培养之路》点燃了这场斗争,在这场战斗中,她远非仅仅概述了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中的关键角色和他迷人的悲剧性角色,她试图误导性地把曼凯维奇这个公司的恶人提升到独立艺术家威尔斯之上。
曼凯维奇已经是阿冈昆圆桌会议集的成员,当在1924年年底,哈罗德·罗斯,在推出一个新的杂志《纽约客》的前夕,请他成为其第一个戏剧评论家。曼凯维奇当时二十七岁,虽然年纪不大,但经验却很丰富。1897年出生于纽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长大,他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但却非常努力(最终得到公众认可)的学者,他是个冷酷苛刻的人物,他把高智商的标准传授给赫曼,而赫曼出色地达到了这些标准,但却不快乐。赫曼十四岁高中毕业,十五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煤矿工作了一年的空档期后,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纽约当过记者,然后,和他的新婚妻子萨拉一起,于1920年去了德国。在那里,他迅速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也成就了他的传奇,作为一个鲁莽而狂野的智者,他能说服自己投入到通常已经无法进行下去的工作和情境。回到纽约后,1922年,他成为《泰晤士报》的一名戏剧评论家,同时渴望成为一名剧作家,但几乎没有成功。当他加入《纽约客》时,罗斯希望他也能拉拢他的阿尔冈金同僚;当其他人都反对时,曼凯维奇向罗斯提出了一句值得注意的安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在《纽约客》工作不到一年,1925年2月《纽约客》出版了第一期,曼凯维奇就收到了去好莱坞写稿的丰厚邀请。他需要快速支付的薪水,不仅要帮助养家糊口(他和萨拉有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偿还赌债。但他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更不屑一顾。据悉尼·拉登森·斯特恩在2019年出版的《曼凯维奇兄弟》一书中说,他对儿子唐说:"你不可能会有编剧文学,因为那会像漫画文学一样。" 然而他很擅长,对于默片,他运用他的显学机智,创作出字幕、对话以及描述性的段落,这些段落需要足够简短,以适应银幕上的阅读速度,以他的新闻敏感度,他既能识别一个好的故事,又能把它装进一个固定死板的格式里。他在1926年底给他的朋友记者Ben Hecht发了一封电报,也许是最著名的,也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封从好莱坞发出的电报,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并以决定性的句子作为结尾。"数百万美金将在这里被抢走,而你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白痴。不要让这个传出去"
曼凯维奇并不希望在好莱坞呆很久。在前往西部之前,他曾与罗斯做出安排,好让他回来后还有工作继续等着他——或者他是这么想的。1926年2月,罗斯对曼凯维奇的工作习惯和他的工作感到失望,通过电报解雇了他,而曼凯维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决定继续在好莱坞工作。不过,曼凯维奇不仅对电影不屑一顾,而且发现电影的合作性质和公司工作的性质与他的写作理念格格不入;"制片人对你说,'现在在第三卷中,这个家伙不应该亲吻女孩,他应该亲吻奶牛'。然后整个画面就结束了,你无法忍受。" 在米高梅,工业化的流程与其说是编剧室,不如说是一场精致的死尸游戏;正如艾琳·塞尔兹尼克(制片厂负责人路易斯·B·梅尔的女儿,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的第一任妻子)所解释的那样,"有时一个编剧做大纲,其他人做提纲,有人做对话,有人做修改,有人做完全重写。"
为威尔斯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它为曼凯维奇提供了他第一次在没有片厂的情况下创作电影的机会。他在《公民凯恩》中的角色是一些奇怪的命运转折的结果:威尔斯最初雇用他为电台节目写稿,同时计划为R. K. O. 制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改编自《黑暗之心》。威尔斯打算同时扮演马洛和库尔茨,就像他在电台版小说中所做的那样,他的艺术构思和《公民凯恩》中的一切一样极端。马洛将永远不会被看到,因为摄影机将全程跟随探险家的主观视角。这个计划因为预算问题而失败了,他的下一个项目——一个关于美国法西斯阴谋的谜题,请曼凯维奇帮忙,也失败了。然后,在与曼凯维奇的谈话中,他想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生活,从多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项目。威尔斯和曼凯维奇讨论了几个可能的主题(包括黑帮老大John Dillinger),然后曼凯维奇建议报业大亨和政治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曼凯维奇很了解赫斯特——在他厌倦赫斯特的热情之前,就像他和差不多每个人一样,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赫斯特巨大的圣西门大院的常客。
曼凯维奇和威尔斯在剧本上的合作——曼凯维奇最初称之为《美国人》(最终的标题是由R.K.O.的负责人乔治·沙弗选定的)——是一个奇特的合作。曼凯维奇当时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断腿(他是乘客),打着半身石膏。威尔斯把他安置在离好莱坞八十英里的偏远小镇维克多维尔的一所房子里,由护士照顾他。威尔斯的助手约翰·豪斯曼在曼凯维奇的坚持下,在场把故事讲出来。秘书丽塔·亚历山大把曼凯维奇的口述记录打出来,威尔斯定期去看望,并经常打电话询问。
1940年夏天,电影还在制作过程中,署名之争就开始了,整理细节就像潜入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曼凯维奇意识到剧本的结果很好,他很后悔之前与威尔斯的协议规定他不会得到任何功劳。Hecht和他的圈子里的其他人劝他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并争取唯一的功劳。对于威尔斯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失去编剧署名可能会让他违反他与R.K.O.合同,其中规定他将主演,编剧,制作和导演。曼凯维奇向银幕作家协会提出上诉,然后又撤回了上诉,因为害怕赫斯特的报复。最终是R.K.O.决定将授予他和威尔斯联合署名。相当出名的是,当奥斯卡奖在颁奖典礼上宣布时,提到曼凯维奇的名字时的欢呼声掩盖了第二位联合编剧威尔斯的名字。两人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但理查德·梅里曼在1978年开创性的传记《曼克》中,引用了曼凯维奇说他会发表的演讲。"我很高兴能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接受这个奖,因为剧本是在威尔斯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写的。"
威尔斯和曼凯维奇的合作故事是宝琳·凯尔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完美容器。她以1963年的一篇文章《圆与方》成名,抨击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和其他 "导演理论 "的支持者,"导演理论”强调导演作为电影创作力量的首要地位。作为好莱坞经典电影及其商业化、大众化吸引力的爱好者,她认为对导演的强调导致影评人忽视了好莱坞电影制作的内在协作性,她将其他影评人对导演(包括许多作品不受好评的导演)的原则性关注描绘成一种需要拆除的正统观念。在《凯恩培养之路》中,她认为《公民凯恩》的许多伟大之处,其实不是产生于威尔斯,而是产生于曼凯维奇和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贡献,它的伟大也不是产生于影片的独创性,而是产生于它在电影传统中的地位,以及对电影传统的反思,这些传统是通过片厂系统及老手传达的。在《公民凯恩》之后,凯尔总结道,威尔斯 "独自一人,试图成为'奥森·威尔斯',尽管'奥森·威尔斯'曾代表一个群体的活动。"
当 《凯恩培养之路》发表后,这篇文章激怒了威尔斯本人——他当时正忙于电影创作,包括《风的另一边》,并在欣赏威尔斯全部作品的评论家和了解更完整故事的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2年10月,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电影制片人彼得·波格丹诺维奇用他自己那篇题为 《凯恩叛变》的万字文章反驳了凯尔的发现。博格达诺维奇在文章中表明,在报道她的文章时,凯尔没有与威尔斯或任何与他合作过剧本的人交谈,或者说,与任何可能提供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波格丹诺维奇采访了编剧Charles Lederer,他是曼凯维奇的密友,他说曼凯维奇向他抱怨威尔斯对剧本的许多修改。威尔斯当时的秘书凯瑟琳·特罗斯珀听说威尔斯对《公民凯恩》编剧毫无贡献的指控后,对博格丹诺维奇说:"那我想知道我总是为威尔斯先生打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在博格达诺维奇交谈的其他消息来源中,还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霍华德·苏伯,他声称凯尔曾哄骗他——承诺给他一份出书合同,但从未实现——让他与她分享他对《公民凯恩》的大量研究,只是在她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些研究,没有注明出处,同时歪曲了研究结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我认为《公民凯恩》的编剧身份是一个非常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说。博格达诺维奇在1998年写道,虽然他为这篇报道做了 "所有的跑腿活、研究和采访",但威尔斯本人——一个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修改和重写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博格达诺维奇说,有 "奥森添加或减去的一些片段——主要是添加的")。
随后,更公正、更关键的曼凯维奇生平资料出现了。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学者罗伯特·卡林杰出版了一本关于《公民凯恩》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了新近获得的制片厂档案。卡林杰总结说,剧本承载了两位编剧的工作——曼凯维茨的工作是基础性的,而威尔斯的修改是变革性的。芬奇在拍摄《曼克》时,修改了父亲的剧本,弱化了其反威尔斯的倾向。他拍的这部电影对控诉曼凯维奇和威尔斯之间的斗争不感兴趣,而是探讨曼凯维奇和赫斯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曼凯维奇创作《公民凯恩》的。
到现在为止,毫无疑问,曼凯维奇与赫斯特的关系为影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同时也差点在影片上映前毁掉了这部影片。曼凯维奇主动向Charles Lederer提供了一份剧本副本,他是一位朋友和编剧,也恰好是赫斯特情妇、女演员Marion Davies的侄子。它回到了曼凯维奇手中,在与赫斯特有关的段落上做了标记。威尔斯曾否认电影是根据赫斯特的生平改编的,片场一直被严格封闭,脚本也没有给制片厂以外的人看过。但后来,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推门进入放映现场,并报导了她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更确切地说,是谁),赫斯特愤然采取行动,策划了一场针对这部电影的丑恶宣传活动,并行使他在好莱坞相当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米高梅公司的负责人路易斯·B·梅耶(他在1939年解雇了曼凯维奇)——阻止这部电影放映。
赫斯特施加的压力是可怕而畸形的。他威胁要泄露关于明星和制片厂高管的淫秽信息,鼓动本土主义者发起一场针对逃离希特勒并在好莱坞找到工作的欧洲(主要是犹太人)电影业人士的运动,并对(主要是犹太人)片厂负责人发起反犹运动。为此,梅耶(他是犹太人)组织了一个电影公司负责人的财团,想从R.K.O.手中买下《公民凯恩》的底片并销毁,但R.K.O.的负责人沙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赫斯特还让他的报纸跟踪威尔斯;他指控威尔斯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他利用他对J.埃德加·胡佛的影响力,让F.B.I.对威尔斯进行调查,梅里曼写道,赫斯特的电影八卦专栏作家路易拉·帕森斯联系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试图让威尔斯入伍。(后来,他对曼凯维奇也进行了严厉的新闻报复,把曼凯维奇酒后驾车造成的小事故夸大为全国性的丑闻)。这场运动起了作用:虽然《公民凯恩》没有被烧毁,但梅耶让电影公司——它们也拥有大多数大城市的首映电影院——拒绝放映它。
拯救《公民凯恩》的是,在上映受阻时,它在私人放映会上获得的热烈好评。约翰·奥哈拉在《新闻周刊》上写道,他 "刚刚看了一部他认为一定是他看过最好的电影"——并警告读者,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这部电影。1941年5月1日,《公民凯恩》在纽约的一家影院上映,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放映;该片在大城市的表现相当不错,但却是一部失败的影片——实际上,在预订了该片的小城镇影院,该片很多根本没有放映。尽管这部电影为威尔斯赢得了即时的声誉,但它对他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威尔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好莱坞工作了。为了帮助沙弗保住他的工作(这是因为《公民凯恩》的争议受到的威胁,更威胁到了雷电华的财务损失),威尔斯重谈了他的第二部电影《伟大的安巴逊》的合同,放弃了最终剪辑权,并付出了代价——这部电影被电影公司肢解了,它剪掉了四十三分钟,并让另一个导演重拍了重写的部分。威尔斯在1946年对罗伊·福勒说:"我来到好莱坞说,'如果他们让我拍第二部电影,我就很幸运了'。他们没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回到刚来时的位置,拿着合同以自己的方式拍片,不受干扰。" 从那时起,他唯一的自由,就是用当演员赚的钱资助自己的电影。
在去好莱坞之前,威尔斯把自己在剧院的工作描述为 "演员-导演",他对自己的电影制作也是这样设想的。在剧院里,他总是改编莎士比亚,或克里斯托弗·马洛,或乔治·萧伯纳,而当他拍电影时,他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他改编了约瑟夫·康拉德、莎士比亚、卡夫卡、布斯·塔金顿、几个低俗小说故事,甚至还改编了一个涉及哈里·莱姆这个角色的广播剧本(他曾在卡罗尔·里德的电影《第三个人》中扮演过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不把赫曼·曼凯维奇也改编成电影呢?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用当代人的原材料,同时也是这个行业荣誉的竞争者(而莎士比亚和威尔斯的社会等级差异在一个领域内是非常分明的),这是有区别的。在《公民凯恩》的写作过程中,曼凯维奇习惯于称威尔斯为 "监视者",并嘲笑他的自负;曼凯维奇曾在片厂看到威尔斯路过时说:"除了上帝的恩典,还有上帝。"
然而,威尔斯作为艺术家的认真自重,终究是他区别于玩世不恭、不尽人意的曼凯维奇的品质之一。曼凯维奇本人对编剧艺术的评价过于苛刻(跟漫画书比较确实是一门艺术),但他认为编剧是一种比写戏剧更次要的活动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电影的意义不如戏剧,而是因为编剧的工作是产业需要而不是艺术冲动。凯尔在她的论战中,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曼凯维奇,威尔斯还会是威尔斯;如果他能拍出《黑暗之心》,它很可能会像《公民凯恩》一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摆脱了赫斯特的复仇之怒,他很可能会在不失去创作自由的情况下拍出第二部电影。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好莱坞的束缚,曼凯维奇很可能会更早更久地达到他的创作高度。曼凯维奇电影生涯的故事,不亚于威尔斯的故事,涉及到好莱坞的荣耀中所蕴含的恐怖——商业机构将其做法和公式强加于电影艺术的无情力量。
曼凯维奇在《公民凯恩》出来后的短期内表现得更好。这部电影出来后——在曼凯维奇获得奥斯卡奖——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最杰出的电影是《洋基的骄傲》,1942年的卢·格里克传记电影。他写的另一部伟大电影是1944年的《圣诞假期》,一部由Deanna Durbin和Gene Kelly主演的黑色电影,它的特点是复杂的倒叙结构,类似于《公民凯恩》,它是由Robert Siodmak导演的,他是伟大的黑色电影专家之一(也是逃离纳粹政权的欧洲犹太电影人之一),电影本身非常出色。然而,曼凯维奇的坏习惯又让他止步不前;他只是间歇性地可靠,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正如梅里曼所报道的那样,战时和战后的好莱坞也成为新一代高管和制片人的家园,对他们来说,曼凯维奇的圆桌会议根源和新闻骚动更多的是一种古怪的怀旧,而不是毫无疑问的钦佩。梅里曼写道,曼凯维奇对自己曾做过电影工作只因报酬丰厚而遭殃的情况很清楚。"我只来了几个月.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开始从事你不喜欢的工作,在你意识到之前,你已经是个老人了。" 虽然曼凯维奇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从一开始就被他对电影的蔑视,以及对决定电影制作方式的制片厂机器的蔑视所阻碍——讽刺的是,这正是凯尔在为曼凯维奇的辩护中所赞美的事。最后,曼凯维奇被诅咒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艺术,而威尔斯则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任何东西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原作者简介:
理查德·布罗迪于1999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他在他的博客 《前排看电影》中撰写关于电影的文章。他是《电影即一切:让-吕克﹒戈达尔的职业生涯》的作者。
原文链接:
Herman Mankiewicz, Pauline Kael, and the Battle Over “Citizen Kane”
谢天谢地,6年过去了,大卫芬奇终于想起来自己其实是个电影导演。(哈哈哈)
黑白片,个人传记,老爸写的剧本,我真的挺怕片子拍出来不好看。
但是,这可是大卫芬奇!
作为大卫芬奇的迷弟,我第一时间刷了一遍,好看到爆炸!
黑白电影也没能阻止大卫芬奇把所有光线都拍出质感,依旧是目不暇接的信息元素和精准的控制,大卫芬奇很难给自己流畅的影片留出说废话的机会,如果在电影院里观看,那么你最少需要二刷。还好有资源可以反复观看来截屏那些经典的部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内容让我不得不暂时略过以跟上影片的节奏。
差点忘了,感谢远鉴字幕组的大大第一时间投喂!
关于《公民凯恩》,我已经忘的七七八八了,唯一记得是的,少年天才奥逊威尔斯,凭借此片,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天赋。那么,《公民凯恩》这部曼克穷极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他的全部吗?
还是让大卫芬奇来告诉你吧!
你不可能在两个小时内展现一个人的一生,你只能期望留下一个人的印象。
曼克这样看自己:
他的媳妇儿这样看他:
曼克,你这该死的魅力!
如你所知,这是一部文学电影。
但是,又如你所知,文学电影并不是很有市场。
同时,这也是一部探讨电影的电影。
在《公民凯恩》的原型看来:曼克就是耍猴人牵着的觉得自己很重要的那只猴子。
在我看来,曼克是个真性情的好人。
他才华横溢,他脆弱敏感。他借酒肆意妄为,他思路清晰唇枪舌剑,他同情底层,他死磕寡头。他是拯救100个犹太人的活菩萨,他是违背承诺只为留名青史的真小人。他是那颗不受控制的炮弹,落在哪里,都是巨响。然而时至今日,他变得默默无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不曾存在着这样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
太精彩了,以至截了这么多张图。要是这个世界上可以多几个大卫芬奇,那么文学电影的世界,会不会好一点?(迷弟想法,轻喷)
夜已深,一刷止于此,即将二刷!
看第二遍因为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有些更像拼拼图一样都可以融汇贯通了,虽然可能还有至少30%的梗我还没接住,所以选择忽略掉。
第二次看对曼克的印象更丰满了一些,也更明白了一点大卫芬奇的意图。
曼克之所以要抢署名权,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故事是他和赫斯特、玛丽恩戴维斯之间的故事,而奥斯威尔逊只是个局外人,他想怎么拍都可以,但是故事是他的人生。署名,就是为了跟赫斯特挑明了对着干!第一遍看的时候,我是以为曼克认为这是自己最棒的作品所以选择抢夺署名权,理解有些浅薄。
最重要的是,开头芬奇解释了,奥森是全权负责电影的,他不想让奥森过多的改故事。参考他支持的厄普顿辛克莱,卖了作品,却一个字儿也不让改。
芬奇还是那个芬奇,虽然黑白的做旧效果让人有微词,但是两个小时,塞进了这么多的信息内容,节奏快到你不敢眨眼睛,实在还是太厉害了。《曼克》可以看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版的《公民凯恩》,赫斯特在本片中以另一种形式演绎了《公民凯恩》。大卫芬奇没有用太多的炫技手段,即便如此,这部《曼克》可能也别任何人来拍要轻松有张力的多。
所以,期待大卫芬奇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小金人吧。
关于本片是否过于难以理解,大卫芬奇已经早早想明白了。
1.片中曼克的弟弟乔,拿下了第22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第2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翻看其履历,可以看到乔同样甚至更为才华横溢。
2.《公民凯恩》原型赫斯特如果不是这部电影的流传,可能他早已被人遗忘。即便他拥有庞大的报业帝国,但其对后世的影响能力还是远远不如同为报业大亨的普利策。
3.片中早逝的米高梅高管欧文·撒尔伯格,死后由学院为其成立了奖励制片人的欧文撒尔伯格纪念奖。
4.片中的催稿小王子 约翰·豪斯曼 在1973年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男配。
5.大卫芬奇他爹还写过霍华德休斯的剧本,也就是《飞行家》的原型人物,可惜后来没有被采用。
如果由芬奇拍一次《飞行家》应该也不错。
6.片中奥逊威尔斯问曼克准备好要做一番大事了吗?(以猎杀大白鲸做比喻)
来源出自赫尔曼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 “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实为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故事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是死亡的氛围,是作者的代表作。”——《百度百科》
7.片中奥逊威尔斯说自己要去试镜《黑暗的心》,然后曼克说的那部其实不是他要去试镜的那部,因为并没有一部1940年左右拍摄的电影是这个名字,所以大卫芬奇可能是调侃了一下奥逊威尔斯,因为这部黑暗之心要到1991年才公映。
根据豆友Ben的指正,“ 《黑暗之心》是奥森威尔斯当时筹备的作品,和《现代启示录》灵感都来自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只不过后来泡汤了 ”
8.因为本片编剧杰克芬奇就曾经为杂志社工作,所以片中的查理可能是他在调侃自己。
9.莉莉柯林斯实在是太美了,曼克在片中也有一丢丢爱上了她饰演的打字员。
10.没人会相信玛丽碧克馥是个40岁的处女,恩,很恶俗的夸赞。
11.片中的次要人物夸赞此片好看到飞起,没看过暂时感知不到。
12.说实话,一般人压根儿不会往那方面去想......
13.这很可能也是个恶搞,因为菲茨杰拉德逝于1940年12月。
14.曼克支持厄普顿辛克莱,大概是因为他也反法西斯并同情底层民众。
15.本片的故事时期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1940年及以后,曼克撰写《公民凯恩》剧本的时期以及撰写完之后发生的故事。
二是1930为起点的曼克好莱坞时代。
世界背景:
1929-1933,美国大萧条,资本世界遭遇经济危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
1933年3月,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
好莱坞背景:
引用知乎 王义之:
“1927年华纳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则宣告了有声电影时代的到来,随之而兴起的摄影棚以及影院放映设备的再升级,更是加剧了之后“好莱坞”的财务危机。在1920至1930年,华尔街投向“好莱坞”的资金已经暴涨了十倍,从7800万变成8.5亿美元,其中90%以上沉淀在了影院建设和设备投资中。”
由梅耶在米高梅的降薪演讲可以窥探到寒冬将至的味道。
而1930-1948年,可以说是好莱坞发展的黄金时代。
16.IMDB好评、差评:
最后,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引用《曼克》的截屏。
如果我足够有才华,那我会把这篇小文章写的短一点。
8.9 my guilty pleasure,大卫·芬奇的《小丑》, 夹在在一片迂腐与肮脏之间理想主义的光辉,很可爱。
困乏的还魂,待黑白漫溢为“陈旧的再建构”。也不再需要理由去相信影像:角落的黑暗被逐渐抽空,遗忘不仅存在于每一个过曝的灰白面孔。视线也随之模糊,语言从未如此无力,仿佛临时地将强力的能量抛掷给仍在迷糊对话中的“他”——(被)离场的作者假装把心底里的光从脸上撕走。既而进入这消逝的光影中厌倦的 沉醉的在场者。
从布景到表演都很老派,加上刻意做旧的质感,“曼克”可以以假乱真的嵌入“公民凯恩”的时空。它讲述的不只是这部经典以文字形式诞生的过程,还有好莱坞片厂政治的无情,从生活中提炼艺术的代价,以及编和导之间的角力。由于是芬奇老爸的剧本,可能是最不大卫·芬奇的一部电影,但就技术性而言它是完美的,无论变焦、蒙太奇、无序剪辑还是闪回戏,无不看出芬奇对“公民凯恩”的致敬——哪怕奥逊·威尔斯形象受损…
结束了海南节及环岛游回到北京家里,又可以开始看自己想看的电影了。学电影的人对影史经典《公民凯恩》是无人不知,但大多对其编剧之一赫尔曼.曼凯维奇的为人及功劳,却知之甚少。本片正是他(简称曼克)写作《公民凯恩》剧本过程的传记片,学习和讲授电影的人值得一看。黑白摄影,三十年代风范,导演大卫芬奇完成了他再现这一人物的多年心愿。对好莱坞时代人物历史了解不多的观众会觉得乏味,这也和主人公人性部分开掘不够的缺点有关。
抱歉,进入不了,电影和人都是。
成也视觉,败也剧作,线索和背景资料太繁杂,基本都是交代背景,多数观众无法代入,只能服务于一小撮对那段历史了解,且喜欢《公民凯恩》电影的观众。但是用相同的视觉基调去呈现还是很带感的。芬奇主要是完成他老爷子的一个心愿吧,老芬奇应该也是个十足对的戏痴,不仅着眼于这部经典电影的创作以及曼凯维奇的迷人个性,还把我们带回到1930-1940年代好莱坞微妙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电影更多的是关于权力,创造故事以及由谁来控制故事的电影。与其说是“电影的魅力”,不如说是媒体的力量才更准确。
电影院里粗看了一遍,值得上线之后再细看或者跟《公民凯恩》一起拉片。建议网飞直接让大卫芬奇和艾伦索金拍社交网络2,今年他俩这两部电影,《芝加哥7》是镜头和场面过渡较弱,《曼克》是剧本还差那么一口气……作为一部探讨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同时展现好莱坞所具有的输出主流价值观功能的电影,《曼克》最成功的一点是通过The Organ Grinder's Monkey的故事建立起了一种对好莱坞大片场制度的批判。手风琴艺人的猴子不仅指向明星制度,也指向那些自诩为行业顶梁柱的幕后大老板,甚至进一步也指向更加位居幕后的政治野心家。《曼克》真正嘲讽的对象是所有那些在电影这门生意中,自以为掌控一切的大人物。
重现“公民凯恩”的诞生也充满着公民凯恩式的影子,既然荣耀归于曼凯,曼凯又是个酒鬼,那么映射真实的赫斯特、光影交错被模糊成梦一样的蒙太奇、无序却被编号记录的片段、喃喃自语醉话即兴的思维跳脱都指向了生活和作品的联系,芬奇-黑白片-伟大好莱坞时代的复活终于成真了
昆汀拍的其实是新好莱坞往事,芬奇这部是老好莱坞往事。和预期不同,故事没有纠结于《公民凯恩》的署名公案(芬奇父子当然是宝琳·凯尔论派的支持者),奥逊·威尔斯完全被简化为功能性角色。整部电影是由果推因的过程,即Mank为什么要创作《公民凯恩》——导火索追溯到1934年媒体寡头赫斯特为支持共和党竞选州长,授意路易·梅耶的米高梅来制作假新闻——这可能才是网飞给这个项目开绿灯的真正原因,别看现在好莱坞是讲pc的左派大本营,当年也是靠干脏活起家的。台词密度确实够高,但还是不如阿伦·索金尖刻,芬奇找了《阿甘正传》的编剧修改,但署名还是留给了过世多年的父亲,也算一偿夙愿。另外还挪用《安妮霍尔》里著名的俱乐部笑话来揶揄了一把编剧公会,并正本清源,这个段子是Groucho Marx讲的,可不是伍迪·艾伦原创。
剧本的问题不小,相对于《公民凯恩》和《社交网络》似的交织叙事,这里显得太过割裂,没能实现这种结构应该能带来的效果。涉及人物太多,又没有写好群戏的功力,导致废笔不少,让人不知所云。场景功能性单一且生硬,恨不得直接告诉观众这一场是想表达什么。此外芬奇的黑白长片首秀也让人有些惊讶,主光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正面光,且经常刻意在背景设置亮瞎眼的光源,黑白片采用这种布光方案实属罕见。芬奇也没有在本作重现以往的调度水平,甚至一度被剧本拖累得倒退回干巴巴炫技的程度。
【B】字面意思上属于芬奇的“好莱坞往事”,更准确讲,是属于芬奇父亲的。在双线同时序的叙述模式下,芬奇将电影本身的“形式感”做到了极致:直接用“闪回镜头”来理顺时间线的字幕演出;淡入淡出的转场总是用定点光源的滞后作为衔接;酒店等待投票结果一段高调的使用了表现主义加持的蒙太奇;以及多次出现的胶片做旧图案(几乎是在屏幕上的同一位置以同一形状反复出现)。用现代技术去实现复古拍摄手法,用于接近那个时代,思路与执行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文本层面却又只剩下了事件与场景的堆叠,处理信息是粗暴的「加法」而非「乘法」,回忆?漫游?亦或是政治背景与好莱坞的缝合展现?而最终效果只能称之为“四不像”。芬奇在致敬《公民凯恩》的过程中,是否又真正失去了其内核所在?
你坞这优越感到底哪来的…芬奇和昆汀是不是私底下换过梗😅关于产业本身的作品反而需要更高门槛这事不是挺讽刺吗。
很害怕大卫·芬奇去复刻《公民凯恩》,会在视听技巧上也复制奥逊·威尔斯,还好是我想多了,芬奇只是在技术的层面上做成了那个时代的复古感,拿到电视上观看,也还是一部新电影,视听语言还是很芬奇,很现代。看着密集的台词,简单的几组镜头被精准的剪辑,还是芬奇一贯的风格,包括这个故事本身也还有《社交网络》的影子,如果是索金来写剧本,台词会辛辣的多吧。
其实《曼克》真的不是有观影门槛的问题,而是任何人物传记电影,都不应该只是拍给熟悉的观众,更何况是在Netflix这样的平台上,就更需要给不熟悉的观众们一个观影理由。而看完电影以后还是很模糊。再比如,芬奇在做各种尝试去还原,或者用他的话说去重现《公民凯恩》,那为什么不用1.37:1,而要用2.20:1呢,为什么要用单色数码后期去牺牲分辨率之类的。摒弃了他独特的视觉风格,去尝试黑白,但这次的复古美学恕我觉得并不成功,奇怪的风格混合体。的确艺术家要表达真实的自己,而非沦为凯恩,这点很认同。电影在这个时候上线,蛮巧合的是,1934电影业拼命想让观众回到影院,当时是大萧条,而现在是新冠肺炎。
观影门槛太高了,完全垮不进去。
既有满足又有失望。对于熟悉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影迷来说,本片不啻是一场闪溢着流光的时空之旅,故此依然值得四星。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十分不友好,琐碎庞杂的信息洪流足以让人晕眩失神。不过,最主要的缺憾是,与昆汀恣肆动人、戏谑饱满的[好莱坞往事]相比,[曼克]显得更像是一部仍旧停留在执迷于模仿与再现之渊潭里的平庸之作,技术水平无可指摘,但终究缺乏创意与灵气——同样的问题在大卫·芬奇作品里早已呈露过,但这一回,承袭自父亲和旧好莱坞时期的沉重枷锁,以及强烈的执念,明显束缚住了他的手脚。(8.0/10)
大卫·芬奇选择在这个时候做《曼克》并不是一个巧合,曼凯维奇对犹太人的保护、对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的声援,其实都跟当今美国政治密不可分,与其说《曼克》在形式和内容上映射《公民凯恩》,不如说特朗普时代就和经济大萧条之后右翼崛起的世界和中产阶级萎缩的美国异曲同工,而好莱坞就是一个阶级分明的小社会,曼凯维奇的挣扎在于他异质的知识分子身份。令人遗憾的是《曼克》的出现无非也只是再度证明《公民凯恩》的伟大,甚至可以说前者离后者实在太远
看这片需要做的功课恐怕要比去年《好莱坞往事》更多。相比于当下的一言堂,黄金年代好莱坞与政治的参杂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而《公民凯恩》原作本身也具有相当浓的政治意味(甚至还是大D的个人最爱)。但既然原作已经完成了对赫斯特与政界的讽喻,如今拍幕后故事却仍然聚焦于此未免有些画蛇添足。老芬奇所注入的心血有目共睹,但对于Mank这么一个具有严重自毁倾向但又保有着一丝理想主义情怀的编剧,索金显然才是最理想的执笔,而芬奇与索金合作的《社交网络》才是对《公民凯恩》的最佳致敬
看醉了!难以想象Netflix对芬奇的任用和放纵竟到了如此肆无忌惮的地步,如今的好莱坞传统大片厂们绝无可能批准生产的作品,它的自我与隐秘程度甚至注定了其悲伤的结局,却又是扛起了某种既属于私人又属于集体的记忆中的荣耀。“曼克”从芬奇父亲的剧本上还魂游荡在历史的阴影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部现代发掘的古典好莱坞失传电影,一段父子间深切情感搭建起的纽带与怀念,亲人间的“同时”制作,剧本字幕伴随着影像还原,圆满了念想,又是对创作本心与风云代际的自觉。昔日好莱坞的一首忧愁的诗歌,的确如此,曼克身上才华横溢的骑士精神和看透一切的叛逆自毁因所处的右倾年代而倍感崇高与惋惜,然如今的好莱坞乃至整个美国,“曼克”却不见踪影,并非不再需要,而是人人不愿再背负原罪畅所欲言,一切是否真的更加自由——仍有牺牲,但无人来告。
别碰瓷《好莱坞往事》,大卫芬奇比昆汀差一百个诺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