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

波兰斯基在18年#MeToo 运动中因其曾经的恋童癖污点备受指责，后来他责备整个运动是一场“歇斯底里”。波兰斯基幼年时从集中营侥幸逃离，因其波兰犹太裔的身份倍受折磨。在亲身经历了反犹太主义热潮之后，他最清楚类似的集体癔症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作出上述指控当然也不足为奇。波兰斯基对于狂热情绪的厌恶在《我控诉》中也能体现，他没有使用煽情的配乐、情节和表演来博得观众对历史或者导演本人的同情，反而用冷静的叙事将历史归于历史。在此不再多谈波兰斯基是否有在本片中影射自身经历或为自己正名的倾向，只谈电影对历史的皈依。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89年晋升为上校，1893年成为唯一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犹太人。按照传统，他是已经归化的犹太人，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法国公民，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举家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1894年秋天共和国情报人员发现送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密军事信件，透露了法军的一系列二级机密。尽管证据不足，在草率的秘密审判和指控后，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不光彩地公开解雇和降级，正如电影开头所显示的一般。在自己的条纹被撕、佩剑被折断后德雷福斯向围观的群众高呼：“士兵们，他们正在侮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可这时的法国群众并不买账，在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和右翼反犹组织爱国者联盟的联合煽动下，大多数法国人已经陷入了对共和国内8万犹太人的极端仇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海岸附近的恶魔岛。

《自由言论报》

德雷福斯的弟弟马修·德雷福斯从未停止伸冤，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乔治·皮夸特也找到了新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法国少校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但上级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并将皮夸特临时发配法兰西被保护国突尼斯。与此同时，参议员奥古斯特·舍勒·凯斯特纳在参议院力争德雷福斯的清白。在各界人士的联络下，经日后的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此时是社会主义日报《晨报》的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磋商后，左拉1898年1月在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我控诉》（“ J'accuse！”）的公开信致信总统菲利克斯·福雷，谴责军方与政府掩盖案情真相。左拉因此遭到军事法庭起诉，随即流亡英国，直到1899年的大赦。

法国政界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会、军队和右翼组成反德雷福斯派利用反犹主义维持原判；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共和党以及激进派组成德雷福斯派，部分势力意欲利用此案改组政府。1898年夏天，军事法庭重申德雷福斯案，公众舆论倒向德雷福斯。9月，军事法庭仍然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情有可原“。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特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仍不满足，他说：“共和国政府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没有我的荣誉，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 1906 年 7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他重新入伍，晋升为少校。一周后，他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争结束时被提升为中校。德雷福斯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去世，享年 75 岁。

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导致了激进派和右翼的矛盾激化，并在大选胜利后颁布了《世俗法》（1905），确立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该事件也同样震撼了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使犹太复国主义提上日程。激进派的当选也决定了法国政府日后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路线，德雷福斯事件实在可以算是一场成功的”大众歇斯底里“，正如波兰斯基本人所多次经历的那样。

但不管法国政局如何动荡、条例能不能通过，正义得到了伸张。正如片中皮夸特质问德雷福斯时他本人的回复：“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在黑暗与疯狂的时代，“我控诉！”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思近日饭局上和一位开封老乡的交谈，此人在北京任职，他说，“写东西，有些事就算不说，也别跪舔！”

沉默也可以是控诉，但麻痹绝不是。

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我控诉…！》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 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 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 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 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法兰西万岁！”，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 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