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在电影院里看一部没人聊天、没人看手机、没人吃东西的电影了。

我想很多年后，我还会记得这一场电影，记得那个无声的下午，记得那种浸泡在冷气里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喘息声、叹气声，可以听到隔壁的《战狼2》，还在连连的炮火声中向新的票房记录冲刺。

这部电影，是《二十二》。

它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

为什么叫二十二？

这个数字，不是年龄，而是人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的中国妇女被日军俘虏，沦为性奴。

到2012年，幸存慰安妇的数量已骤减至32位，同年，导演郭柯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三十二》，首次将镜头对准这个敏感的群体。

到2014年，幸存者继续减少，仅存22位，于是有了郭柯的这部纪录长片《二十二》，这也是首部在国内公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

而到上映后的今天，你知道幸存者还剩下多少吗？

8位。

是的，只有8位了。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不会停下，仍将继续减少。直到某一天，它会停在一个永恒的数字上，不再变化。

那个数字，是：0。

而趁着数字还没有归零的时候，记录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生命的温度」和「记忆的分量」，就是《二十二》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意义。

话不多说，我们先静静端详这些面孔：

在她们的脸上，你看到了些什么？

苦痛？惆怅？抑或天道不仁慈？

很惭愧，我很想一一记下她们的名字，但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竟还是忘了。

失忆，是罪过。

我只记得那个叫毛银梅的韩裔老人，十几岁时与亲人离散，后被日本人带到中国，谎称是去工厂做工，实际骗到战区，做了慰安妇。

镜头前，她说起那些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请进！请坐！”这些都是日本人教给她迎客的敬语，这么多年过去，还是记得那样清楚。

战后，她逃到了湖北孝感，再没有回过故乡。可是，她最爱唱的还是故乡的小调《阿里郎》，用她那苍老的声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的郎君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你真无情啊，把我扔下。出了门不到十里路你会想家。”

她还说，这是一首情歌，讲的是爱人要离开了，妻子不愿他走。

我还记得那位叫林爱兰的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脸上还是写满了倔强。

当年，她被日本军官抓去，逼婚，她佯装同意，却伺机报复，后被送进了慰安所。

做了慰安妇的她，仍没有放下这份倔强。直到受尽折磨，失去生育能力，还被日本人挑断了腿筋，成了残废。那一年，她还不到18岁。

被解救后，她一生未嫁，回到老家，独自住在养老院。因为行动不便，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门口张望，从上午坐到中午，吃午饭，再从午后坐到晚上，吃晚饭，回屋去睡到天亮。

见到电视上播出日本兵的画面，她还是会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她最珍惜的东西，是一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为了保护它，老人在床头挂了一把刀，说是“如果小偷进来，我就拿刀砍他。”

倔强的性格，还是没变。

我还记得那个叫李爱连的老人，笑起来特别慈祥，就像是邻居奶奶一样。

17岁那年，她被来村里扫荡的日军抓去，关进了慰安所，受尽屈辱。

如今，她在老家，和儿子儿媳同住。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小孙子一起看电视，看《西游记》，一遍遍地看，还是看不烦；她还收留了很多流浪猫，就放它们在院子里，每天，她还会按时喂食，按儿媳的说法：“她把最好吃的，都给猫了，猫不吃的，才自己吃。”

老人也不争辩，指着一只黑黄斑纹的猫，说道：“你看它那肚子，鼓鼓的，准是怀了猫仔儿。”

就是这样，所有伤痛、所有苦难都隐没在日常生活里，不见踪影。

这也是我看这部纪录片时，最深刻的感受。

它本可以把伤口撕开来，供猎奇者赏玩；本可以故意挑起仇恨，为民族主义寻一个爆发的支点；它更可以把那满身血污的往事一一历数，赚尽泪水。

可是，通通没有。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是背影，是时间静静的流逝。

正如海报上的四个字：深情凝视。

或许，这是我们面对一份过于汹涌的悲情时，仅有的一种注视方式。

不施舍，不冒犯，只是温柔地陪伴。

这是作为另一种幸存者的我们，理应保有的一点慈悲。

时间无情地走啊走，走过门前的那棵大树，留下细细碎碎的剪影；走过青烟缭绕的山村，种下青草与荒草；走过看不见的风，走过听得见的雨；走过所有沉默的人，看她们坐在黑暗里，静静耗干残存的年华。

我很庆幸，这部电影在所有该沉默的时候，都坚定地选择了沉默。

比如，在毛银梅老人讲到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回忆到了深处，她突然摆手说，“不讲了，不想讲了，我身体受不了。”

于是，镜头就随着她一起沉默。

比如，在林爱兰老人，讲到自己是怎样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进湍急的河流，突然痛哭失声。

没有人再追问，而是和她一起流泪。

还有，当李爱连老人抱怨起其他记者，“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女，我怎么说得出口。”

或是说起，“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那一刻，你就会明白，原来，你所期望的「讲述」，对她们已是「残忍」。

看到很多影评人，都在说这部纪录片素材太少，对人物挖掘不够，或是主题不够深刻…

站在绝对理性的角度，这些问题我都承认。

可是，这一次，我却没办法苟同于理性。因为我觉得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理性更可贵，那便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暂时放掉理性。

理性，或许可以触及真相，可以追逐真理。但是，理性，也可能咄咄逼人，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过度的理性，就不再是真诚，而是冷漠。

本片的剪辑顾问是廖庆松，他是侯孝贤的御用剪辑，曾经剪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刺客聂隐娘》等影片。

在看过粗剪的影片后，廖庆松不太满意，奉劝导演，“你要改一改，加入一些史料进去，否则很难打动人。”

但郭柯仍然坚持，“廖桑，我就是一个30多岁的新导演，我就想要这样一部影片。你就当年轻人犯错，你帮我‘错’得浪漫一点吧。”

最终，廖庆松妥协了，他选择放下自己的理性，尊重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

这才有了这样一部特别的纪录片。

而作为一个观众，我也只想静静欣赏这部电影。欣赏那一幅幅沉默的画面，欣赏那一个个欲言又止的时刻。

只见镜头不断地横摇，扫过光影斑驳的墙，最后停在她们的脸上。那些脸孔，已被岁月雕刻得如此趋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甚至是，时间本来的样子。

难道，你从这些沉默里得到的真相，还不够多吗？

难道，你从这些皱纹堆累的脸上，还没有看到关于「活下去」的永恒真理吗？

在影片的最后，这些老人留下了她们的话。

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句，是韦绍兰老人说的：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黑底白字，亮堂堂地印在屏幕上。

我盯了许久、许久……直到闭上眼，还能看见它们。

这是我第一次写影评，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

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不喜欢纪录片，尤其是这种叙事叙人结构的电影。但这部电影值得大多数观众去影院仔细观看，细细聆听老奶奶们叙说过去残酷的现实。但内容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沉重，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坦然面对今后的生活。郭柯导演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镜头安静却有力量，提醒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遗忘这些曾遭遇残酷迫害的慰安妇们，这些慈祥的老奶奶们。

看到某些键盘侠，连电影都没看，就直接批评电影质量不高，搏取同情，揭露伤疤。如果中国人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历史，怎不被后人取笑，被世人取笑。何况慰安妇事件，中国人和韩国人是最大受害者，应该唤醒大家的关注，不应该让她们感到孤单和寂寞。因为有我们，今后要让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首先不能遗忘！

尊重电影，走进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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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的几个中国电影，都是特别不好被评价的那一类。

如果电影是以余味制胜，那么，感动与泪水，应该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达成的一种。譬如起音乐，硬煽情的方法。

我是在影展上看的《二十二》，到这次电影院放映，就不想去看了。因为大银幕与《二十二》之间，无法构成任何一种必要的购票消费冲动和情感驱使，去吸引我，再次走进电影院。

三个月后，三年五年后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再看一遍《二十二》，或者说，认为它有比肩电影史高分纪录片的成就（在豆瓣网评分高达 9 分，克洛德·朗兹曼的《浩劫》，1415人看过，评分 8.9）。

我想说，《二十二》所代表的纪录片类型，能在中国电影院大规模上映，借助口碑效应传播，被更多主流观众所认知，接受并热评，这是一个天大好事。至少，纪录片不再是《爸爸去哪儿》之类的综艺胡来和明星生活花絮。至少，所谓低成本、无明星电影的票房奇迹，不再只有《百鸟朝凤》和《冈仁波齐》。

但这不代表，拥护《二十二》，为一部电影流下眼泪的观众，就有理由去决定别人应该看什么，或者更应该看什么。

尤其是做为电影本身，作为纪录片拍摄的《二十二》，设备到位，画面精致足以在影院上映，其导演手法则是平庸、混乱而失败的。蜻蜓点水的口述采访，罗列开来的记录素材可能是老人确实难以言说，反过来也说明创作者面对这样一个题材发挥无多也无从发挥。我还专门翻了之前做影展评审的打分手记，给本片打分实在不高。

我知道，在这样沉重的题材面前，技法是最次要的，抢救是最重要的。

但，为何一直没有抢救。

深究这个问题，很容易导向老人们作为战争受害者，一直没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款道歉。

但，为什么会无门无路。

伤害是战争造成的，全面抗战有八年，人生却可能要八十年还不止。我不想说，老人们的悲剧，始于日本的残暴无情，最后却更多是来自周遭社会的歧视、打压与白眼，但《二十二》没有把情绪引向仇恨，甚至让老人发出中日不要再打仗的苦衷。作为观众，我是全盘接受到了老人的善良好意。

可就像有网友调侃的：中日友好天天讲，中日仇恨代代传。

《二十二》能多大缓和，并唤醒更多人去思考历史，权当后话不提。

同韩国“慰安妇”题材的耻与恨不同，半岛国家对日本的深恶痛绝情绪，是深入骨髓。正如《二十二》里面，还有一位来自朝鲜的老太太。《二十二》传达了一种无力感，面对苦难，除了眼泪，似乎难以多言。

电影是平实地在写人，她们卑微、努力生活着。又如纪录片背后自有一段惨痛的战争历史，但相隔七十年，又有多少受害者的历史是我们尚未知晓的。《二十二》所组合的，是受害老人们的过去与现在。中间人生，给观众制造了巨大的历史迷雾疑团。

作为一部电影的《二十二》是简单的，作为一部在电影院上映的《二十二》，却应该引发更多思考。这是一段希望被更多人知道的可见光历史，也跟顶着“暴露国家和社会阴暗面”的独立纪录片貌似不同。

如果怀有忧患意识，担心类似的人与素材一同消失，那么，看完电影，流了眼泪，一个观众是否应该重新看待这个社会，还有哪些活生生的人与素材是容易被消灭与遗忘的，而不只是停留在感动与同情心。

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猜想战争的残酷一二，相去太远的空白，电影及时在场带入。

本片为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参评参展影片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期间，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在影片《二十二》开拍之时，中国内地仅剩22位“慰安妇”幸存者。

当光阴慢慢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的老人们，如今又身在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经历着怎样的悲喜忧乐？纪录片《二十二》将于8月14日正式上映，我们与导演郭柯一起聊了聊影片背后的故事。

聊了很多之后，郭柯最终将自己导演时的心路历程落在了这一句话上：“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而一张剧照里的他则展现了另一种模样——郭柯坐在监视器前眉头紧锁，听着耳机里传来的翻译声入了神，认真得着了迷的样子让人很难再回想起他之前语气里的轻松与洒脱。

“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双重的。”他对自己评价道。

郭柯坐在监视器前眉头紧锁

2012年，郭柯着手制作拍摄纪录短片《三十二》，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名叫韦绍兰的“慰安妇”幸存者。到了2014年开始拍摄长片时，只剩下22位老人了，纪录片《二十二》由此得名。影片还未上映便收获了许多关注，人们对郭柯的拍摄手法更是褒贬不一。对此，郭柯却自有一套评价标准：

“不是说你能拍到什么，而是你怎么去拍他们，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

她们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

2012年12月初的一个午后，在广西桂林荔浦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黑瓦红砖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人韦绍兰。

92岁高龄的她每天仍要烧柴、挑水、务农事，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韦绍兰是一名“慰安妇”。七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亚洲女性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并伴随监禁和暴行。

如果看过那些有关“慰安妇”的文章，你会发现，她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惨。她们身心饱受摧残却无以言说；她们晚景凄凉无人陪伴；她们利益受损却控诉无门；她们被当作历史的活证人，任人消费她们的苦难。

如果以“慰安妇”为关键词搜索，你还能看到“慰安妇不堪蹂躏”、“求死不得”、“慰安妇的血泪控诉”……等等。这一圈看下来，她们的生活似乎真的只剩下了痛苦与折磨。

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

“当你真的接触到这些老人以后，你根本想不到她们是什么‘慰安妇’。她们就跟普通老人一样，就像是我们的家人，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苦大仇深。”这是郭柯拍摄时，那些老人们留给他最大的印象。

直到现在，郭柯依旧记得老人们热情招呼他们的模样。“会把家里的东西给我们吃，会担心我们那么多小伙子中午有没有好好休息。”于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后来他们在午休的时间就不去拍摄了，剧组一起休息到2点半左右再开始工作。“就像老年人看着晚辈一样，她也很爱护你。”

所以更多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或者准确地说，我们当中那些善用媒体或者有话语权的人，认为她们应该是惨痛的、悲愤的。基于维护民族自豪感的需要，基于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慰安妇”这个词，便成为了一个最趁手的话语武器。

凡事皆有因果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触目人心的画面，郭柯选择了一个更为温和的方式去叙述这个故事。这对于一部纪录长片来说是有一定风险的，大部分宣发公司和院线更看重的仍是片子的商业前景。但郭柯有自己的思量。起初他也想过要在“慰安妇”这个噱头上做些什么，但是随着与老人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这是一群需要他去尊重、去爱护的人，她们的乐观与善良让他想用一种她们觉得舒适的方式去记录下这件事。

“我觉得尊重她们要摆在最前面的，因为她们是长辈是老人，晚辈对长辈应该是这么个态度。”

这也是他想传达给观众的理念。面对这样一群人，你可以给予你适当的关注与陪伴，但无止尽的猎奇心理或是过度贩卖的怜悯和同情对于她们不会有任何帮助。

“我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那样，让老人们说出那些残忍的经过，把片子拍得很“血腥”。但我会想，将来有人看到这样的片子，他们会怎么想？或者过个5年、10年我再去看，我心里会想‘原来你就是那样的人啊’。所以你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个导演是怎样看待这个故事的，很大程度地影响着观众看待这个事件的角度。当作品面向大众，而不仅仅是个人情怀的满足时，这是必然要去考虑的。郭柯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重要。

但如果除去了“慰安妇”这顶她们被强扣上的“帽子”，这样一群老人还有记录的意义吗？

对于我的疑问，郭柯认为，其实凡事都是有因果联系的，她们的经历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印记，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就足够说明一切。“就像数数一样，我不用告诉你一二三四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就从五开始讲，讲五六七八九，讲她们的现在时。”

片子里，有些老人家的家里挂有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带领着她们逃脱厄运纠缠的人，是带她们走向了新生活的人。湖北的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她的姓便是后来跟着毛主席改过来的。“我爱毛主席，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

郭柯还回忆到说，当时有个老人问他：“现在是谁在当毛主席？”在她们的眼里，毛主席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职位，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都是“毛主席”。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还有一些老人会在不经意间说起了日文的问候语“你好”和“请进”；92岁的韦绍兰老人还笑着唱起了山歌：“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通过一个个细节的刻画和展现，郭柯不仅拼凑出了当下慰安妇幸存者们的生活状况，更展现了她们那代人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认知。

“我们更多的是想在片子里边通过内部的东西去做一些处理，去把老人们通过某些点连接起来。”

“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

郭柯平日里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不太爱说话，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的独处。

最初想要拍摄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在微博上看到过一篇介绍韦绍兰老人的文章《一个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孩子》，他觉得，自己能被这个题材所吸引“是顺其自然的”，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相比起如今性格里的沉稳，郭柯年少时则显得叛逆多了。上初中的时候，成绩差，爱捣乱，高中甚至还辍过学。

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差，郭柯觉得其实一切都是缘分。他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长大了会去拍片子，他觉得“这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好的。”谈到关于未来的想法，他表示并不喜欢特意去规划什么，

“把当下的事儿做好以后，下面该做什么自然而然便会来了”。

在拍摄《二十二》这部纪录片的前几年，其实郭柯很少拍东西了。“我不是说不想拍，但还是想跟着自己的状态走，不用那么急功近利。”如今面对片子给他带来的荣誉和好评，他已经不太在意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这就够了。”

对话郭柯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在拍摄的时候肯定会有比较动情的时候，您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的呢？

郭 柯：

控制吧，不要自己陷入故事里面。不要把她们的身份摆在太前面了，不然拍她们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尽量不要想她们是“慰安妇”，多去观察她们的生活，多去捕捉她们的生活细节，然后在访问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尽量跟她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多关心一下她们之后的生活和现在的一些心理状态。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会不会觉得即使没有我们的关注，她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郭 柯：

当然了，老人过着她们的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老人他过着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大家老是在某个节点，在某个纪念日的时候老是要把他们弄出来，这种行为或者这种做事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思考一下，到底对与不对。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那这种关注对于她们有好的一面吗？

郭 柯：

比如现在很多大学生或者志愿者，他们就去老人的家里面陪着她们，我今年春节去的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广西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他们就去老人家里边去住几天，就陪着她，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挺好的。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您会在意别人对您片子的评价吗？

郭 柯：

我肯定也会去看别人怎么评价嘛，但是能影响我吗，我觉得不至于吧。因为毕竟现在也30多岁了，也有一定心理的承受能力，也没关系。再说了，我只要时刻想着当初拍的时候不是要给大家看的，就能调整一下，自己心态自己调整嘛。至少我对老人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将来我也不会遗憾，这一点我觉得做到了就挺好。

所以大家怎么去怀疑也好，网上怎么去评论也好，我都能去接受。因为毕竟只有我跟她们相处得时间比较长嘛，我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可能也没见过他们，通过一些初步的了解，当然会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评判。你的能力不行啊，你的手法有问题啊，我觉得都没问题。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二十二》这部影片的上映计划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郭 柯：

8月14日公映，7月7日開始提前點映。近3万民众众筹100万宣传发行费才得以公映，所以我们很珍惜此次机会。

文 / 郭瑾

编辑 / 黄炜婷

一

看完《二十二》，影片结尾，有一位老人的话是：谢谢你们。

我感到挺惭愧的。我认为自己平时在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有罪。

对这群人经历的苦难，我曾视而不见。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慰安妇”了，但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们的生活，看她们如何度过劫难后的漫长岁月。

而且，她们正在迅速地离开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是出于相似的感受，同场的观众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电影落幕后就离场。

正片加上字幕，总共99分钟。最后4分钟是满屏滚动的名字，32099个。他们是为这部电影众筹了发行资金的人。这本来是挺无聊的画面。

但大家看完了所有名字，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

因为残忍，一些人曾回避这个群体。更多人选择忽视。

于是，电影结束，很多人都产生了和我一样的愧疚感。愧疚感源于忽视，源于看见了，却什么都做不了。

以下有电影内外的一些经历过那场劫难，幸存下来的老人故事。随着时间，她们在一个接一个离开。面对这些一天天消失的名字，现在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知道她们，是看见。

是让更多人知道和看见。

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王玉开 （1920—2013）93岁 海南

第一个故事，我想说说王玉开。

她晚年一个人生活，住在山上。

日本鬼子来扫荡那天，她正和丈夫在家做饭。在厨房，她被三、四个日本士兵围住，轮奸。丈夫被绑着手脚，吊在门口，目睹妻子被侮辱。

之后，王玉开经常被日本士兵拉到据点。

一位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后来见过王玉开。她给老人看了日本军人老了的照片。本来以为老人会咒骂，结果王玉开只是笑着说：“没想到日本人老了，连胡子也没了。”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韦绍兰 （1920—）97岁 广西

今年，韦绍兰97岁。

《 二十二》里，她的一句话打动了很多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5年前，郭柯就知道了韦绍兰。当时他拍摄了《三十二》，那一年，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人数是 32。

韦绍兰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30 元，她最爱吃白菜，因为白菜便宜。

但拍摄《三十二》的那个冬天，省吃俭用的韦绍兰却给了郭柯一个 100 块的红包，像家里的奶奶：“给你们妈妈买点糖吃。”

韦绍兰是 1944 年被日军掳到慰安所的，去的时候还带着女儿。3 个月后她逃回来了。丈夫说，你还晓得回来啊。她 3 个月没哭，这一刻哭了。

婆婆却说，不是她学坏，是日本人在山头拿到她的。

又过了 1 个月，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下来。还是婆婆劝她，死什么，不管是男孩、女孩，生下来。

1945 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生下了儿子罗善学。这个孩子从小被人指着说是日本人。谈过 6 个姑娘，最后终身未娶。

韦绍兰曾参加过东京“战争与女性暴力和平资料馆”的公开活动。活动上，她痛哭不止，却没有停止陈述。

从 1995 年起，中国大陆有 24 位“慰安妇”幸存者，在 4 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曾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 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郭柯在拍摄中，对慰安妇们的苦难有想象。但有些东西还是出乎意料。

他问过韦绍兰和罗善学同一个问题，将来会怎样。

罗善学说，之后病了没有人端水，就喝农药去死。

韦绍兰却讲，“我还没有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下命来看。”

郭柯不再刻意和这些老人聊那段最悲惨的往事。这些幸存者也像我们家里的长辈一样喜欢回忆，但更多是回忆小时候。

有一次，韦绍兰讲起了还是姑娘家时，她经常上山放牛，爱唱山歌。讲到这段，她笑得像小孩子一样。

那首歌是这样的：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郭柯觉得这首当地山歌，就像是韦绍兰自己的生活。

这一生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毛银梅 （1922-2017.1）95岁 湖北

现在住在湖北的老人毛银梅不愿意回忆慰安所的事，提到就一直哭。哭完了，又像想起什么，自顾自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您上楼”，说的时候她微微弯腰，脸上是类似微笑的表情。

她是朝鲜人，原名朴车顺，1943年，18岁，被骗到了中国的慰安所。她打心里感谢毛主席，所以逃出来后，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毛银梅。一起被骗来的朝鲜姑娘，两个跳江死了，一个因为怀孕被日本兵拉去打胎，一去不回。

她已经不太认识韩语了，但依然会唱韩国民歌《阿里郎》。唱歌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木椅上。声音悠长。

她还爱摘栀子花，桶里盛水养着，一朵、一朵地分给摄制组成员。

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她会难过的抹泪。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开心得像小孩。

毛银梅没能在电影院里看到自己，今年1月18日，她去世了。

在过去的采访中，她曾说，这一世过后，再也不想投胎了。

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林爱兰 （1925–2015.12） 90岁 海南

关于慰安所，林爱兰不想多说。她有另一段让自己骄傲的经历：当过红色娘子军，用枪打死过日本人，得过两枚抗日奖章。

晚年她住养老院，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刀，床上爬满蚂蚁。她说挂刀是想在小偷来的时候砍小偷。说这话时铿锵有力，但实际已经腿脚不便，走路都要倚着椅子。

在奖章不见时，她着急了，怀疑是一个村民偷的。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找到了奖章。林爱兰不好意思地笑了，特别羞涩。

一提起母亲的死，她会忍不住哭：“他们（日本人）把我妈绑住扔河里，我想到这个就心痛。把我母亲绑住手脚扔到河里，让水冲走了。”

从日军那里逃脱后，林爱兰再也没有嫁人。她一生没法生育，养过很多野猫，五条狗。

她在2015年年底去世。

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李爱连 （1928—）89岁 山西

家在太行山的李爱连是在新婚之后被抓到慰安所的。丈夫是游击队员，也被日本人被抓了，别人劝她改嫁，她不听。

老了之后，李爱连还是爱笑，看见孩子、野猫都会笑。

但想到已经过世的丈夫，她会忍不住流泪。从慰安所回来后，她被人非议。丈夫却说，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在一个下雨天，李爱连终于愿意直接讲述那段往事。日本人曾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她连吃了8根，吃得胃火辣辣地痛。落下了胃病。

最后，郭柯却没有把这段回忆剪到成片里。

她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到脸上

王志凤 （1928—）89岁 海南

王志凤笑时一双眼睛眯起来，能看得出年轻时她的美貌。小儿子曾不止一次问她：爸爸条件这么差，你为什么要嫁？她说：被糟蹋过的女人，没有大户人家瞧得起。

16岁时，她外出捣米，碰上了日本兵，被抓了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夜里做慰安妇。虐待和殴打下，她很快染病、身体溃烂。父亲的兄弟们凑钱把她赎了出来。

从1939年到1945年，占领海南岛的6年里，日军设立70 多个慰安所，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 100 人。王志凤是幸存者之一。

因为那场劫难，她右腿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宽的白色伤疤，夜里经常痛。

图片来源：成都商报

她恐惧出门，在生产队干集体活时，只要天稍擦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出门，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小儿子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专门回家照顾她。

王志凤现在喜欢坐在家门口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

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很美

何玉珍 （ 1921—2014.11） 93岁

网上有一张照片，是2014年12月2日，韦绍兰望着何玉珍的遗像。

当年，她们一起被日本人抓走。40多天后，何玉珍趁着鬼子睡熟逃走。战争中，何玉珍的丈夫被征兵后一去未回，母亲哭瞎了眼，弟弟精神失常上吊自杀。

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曾走访慰安妇的作家段瑞秋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她看到：“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她美，这让人更难过。2014年年底，何玉珍去世。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孤零零的遗像。

影片公映的前一天，海南的黄有良老人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郭柯拍摄过的22个老人，现在减少到了8位。

这是“最残酷的倒数”。

《二十二》的开头是追悼会，结尾是葬礼。她们一一离开，镜头里只留下白雪覆盖的空空的大地。

那个白茫茫的镜头，给人深深地无力感。她们一天天离开，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但因为人们的这种愧疚感，变化似乎也真的在发生。

大概一年多以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

但今天，《二十二》上映的第一天，我朋友中午买票时发现，附近晚上有场次的影院都满座了。

导演郭柯告诉我，他本来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预期：“谁都不敢想，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紧迫感在我们之间蔓延，再不去看就来不及了。“遗忘历史就等于背叛。”

虽然“看见”只是第一步，感到惭愧只是第一步，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二十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回望的视角，不是悲愤和仇恨。而是克制着去看，是深情地凝望。

有些人希望她们被遗忘，那些不道歉的人。

连我们也差点忘掉她们。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你看见了吗？

题图来源于正版图片素材网站：图虫创意

要看见，要温柔，要记得。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在这一天上映。

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老人和她“日本儿子”的短片，当时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32位，《三十二》就成为了这个纪录短片的名字。

2014年，幸存者的数字变成了22位，为了更多的留住这段历史，导演郭柯又拍摄了这部《二十二》，采访对象也由之前短片的一位老人，增加到全部的22人。

影片从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一波三折，不过在聊电影之前，大海想先提一下最近网上热议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8月7日，微博网友称，“4名男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乘夜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恶毒亵渎烈士英灵，令人发指。”

配图显示，这4个人身着日军的军服、头戴军帽，在昏黄的灯光下，站在四行仓库门口合影，但他们的脸部都被打上了马赛克，难以辨认。曝光的另外一段文字截图显示，这4人应该是中国人，文字中不乏“合拍简直堪比偷井盖”、“刺激”、“汉奸互助”等字眼。

另一件事发生8月初，有微博网友曝出，反课纲的台湾学生朱震被邀请到大陆参观交流。在“慰安妇”问题上，这个朱震曾说：“我曾祖母做慰安妇是自愿的。”

对于统战这样一个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很多大陆网友还是不买账的。“阿祖慰安都是自愿的还有什么好拉拢的？”

让人愤怒的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这样的“精神日本人”越来越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如果说台湾是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皇民化思想在一代人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那一些大陆青年只是看了几部日漫，在日本留过几年学，就叫嚣“父母生我支那身，日漫赐我大和魂”，我们就该思考，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历史观？

这也让《二十二》的上映，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至少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及的“慰安妇”。影片拍摄时，这一群体的幸存者为22人，截止到2017年7月，这个数字变成了9人。

导演郭柯和拍摄组辗转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探访了幸存老人的住所，了解她们现在的生活状况。

《二十二》以山西一位“慰安妇”老人的葬礼开篇。

在一场吹吹打打的葬礼之后，当地村干部在镜头前讲述了这位老人的生前事迹，还带着拍摄组来到了当初被日军征做“慰安所”的窑洞，告诉他们这里面关过多少女人，类似的“慰安所”在附近有多少个。

随后拍摄组采访了当地几个幸存者老人和她们的家人，这些老人虽然不愁吃穿，但也能看出她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好。

拍摄组中有一名韩国摄影师，他说最开始接触到中国这些老人的时候，其中一名老人还生活在不能遮风挡雨的旧仓库内，是志愿者们一起帮老人盖的新房子。

还有一位老人害怕拍摄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出现在镜头中。

为什么会害怕？在海南，有一位志愿者告诉拍摄组，“慰安妇”这个词其实是这些年才有的，以前当地人管她们叫“日本娘”，把这些被日军抓走的女人看做是汉奸。

还有一位志愿者多年来一直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想要为老人们讨回一个公道，然而却没有任何结果。他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会打扰这些老人了。

影片中多次出现阴云密布的天空，十分压抑，就像这段历史一样。

在镜头里，这些幸存者和普通老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身体比较好，90多岁高龄，还是自己砍柴、烧水、做饭。还有的没事喜欢喂喂猫，和街坊打打牌，生活的祥和平静。

因此让老人们重新回忆那段过往显然是残忍的，也有人质疑这部纪录片是否应该被拍摄。

不过《二十二》没有刻意去煽动情绪，没有过多的追问。

导演说，他跟这些老人相处久了，觉得她们就像是自己的奶奶一样，“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首先得尊重她。”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林爱兰的老人，她曾经当过游击队，谈起日本鬼子毫无惧色，还从鬼子据点里给战友们偷子弹。

但是提到亲人，老人就开始抑制不住的哭泣。她哽咽着告诉拍摄组，当年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被绑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随后不到20岁的林爱兰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进了慰安所。

还有湖北一个叫毛银梅的老人，她是从韩国逃难过来的，原名叫朴车顺。在镜头前，毛银梅老人用韩语唱了一段“阿里郎”，还会用日语说“你好”、“请坐”。

提起那段悲惨的过去，她还是忍不住掉眼泪，“不说了，说了我心里难受。”

后来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她就把名字改了，她说：“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另一个印象很深的地方，是海南有个志愿者女孩，多年来一直在照顾幸存者老人。在得知一名老人的死讯后，这个女孩失声痛哭，然后去老人的坟前祭拜。后来在面对采访时，观众才知道她原来是个日本留学生。

这个日本女孩说：“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其实这些年，国内的慰安妇幸存者群体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慰安所遗址的去留引发了不小争议。

附近的中学生说：“（慰安妇）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当地居民也表示：“它就是一个耻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不能放在学校里面。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教育。”

甚至有人说：“是妓女啊，‘慰安妇’就是妓女啊。”

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女”，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大曲解，也是对历史的无知。

这种曲解和无知并不罕见，这不仅让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在余生中也继续遭受漫长的羞辱和折磨，也让不少年轻人缺少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滋生“精神日本人”提供了土壤。

参加点映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在网上问导演郭柯，“怎么看台湾有一些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记得导演的回答大概意思是“我们更应该思考他们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想法？是谁给他们灌输的这种历史观？”

据说导演就是受上海慰安所拆迁这件事的刺激，决定将《二十二》推向院线，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段历史。

这是一部预料中不会获得商业成功的影片，拍摄一半资金就捉襟见肘。还是演员张歆艺无偿借给导演100万，才让影片能够拍下去。

后来没有宣传费用，出品方又联合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发起了募集100万宣传费的众筹公映活动。众筹共有3万多人参与，片尾的致谢名单上纪录了所有参与者的姓名。

濮存昕、张一山、高伟光、吴刚、管虎等演艺界名人也参与了对影片的宣传，致谢名单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导演郭柯表示，影片的周边产品销售收益及导演所得收益，将全部捐献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用于对“慰安妇”历史研究及幸存者的资助，所有信息都会在电影的官方宣传平台公布。

这个过程中，郭柯曾向韩国慰安妇题材影片《鬼乡》的导演赵正莱学习经验，这部韩国电影也是靠众筹才完成拍摄的。

韩国社会在保障“慰安妇”幸存者权益方面，做的确实比中国好。郭柯说他参加过一个韩国的慰安妇纪念活动，现场有很多中小学生，没有人把她们当做耻辱。

从32到22，再到现在目前仅有9名幸存者在世，这个数字迟早会变成0。但是在这之前，能够留下老人们的影像资料，让历史得以被铭记，就是《二十二》最大的意义了。

大海只希望影院能多一些排片，观众也去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借用吴刚老师一句话：“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补充：

评论区有一些质疑何为“精神日本人”的，觉得自己只是喜欢日本文化怎么就被扣帽子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精日，貌似没有个权威的定义，但是根据我个人感受，以及一些官方媒体关于精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精日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首先精日肯定要是中国国籍，台湾法理上也包括在内。

2.洗白日军二战的“慰安妇”制度，认为“慰安妇”是自愿慰安的。或者否认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等等，对此幸灾乐祸的，洗白日本二战侵略史。这类人台湾居多大陆也有。

3.张嘴闭嘴你国、zhi那，抹黑中国，甚至造谣，夸大中国阴暗面，选择性无视中国好的一面。逢中必反，遇美、日必挺。

4.类似在四行仓库穿日军二战军服，在纪录片《二十二》放映时大笑这样的行为，侮辱抗日先烈和受害者等等。

5.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点，帮日本间谍偷拍国内军事设施，窃取国家机密等等，已经成为实质性汉奸。

其他待补充，反正有以上几点行为的肯定是精日，单纯喜欢日本文化算不上精日，部分人不用对号入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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