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的故事

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一般都是轰轰烈烈，英雄虎胆或者运筹帷幄，矛盾很深重，冲突很剧烈，这部电影在当时应该是个创举。它的视野没那么铺张，情感没那么激昂亢奋，镜头紧紧聚焦只是革命战争浩瀚洪流之中的一个间隙、一个小小的支流和一个小小的地方，还有只是少少的几个人。这是第一新鲜的地方。然后是爱情的主题，在那时候也不多见，影片情致绵延，导演成功的传递出了自己的感动，这在儿女情长表现上比较失语的时代，很容易成为人民群众的集体宣泄载体。我想这是这部电影家喻户晓的主要原因。

但是仔细想来，本片的时代烙印也很明显。政治说教的地方不少，电影为了宣传军队（集体）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个体的爱情还是太过于合理化了。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副班长与政委的谈话中主动承认了自己思想的斗争，表现出了个体精神领域的微妙与复杂，但终究是用作检讨般的独白否定了对于更深远的意识形态禁锢突破的努力。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爱情两个字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情感合理性的肯定，也因此必然包含着对于理性意识的反叛。亚当和夏娃不但是魔鬼引诱的目标，也是爱神悄悄降临的造访者；不光是因为他们吃下了苹果才招致灾难，更是因为某种奇妙的感情---爱---使他们突然惊醒，单纯封闭的伊甸园倒塌了，世界因为这样的一瞬变动跨入了新的时代。情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句话表明，思维也可能包容于情感之中。

强调情感并不是要求这部电影全心全意的去追求当下超越阶级属性超越时代的浪漫，我只是觉得男女主角（尤其是男主角）个体化的东西应该再多一些，主动的动作再多一些，这样才见的是动情。战士不是伟人，个体还是要犯些错误的。求取完美的形象是虚假的，是容易招人怀疑的，那只是为了顺应官方的意志，有什么意思呢？可能不如李双双，虽然也在政策之中，但是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给了自主意识，给了自由灵魂，给了主动动作，给了更多活趣。

文章名称: 《党•集体•作者——“柳堡的故事”创作的体会》
文章来源：《中国电影》
作 者: 石言
发表时间：195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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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子和小说

1945年4月的一天，在江南天目山区,我到连里了解工作回来,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我。走到山腰的凉亭旁,我们坐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他谈了一会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于是,他告诉我,去年在苏北宝应休整时,在帮助群众劳动中,他认识了一个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是“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他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

事过境迁,他说得很平淡。姑娘爱他,他有些得意；有过落后思想，他害羞；倒底站稳了立场，他自豪。

他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他说：“呵，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问，因为晚点名的哨音响了。

后来，在日寇投降时的大反攻中，他在江南牺牲了。

他的话，却和其他战友们的心腹之谈一起，长久地萦绕在我的耳际。

1949年全国解放，我重病住院，老战友们来看我，谈起宝应地区的解放翻身，触动了我。到底，幸福的日子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结了婚，也许都抱了娃娃了。徐金成如果还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我想到，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都牺牲生命，却不很知道，许多革命都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

我想，把这一点写出来，该有些教育意义吧。

党把我放在战斗部队中，放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因而，我对新四军的、南方的青年战士是熟悉的，热爱的，对苏北的人民是熟悉的，热爱的。因而一旦有了主题，我感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情节也就水到渠成。我在枕上写作，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当年。

写到李进别了柳堡地区，随部队南征，我却写不下去了。原来，爱原始材料的影响，我曾经考虑过是否能把结尾写成这样：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牺牲了。这固然接近曾有的事实。可是我感情上不能忍受，觉得反而不真实。是的，许多忠勇的战士牺牲了，他们牺牲得光荣，有价值；而更多的战士，却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得到光荣，也得到幸福。我们的时代是人民胜利的时代，大团圆的时代，阴冷的色调是不典型不真实的。这一点，后来在批判“洼地上的战役”的时候，我更深刻地感到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小说发表的时候，李进和二妹子胜利重逢了。

二、从批评中得到教益

作者是幸福的，如果他的作品基本上为人民所肯定，而又能得到许多正反不同的批评。

作者最初往往不清楚认识自己作品的坏处和好处，许多论点各异的评论和口头的褒贬像许多镜子摆在各个不同的角度照见了一切。批评提高了我的认识。

我认识了我的“李进”，他在这样的意义上概括了农民出身的革命战士的命运：个人利益、地方性的利益服从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在坚决斗争中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统一。同时，李进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爱情问题上，而他对爱情的态度，又是和他的刚强、热情、聪明、高尚的性格分不开的。作品就应该通过他自己的性格和特殊的冲突来体现它的思想意义。

我认识了我的“指导员”，他身上有另一种矛盾：维护革命利益和关心战士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为人民的最高利益而奋斗，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只要革命利益许可，党主动地、无微不至地关心解决同志们的个人问题。而鼓舞和督促每个同志为革命利益牺牲奋斗，又是爱护同志的最根本的原则。指导员必须体现上述的原则，右了是危险的，“左”了也不应该。

同时，批评使我明白，我过份强调了爱情的力量和重要，我的人物为女孩子的命运和自己的爱情过份激动，李进为了救二妹子竟成为不顾纪律不顾一切的人。我还通过指导员同情和肯定了这种个人狂热的思想感情。指导员的性格就是我的性格，在小说的初版中，我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因素有所暴露。

我衷心感谢那些否定“柳堡的故事”的批评，它们使我看到自己的弱点。

后来，在反胡风斗争中，我惊异地听说，有两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曾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出发“捧”过我的这篇小说。这使我更清醒了，啊，原来他们在我的人物身上嗅到了个人主义的气息！嗅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气息！

在改编电影的过程中，1954年初，周扬同志曾在信上对我们提示道：“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是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的话；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只要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好，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在这种时候，恋爱在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越小，它的价值就愈高，”

这种种批评鉴戒和指示，结合着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思想运动，对“柳堡的故事”电影剧本的编写起着海图和指南针的作用。

三、 电影剧本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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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同志在1950年就开始改编这个电影剧本。从那时算起，到1956年底剧本下厂，断断续续有五年半之久。

因为，虽有上述的指示和批评，但思想艺术水平低下、经验缺乏的我们，还是常常迷路。第一次大弯路，是轮到我执笔的一遍。我写的“李进”完全成为“言论小生”；二妹子被抢时则被绑在桅杆上（因为敌人知道李进要一枪打断桅绳）。当时军委总政文艺处的负责同志曾给了恳切的批评，并说：“同一个作者，同一个题材，竟会有如此不同的作品！”这一次的讨论和批评总算把我们从歧途上叫了回来。

第二次大弯路，是我们忽然觉得应该“反映时代”，应该写大斗争。宗江同志和我商定了一个方案，把故事放在1946年，把敌人变成蒋军。于是大规模运动战，在撤退，还乡团，二妹子在敌后斗争中成长，大反攻……打得不亦乐乎，自以为能激动人心。但剧本拿到总政文化部，座谈会上多数同志不满意。有一些同志说：“不是柳堡子！”原来，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却为我们这种文艺学徒所不知：主题本身不能承受外加的大量素材。这样，我们重新回到原小说身上来，实事求是地、单纯地表现原有的戏剧性冲突，也可以说是经过了一次“否定之否定”。

这两次弯路的时间是两年。

此外，纪律问题、部队婚姻政策问题、正面人物的缺点问题、抒情的分寸，以及影片会不会有刺激部队恋爱的副作用等等，都一再使我们伤透脑筋，拿不定主意。

感谢许多首长和同志的鼓励帮助坚定了我们写成它的信心，并使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看提纲、看剧本、写信、座谈，不不厌其烦。有几位同志，差不多我们写一遍，就要看一遍，实在够腻的，面他们始终尽心竭力，座谈会上许多发言，当时简直感到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而今却觉得是反复辩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还要糊涂到什么样儿呢！

四、 没有解决的

终于，剧本通过了。导演王苹同志参加了最后定稿。我们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坚定地支持了剧本的抒情风格，她热爱这个剧本。像李进在指导员问他有没有和二妹子讲定的时候说：“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万一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我们原已删去了，王苹同志说：“这种话，会使许多女同志感动，这正说明李进的爱情是高尚无私的嘛！”这才恢复了。在她的建议下，我们又创作了一些小说中所没有的情节，如二妹子扯断围腰的带子，小牛拉李进看二姐绣的信物等等，使剧本比以前丰美了一点。主题歌，也是在这里挤出来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并没有搞好。

首先，由于我们，特别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我们在李进的坚强和多情的矛盾中摇摆不稳（其实这是可以统一的），结果还是稍多地强调了牺牲爱情的痛苦.这一点,竹可羽同志在”大众电影”上写的评论中指导出得很对，今天重新读一遍周扬同志的信，就更明白“位置问题”的重要了。

其次，小说编成电影，李进在出征前夕的内心斗争无法充分表达。这种内心斗争只能放在内心，脸上还是应该像前面所提到的徐金成那样带着自豪的微笑。即使像现在电影中李进向指导员诉说那样，已觉严重了一些，人物软弱了一些；当然李进更不能有任何行动。在当时的军队生活中，军民关系中，任何行动都可能是违反纪律的。而电影却要求动作性，如果能使李进在出征前还和二妹子会面，那冲突可能更尖锐，动作性也更鲜明。这一点，我们尝试着写过许多种方案，始终没有能够完满解决。于是只有现在这样的大段自白。我坐在观众中听着，看着，也真替演员捏一把汗。而正因为应该有高潮的地方不能出现富有动作性的尖锐冲突，也就影响到影片的节奏到后来反而弛缓了。

其他，像二妹子的精神世界没有能更好的展开，像柳堡人民的斗争未能用简练的描写更本质地表现，尤其像指导员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是通过第一人称自叙，较充分地刻划了的，电影中他的形象减弱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力所不及的。

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首先就是由英雄们烈士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所创造的功绩。再者，在我们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作品，又都是在集体的帮助下产生的。党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帮助“柳堡的故事”提练题材，克服缺点，并使我们作者在思想品质上也有所提高，在合作关系上也严肃融洽。我们深信，这部电影中所存在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将会在对电影的批评讨论中得到解决，为我们今后的写作准备良好的条件。
完

讲一个美丽的故事给我听吧，
现实世界太不完美
唱一段优美的旋律给我听吧，
这世间声音嘈杂

在这一刻
我可以不是现实中的自己
心灵深处
那一块自留地
接受了甘露的滋养
舒缓地
一声叹息

小时候周围的人总是笑我，那些影视作品怎么能真信，那都是宣传，世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你不要总这么幼稚好不好。其实他们不懂，不是我不懂辨别，我是真的愿意相信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真的。人总是听他想听的吧，所以我宁愿相信这些美好都是真的，至少在这种情绪的基础上，可以体会到某种感动，享受到那种被感动的兴奋与忧伤，人不能总太现实了，有时骗骗自己也好吧。

非常喜欢《九九艳阳天》的旋律，心情都会因为它好起来，小时候没看这电影时时常在电视里看到一些片段，就想象着，那一定是个非常美好的故事吧，故事里人物的心情每天都是明媚的吧，就很心向往之了。

其实各个时代有各时代的残酷，而我们能否生活得阳光明媚，不仅只因为外界是否给了我们那些我们想要的条件，更在于周围人的影响吧，柳堡的故事带给人们的，是种美好的想往，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年代里的人们也依然能看到幸福的曙光。

我对这部作品充满着敬意和感谢，尽管我也知道，它美好的那么不真实。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革命题材电影扎堆上映，如何选取合适、创新的角度使电影脱颖而出，是导演们都在探索的问题。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首位女导演，王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积极探索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柳堡的故事》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一、英雄主义的细腻雕刻
传统的英雄主义人物往往人格崇高完美，只有家国大义，没有儿女情长。冲锋号一响，立马热泪盈眶，立马热血牺牲，永远凛然无畏，永远高不可攀。
柯灵在《浮世的悲哀》里说：“艺术的色相是繁复的，正如人生的色相。波澜的壮阔，飞扬的血泪，冲冠的愤怒，生死的搏斗，固足以使人激动奋发；而从平凡中捕捉隽永，猥琐中摄取深长，正是一切艺术制作的本色。”《柳堡的故事》里，有在情爱里挣扎和受伤了需要休息的副班长李进，有喜欢在背后说闲话的队员，有为了尽量照顾年轻人而殚精竭虑的指导员，他们在情感的挣扎里奔赴战场，在丝缕的牵挂中冲锋陷阵，他们的身上，充满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然而却有着更能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鲜活饱满的人物所散发出来的，难道就不是英雄主义吗？
二、革命爱情的积极颂扬
在国家大解放面前谈论小情小爱是不合时宜的，情爱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危难的大背景下，爱情是应该服从、让位于革命的。而《柳堡的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传达了一种革命爱情主义精神，于是就有了副班长功成胜利之后回柳堡迎娶二妹子的想法，有了二妹子边参军边盼望副班长回来的念头，爱情不再是阻碍革命的靡靡思想，变成了战争胜利后的欢喜憧憬。在特殊年代下，这种革命式的爱情主义，是主流对非主流的归训与收编：家国和情爱通过对话和协商，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当时观众被社会压抑着的情感在这部电影中得到合理的宣泄。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拜金主义和务实主义盛行的今天，社会上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无声息的腐蚀着每一个人，让影片中理想主义式的情感好像显得幼稚又违和，然而社会对人的异化越深，影片里这种原始单纯的美好人性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朗朗上口的《九九艳阳天》循环反复着贯穿全片，使得影片散发出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柳堡的河水静静地流淌，淳朴的爱情故事在今天依旧温暖着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