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落花无语对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呼和县，1942年病逝香港，年仅31岁。她22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在接下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下近百万字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1879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出版，小说里出走的娜拉俨然成为了当时乃至以后无数追求独立的女性的精神领袖；
32年后，在中国的北方哈尔滨，一位在20年后将会深深影响文坛的女孩出生在一个阔绰的封建地主家庭……
1930年，这位有着和父亲相同的倔强性格的女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
而她悲惨而又壮阔的一生，也伴随着她的出走而拉开帷幕。
她叫张乃莹，我们更熟悉的，是她的笔名：萧红。
人们总是赞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里，那位勇敢的离开自己丈夫的娜拉；却很少有人愿意想象，出走的娜拉将会遇见什么？所谓女性的独立，远非是出走这么简单的，也远非是出走就能解决的。萧红一生都在爱与自由中苦苦求索，在她香消玉泯弥留之际，她是否又追寻到了这两样东西呢？
终究是没有人能知道啊！人生如戏，又或许，连这位戏中人自己也还是参不透这场大戏的奥妙。萧红死前两年的长篇巨作《呼兰河传》的末尾，她写道：“蝶儿飞着，鸟儿叫着，又到五月了，叶子坐在后院冥想，莺歌的爸爸担着柴草经过后门了。”一生寂寞的萧红试图用写作来找回曾经的故乡，土地，亲人，可是到头来，她也只能藉由记忆之火来温暖自己冷寂的心灵。想一想，又有谁能回到那遍布着自由与爱的少年时光呢？
《萧红》（2012），与近期影院上映的《黄金时代》类似，也是一部以萧红一生的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拍摄成的传记题材影片。本期先对这部2012年的《萧红》进行点评。
首先在拍摄技巧上，瑕疵确实很多。电影的前半段还差强人意，尤其是萧红、萧军相识相恋的情节处理与镜头表现都相当不错；但是到了后半段，剧情的发展与变化却突兀了起来。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需要详细展开的情节却一笔带过，而需要边缘化处理的情节却往往冗余繁杂。
例如萧红随端木来到香港后创作她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背景就介绍的相当模糊，人物传记电影（尤其是作家传记电影），本来就应该在作者本人的代表性作品发表的时期给与最大幅度的关注，通过作家本人的心理描述以及作家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阐述，才能最大化的丰满人物形象；
再例如影片最后针对萧红因肺病感染而逝世的情节又给了过多的镜头，此时倒不如采用蜻蜓点水似的情节处理，通过弱化作家的死亡事实来强化（或者称之为永恒化）作家的影响力来结束电影。具体来说，影片末尾只要两个镜头足矣，一个是萧红在弥留之际的那句“我会好起来的”（此镜头表现出萧红对此生的不甘），另一个就是萧红在病床上无言啜泣的镜头（此镜头的寓意很明显，表现萧红对生的渴望与无奈）。
但是，抛却拍摄技巧，单就电影的情节呈现以及对作家的心理活动的挖掘而言，导演霍建起还是可以的（虽然影片中很多心理再现也是通过一些XX专家的深度揣摩，难免显得做作），国产电影向来在这一点上是弱项，而这也是国产电影难以在国际诸多电影节上崭露头角的原因之一。浮于表面的电影画面再震撼，也打动不了观影者的心灵。所以在此也就不能再怪霍导演了。
事实上，传记类电影的拍摄，或者再广泛一点，剧情类电影的拍摄，最大的难点就是对人物的心理再现。《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感动人，不是因为影片对历史的还原，而是对历史的挖掘。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藉由史实资料来再现，但是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再现，却不单单是查阅查阅相关资料就能搞定的。
《萧红》（2012）中，人们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萧红与萧军的感情纠葛。我们知道，二人在贫贱中相知相爱，后来二人在文坛上名噪一时的时期，却也成为了二人感情出现问题的时期。面对丈夫萧军的出轨，人们总是深恶痛绝，并且总在揣摩着这位追求自由的女作家此时对丈夫的心态变化。针对于此，导演通过一场车站离别戏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场离别戏中，萧军手里拿着两个苹果拼命的向即将出发的火车站跑去，此时镜头切回到萧红，我们看到了一个满含期望的眼神特写。这巧妙的一跑一看，实际上就是萧军对萧红的愧疚与不舍的心理再现以及萧红对萧军虽恨尤爱的心理再现。而这两个镜头，也是本片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了。
最后，再谈谈萧红，这位被赋予“文学洛神”的女子。萧红所处的时代，于她而言或许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的黄金时代，说痛苦，是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说快乐，是萧红有幸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多文学泰斗生活在一个时代。而在这痛苦与快乐的双重包围下，萧红，这位寂寞的东北女孩，从异乡到异乡，漂泊一生，她不停地写啊写，想通过写作来找回她失去的一切，在她少年时代的呼兰河，却任凭她再怎么写，也只能永远活在她的记忆里。

只恨当时无套套。不然也不会这么悲剧。
逃婚族。
汪先生：做我媳妇有何不好，跑啥跑。雄性气息浓厚。
城市大水，大肚子还装企鹅下水。
萧军的态度：爱便爱，不爱就丢弃。
让你这样的女人流泪，是所有男人的罪。男人总是油嘴滑舌的。
我可以抱一下你老公吗？家教学生的姐姐（也是房东）够大胆的。
东北作家群。
女文青。
为何我遇到的女人总是那么孤单那么需要爱，而我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男人花心的借口。
女闺蜜也不放过。
他很孤独，她就安慰他。
端木跟他们3P同床，条件所限，没办法。
我可能不再爱你了。
老百姓的爱情，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的婚姻。有的只是体贴、谅解、爱护。
说得很好，但做不到。正如张爱玲跟胡兰成希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总是奢望。终究是分手。
端木没担当，跑掉，不帮忙提东西。
在几个男人之间流转。
病重才去医院，已经来不及。
整个香港都逃空了，抽烟算个啥。
抽烟镜头太多。
东北女子宋佳比江南小女子汤唯更符合萧红的形象、气质。
三星半

作死。
真心的，我觉得这两个字概述这部电影就够了，但我忍不住又写了很多。
难怪现在文艺青年要蜕变为骂人的话。
怪丫的自己作死。

在剧中的萧红（注意这个定语，是剧中的萧红而不是真实的萧红）怀孕之前，剧情还是挺正常的，没有什么让我不舒服的地方，而且画面构图、用光都显得很讲究，从不少细节都看得出来导演、美术指导还有摄像的良苦用心。

但是，从剧中的萧红怀孕之后，很多事情开始不对劲儿了。
首先插播一段番外。
“你说这是拍东北人的传记片，演员咋不说东北话捏？”
“恁文艺一女主角要一开口‘干哈干哈’，你丫不瞅画面还不得以为放二人转呢。”
拉回来继续说。
剧中，萧红名不见经传的、来自老家的前前男友致其怀孕并畏罪潜逃，造成剧中苦逼异常的萧红成为了公交车售票员，同时还因为欠房租和各种债而被房东关关押，就在她可以写个惨字的时候，浑身看似被理想主义包裹的萧军同志站出来了，照顾她，爱护她……然后窝们滴森活，夺磨幸福，窝们滴森活，夺磨快乐……

结果，突然就发大水了啊！！！！！
在窗口目睹惨状的萧红同志，就像疯了一般冲出房间要去找萧军同志啊！！！！！
Wait，房东你天天不厌其烦锁人家，昨天晚上怎么就踏马不锁了啊！！！
还是爱情真伟大让萧红同志这个孕妇都能徒手撕破门锁的阻碍啊！！！
然后啊，萧红同志被救援人员带上船了啊，萧红同志声嘶力竭大喊你们要告诉萧军来找我啊！！！！
再然后啊，她跟赶来找她的萧军同志在水中巧遇了啊！！！！！
Wait again，这水踏马的是齐腰深啊！！！！！
身怀六甲地萧红同志居然就挣扎着从船上跳下去，艰难地奔跑跟萧军同志来个水中熊抱啊！！！！！！
你们比许仙白娘子还猛啊！！！！！！

接下来孩子生下来了啊……还卖给别人了！！！！！
人家出病房，萧军又追出去，把钱退给人家，还叮嘱人家等孩子长大了告诉人家Ta妈妈是作家！！！！！
尼玛我妈要生出来不要我以后还不认我，我就是知道她是美国总统都有个蛋用啊！！！！！！！
丫这是要让《人证》的剧情提前在天朝上演么！！！！！

我以为他们该消停了，完全没有啊！！！！！！
前路坎坷，喝碗鸡血继续嗨啊！！！！
两口子弹着琴耍着铃鼓在街上旁若无人欢快地奔跑啊！！！！摄像Sama还特别给力地放慢镜头给两人各种特写啊！！！！
俩二货就以这打起手鼓唱起歌的节奏到了一栋建筑物里面，然后森情滴抱在一起直勾勾看着对方……
我隐隐有种预感要开始限制级了。
“这……这是要野合么？”
我沉吟一番，没有开口。
然后他们说了很长一段对白，我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春天来了”！！！！
“艾玛，野合之前还念把诗啊……”
再然后，就在打下一束顶光的房间中央，翩翩飞舞地不知道是棉絮还是鹅毛大雪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两个人突然利索地把自己的破衣裳潇洒一脱啊！！！！
关键脸上表情在那一瞬间各种爽爆了啊！！！！！！

这三段剧情真心彻底治好了我的近视，因为……我！踏！马！瞎！了！！！！！！

然而高潮一波未清一波又起啊！！！！！！！

跑日本带个闺蜜回来，结果给挖墙角了，虽然不晓得这是不是真实的，但却是够狗血……
此时的萧红同志，脸上强欢笑，内心在咆哮！！！！！！
真是我的好闺蜜啊！！！！！！！！！！！！！！！！再也不相信基情了有木有！！！！！！！！！！！！！

后来萧红同志愉快地抽出珍藏多年的绿毛线要送萧军同志一顶帽子……
于是剧中萧红，萧军，还有端木仨人同睡一床的画面将森森地存在于我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我只能说，花粥小美眉《老中医》中一句非常给力的歌词一语道破天机……

其实，剧情文艺的时候真的很文艺，某些画面用光，布景，演员服装什么的都很到位，尤其要说某些时候萧红的独白，恰到好处。
但是，雷银的地方编剧你也太不含糊了吧。

最后，我和一起看片的女友就一个深沉地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个女人男朋友不断，究竟是她有魅力，还是她有手段？
我说，这恐怕得看喜欢她的男人怎么看吧？
女友哼了一鼻子，管那么多干嘛，我觉得满意就行。
瞬间我觉得我又好好传统。
不过说真的，这真的是个很难说的问题。
有的女人就像你家可以世代流传的达芬奇手稿。
有的女人永远就像你买不起，但还是有的是人前仆后继要去捧，天天都要在你身边念叨的海淀学区房。
有的女人就像深夜回家的时候留着的一盏灯。
有的女人就像你每天都会喝的很多水。
有的女人就像你消耗得很快的卫生纸们。
有的女人就像你硬盘深处的“思想学习”文件夹。
有的女人就像……
你身边的女人太多了。
究竟哪个会跟你一辈子？

看运气吧。
反正女人遇见你跟不跟你在一起也是看运气。

好了，说完题外话了，最后总结陈词：我萧你鬼大爷的红，编剧你纯瞎搞死作，坑苦了摄像和美术指导。

【叶君先生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是萧红生平的有分量的研究者。其专著《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638607/）亦与葛浩文《萧红传》一并荣获首届萧红文学奖萧红研究奖。这篇文章原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1c7630101defo.html，以一个尊重萧红、理解萧红的学者所应有的严肃态度对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这部影片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电影《萧红》：一次毫无诚意的影像叙述

 多年来，我所做的就是力图在文字叙述里提供一种认识萧红的新的可能。这份冲动源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应该是出版传记最多的作家。但是，林林总总的叙述，大多出于他者的立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者站在萧军立场，极力美化萧军的拯救之举；二者，往往站在端木蕻良的立场，极力为端木辩诬。当然，还有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刻意将萧红塑造成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是1981年召开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会时，北京方面定下的调子）。少有真正站在萧红自身立场的叙述，即便那些出自女性传记作者之手的文字亦是如此。所以，我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种亲情想象。能做到怎样，姑且不论，但那是我的努力。近年的传记研究，说实在的取得了一些成绩，人们对萧红的认知开始慢慢多元，而其身上存有的一些讹误也在一点点澄清。

关于萧红的影像叙述，早就有人跃跃欲试。4月6日，看了电影《萧红》之后，作为一个所谓萧红研究者的确难以掩抑愤怒。当被各路记者问及的时候，写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事后，我也知道情绪是说理的大敌。如今，这部影片在哈尔滨以外的城市早已纷纷下线。我说过人们会很快忘记它，但我到底还没有忘记它。我想说的是，萧红并不是影像叙述的困境，而是叙述者们诚意的缺乏。时隔多日，今天就心平气和地谈谈这部电影，以兑现我在博客上的承诺。

同时，我也转贴了赵光远先生对电影《萧红》的看法。

一、真实与虚构

电影《萧红》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名真姓，在我的理解里，无疑应该是一部传记片。但上映后，有了关于部分电影情节真实性的争论，有人便为之辩护，说这是文艺片。好像文艺片就可以肆意虚构。其实，即便是文艺片也有自己的虚构原则，那些连日常情理都不顾及的虚构，让人如何接受？

这部标榜让客死异乡的呼兰河女儿萧红“回家”、让萧红侄子当顾问，开拍前要萧红家属签字的电影，我想问问某些人，从这架势来看，到底是文艺片还是传记片？当然，传记电影也不是不能虚构。关于萧红的资料，近年出版整理很有成绩，非常容易找到。传记电影的虚构应该是资料缺失之处合理想象，而那些早已有定论的事实，无疑应该尊重事实。电影《萧红》对真实性可以说极不在意，改易随心。现根据观影之后的记忆略举几例。

其一，据《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父张廷举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松江省教育厅秘书。其同事回忆，张待人诚恳，谦虚严谨，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呼兰县志》亦载其“不沾烟酒”（这则材料在哈尔滨方志办公室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电影开始不久，就有萧红父和继母躺在炕上吸烟的场景。全然是旧时代土财主和地主婆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对地主的想象。殊不知，张廷举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

其二，萧红三岁时，爱用手指捅祖母房间的窗纸，逼得祖母拿大针守在窗纸后边吓唬，这成了她深刻的童年记忆，日后以不无调侃的语调写进《呼兰河传》。很多读者据此误解萧红幼时受到家庭的虐待，实则祖母也非常爱她。拿大针吓唬爱捅窗纸的孩子，是当时东北老太太常用的方法。电影将这一情节改为萧红初中毕业后，因执意继续到北平读高中而与父母一边争执一边捅窗纸，本意大概为了表现其倔强。要知道，萧红初中毕业也就是离家出走北平的1930年，虚岁二十。一个20岁的大姑娘一边跟继母说话，一边捅窗纸，该是多做作。

其三，1932年哈尔滨的大洪水让被困差点被卖圈楼的萧红，好不容易被难民船从二楼窗户救出，与萧军错过。影片改为二萧与大水淹没的街道上相遇，也还可以接受，如此一改，可以有煽情的机会。但是，萧红在船上因为怕与萧军错过，又大喊大叫地要回旅馆，就显得不合情理了。她越挣扎，越让人觉得做作。要知道，她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不是放出来的。

其四，二萧同居后，萧军第一次情感出轨的对象是一个叫陈涓的上海姑娘，而不是电影里的女房东。据萧红多篇散文可以看出，二萧安家商市街25号期间，房东三小姐确实对萧军爱慕之意。二萧哈尔滨时期的朋友，解放后去台的作家孙陵日后撰文提及，二萧的房东三小姐名叫王丽，姿色出众、俄语流利，是在哈尔滨大出风头的时尚女子。电影里将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嫁接在一个房东身上，明显不合适。因为陈涓老家上海，所以日后二萧到上海后，陈涓回上海省亲，与萧军发生了后续情感纠葛，给萧红以巨大伤害，才导致萧红的东京之旅。这个人物直接关涉到后续的故事，这样改动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其五，萧红第一次与端木蕻良相识是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胡风为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而召集的作家座谈会上。据端木回忆，现代文学名刊《七月》的名字，就来自萧红在这次座谈会上的提议。影片让端木出现在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回上海，码头迎接的一众人里。

其六，萧红关于“文艺咖啡室”的畅想，发生在1938年夏天在汉口“文协”等船，与孔罗荪、李声韵等人在一起坐聊时。跟端木、骆宾基、萧军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七，港战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28日举行“ 入城仪式”，正式接管香港。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停战后开始接纳病人的养和私人医院，确诊为喉部结瘤需要手术。求医心切的萧红执意遵从医生意见，术后发现误诊。于1月18日中午转至玛丽医院。下午2时，在玛丽医院手术室医生给萧红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因没有气流经过声带萧红不能说话只能用纸笔跟骆宾基、端木交流。偶尔，因为痰液阻塞铜管可以说几句话，不可能如影片那样长篇大论地对骆宾基和端木交待后事。电影完全无视萧红生命最后不能说话这一事实。

其八, 关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恋情，电影《萧红》完全坐实，也没有根据。以目前资料所见，唯一爆出此料的是台湾作家孙陵。在其所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骆宾基》专章记述萧红死后，骆和端木到桂林由其提供住处。一天，两人突发激烈争吵，孙陵劝架过程中，骆对他说，萧红逝前对其表示过爱意。孙陵描述当时的情景：“他（骆宾基──笔者）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萧红──笔者）说她爱我！’”。孙陵去台后，出于政治立场的偏见，对当年留在大陆的三十年代作家的回忆，多用语刻薄，很多事实不尽可信。而且，骆宾基对此说有明确回应，说他和萧红之间除了出于朋友道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情谊。孙陵之说，是多重转述的“孤证”，应该存疑为妥，而不应该如此贸然坐实，更不用说肆意渲染。

其九，骆宾基1917年生人，比萧红小六岁，而且与萧红弟弟相识，萧红将其看作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当时在文坛上已经有一定影响，1939年就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绝对不至于对萧红崇敬到张口闭口称“先生”的地步。对女性称“先生”是非常庄严的场合。电影如此处理，显得矫情。

其十，电影对端木蕻良的塑造是最大的败笔，将其塑造成一个讨女人喜欢，心灵猥琐的男人。要知道，端木蕻良出身富贵之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生性孤傲，才华横溢。如此塑造，完全不顾事实。

二、噱头与票房焦虑

如果说以上这些与史实的出入，或许出于编导的疏忽，或许出于剧情改编的方便，只是显示其对萧红认知的不专业，还不至于让人产生恶感。然而，影片那些明显因为票房焦虑而刻意制造的噱头，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对电影心生恶心感。而噱头的制造可谓用心良苦。略举几例。

其一，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作主，许配给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她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一开始萧红对这门婚事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可能一来与她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二来，实际上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订婚后，萧红与汪往来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不久，汪父过世，在继母带领下，萧红到顾乡屯参加丧礼。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戴“重孝”，萧红因此广获好评，汪家赏钱二百。

萧红后来对汪不满，是发现其纨绔习气，抽大烟恶习以及表兄陆哲舜的出现。1932年5月的一天，汪离开东兴顺旅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存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他一去不返，绝大多数萧红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重孕在身的女人弃之不顾。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女人和腹中骨肉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近年，据说曹革成先生已经探访到汪恩甲后人，并获得了一些信息。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即便自己的父母）说事（被困东兴顺旅馆）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这从另一侧面表明，萧红对汪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她一向对此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是不得而知。

电影为了将汪负面化，特意设计汪强奸萧红的场景，让女演员露出胸衣，赚赚眼球。要知道，两人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且已有婚约，汪恩甲犯得着特地跑到北京强奸她吗？

其二，与汪对萧红的强奸相反，萧红、萧军同居一段时间之后，电影里刻意有一场在雪地激情野合。本意为了吸引眼球，但是尺度又不大，如果发展到肉搏，我想长江以南的观众或许可以满足一场好奇。要知道当时的黑龙江是很冷的，见此情景，影院里有人调侃道：“两个孩子也不怕作病”。导演对东北人的激情可能太具想象力了。

其三，电影《萧红》最大的噱头自然体现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那一份暧昧的制造真可谓用心良苦而刻毒。

1934年11月2日，二萧到上海之后，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迫切要求与之见面。鲁迅于1934年11月27日写信答应二萧请求，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并告知乘车路线。因信同时写给二萧，所以信头称呼是：

刘

    先生

 吟

对此，电影《萧红》的场景设计，让萧红扮演者轻声读出这封短信内容，但信头故意读为：“刘先生、吟”。

20世纪70年代末，萧军将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整理注释，并结集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内收鲁迅给二萧书信53通。其中，19通以二萧为共同受信人，单独致萧军33通，单独写给萧红的信只有1封。这封开头称呼为“悄吟太太”，写于1935年3月17日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告知来信和两稿收到，以及海婴因脚被沸水烫伤，一时不能来寓中看望，如此而已。从行文语气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单独与萧红书信交往时，极为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除信头和语气外，更体现在“等他（海婴）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中敬语“您”的使用上。

关于称呼，鲁迅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红信的称呼大致有：悄先生、吟先生、吟兄、悄吟先生、悄吟兄、悄吟太太等；在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军信提及萧红，一般称为“悄吟太太”，最具玩笑的口吻也只是“吟太太”，绝对不会有“吟”出现。电影里的场景设计，明显是以现有材料，别出心裁地误导观众，传递别样信息，给观众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似是而非的噱头制造得实在有些“阴毒”。

其四，关于鲁迅与萧红书房那场对话。

1936年初春，陈涓回上海省亲，萧军旧情重燃，直至5月1日陈离开上海。这一过程中及其后，萧红深受伤害，心情苦闷，无处可去，经常呆在鲁迅寓中。而此时，鲁迅病重，6月5日以后，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萧红7月17日离开上海去东京之前，鲁迅应该不可能与萧红就其情感苦闷而谈话。因而，电影里在鲁迅书房，鲁迅单独面对萧红，对二萧情感关系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出自鲁迅之口。

1946年7月1日，许广平在《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一文中清晰谈到她和鲁迅与朋友相处的原则：“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这表明鲁迅夫妇与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交往，还是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而萧红又是那种极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人，更不用说如此私密的情感。对此，许广平在文章里也有非常明确的叙述。

所以，鲁迅就二萧情感危机的对话，完全出于臆造。更重要的是，出自鲁迅之口的那几句台词，是1978年萧军注释萧红自东京写给他的第七信时的话，原文为：“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因为彼此身上全有刺）；远了又感到孤单（这可能是鲁迅先生说过或写过的，也记不确了）”。编剧可能依据萧军原文后半句括号里的话而生发，移到鲁迅身上。但萧军原文括号里突兀而莫名其妙的话，没有说明具体语境，且自己也拿不准，更不知道是否是鲁迅就二萧的关系而发的评论。最起码，电影这么想象极其武断。

其五，关于《生死场》序言的对话。

关于《生死场》序言，鲁迅并非在家中交给萧红，而是让胡风带给她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他们在鲁迅家客厅见面的情形，更不会有鲁迅以“怎么谢”来回应萧红的“谢谢先生”。如此让人惊掉下巴的对白，电影大约是想传达鲁迅的风趣，但抑或是今人低俗想象的惯性使然。当然，影片在这一场景里稍后故意补上一句“那就帮我们包饺子吧”来掩饰，但是，制造噱头的动机非常明显，暧昧的效果倒无疑是到达了。

其六，关于骆宾基给萧红挠痒。电影里这个场景的虚构，可能编导自己都觉得有些低俗，连忙通过萧红之口让这个日常举动，上升到哲学高度。萧红在享受一个对其表达爱意的男人的挠痒而产生的舒服时，感慨地说“不是每件事都是自己能做的，比如挠痒”。场景配合台词，真是酸、俗之至。

 

三、如何看待鲁迅与萧红

 

关于鲁迅与萧红之间的暧昧联想，由来已久。电影如此导引观众，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萧红与鲁迅之间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萧红短促而悲剧的一生中，祖父是其情感的巨大慰藉与支撑，亦是其情感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男人。她认为，“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1936年12月12日，萧红在东京应邀撰写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仍念念不忘祖父给予自己的巨大影响：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这篇题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的短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在机缘促成萧红在异国独自面对自我时的一份深刻的人生检视。此时，她已然成名，且能够理性面对苦难和遭际。东京数月独处，实际上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捩，常常独自面对自我的检省，让她对人、事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在她，祖父显然是“温暖”和“爱”代指，令其对人生生成新的认知，亦是激发其人生追求的动力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萧红将对于祖父的这样一份重大而特殊的情感取向亦比之于鲁迅。如果说萧红与鲁迅之间关系“不一般”，这倒真是一种极其“不一般”准亲情关系。萧红一生遭遇了父亲、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一系列男性，这些男性在抚养她、爱她、拯救她、接纳她的同时，更伤害她。但祖父和鲁迅却独具别样意义。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萧红真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尊严。综观萧红一生，幼年和祖父在一起，还有成年与鲁迅的交往，是少有的两段幸福时光──后花园里的自由无虑和上海滩立地成名的荣光。如果说祖父给了她“温暖”，那么鲁迅给了她“尊严”。

萧红对鲁迅所存有的这份准亲情的情感，在周围朋友的叙述里，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只是那些一心要对他们作绯闻想象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1937年4、5月间，萧红独自北平访友以疗心灵伤痛，其间，与当年北平求学时的知友李洁吾曾经谈起鲁迅之于自己的这种特殊的亲情比拟。据李洁吾回忆：

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廼莹马上就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自东京返沪，鲁迅已逝，萧红第一次拜谒墓地回来，深情难遏，写下《拜墓》一诗。除了抒发自己沉痛的心情，萧红更传达出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知，写下诸如“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这样的诗句。正如从祖父那里，萧红感受到了“爱”和“温暖”，并对之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而从鲁迅身上他除了获得一份有如祖父般的温情外，还看到了什么是正义，并在鲁迅导引下同样对正义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在精神层面，鲁迅之于萧红是“父”的代偿。祖父、鲁迅就这样支撑着萧红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因着这层非同寻常的关系，萧红对鲁迅确实怀有一份独特的认知。

而正是萧红对鲁迅存在这种祖父般的情感比拟，让她日后对鲁迅的观照，完全出之于亲情视角。1939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萧红终于抱病完成纪念鲁迅系列文字，并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次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初版。在这本书里，萧红观照鲁迅的亲情视角，体现在，她摒弃了通常纪念鲁迅文字的宏大叙事立场，而以日常琐碎的叙述，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人间鲁迅”，没有丝毫神化、距离化鲁迅的倾向。而这亦可看作萧红彰显自身独立人格立场的表现，面对文化巨人，只有爱与敬但绝不匍匐于伟人脚下。正因如此，《回忆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关于鲁迅生活最为原生态的叙述，保留了许多对于认知鲁迅来说，极为重要的资料。

很显然，亲情视角和独立人格，让萧红对鲁迅的叙述，成了一部散文经典。鲁迅逝后，对这位文化巨匠的回忆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出之于仰视和崇拜，也就忽视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细节。一个缺少细节的形象，自然无法生动。正如陈丹青感慨：“我常会嫉妒那些真正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不得不说，影片《萧红》对萧红与鲁迅关系的想象，显得恶俗。看不出庄严与敬畏。内在根源还是导演因票房焦虑而对观众刻意迎合，但是观众是否买账却是另说。

 

四、成本与诚意

 

再回到电影本身。谈电影专业知识，我自然没有资格。但是，俗话说“没吃大猪肉，难道没看过大猪走路？”中外优秀的传记电影还是看过许多，稍早的如《她比烟花寂寞》，眼前如《林肯》还有与《萧红》同期上映的《铁娘子》。看看人家如何看待史实与虚构，看看人家如何打动观众，更看看人家如何赢得口碑与票房。近年，中国观众在西方电影的调教下，欣赏电影的能力毫无疑问提高了。导演与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导演拍片是否有诚意，其实逃不过观众的眼睛。只是一些导演总还是把观众当傻子耍。

粗心观众也会发现电影《萧红》大量场景都是冬天。为了拍摄方便，甚至罔顾事实。萧红离家出走，追随姑表兄陆哲舜到北平读书是在1930年夏秋之间；而二萧离开哈尔滨取道大连前往青岛是在1934年6月12日。电影的场景都是冬天。如此曲解事实的改动，动机自然是为了节省成本，在一个季节，一个地方拍完所有场景或许对主创团队来说才痛快。

在我看来，电影《萧红》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似乎就是摄影师镜头下的几张雪景。其实，拍摄当年黑龙江很少下雪，也没有拍到像样子的雪景。观众进电影院花钱肯定不是为了看那几张所谓唯美的幻灯片。况且，龙江之美，夏天有田野厚绿之美，秋天有山川缤纷之美，可取之处甚多。舍不得搭布景，连商业度假区，位于哈尔滨市郊的伏尔加庄园也作为取景地。伏尔加庄园主人，据说是一个有哈尔滨情结的上海知青，在园区里按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了哈尔滨人记忆中的喇嘛台，影片对伏尔加庄园里崭新的喇嘛台不做任何处理，就让这荒郊野地的教堂出现在影片里，让人们想象那是哈尔滨30年代的大直街，二萧以之为背景，在那里一人弹着曼陀铃，一人敲着手鼓手舞足蹈（注意这两件道具，让二萧看起来像两个流浪的维吾尔人）。真是造作之极。当然，会又有人说，这是文艺片的虚构。

电影《萧红》据称投资2500万，而整部影片连室外场景都不多，大量室内情景，加以配上独白、旁白的幻灯片，我不知道除了那场水淹街道的戏，花钱的地方在那里。既然，似乎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导演是否有诚意来进行这一场影像叙述了。

电影靠着大量旁白生硬推进故事，相应出现大量过场场景，叙事支离破碎，如果不是导演影像叙述的无能；那就是对这场拍摄无心恋战，敷衍了事。而那几张幻灯片和煽情的旁白、独白，迷惑了一般观众的眼睛，大呼唯美、感动。

关于电影《萧红》与黑龙江，我想说的是，这部由黑龙江主体投资、黑龙江人编剧、黑龙江藉主演，叙述黑龙江作家一生，当然主要也是黑龙江人看的电影（事实上，票房说明了一切，连上海都只放了两场，很多地方连“一日游”都没有就下线了），导演如此敷衍的态度，让我这个在黑龙江工作的人，多少有一点受伤害。老实说，在导演看来，黑龙江人似乎没怎么看过电影。

我此前说过电影《萧红》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尊重史实，而在于因票房焦虑而立意猥琐。冯小刚《一九四二》亦被人批评不符合史实，但是，起码人们看出了导演观照苦难的诚意，因而，他还是赢得更多人的尊敬。电影《萧红》即便导演如此迎合观众，票房焦虑还是让他没有票房。据报道，截止本周五，《萧红》总票房才150万，对比庞大的投资，实在够让人焦虑的。这也说明，观众已经不再幼稚。至于，有人夸赞宋佳的表演如何精彩，我想说的是，导演对萧红理解平庸，演员越是敬业，所得效果自然越发适得其反。作为哈尔滨藉演员，并声称如何喜爱萧红，我很好奇地想知道，当她表演一边捅窗纸一边跟继母说话这一场景时，是否有过一丝质疑？

据我所知，以影像叙述萧红的一生，是很多文化人的梦想。我此前说过萧红是绝佳的影视题材。之所以如此说，就因为萧红短促一生太过精彩、戏剧化，根本不用去“编”。但要拍好，前提对萧红要有一份理解，自然也是对女性苦难的理解。不错，萧红与萧军同居时，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端木蕻良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但是，还原一个女人的生存处境，这不应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一个伟大女性的苦难。萧红所接触的男人，如萧军的豪霸，端木的些许懦弱，都极其富有张力，具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表现出人性的晦暗与光彩。萧红本人同样具有丰富的多面，执著、任性，想独立又不得不倚靠男性的无奈等等。正如《萧红》上映后，导演面对对萧红没有了解的观众谈到，影片里的故事，像小说一样，但都真实发生过。殊不知，正如诗人桑克所言，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电影”。

有人说“专家”与影片主创之间永难调和，“专家”以学理制约编导的创造等等，我以为其实不然，只要大家有一份诚意就很容易达成一致。电影《萧红》在我看来，其失败在于毫无诚意，那么矫揉造作，敷衍潦草，消费逝者苦难，引起关注萧红的人们的批评，赢得票房惨淡，自是必然。

缥缈萧红影

――――观电影《萧红》感想

 


六月，梅子熟了，上海淋在了雨中。

看过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排片表，我站到窗前看雨和雨中的申城：迷迷朦朦中，有个撑着油纸伞，充满忧伤、神情孤独的影子在雨中缥缈…，哦，萧红来了。

 


萧红的故乡在呼兰。在我读高中时，曾在地图上寻找过呼兰的位置，哥哥告诉我那是哈尔滨的一个县城，东北历史上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名产珍珠，慈禧的首饰盒里就有呼兰的珍珠。

东北很遥远，我从没去过那个地方，可萧红是来过上海的，1934年11月流亡到上海，她和萧军一起住在拉都路（现在的襄阳路）那间见不到阳光的亭子间里，在那间狭小、阴暗的小屋里，她写信给鲁迅，叙说到了上海的情况。

鲁迅接到信后，约萧红在老靶子路（现在的武进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鲁迅和萧红、萧军还经常在上海“内山书店”会面，他们谈论时事，谈论写作，谈论生活….。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那个亭子间，那个咖啡馆，那个内山书店，或者已经不在或者物是人非了，但我愿意相信萧红的影子一直留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在雨中缥缈，在我梦里出现….。

我坐在影院，看宋佳将萧红的影子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无比凄婉生动起来。

1942年日军炮火下的香港，萧红病了，骆宾基陪在身边，萧红向骆宾基讲述了她10年来在颠沛流离中的写作和爱情生涯……，历尽艰难的女作家，病入膏肓的萧红，依然爱着写作，爱着爱情，散发着独有的魅力，骆宾基被深深打动了……。

 


整个电影，导演霍建起没有将更多境头用在萧红作为女作家的的文学创作上，而是聚焦于她与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爱情波折中。

30年代的青年学生都知道易卜生小说中的娜拉，为了不做海尔茂太太离家出走。萧红也做了回娜拉，感受着娜拉的喜悦。不过，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的萧红并不是单纯为了逃婚，而是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鲁迅先生说，娜拉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钱也是要紧的，妇女如果经济没有独立，即使有觉醒的心，也无能为力….

离家出走后的萧红，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想寻一个能资助她读书的人，她找到了父亲为她订下的未婚夫，结果她书没读成，却发现怀孕了，未婚夫将她独自放在旅馆说是回家取钱，然后杳无音讯。

 


这样的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女子身上都是难以想象的悲催。

萧红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而后结识了青年作家萧军，俩人一见倾心、相互爱慕，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离开了旅馆，不久后在医院生下孩子，因无力抚养而将孩子送给他人。

 


电影用十分唯美的画面，饱含深情又细腻委婉地讲述了萧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疲于奔命的生涯，当爱情进行时，萧红流亡的心是安稳的；当爱情受了重伤，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无家可归。

在萧红、萧军共患难的日子里，他们爱情甜蜜，执笔闯青岛，闯上海。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都在这个时期创作、发行，他们一起成了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在他们有了名气后，二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萧军的出轨使他们之间的争吵日益激烈，这个最初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男人，成了伤她最深的人，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在离开上海继续逃亡时，萧红跳下了准备和萧军一起离开上海的轮船，各奔东西。

萧红挨饿，受冻，贫困，在饥寒交迫中表现出常人所不具备的坚强意志，却被爱情这把双刃剑深度伤害，彻底击垮，造成了致命伤。

 


萧红生前有很多朋友，在她31岁离世后，那些朋友都活着且会写文字，但是他们并没有或者不知道该为萧红做点什么。是一个叫葛浩文的美国人，他首先发现这颗璀灿的星星在天空悄然闪烁，发现了30年代如精灵般的东北小女子的文字天才，他发现时的惊叫声引来了中外文坛的无数目光，一时间，有关萧红的回忆录、传记文学、萧红研究会、论文著作、影视片此起彼伏，并在萧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时再掀浪潮，就像很多学者一生沉浸于《红楼梦》，一个萧红也让不少人双收了附庸风雅的名和利。

 


她的情史成了传奇。但是，对萧红来说，她情路上的苦是不言而喻的。她和萧军一起时，怀着别人的孩子；她和端木一起时，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萧军。

端木对萧红是仰慕的，萧红在虚荣上有了满足感，她虽不喜欢他擅长的“拍马”和性格上的懦弱，但在她和萧军情感旅途山穷水尽时，还是与端木结婚了。端木是个不太负责任的人，在战争危险中，在萧红需要保护时，他选择了逃离，萧红对端木不断处于失望中….。

 


人物传记《萧红》以它的优良品质来到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被提名入围角逐8个金爵奖项，电影面对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段的受众，评价是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对萧红的作品读得不多，有些人从未读过也完全可能，仅凭借一部电影去理解萧红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席上笑声时起，更多是在享受语言的文艺性和与其他影视对白的相似性，少了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赞赏和对萧红命运的思考。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位观众先去读《生死场》《呼兰河传》《后花园》...，然后再去看电影。宋佳入木三分的演绎，原因之一正是她对萧红及萧红小说和散文的深刻理解以至把握，而我在观看电影之后，再次想念起她的文学作品来，感念她的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别具一格和带给我的诸多启迪。

 


假如我们拿同为民国才女的张爱玲和萧红比，张爱玲充满沧桑感的文字和情感都表现在她热衷的城市世俗和放大的琐碎里，看似津津乐道，却是虚无的；而萧红呢，她的文字虽不及张爱玲精致，但是，她率真大气，她关注的是人类普世性的那些东西，在对小团圆媳妇被她婆婆的狠狠“管教”、古怪的二伯与砖头对话等一系列描述中，呼兰的乡土人情便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了，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生死场》序）。

 


我们再拿同样是擅长描写乡村题材的沈从文与萧红比，沈从文用的是一种美化的写作方式，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美和纯的化身，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道德的乌托邦，一个让读者无比向往的精神世界，而萧红呢，她的文字里呈现出“乡下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图景和荒野似的乡村景观：“中秋节快过去，田间变成惨败的田间；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撩走。南部的高粱完全睡倒下来，接接连连的望去，黄豆秧和揉乱的头发一样蓬蓬在地面，也有的地面完全拔秃似的。”她的文字就象一幅多彩的乡间风土画，文字虽不华丽，读着却仿佛能看到那个地方，她是一个能用文字绘画的“画家”。

 


萧红是我心爱的女作家，一个极有才情的女子，她重病时，大咳着，仍然伏在枕上写着《呼兰河传》，反躬自省健康日日又做得如何；当香港的上空飞着太平洋战争的炮弹，她还一字一句写着《寄东北流亡者》，写下了她生命的最后文字，萧红对家乡的情怀来自内心深处，那是对同胞、对人类的深深悲闵，扪心自问因私利而情绪不能自拔时会不会自愧呢？

 


一部现代文学史，萧红是独树一帜的篇章；一个15届上海国际电影电影节，《萧红》是出类拔萃的影像，以其凄美、精准、细腻的摄影手法，荣获了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金爵奖；宋佳与萧红的神似，赢来如潮好评，影像把观众带回三十年代萧红的身边，共同感受萧红的悲情和才情，让人心疼，让人钦佩，让人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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