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

寒假看了一部挺有趣的电影，叫《欢乐谷》，大意就是男主进入了他最喜欢的黑白情景喜剧《欢乐谷》，结果没想到那个世界完全是个乌托邦，没有错误，没有自我，没有性和爱的世界。更别提远方了，路的尽头是路的另一头。后面不剧透了，总之非常好看。

《欢乐谷》中的人物逐渐有了来自人性颜色

这电影看完之后我总想中国有什么可以类比的乌托邦电影，我今天就恰好看了一部《今天我休息》。

剧情大概是男主角是一位户籍民警，他在他的休息日忙了一天，本来要和队长爱人介绍的女主见面，硬是迟到了四五回。修复的挺好，上影厂前身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制作。电影资料馆修复。 这电影挺神的，神在他的时代背景上。 1959年，共和国刚解放十年，正值大跃进时期。电影中总少不了一些口号，影片里道路上写满了“大跃进万岁”。

非常多，不更多找截图了

男主角在回家路上帮大婶劝儿子不要在这里打扫街道了，快回去炼钢，要“完成年产25万吨”的计划。后面的故事里还给钢厂工人打电话，拍了一段炼钢的画面。我做为一个身处未来的人，太知道这事了，但是在这部电影九十分钟里，大跃进是那么的坚定与美好的词语。 电影里面人物真是穷尽人间美德，当然，本身是喜剧片，后面还是很有趣的，闹了一些误会。 我看着这部电影，这些人仿佛生活在一个欢乐谷，世界上那么的单纯美好，大家一齐在为大跃进努力。真是一个乌托邦。可是我身处现在，我一想到后面那些浩劫哦，就为他们捏把汗。可能那时候的人们真的比现在更有活力吧，新中国刚刚建立十周年，又有大跃进的政策，人们真的觉得，赶超英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说回欢乐谷，男主和他姐姐在这部黑白情景剧的世界中，逐渐的带去了颜色。我看着《今天我休息》，那就是一个黑白的世界，不曾存在于这个彩色世界的黑白世界。

“今天我休息”，这是一句很多人熟悉的话，以至于像我这样之前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也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以及电影里大概讲了啥！ 但直到最近，我才完整地把这部片子给看了！首先感慨一下就是当年淳朴的民风、互帮互助，宛若乌托邦一样美好。 然后就要感慨的就是编剧了，这环环相扣的剧情，前呼后应，有头有尾，节奏紧凑，让人看完之后，既能记住剧情，又大呼过瘾。我还在想这是哪位编剧？原来是李天济，刚开始，我还没反应出来是谁，看了网友们的评论，才意识到原来是《乌鸦与麻雀》里汉奸侯义伯，长得也太奸角了！还没等我感慨完，我再一查，人家还是《小城之春》的编剧。当时，我的内心就是，我的乖乖，难怪这部《今天我休息》，写得这么好呢，人家不是一般人啊！

为啥单夸编剧，实在是在剧情上，人家写得太好了！这部电影里，主线是男主和他的相亲对象一直错过，第一次寝室没见着，第二次约看电影也爽约了，第三次去人女生家，还说自己吃完了，大家就担心这还能相亲上了吗？ 之所以一直错过，是因为副线的剧情，副线一是一个男士骑车飙车，他训了自行车男，结果人家还不领情；后来又看到他车子坏了，直接放他车上，让搭一段；直到送钱夹时，我们才知道这大哥是上海人，支援出去了，会上海办事儿，结果钱夹丢了，所以才慌慌张张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副线二是老大爷送钢铁厂小猪，结果没记清地址，小猪现在没饭吃，于是男主帮忙给小猪找食吃；最后居然在女生家里看到老大爷，原来老大爷就是女生的父亲，老人家对男主印象可好了，那肯定能相成对象了！皆大欢喜了！

还有就是上官云珠的大夫，感觉50年代后，她演了不少专业人士呢，当然之前希望在人家她也演过专业人士。她的表演，怎么说呢，本身星光熠熠，抓人眼球，然后演技方面，我看她就是老大夫呢，最后弱弱地说一句，感觉她的表演方式都有些变化，更geming化、更标准化了！老实说，老演员了，还能改变表演方式，她真挺牛的！

讽刺喜剧的创作在反右运动后逐渐回退，当然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准确说法是，（对阶级敌人）的讽刺仍然继续存在于此后的影片乃至革命样板戏中，而喜剧成了问题。喜剧的问题最终也是笑的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歌颂性喜剧”，代表作就是《今天我休息》，在我的印象里，这也是十七年中招致批评最少的一部作品了。当然这个印象并不一定对，不过即便抛却这个前提也可以看出电影的症候所在。《今天我休息》呈现了三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的主体是什么样的“新人”？笑是从哪出发的？笑之后残余的东西是什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是关于新人的文艺，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是新人呢？这样的新人不能具有个人主义思想，他也不能对不该抨击的对象加以抨击，他应该做的是无论于公于私都展现出洋溢的劳动热情。这种要求其实同样也是对于观众的要求，因此说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用新人来规训新人也没错，更极端地说，观众应当在所有的行动之前就辨别出行动的界限与正误。从这点来看，《今天我休息》对于银幕新人的展示确实可以称作准确，马天民是一个无私奉献的正面人物，他是出生在旧社会的孤儿，在新中国成立后找到了家人般的同志关怀，同时也在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1957年入了党，现在正28岁，拥有为大跃进建设而奉献的一片赤诚。

可是从类型定位上来说，这部电影是喜剧，也就是指观众要能发出笑声。电影的喜剧来源也很简单，就是体现在主人公身上一种温和又轻微的“不一致性”，比如他应当休息却工作，导致出了小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洋相。在电影的许多情节中他的这种洋相都旋即被他的正直而驱赶开。留下的只是观众瞬时的有些尴尬的笑。这便是十七年期间反复出现的“应不应该笑正面人物”的问题，按照朱羽的说法，笑的发生是一种“分心”状态，它打开了一个裂隙，在这样的裂隙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电影作为教导工具的力度被削减了（《社会主义与“自然”》）。有评论者指出这部电影并没能在情节中揭示人物的发展，因此观众在观看后就将马天民的形象抛诸脑后（《喜剧电影讨论集》171页）。问题是，如果马天民本来就是完美的人物，他的存在是为了让大家对他进行学习，这时候再用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要求这部作品，只能说明这位评论者并没有把握住“时代精神”。但是其实这部电影有着更为扭结的创作背景，一方面喜剧的选择是为了更加接近大众，另一方面正如编剧李天济所说这个故事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生活充满欢喜”。因此比起人物的不协调性导致的笑，对于大跃进建设的由心底里生发出的喜悦才是更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今天我休息》没有招致过多批评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第一种笑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最为极端的例子反而是建国初所拍摄的《关连长》），那第二种喜悦（或者假装喜悦）则是几乎健康的、没有问题的，可是笑的残余部分仍然有可能导致批评，因此在《抓壮丁》之后的数十年里，不仅成问题的讽刺消失了，有可能引发问题的喜剧创作也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更能引发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无处可寻。

这大概是新中国最早的城市电影，注意，城市电影不等于“发生在城市里的电影”，甚至都不等于“以城市为拍摄对象的电影”。

关键在于，电影是否能抓住那份独属于城市的逻辑，并让这种逻辑成为电影自己的叙事动力。

城市开始显得鲜活、多变、充满意外感、被各种巧合所填充，却又终归温情脉脉、觉悟不断提高。

要知道，在那之前的主旋律叙事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往往意味着某种危险的诱惑和潜在的邪恶，是对道德和革命意志的一场考验，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

交通违章、乡下人迷路、社区食堂与卫生清洁运动、看电影、公交车、旅社，都是很典型的城市场景，包括“赶时间”这种体验，也基本只属于城市生活。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作为时代背景，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总归有些龃龉与违和，不过从一些细节上——女士们的波浪卷和布拉吉外套——还是能看出革命美学与城市美学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节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

顺带手，还消解了上海作为城市巅峰的独一无二性：老爷子明明有城市里的子女，却住在乡下公社；老罗援助甘肃，竟然把名字都改成了“爱兰”。

约会线和做好事线，后者不断构成前者的延宕与破坏，却在最终玉成了前者。做好事会造成小麻烦、带来小误会，但一定会让你拥有大圆满。很工整的歌颂型喜剧结构。

编剧李天济竟然写过《小城之春》（没错，就是费穆那版）。

以及，上官云珠那气质，真的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