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夏日2000

       本人阅片量少。但我始终觉得 路导 是中国内地 唯一一个没有烂片的导演。张艺谋红的发紫，捞金颇多，获奖无数。可是人老了，还得有走眼的那一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导演很伟大。或许他讲的东西都很生活化，身边好像都有，很有代入感，对于我这种村里没文化的人觉得影片很能打动人心。人都很普通，没有巨大差异的年代感，地域文化的剥离感。抽丝剥茧的讲了一个人的心，这个人是个大马路上普通年轻汉子，他的身份无须太复杂，他有自己的良知，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通到是不会见义勇为，是会考虑自己安危的。普通人没必要做一个英雄。懦弱的善良人，不出意外，这是大部分人的代名词，中国这个时代，不需要太多刻意的英雄，要做伟人，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我自私的说，没必要这个代价。
   从剧情来看。叙事流畅，讲一个事儿的出发点，怎么样让他有波折，波折得似乎拿准人心，没有刻意的做作，磨什么样的剧情，有一种换我我也这样的冲动在里面，太自然了。但人怎么都得有种追求吧，然后青年汉子就在追寻一种自我心灵的救赎，抚慰他自己的愧疚。从编剧学习的角度，去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故事怎么样去架构出一个人之常情的中心，或许更高级别，是一种的时态的反映，浮夸和烂笑梗，平凡是一个出发点，或许这个世界永远是属于成功者，属于不平凡者，可是大多数人，都是挣扎在生活线上的。她无论是白领，还是工人，公务员，她都有自己方式生存，但生存不但要生，还要存，无疑是一种奋力在溺水之崖的命运之争。
    路学长的感觉好迷离，却给人一种好舒服的感觉，完全跟美国丽人带给我的观感一样，他们完全不同，却又有相同点，阶层间的故事，年龄层的故事，每个岁数，每个阶级，他们会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平穷或富裕，他们都有困惑，这种困惑，不是应该通过艺术形式去折射的问题？
    如果，路学长在电影界做过什么坏事。觉得 他唯一做过的是，害了那个入戏的姑娘。

　　文章的题目，是一部中国电影的名字，是它英文名字《A Lingering Face》的意译。这部中国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非常夏日》。在被中影局审查要求改名之前，它的原名叫做：《光天化日》。它的导演是不久前去世的路学长。
　　路导演刚刚去世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他有什么特点。我想来想去，发现他还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与他同时代的娄烨、王小帅、贾樟柯、张元等现在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一批人中，路学长几乎是唯一一个始终坚持其作品一定要在中国公映的人。同时，他恐怕也是同时期这些导演中，作品最少的人。
　　《长大成人》（1995）、《非常夏日》（2000）、《卡拉是条狗》（2003）、《租期》（2006）、《两个人的房间》（2008）是他所有的五部电影作品。他去世后网站上的新闻标题大多写作：《卡拉是条狗》导演去世。这个位在五部正中的电影确实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我个人觉得，《卡》恰好是路学长作品的一个分界线。在它之前的两部电影，都更个人化一些，而包括它在内的后三部作品则更为市民化、社会化。我想《卡》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同也和它所体现出的北京市井气息有着很大的关联。它在日常生活和悬念喜剧之间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和谐点，确实称得上是路学长的代表作。
　　但从个人的角度讲，令我最难忘的还是他更加个人化的前期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两部关于成长的电影。《长大成人》的英文名《The Making of Steel》，直译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而《非常夏日》则是关于一个懦弱和胆怯的人如何变得有胆量和勇气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你说它的名字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也无不可。这种精神上的一以贯之，也体现在导演的安排上，懦弱的男主在发现女主被强奸的时候，没有勇气站出来，狼狈的逃回了家里。而在他家里的墙上，相当刻意的贴着《长大成人》的海报。在我看来，那绝对不是导演要显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而是部分的表达着这部影片和前作之间的相关性：这是一个懦弱的人“长大成人”的故事。在精神上，获得勇气和“The Making of Steel”是一致的。
　　以这两部作品来说，我个人还更喜欢《非常夏日》一些。虽然《长大成人》在题材和岁月感上要厚重不少，但我个人觉得以一部虚构的电影而论，《非常夏日》所体现出的编剧水平、电影的整体感、戏剧性、以及悬念感都要更强烈的多。甚至于，《长大成人》和同题材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有些相像之处，而《非常夏日》在我所看过的近些年大陆自主制作（不包括和香港的合拍片）电影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独一无二呈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本来纯大陆电影作品中，涉案题材的就不多，涉及到强奸杀人案的更少。
　　第二，即使是涉案题材，能够做到大量的时空自由转换、多线叙事、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铺陈和悬念设计的，在近年的大陆电影中，几乎没有。以我非常有限的观片量而言，我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大陆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当代题材的悬疑片。
　　第三，对于这部从一则报纸新闻改编而来的悬疑片来说，影片的主题切入相较同类电影也更有意味。虽然在故事铺陈、悬念设计上它非常注重悬疑感和意外感，但它并没有喧宾夺主的让故事本身的精彩超越了其中的人物主题。相反，所有的悬念和紧张感都更好的让观众体验懦弱和勇气之间的距离，以及男主走过这段距离的艰难。破案和长大成人，一个故事主线一个人物主线，两者被非常和谐一致的交织在一起，几乎像是编剧教材。
　　第四，即便在如此的悬疑气氛中，路学长后期所呈现出的小市民生活气息和对于生活的幽默态度，在这部电影中也有所呈现。这样子将市民生活气息和悬疑气氛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电影中，相当罕见，即使香港的警匪片，也经常为了故事情节而损害了生活质感。在这方面，我能想起来的唯一和它相似的大陆电影，只有黄建新的《埋伏》。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觉得《非常夏日》真是一个好电影，并向大家推荐。不过根据不算很科学的时光网数据，它似乎是看过的人最少的路学长电影，时光网上选择看过的只有43人。
　　我向人推荐这部电影还有一个更为当下的原因：
　　就在路导去世的后的10天，昆明发生了恶性砍人事件，微信上有人写了评论，我择要意援引如下：
　　约400年前，明末清初，清军用屠杀征服明人，明人少有反抗。史载：只要遇到一个满族士兵，“南人无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约80年前，日本侵华，曾出现过类似几个日本士兵就可以威逼成千上百中国男人投降的事实。没有反抗，没有搏斗。……2014年3月1日，人来人往的昆明火车站，8个歹徒持短刀在短时间内造成29亡、143伤……
　　在《非常夏日》的开头，男主伏在灌木丛中躲避路过的强奸犯和女主，被推搡的女主恰好跌倒在了男主的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男主颤抖的恐惧面对着女主无助、绝望的面容。电影的第39分钟，男主又在路上偶遇女主。女主因为想要忘记过去而装作不认识他。男主一直跟着女主。女主急了，说，你再不走我要喊人了。男主说，你喊呀。女主在马路上惊声尖叫。路人都漠然的走过。然后，男主大喊道，都呆着干嘛呐？怎么都见死不救呀？随后，同剧情无关联的，路学长在这里剪辑了一组北京市人群拥挤、车来车往的镜头……这让我更加明白为什么它的原名叫做《光天化日》。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导演呀……
　　以此纪念路学长先生。

崔卫平：与自己谈谈

经济观察报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越想谈论“公共的”，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个人的”；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我越想努力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


　　在我论及“亮起来”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时（见本报2012年4月9日第48版“敞开与遮蔽”），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那就是：个人良心。谈论这个对象时，需要小心翼翼，将光线调得暗一些。


　　人的良心与生俱来，就像康德说的“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它很少下命令，不催促、不紧逼，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讨论的口气，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然而却随时不得不让位给别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凌驾于它之上。莫说是一些重大决定，经常在一个眼神之间，一种语气之间，一个轻蔑鄙薄的言辞之间，我们就将自己的影子扭曲，从而将自己扭曲。


　　它是如此内在和独一无二。一个人坚持他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等于陷入彻底的孤独当中，陷入周围人的不理解、嘲笑、讽刺挖苦当中，乃至陷入与世隔绝。


　　然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们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感到脚下的地面很稳，走路很踏实。与自己一致而不是与自己相冲突，回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背叛自己，这会让人感到心满意足。良心是一个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对于某些绝望的人们来说，它是立在悬崖峭壁上的最后一道栏杆，使得人们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问题在于，它往往出现在某些令人难堪的时刻。在一帆风顺时，我们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个部分，而且只有不太需要良心的力量时，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甚至越是取消良心，才能够获得世间光环；因而，它的出现，就意味着不顺心的时刻来到了。


　　莎士比亚那出血腥的篡权剧《查理三世》，以双手沾满鲜血而登上王位的查理王梦到了被他杀死的众幽灵，它们纷纷开口对他说话，这时候他心中那个不熟悉的、柔软的力量苏醒了：“呵，良心是个懦夫，你惊扰得我好苦！蓝色的微光。这正是死沉沉的午夜。寒冷的汗珠挂在我皮肉上发抖。怎么，难道我会怕自己吗？”


　　事情的不公平还在于，越是有良心的人，越是受到良心的折磨。良心就是折磨人的那个东西，这更给它添加了私密的特点。我在电影学院看过两遍的那部叫做《狙击手》的荷兰电影，其中关键的情节是，纳粹占领期间，有人将一具被杀死的投敌者尸体，拖到了无辜中学老师的家门口，导致这家三人被杀，仅存小儿子一个。除掉投敌者的子弹是地下抵抗的游击队员射出的，然而是谁把尸体拖到别人家门口的？


　　许多年后得知，尸体原先倒下的那个人家，私藏着一家犹太人数口。如果不将那个倒霉的死人转移，那么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然而，这没有免除该人家多年的内疚，毕竟是他们间接帮助造成了邻居的家破人亡。影片中这家成员再度出现时，刻在脸上的树皮一样的皱纹不仅是岁月造成的，而是多年良心受折磨的结果。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在《十诫》的“第八诫”中，现为大学教授的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当年都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她当牧师的丈夫拒绝为一个犹太小女孩受洗，让她失去了一个被收养而得到保护的机会。他们得到的情报是，这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线人”，这会令抵抗组织受到威胁。许多年后小女孩长大与女教授重逢，后者并没有开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


　　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出，良心除了内在性，它还有一个特点是：滞后性。它往往不在现场，在需要的时候并不出手相助，仿佛它真的从这个世界抽身离去。只是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情况下，事后的某些时刻甚至许多年之后，它才悄然现身，令当事人辗转反侧，表现为悔恨、忏悔这样一些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任何铁证，但他本人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为避免永远生活在虚空和黑暗中，自己向警方自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滞后的情况？因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是欲望、野心以及良心、责任感的混合体。他也不是一个人抽象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处于各种复杂的纠结也是复杂的责任感当中。对于私藏犹太人的那家人是不是拥有责任？对于地下抵抗组织的责任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责任，比如为了信仰，为了儿女或父母，为了朋友以及所爱的什么人。


　　有人会问，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文学和电影中发生的，难道良心是虚构的吗？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样说吧，有谁会在现实中，指着人家胸前的那个位置，大声说，你有没有良心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谁大声喊出：“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听上去他这个人就像上帝似的。在良心的天平上，人人平等。


　　某些在现实中很难开口的话，通过叙事作品反而能够说出来。这既是艺术家的仁慈，也是他们的严苛。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磨炼我们对于良心的敏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或者东欧一些国家，最不安分的是那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或者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感觉敏锐，对于自己的良心敏感，对于不说谎话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进一步。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即使是再专制的古老帝国，再暴戾的古代暴君，也不一定要求人人——上至百官、下至庶民——无一例外加入说谎的行列，也不要求人们无缘无故杀人，像在纳粹集中营里所发生的那样。不杀人、不说谎，是人类各个民族得以存在至今的两大天条。那些要求人必须张口谎言或随意杀人的制度及领袖，首先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不是良心的责任了，而是政治责任、战争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等。


　　但是那些被碾压的小人物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行为，不能全部都推卸给所属制度或者他人的命令，凡是通过自己的手做下的，都与这个人有关而不是无关。这就是电影《朗读者》告诉我们的。尽管有命令在，但是那位女看守必须为自己在大火时不为关押的犹太人打开牢房门而负责。有了这许多教训在前，今天的人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应该多了一些经验而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假如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空间来表达不同意见，一个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就变得重要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需要不停地与自己对话，与自己交流沟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不对他人撒谎之前，首先要做到不对自己撒谎，先过自己这一关。先要面对自己，然后才是面对他人。


　　实际上，即使存在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在与他人对话时，总还是免不了同时在与自己说话，首先征得自己的同意。一个好的说话者同时是一个倾听者，除了倾听他人，倾听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自己的耳朵听不下去，为什么一定要将这句话送给别人呢？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空间里的发言，需要个人与其自己的对话作为保证。公共空间的大声发言，与自己内心里的小声讨论，是相伴相随的。与他人在一起追求共同的好生活，是以能够独处、能够守住自己作为某个前提。


　　人不可能是先知，也不可能是道德先知。哈维尔说过“道德上的病人”（注意他说的不是“道德上的罪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被制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按照法律的则按照法律，另外许多人则可以交还给他们自己，让出足够的空间来，让人们与自身对话和交谈，那是在悄然无语的情况下进行的，谁也无权大声责备别人的良心。


　　而那些一再对社会发出挑战和对他人发出挑衅的人，则另当别论。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2年04月13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