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

    人都是有痛处的。这就好比人都有所长亦有所短一样。
    我认为的“现实主义”，应该就是拿不粉饰、不虚假的现实迎头戳人的痛处。所以看[偷自行车的人]并不可能指望有多么美好的回忆。至少它和伤感这种小资而又矫情的形容词完全沾不上边而带给你的是活生生的痛。
    上一次类似感觉的出现是德·西卡另一部杰作[Umberto D.]带给我的。记得有一次看到别人说不喜欢德·西卡就如同不喜欢黑泽明一样，因为觉得这二人说教的意味过于浓重。但仅就这两部来看，德·西卡展现的只是社会现状，是原生态的，却极少给予个人主义色彩的论调。你也可以说，他非常好地将观念融入进表现，将一切又化作了无形。
    这两个片子，都不批判，也不怜悯，只是客观地捕捉；但又正因为此，让人总是会产生某种无形下的压力——完全是非官能上的刺激，而是天人交战后无奈惨淡的状态带给人的压迫感。真正的经典，就是能经过时间的残酷淘汰而依然生存并且光芒日渐显露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几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呢？这便是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及社会，以及人的内心。
    的确，社会是在发展的，但在这发展的过程中，都必然会有分流，有时甚至无法去用任何理论来解释，所以人总是很容易信教。当你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形容人的命运，既然我们常常词不达意，那倒不如干脆相信这是老天的安排，管它是佛是主。所以你看[偷自行车的人]里的Antonio，撇开种族与时代外，跟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民工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还都是挣扎在边缘、试图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些的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本身是无罪的，是清白的。然而一念之差，他们就不容易把握住自己。
    在这里，在这些人身上，我以为旁人用什么“法律意识淡薄”这样的论断去评说是极端可笑和不负责任的。说句题外话，Antonio让我想起曾在[南方周末]读到过的一篇民工杀包头工的新闻。但是，同样是杀人者，我对这个叫“阿星”的民工，却一点都恨不起来。不仅不恨，还觉得非常心酸，以致于直到今日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报道和他在照片上模糊的样子。Antonio同样如此。
    你可以说，偷车的举动当然不对；但是，当你站在他的角度，当你已经无路可走、眼看着家人马上就要挨饿受累，当你已经一无所有，你又能如何？用“画饼充饥”这样低级的举动实现一次自我安慰吗？又能有什么意义？
    当看着父子俩在大雨里得瑟着却目光犀利又浑浊地找寻着他们的自行车，当真正的窃贼反而可以逍遥法外而Antonio自己却得饱受耻辱的折磨，当Bruno天真却悲伤的眼泪在人群里掉下来，这个世界上，一切与历史相关的关键其实都不重要了。这种片段，我相信在任何年代，都会有发生的地点。我们为此而饱受煎熬，我们掉不下眼泪，因为这决非虚假的、小资的所谓感伤，这是剥开表皮看里伤的鲜血淋漓的疼痛。人在痛的时候，发出的往往不是哭声，而是哀嚎。
    德·西卡并不是说教的。至少[偷自行车的人]不是。这里面的现实，这里面的无奈，这里面的惨痛，蜿蜒了几十年。如果这世界真能有所谓的共产主义，我倒宁愿希望有朝一日这样的电影会被我们付之一炬。

和小熊一起看《偷自行车的人》，看到影片中的妻子为了丈夫能拥有一份给政府贴海报的工作用自己的嫁妆从当铺赎回来的自行车就快被偷的时候，之前看过剧情简介的小熊怎么也不愿意再看下去，他说这个故事太悲剧，不忍心看。
我能明白他的这种心情，我明白他为什么很多我不敢看的死伤惨重的枪战片他都敢看却不敢看这样一部小人物的悲剧：或许因为那些枪战的场景离我们太远所以显得不够真实，或许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样大的悲剧性事件，所以我们在看那些血腥的场面的时候都只是不敢看而不是不忍。不敢是因为害怕，不忍却是因为看的时候心会痛。
还记得看小鞋子的时候，整个过程，我都是这样的感觉——心痛到不愿意去注意一些最细微的地方，因为我怕我看见了那细微之处带给我的疼痛。不记得在哪里看见一篇文章，作者形容小阿里的那双眼睛：“笑起来的时候足够让花朵迅疾绽放，哭起来的时候足够让太阳立刻黯然。”在看《偷自行车的人》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样一双眼睛。
《小鞋子》还有一个翻译叫《天堂里的孩子》，拍于1998年；《偷自行车的人》则早了它五十年。但是，我却是看《小鞋子》在先，所以，我说，《偷自行车的人》里的小男孩布鲁诺是“又一个天堂里的孩子”。
我一直在想天堂里的孩子是怎样的。
我们祝福已经离开我们的某个人，希望他是去了天堂，因为他在人间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忧愁，所以，所有舍不得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去那个传说中充满快乐的地方。
只有得到祝福的人，只有在人间一直存着善心的人，才能到达天堂。
阿里是这样的孩子，布鲁诺也是。
他们的生活中都充满了贫困，他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烦恼。虽然，一日三餐不需要他们操心，虽然，他们本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去了解，但是，他们是天堂里的孩子，他们过早地想要以自己稚嫩的双肩去分担父母身上的重负。
阿里把妹妹的孩子弄丢之后，他固执地以为家里的情况是不可能给妹妹再买一双新鞋的，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因为他懂得父母有太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他只是偷偷地，默默地，一直要努力找回妹妹的鞋，当看到有个女孩比自己更需要那双鞋子的时候，他决心在运动会中取得第三名，因为第三名的奖品是一双运动鞋。当他得了冠军的时候，他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不想得冠军，他只要第三名，只要一双运动鞋！
布鲁诺看到爸爸又重新拥有了一辆自行车之后，很是兴奋，在爸爸上班之前，他把那辆自行车仔细地擦了又擦。当听说爸爸的自行车背偷了之后，他没有哭也没有闹，但是他的眼神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忧伤。整部影片，如果没有这个小男孩，而只是讲述小男孩的父亲重新拥有自行车——自行车被偷——寻找自行车——无奈之下偷自行车被打，那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就会简单得多，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外国版的骆驼祥子的故事，本来勤恳老实的人在黑暗社会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堕落。我们会控诉社会的黑暗，我们会同情堕落者的不幸，但是这一切都不及小男孩的忧伤让我们如此难受。
在和父亲一起找自行车的过程中，布鲁诺就像父亲的尾巴，父亲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在自行车批发市场，面对那么多的自行车零部件，他和所有大人一样认真，他甚至更认真，他按照分工找自行车的铃铛，他在一个铃铛摊前站了很久，他那么认真仔细入迷地看着那一个个铃铛。我在想，他真的记得自己家自行车的铃铛长什么样子吗？当看到他那副认真的模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疑虑是多余的，对于布鲁诺来说，自行车的每一个零部件，他或许记不清它们具体的样子，但是当它们真的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能认出来，因为他能感觉到属于他的自行车的味道。
布鲁诺跟着父亲到处找啊找，他们到所有有自行车经过的地方。天空下起雨来，布鲁诺和父亲全身湿透。雨还在继续下着，布鲁诺没有一个人去寻找避雨的地方，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注意父亲注意到的每一辆自行车。
布鲁诺和父亲追知道自行车下落的老头到了教堂，那里正有很多人在做弥撒。老头混到了做弥撒的人们中间，布鲁诺的父亲走到老头的身边，威逼利诱祈求各种手段都用尽，期间几次招来他人要他停止说话的警告，但是对于他来说，只有找到自行车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最后老头终于答应带他去找那个偷了他自行车的人，却在他疏忽的刹那逃走了。他在教堂里到处寻找喊叫，如果说一开始他还有点克制的话，那到后来，老头的逃跑已经使他变得急躁，在教堂里乱窜。而在跟着父亲四处寻找老头的时候，布鲁诺的表现却与父亲不一样，看到父亲和老头理论，他只是在一旁安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变化，根据父亲脸上的表情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当最后父亲追着从教堂出去的时候，布鲁诺也跟了出去，走到教堂中央的时候，匆忙之中还不忘学做弥撒的人一样在胸口画一个十字。
由于匆忙，他那个十字甚至没有来得及画完整。父亲打扰了做弥撒的人们有几分心安理得，或者至少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因为他有避他们做弥撒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这件事情关系到他一家大小的生计。而布鲁诺却在离开的时候做了那样一个动作，他或许不了解那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但是在这里，这个动作却代表了小布鲁诺满怀歉意的幼小心灵。
父亲由于着急失手打了布鲁诺，布鲁诺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打他，他感到很委屈，一度想跑开，躲开父亲，但是到最后他还是跟着父亲找了下去。
为了给儿子赔礼，父亲带儿子下了餐馆。父亲很大方地要了两瓶酒！两个干酪面包！这在以前大约是没有的事情，何况在自行车刚被偷，难得的工作即将失去的时刻！小男孩纯真的惊喜在屏幕绽放。
而更令人心疼的是，小小年级的布鲁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大人都没有的冷静。当看到父亲和偷车人及其邻居发生争执的时候，他适时叫来警察；当父亲偷车被人打的时候，他冲上去解了围。最后，父亲被车主放了，自行车仍然没有找到，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父亲即将事业的事实，还有和往常一样困顿的生活……
布鲁诺依然跟随着父亲，父亲要坐下的时候，他就坐下；父亲要继续寻找自行车，他也跟着；父亲要回家了，他也回家……
只是在坐着的时候，在走着的时候，布鲁诺总是，不时地抬头望望父亲……
他能感受到父亲的失落，父亲的无助……
因为，他是天堂里的孩子！

失业是什么滋味，没有失过业的人恐怕无法完全体会。

第一波先是耻辱。众目睽睽之下被叫入空旷的会议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公事公办，巨大打击与震惊之下都会神色恍惚，头晕目眩。短短的一段走道瞬间变作“耻辱游行”，静悄悄收拾东西离去还算客气；若有同事前来送别，那些含着惋惜、遗憾口吻的安慰话哪怕再真诚，再体贴，进入已然失聪的耳朵里也瞬间变了腔调，异化为怜悯与嘲弄的背景噪音，搅得人心乱如麻，不知所措。

接下来是否认。不能想、无法听，头脑一片空白，历史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情绪平复后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回溯，究竟哪里做错导致厄运？是命运使然还是小概率事件？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吧？也许只是暂时搁浅？也许根本就是噩梦一场，醒过来，快醒过来，一切还都尚未发生，一切终会依旧如常……

否认失效，紧跟着便是沮丧。命运怎能如此多舛，总让人磕磕绊绊，一个趔趄连着一个跟头。父母的眉头，同侪的眼光，妻小的埋怨，这人间的悲苦真是无穷无尽，永不探底。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怀疑中，难免会得出能力平庸低下、性格木讷迟钝、眼界狭窄闭塞等等自贬结论。未必怨天尤人，弄得自暴自弃，但总归是信心尽失，颜面扫地，郁闷难挡，萎靡不前。

顶着如此沉重的物质压力与尖锐的心理打击，一个失业的人该怎么面对生活？时代与命运究竟要把人逼到什么样的死角，才肯把痛苦化作莲花？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就从已经失业两年的安东尼奥•里奇刚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讲起。二战后的意大利正是满目疮痍，举步维艰，高失业率让整个罗马陷入了贫困与恐慌，每份卑微的工作都有无数人争先恐后。里奇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贴海报的工作必须要骑车代步，而雇主却并不提供自行车。为了做这份工，里奇的老婆玛丽娅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陪嫁床单拿去当了，一家人只好睡光床垫，才赎回了先前为了吃饭而当掉的旧自行车。对里奇来说，这辆破车可是全家生计的重大命脉，也是唯一可赖以改变命运的寄托与希望。

里奇六岁的小儿子布鲁诺对爸爸这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视若珍宝，每天把车擦得光光亮，连多了个小小的坑洼都铭记于心，像个小男子汉子似的挥着手抱怨当铺伙计们对车子不够上心。他把对爸爸的崇拜全写在脸上，大清早父子两个都穿着粗布连身工装裤去上班，每人上身口袋里都插一个妈妈做的蛋饼卷当午饭，笑容灿烂，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有工作、有收入的一天，就要开始。
 
相对于小布鲁诺的天真可爱，影片中里奇这个人物则具有多个层次。他在刚找到工作时兴奋异常，可一听必须要有自行车便马上抓狂，像个小孩似的在老婆面前唉声叹气，等玛丽娅给他想办法。车子被抢之后他惊惶失措，也是找了当清洁车司机的朋友帮忙才稍做安定。随着希望越走越远渐渐消逝，他的焦虑与绝望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的必须，更是一个父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小布鲁诺便成为了出气筒。可一旦布鲁诺的安危成为了眼前的头等大事，父爱之情则又立刻战胜一切，这个高大的男人手忙脚乱，几乎是在百般讨好身边那依然气鼓鼓的小家伙了。

饰演里奇的业余演员朗培尔拖•马奇奥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在成名前的确是个蓝领车工，他微微凹陷的脸颊和说话时聚作一团的抬头纹都让人对他有种无言的叹息，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眼睛，那里面蓄积了某种看似平缓却又默默暗涌的忧伤，浸泡着很多欲言又止的隐忍与酝酿，仿佛两口苦水井，深不见底。

这样一个里奇十分令人难忘——他那种独特的忧伤绝不是风花雪月伤情感怀的产物，那是经历了生活最严厉打压磨砺后由内向外渗透出的疲惫，与之相应的还有下意识的肢体倦怠。马奇奥拉尼的里奇动作总是很慢，车子被偷后他并没立刻去追，而是站在原地错愕发呆，这几秒钟的时差刚好帮助了小偷及其同伙的逃脱；他追一个讨粥的老头，慌慌张张带着小布鲁诺闯进教堂，却总是迟一步，慢半拍；他迈腿的动作异常沉重，好像必须挣脱什么无形的阻碍之后才能终于迈出那一步似的。这样一个人物瘦、高、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使得一系列愈来愈恶化的事件中他与小布鲁诺在餐馆里那一瞬间的快乐更加明亮而珍贵，同时又强化了后面突发事件的严重度与毁灭性。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偷车小贼的可怜母亲是位很典型的下层妇女，她护子心切，面对里奇的质问能张牙舞爪，可一面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警察便立刻软下去，虽怒目相向，但总归要放任人家搜自己破破烂烂的家。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胆小怕事，里奇随便威胁两句就把什么都招了；另一方面又是老奸巨猾，像条滑溜溜的鳗鱼似的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里奇丢车后报警引出了政府的不作为，老头讨粥则引出了上帝之名面对巨大社会贫困的无能为力，在政府与宗教救赎两条道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战后意大利的底层贫民们，除了偷与抢，在罗马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大城市里，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偷自行车的人》原著由意大利画家、作家兼诗人的路易基•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创作于1946年，电影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48年搬上银幕。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整个世界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电子技术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奇迹，但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并未得到质的改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新书《余震》（Aftershock）中指出，造成经济增长泡沫、高失业及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及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莱克教授将新世纪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份额与历史情况作比，发现只有1928年及2007年中，1%的社会最高收入人群占据了超过23%的社会财富，而这两个极值年，刚好分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前一年。莱克教授认为，只要社会财富继续集中，贫富分化的不公现象得不到根本性、制度性的改善，美国的复兴之望便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来看，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意义上绝不遥远，它为所有的失业与贫困塑造出了最生动的具体形象，它永远提醒着我们，国家与政府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制度的公平，必须致力于财富的合理与公平分配，而不是相反。

电影最揪心的一幕是结束前五十秒钟，里奇与小布鲁诺随着人潮被推搡着无目的地前进。德•西卡对这一幕的布光把握实在令人惊叹，小巷口的夕阳先是很快地掠过里奇的右脸，在明暗交织的那一瞬间，里奇还在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他的镇定。镜头切换，是满脸泪汗的小布鲁诺瞪大双眼，抬起头来看着身边高大的爸爸。下一秒钟，阳光消失了，里奇低下头看走在身边紧握他手的儿子，所有的委屈、艰辛、绝望、愧疚、无奈、悔恨全纠集到一起，瞬间冲上眉头。就在那一霎那，里奇哭了，这个高大、强壮、奔波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在自己六岁的小儿子面前哭了。镜头再次移到小布鲁诺身上，他不停地抬头看爸爸，与此同时，里奇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布鲁诺的小手，紧紧地，父子俩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漫无目标。

什么是失业的滋味？这就是失业的滋味，是被生活推搡、挤压，在彻骨的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滚、爬；是踩着耻辱、压力与彷徨的尖刀依然必须扛起家庭与责任的决绝；是遭遇不断的创伤、打击、否定与绝望后石块一样的沉默；是里奇脸上终于没能忍住的眼泪与小布鲁诺眼里不见未来的恐惧。

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声痛哭之外，你又能做些什么？

写在前面：
这篇影评非本人原创，作者是法国诗人让•科克托，出自《关于电影》，我所做的工作是把书用相机拍下来，然后转换成文字。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这部牛逼电影最牛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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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自行车的人》(维多里奥•德•西卡)
                                                             让•科克托

    我经常重复，一部杰作不打开任何一扇门，而是关上门，结束它在其中开始酝酿的、似乎要得到充分发展的行为。
    恐怕维多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继续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擦鞋童)、《云中四步曲》到《灵窍一夜通》这条深受欢迎的、给了我们许多杰作的脉络，这是条奇怪的脉络，因为它反对夸张的风格，因为意大利把它当作糟糕的宣传加以排斥，而最好的宣传与道德无关，只通过美来进行。
    意大利街道，和街道热闹的人，是非常美的。富有阶级对此可能早已习以为常，再也发现不了其中的演出，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导演同胞们对此不屑一顾，不赞成那些为他们的国家带来荣耀、帮助它走进人们心中的影片。
    意大利的街道就是一个剧院。随便一个窗口的女人，就是一个女演员。随便一个男孩，就是一个演员。这就使戏剧在世界上最戏剧性的城市里变得困难而稀少。演出就在街上。我祝贺那些明白了这个现象、在电影里重新找到哥尔多尼和剧院传统的人。
     例如，人们只有在威尼斯才能看到，一座正对着一家时髦饭店的露天座的工人的房子里的家庭们，为隆重端上来的煎饼鼓掌，我就见过这种可爱的滑稽场面。
     维多里奥•德•西卡是一个戏剧演员。在比亚里茨电影节上，我们为他在帕格里埃洛的影片《灵窍一夜通》里扮演的遗忘症患者而把男演员奖颁给了他。他在很多方面配得上这个奖。他高贵而狡黯的脸，包裹(用这个词的真实意义)着他的优雅，他看着外面和里面的眼睛，他让人想起奈瓦尔、波德莱尔的姿态，总之，他身上所有不寻常的风度，使人能够理解他对最近这部影片极好的把握。
   《偷自行车的人》从第一个画面到最后一个画面，都惊人地成功，尤其是因为影片的主题能够让制片人和发行人气馁。一个工人没有钱。人们为他提供了一份贴布告的工作。他得有一辆自行车。他的妻子卖掉了床单；他买了他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被偷了。他去找他的自行车。除此之外，对导演的创新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面对的，是视觉的写作，是灯光的墨水，是记录能像果戈里一样用一个平庸的插曲来组织一个悲剧的心灵构造的镜头。维多里奥•德•西卡一秒钟都不松懈。没有一个空洞的画面。没有一个毫无意义的眼神。他之所以向我们展现谤沱大雨里的德国修道院修士，他之所以好像偏离了他的故事，那是为了描写的丰富，这种笔不停地使用的描写对他有帮助，讲电影故事的人不去追求它就错了。
    让我们惊讶的镜头，很可能不会让我们的导演同胞们惊讶。他们有可能会说：“我天天看到这些。”他们无疑忘记了文学杰作只描绘一些普通的地方，但使用的，是一种将这些地方剥离出来、作者用他的放大镜向我们强调的角度。
    观众漫不经心的懒惰擦去了动作的细节、投递的眼神、众多的细微差别、众多的焦虑、众多让人类值得活下去的秘密的羞耻心。任何一个这样微末的奇迹，都逃不过维多里奥•德•西卡的眼睛。他通过一个正在叠他的小外套的孩子，一个正在吃的孩子，一个生气的孩子，一个抓住他父亲的手的孩子，来震撼我们。当筋疲力尽的无名演员，想到也去偷一辆远处停在人行道边上的自行车时，人们会想，任何名演员都远远比不上他。
    人们谈论现实主义。人们本应该谈谈仙境，谈谈阿拉伯故事的方法。你们不要弄错了。这部影片不是急急忙忙拍出来的，而是花了很多力气的结果。摄像机的移动和光源能够证明这一点。神奇的，就是抹去了工作的痕迹，影片好像是用一个袖珍摄像机拍的。
   我再次重复，维多里奥•德•西卡爬到了夺彩杆的顶端，他摘下了夺彩杆上的金彩品。他迫使他的同志们使用未知的力量。喜新的我们向他表示我们的谢意。(《巴黎一报刊》，1949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