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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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而言，這是一部太偉大的電影，偉大到不知如何形容、但也不能不去訴說些什麼。與其說是電影，不如說是一個解答，解答人為什麼要看電影，解答為什麼要活著。

    以下簡單介紹一下劇情：

　　住在尾道的一對老夫婦滿心期待的上東京拜訪久不見面的兒女。大兒子事業有成，育有二子，因為診所的工作過於忙碌使得老父老母的東京遊覽無法成行。而後住到經營理髮廳的大女兒家，也是因為一樣的理由無法帶二老逛東京，結果找上了守寡的兒媳請假陪二人搭遊覽車觀光東京。

    大兒子與大女兒各有事業要忙，商議後送老夫婦到熱海的溫泉旅館度假，不料旅館夜裡過於喧鬧，老人家受不了連夜折騰便提前回到二女兒家。結果一進家門二女兒就抱怨接下來幾天要參加研討會，沒有辦法安置他們，而寡居的媳婦家貧而小，最後兩人決議老奶奶住孫媳婦家，老爺爺找朋友寄宿。

　　兒媳婦熱情的招待老奶奶，老爺爺卻跟朋友喝掛，被警察送回二女兒家中。二女兒滿口抱怨，卻也只好安置兩個喝醉的老人。

　　隔天老夫婦搭車前往大阪拜訪三兒子，而後返家不久老奶奶病重身亡，故事在喪禮結束後落幕。

　　就是這樣平凡的劇情，沒有衝突、沒有高潮，也沒有什麼感人大結局或是討人厭的反派，就是平平淡淡的，像是你我生命中都曾發生過、而未來也會一再發生的生命紀實。但在這樣的平凡細流底下，卻蘊含一股強勁深厚的力道，感人至深，那是因為演員、台詞都極度真實而細膩深刻，每每在尋常處令人動容。

　　舉例來說，幾個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小片段，故事中沒有多說什麼，但人物間的情感、關係與互動就在這其間自然流露出來。像是在大兒子家中，妯娌們在討論要準備什麼食物時，媳婦說想準備生魚片，而大兒子一口回絕：「肉就夠了。」而二女婿買豆沙餅回家時，二女兒的嘴臉：「買這個這麼貴，給他們吃煎餅就好。」女婿說：「煎餅昨天吃過了。」女兒回以：「反正他們喜歡。」

　　等到他們拜訪原節子飾演的媳婦時，先拍原節子在鄰居的廚房借酒，正好奇為什麼要借酒時鄰居幫我們問了出口，而原節子回答；「因為我爸爸媽媽來訪。」接著場景轉到原節子窄小的房間，雙手為公公奉上清酒，一邊說；「什麼吃得都沒有，真不好意思。」不不久外賣送來兩人份的晚餐。

　　而一直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老爺爺是極好酒的。

　　第二個例子是當二女兒表示無法留宿兩人時，老爺爺一邊收行李一邊說；「終於沒地方住了。」老奶奶回答：「是阿。」

　　多悲涼的處境，兩人卻都笑得淡然。

　　在東京街頭漫步的兩人，分開前老奶奶說；「東京好大阿！要是走丟的話，一輩子都找不回來呢。」

　　老爺爺說：「是阿。」兩人便分開了。

　　天地太大，他倆已迷途其中，無處可托。和兒女分離的時光之流，好似沖散了手中的親情之繩。


　　而後老奶奶在孫媳婦家的一幕，尤其感人。在原節子為老奶奶搥背後，老奶奶看著自己過世八年的兒子所留的遺照，對媳婦說；

　　「要是遇到好的男人的話，請不要介意，隨時可以結婚。」接著哽咽：「真的，要是不這樣做的話，我們會很難過。」

　　「那麼，要是有好的男人的話......」這樣回答著的原節子，笑得用力，深怕老人傷心。溫柔而美麗的寡婦獨居八年，還會遇不到條件好的男人嗎？痴心罷了。

　　「有，一定有的，你一定會遇到。」老人胖敦敦的臉上，滿是真誠的企盼。

　　「是嗎？」

　　「目前為止，一直讓你受盡辛勞，我們總是覺得對不起。」

　　「沒關係，媽媽，是我自己願意這麼做的。」

　　「不過，這樣的話太不公平了。」是阿，是很不公平，我想看到這裡，無人不抱屈。

　　「不，無所謂，我這樣比較輕鬆。」

　　「你現在這樣覺得，但，漸漸年紀大了，一個人還是會寂寞的。」

　　未來的境況，那是無法迴避的難題了，想不到這時候原節子輕描淡寫的說：

　　「沒關係，我不會老的。」她說的平淡，卻是我看過的電影當中，最動人的台詞。凜然而無悔的說出這句話，為了讓眼前的老人寬心，不管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卻都好像理所當然。因為老媽媽傷心了，世間一切規則都理應為此而改。

　　道過晚安熄燈後，原節子的大眼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背後傳來老奶奶強忍而忍不住的啜泣聲。

　　作為一個女人，她很瞭解。媳婦自願選擇了一條最多荊棘的道路，而路盡卻只見寂寞。但媳婦口中的選擇卻如此從容自然，口氣決絕鐵石心腸。像自己說得，真的很不公平。

　　善良的人最辛苦，也得不到回報。那是不能控訴的恨、沒有出口的怨，而原因卻是因為自己的年邁無力。她不以為苦，所以吃最多苦、她以他人之苦為苦，所以無盡苦。

　　隔天早上，醒來看見媳婦跪著，手上拿著一樣東西。

　　「這是什麼？」

　　「媽媽，這是你的零用錢。」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這是第一次有人拿錢給老人家，跟酒一樣，都出自最貧困的媳婦之手。

　　月台送別時，刻薄的女兒與沉默的兒子說了：

　　「爸爸不要喝酒了，」

　　「頭痛有沒有好一點」

　　「少喝一點比較好。」

　　他們其實不壞，不是嗎？女兒曾說到爸爸年輕時嗜酒，造成大家的苦惱。她自己年輕時也對父親有過恨吧？她也經歷過一段路的。
　　

　　過世前老奶奶最後一段話是在火車上講的。結束了多日的東京訪親行後，老奶奶說：

　　「好，很好，非常好，我們非常幸福。」

　　「是阿，還算是幸福。」男人畢竟比較不坦率。

　　「對，是幸福的。」


　　最後在辦完喪事後，對於完事就鳥獸散的哥哥，還有急著要媽媽遺留的和服的姊姊，小女兒這樣抱怨：

　　「太自私了。」她說，「我不想像二姐那樣。」

　　「每個人都會變成那樣的。」原節子說。「她也有她的生活要過，每個人都比較在乎自己的生活。」

　　「嫂子也會這樣嗎？」
　
　　「會阿，每個人都會。就算不喜歡，也會漸漸的變成那樣。」

　　「真討厭的人情世故。」

　　「我年輕的時候也這樣覺得。」

　　後來小妹也去上班了，原節子也回東京，只留一個老爺爺在家中。鄰居的老奶奶經過說：「是阿，很寂寞。」

　　值得擷取的片段太多了，不，應該說，每一幕、每段對話都是韻味深長的佳構。
　　

　　生命情境至此，是誰造成的嗎？也許確然可以指控疏於照料兩老的兒女不孝，因為他們自私。可是誰不自私？能夠譴責自私的人嗎？志士仁人，人溺己溺，於是終身憂患不得樂，這樣的路誰願意選擇呢？原節子的感人與難得反而更襯托出世事的悲涼。

　　「真是討人厭的人情世故。」，我也這樣覺得，可是沒得選。

　　生老病死、悲歡離合，那不是選擇，是命運。

　　至此，夫復何言？我想到辛稼軒的一首詞：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電影就在『天涼好個秋』的意境中結束了。

　　人生不過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因此必然有人寂寞淒涼，但卻也沒有誰可以去責怪。在小津安二郎眼中的世界，便是這樣的世界。

　　人生諸多無奈，其實老了以後，想想也都該淡然，想想，其實也像老奶奶說的：對，是幸福的。」在和老友聊天時，兩人對於兒子的成就都不滿足，那又能如何呢？兒子已經很努力了阿！老爺爺這樣勸慰朋友：「要死心阿，期待越高，失落就越大。」

　　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但這種種無奈，是沒有解答的。如果真有菩薩，那我想渡世之眼當如小津安二郎的鏡頭，擺得很低，不卑不亢、不狂不躁，靜靜的、莊嚴的、謙卑的觀照著眾生。看的很專注，毫無侵略性。所以小津的鏡頭總是很低、拍得很安靜，很長。

　　凝視著，因為祂們捨不得眨眼。

　　天地有情，神佛有靈，小津是為見證。

请阅读“图文版”解析，见豆瓣日记http://www.douban.com/note/434735753/

在我还没有从理性上清醒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被《东京物语》全面打动了。在过去的几年里，记不得先后把这片子看了几遍，每看一遍我都会流泪。观看《东京物语》之时，我俨然成为了一个好的“演员”，始料未及的、突然的，眼泪就下来了。

是什么让我流泪？

在我看来，《东京物语》（1953）是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1903-1963）最好的片子之一（或者可以把“之一”去掉）。这是一部黑白电影，讲述了战后寻常的一家人生活中的故事。一对老夫妻，片中的父亲和母亲，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与尚未出嫁的小女儿一起住在家乡小城尾道。父母两人开始了一趟旅程，途经大阪、去到东京看望在那里生活的子女，认为这是“看望我们所有子女的机会”。然而，父母亲的到来并未给子女带来喜悦，反而成为了麻烦，唯有寡居的小儿媳纪子对两位老人非常悉心照料。父亲母亲在东京儿子和女儿家里都住过，还被“安排”（打发）去郊外泡温泉，而后很满意的乘火车回家乡。途中母亲病倒，在大阪另一位儿子那里短暂停留，遂回到尾道。再不久之后，母亲病逝。子女都回家乡参加葬礼。最后子女离去，留下孤独的父亲一人。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寻常的故事。整部片子，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是“不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没有任何一个镜头在讲述陌生和奇异的故事。那么，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在导演小津的镜头之下，何以呈现出强大的深刻的震慑人心的艺术魅力？我也许不能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会试着给自己一个解释。

1. 低角度&固定机位

看过《东京物语》的朋友，应该不难察觉到，（与其它作品一样）小津惯爱使用固定机位的镜头拍摄，以50mm镜头拍摄中景和远景，且机位角度较低；即便有运动的镜头，也是极其缓慢的运动。这部片子比较极端，只在一幕中使用了两个运动的镜头，且是极缓慢的低角度机位的运动。当然，观光巴士上拍摄巴士内和城市景观之时，镜头是运动的，那也可以看作是固定机位随汽车的运动。可以说，影片使用了最“简单”的“剪辑—切”的做法。

为什么镜头机位放低？我想，跟日本传统民宅和生活方式有关。片中可见，几乎所有对话都是人物跪在地板上进行的。人起身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头顶到画面的边缘。摄像机的视角（特别是中景），几乎也就是人跪在地板上之时的视线高度。

那么摄像机的机位摆的到底有多低？（小津的死忠粉）德国导演Wim Wenders在（向大师致敬的）纪录片《寻找小津》（1985）中，采访了小津的摄像师，摄像师展示了小津是如何布置摄像机的（以及讲述了许多有趣和感人的小细节），拍摄远景和中景的摄像机机位是如何，以及拍摄近景时，机位抬高，根据需要会适度上扬，等等。

为什么用固定机位？这个“固定”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镜头是不动的；二是指，即便在不同的“幕”中，只要拍摄同一个场景，摄像机的位置几乎也是都固定的同一个（或角度极其相似的）位置。（图4-5）我并不知道小津的用意何在，我的感受是，整部片子以一种稳定的、连贯的和均衡的镜头呈现了日常生活画卷。镜头之美，日常之美，一种包含在平凡细碎生活中的“仪式感”，在一遍遍一次次地被强调，形成了一种韵律。

在最初，捕捉到那一个最适合描述日程生活的镜头的位置，应该是最困难的。一旦找到了，便将其作为乐谱的一段旋律反复吟唱。这种韵律，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日常之美，已经超越了我们平日里见到的“日常”。

2. 室内之景&城市之景

除了低角度和固定的机位，小津在拍摄室内的时候，也宛若一个熟知住宅空间的建筑师。不妨稍微分析一下东京的儿子（幸一）和女儿（志夏）的家。儿子幸一是一名社区医生，家中房屋有两层，一层有门诊室、客厅等，二层原来是两个小孙子的房间，被改做给父亲母亲居住。女儿志夏经营一家美发店，一层是店铺门面，父母亲同样被安排住在二层。也许小津是刻意的，并未直接对准楼梯拍摄，但是他特别留意“楼梯”这个元素。摄像机并未运动，但是通过拍摄人的运动，以及剪辑手法，实现了空间上的垂直运动。但这个垂直运动不是以“运动”的方式被观众感知的，而是以视觉情境来实现，需要观者在脑袋中做一个“空间完形”。

在儿子幸一家中，楼梯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紧靠着厨房，相连的是一层平面中最重要的一条走道），同样的场景在影片中出现了多次。除了上下楼的时候会拍到它，拍摄厨房的时候也会选择同样的角度。所以，也许重要的是这条走道。毋容置疑的是，建筑师可以像Juhani Pallasmaa分析希区柯克那样绘制出这住宅的平面图来。

在女儿志夏家中，除了连接一层二层的楼梯，还有通向天台的一段室外楼梯。

再看儿媳纪子的家，从镜头语言的运用上，便可清晰的感知建筑空间的差别。在纪子家里面的scene，没有任何一个远景镜头，全都是近景和中景。纪子家实在太小了啊！只有一个房间。摄像机“不可能”拉出远景镜头来。此外，摄像机摆在过道里拍摄了纪子家与邻居家的关系。

当然，小津拍建筑室内空间不是为了让建筑师据此猜测和绘制图纸，空间背后有导演的用意。例如，需要注意的是，纪子家门口的走道，是唯一交代“邻里关系”的场景。交代儿子和女儿的职业的时候，摄像机拍了医生门诊的门牌，拍了美发店的招牌，但是，没有“邻里关系”。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家境，儿媳的生活状态，等等，观众可以从这纯视觉的语言中，自己去揣摩和思考了。

城市之景，从影片一开始就出现。德勒兹称之为“空境空间”（出处见下第3小节），并从哲学角度进行了阐释。在我看来，小津的镜头并非任意和偶然，这些城市之景其实并不完全是“空境”，它们也是叙事的一部分，有时作为影片的过渡和环境氛围的交代，有时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和目的。举一个例子。在影片约16’30’’的时候，拍摄了二层楼通过窗外看到的城市之远景。大约30'时候，儿媳在父母卧室与父亲攀谈。父亲说，“看，他们在那里。”话音一落，镜头切到了窗外，远景。母亲带着自己的孙子在山坡上——同样的场景第二次出现了。进一步，镜头切为近景，母亲问孙子，“长大了要做什么？像你爸爸一样做医生么？等你做了医生，都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活着。”可是，小孙子自顾自的玩耍，哪里听得懂呢？镜头又切回远景，而后切到父亲坐在卧室。这一段的剪辑处理，非常曼妙。

3. 德勒兹语：纯视听影像之“不可忍受性”

吉尔·德勒兹（1925-1995）在《时间—影像》（Cinéma II: L'image-temps，1985）一书的第一章“超越运动—影像”中，把小津称为“纯视听影像的发明者”。（德勒兹另一部著作《运动—影像》，Cinéma I: L'image-mouvement，1983）

“……如在刘別谦（德国导演Ernst Lubitsch, 1892-1947）的作品里，动作—影像总是充当迹象的功能。而小津安二郎改变了这一手法的含义，现在特指情节的缺场：动作—影像消失了，代之以角色是谁的纯视觉影像和角色说的纯听觉影像……” 这所谓纯视听影像，也被德勒兹认为是界定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标志，“它与传统现实主义中动作—影像的感知—运动有着本质区别”。在《东京物语》中，镜头中没有任何剧烈的运动——所见最强烈的运动大概只是火车，人物的运动没有被强调，大多数时间人物只是跪在地板上交谈。镜头本身没有运动。这种手法强调了“时间”的概念，在沉寂的镜头中，观众意识到，“时间”蔓延开来。在这里，感知—运动情境让位于视听情境，构成了“新”的影像（与传统现实主义影片相比）。

“一个纯视听情境不会在动作中延伸，更不由动作推演出来。它需要捕捉，让人捕捉某些不可容忍、不可承受的东西。”德勒兹所言这个“不可容忍、不可承受的东西”，我想，正是影片打动人的东西。"……他（小津安二郎）是日常生活最伟大的批评家。他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对同情或怜悯的观察力的条件下，从无意义中发现不可忍受性。“

我的突然落泪，是因为“不可承受”。

《东京物语》看似没有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镜头，没有任何夸张与过分戏剧化的冲突。但是，观众却可以在面对这平缓如一幅日常生活画卷的电影时，突然落泪。我尝试从影片中截取一两幕来稍加以分析。

这一段故事讲述的是，儿子和女儿因为无暇也不愿意陪伴父母，出钱送他们到热海去泡温泉，女儿给父母定了价格比较实惠的自己住过的旅馆。（从约48'开始）父亲母亲到了热海，风景秀丽，起初很开心。但是旅店里住的都是年轻人，夜晚吵嚷异常，父亲母亲根本无法睡觉。随即，第二天，两位老人在海边聊天决定，回东京去。（约56'开始）女儿在美发店中工作，与客人聊天。父亲母亲突然推门进来，女儿的脸色马上拉了下来，质问父母为何这么早回来。父亲母亲并未解释，笑着说“我们到家了”。客人询问，他们是谁？女儿说，乡下的朋友。（57'38''结束）就这几句很简单的对白，我看的落了泪。

所谓“日常”，并不是我用眼睛直接看到的日常，导演的态度和思考融在对“日常”的捕捉之中。“不可忍受性”，并非源于猎奇，而是源于自我的反思。大概影片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在母亲葬礼过后，父亲劝寡居的儿媳纪子再婚，并且把母亲心爱的手表送给她。纪子忍不住掩面而失声痛哭（全片中最直接的最强烈的人物情感的流露）。父亲却还是平和而安静地说，“奇怪，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你却为我们做的最多，你甚至跟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谢谢。”

我第一遍看《东京物语》的时候，颇有些生气，觉得剧中的儿子女儿做的很不好。后来意识到，小津不是在批判某个人或者某种行为。最后，也许很合适，以Wim Wenders在《寻找小津》片头的一段独白来作为结语：

“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纪尚有瑰宝，如果说是电影界的瑰宝，那么，对我而言，一定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作品。他一生创作了54部电影，包括20年代的无声电影，40和50年代的有声黑白电影，以及最终在1963年12月12日去世前所拍摄的彩色电影，而那天正好是他的60岁生日。使用极少的手法，且将手法减少到只有直露的本质，小津的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讲述着同样的人和同样简单的故事，发生在同样一个城市：东京。这编年史般的电影持续了将近40年，描述了日本生活的变化。小津的电影讲述了日本家庭缓慢的恶化，因此也是民族认同的变质。但是，这些主题并未以面对新鲜的、西方的、美国式的生活的失望来表达，而是以一股蕴含着当时所缺乏的浓烈的乡愁的意味来进行哀悼。与当时日本的国情一样，这些电影也是全球化的。在这些影片中，我看到了全世界的家庭，看到了我的父母、兄弟和我自己。对于我，电影从未和再未如此接近过它的本质和意图：展示本世纪的人的意象，一个有用的、真实的和有效的图像，通过这个图像，观众不仅可以看到自我，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认识自我。”

小津的电影基调缓慢而安详，但只要静下心来，很容易上瘾。家庭是小津不变的主题，家人之间的情感秘语在他低视角的长镜头下轻缓流淌，看似波澜不惊，其中却蕴藏着暗涌。正是这种好像夜海听潮的对比，让人欲罢不能。

《东京物语》中年迈的父母到遥远的东京看望儿女，从头至尾，父母与儿女之间都保持了温情与包容，但私心却在儿女的内心中蔓延。父母对儿女的爱的无私，反衬出儿女对父母的爱的自私，生命的凉意在一片祥和中渗出，像惨白中刃出的血。

然而世间有谁不是正扮演着这样的儿女。小津一生没有成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母亲离世的第二年，他也不肯留恋这个枯寂的世界了。小津对家的执着，深藏着对母亲的眷恋和对失去家人的恐惧，这种失去，恐怕不只是生命，还有眷爱。

女儿志子的表现像极了生活中某些做女儿的。她不情愿招待父母，不许丈夫带他们游玩，不给他们糕点吃，因为糕点比饼干要贵一点。她急着索要母亲遗留下的衣服和物件，为的是“留个纪念”。这样的女儿，难得她真心诚意地觉得自己是如此孝顺。

此时的小津没有动用程式化的批判和讽刺，只是平实记录下女儿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甚至还加入了些许略带善意的幽默，来稀释志子的可恶。由此，明白如唠家常、叙事如肥皂剧的故事有了思虑的空间，家因此意味深长，小津因此无比动人。

日本人崇尚凄绝之美，这种根植于民族性格的癖好，在小津这里表现为一种静隐，意指静谧隐忍，在这种静隐之下，是潮水般的暗涌。平和的小津执意要表彰内心的美好，这便是老夫妇已故二子的妻子纪子。在电影中，她是惟一肯用真心对待老人的美善化身。

熟悉小津电影的人不会忘记纪子，也不会忘记她的扮演者原节子，在《晚春》、《麦秋》、《秋日和》等影片中，她一如既往地美好，用善良和隐忍温暖着每一个观众的心。原节子一生未嫁，曾传出她与小津订婚的消息，但此事止于美好的愿望。她不肯把苍老带给观众，42岁便淡出影坛，她略带忧伤的笑，深深地打动了小津，也毫无悬念地击溃了我们。

小津喜欢给剧中人起一样的名字，喜欢用同一批演员，喜欢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不怕观众混淆，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希望观众把电影中不同的故事当做一家人发生的故事。千姿百态的人生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不外乎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看过几部小津电影的观众都不难总结出，小津理想的家庭组成是这样：姓平山的一户家庭，父亲一般叫周吉，长子一般叫幸一；如果有次子，一般叫昌二；如果还有三子，一般叫敬三；有女儿或者儿媳的话，总有一个叫纪子（又译节子），而且是最孝顺最乖巧的一个；如果有孙子，最好是两个，大的叫小实，小的叫小勇；每家人都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这家也不例外，总有一个叫服部，总有一个叫间宫；男人们一起去一家叫若松的料理店吃东西，去一家叫露娜的酒吧喝酒。
　　
《东京物语》里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家庭，但他却是小津电影里最哀伤、最感怀的一部（《东京暮色》是个例外，残缺家庭的雪上加霜，不具普遍意义）。甚至连画外音乐都一以贯之地沉郁、惆怅，不复小津爱用的轻快。这无疑是一部“遗言”式的电影，却拍摄于小津创作旺盛期的中段，小津的风格从这部电影开始出现转折，轻松诙谐走到哀伤的底端，又渐至释怀，奠定最后“哀而不伤”的基调。
　　
1951年的《麦秋》有一个跟《东京物语》里差不多老少三代同堂的家庭，那是小津心目中家庭态势代表完美的一极，两年后，小津用同样的家庭构造，讲述了家庭生活的另一面，那些无奈的，伤痛的，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一面。人性不总是善的，可怎样的人性，只要不是极恶，都情有可原，这就是小津对现代社会，人们在传统日渐瓦解的过程中，怎样去面对传统的解答。小津说：“我想通过父母与子女的经历，去描写传统的日本家庭是如何分崩离析的。”
　　
《东京物语》同时也是文德斯最喜欢的小津电影，1982年他在罗马一次放映会上，选择此片，作为对自己电影工作有特别影响力的作品来播放，并触发拍摄属于自己版本的“东京物语”的念头。第二年，他果真踏上去日本的旅程，拍成了著名的《寻找小津》，这部纪录片的开头和结尾不是别的，正是《东京物语》的片头片尾，文德斯就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他崇敬的前辈导演，向他喜欢的影片致敬。
　　
那么，我们也从这个开头开始讲述吧：父亲周吉和母亲要去东京看望儿女，邻居探头进来寒暄说，你们真幸运啊，儿女们都这样有出息。老两口笑着谦虚道，哪里哪里。
　　
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基本得以保全的幸运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熬过去，天伦之乐近在眼前。大儿子幸一在东京当医生，二女儿繁在东京开美容店，次子昌二虽过世八年了，二儿媳纪子仍旧独身，对他们很孝顺，除了留在家乡陪伴他们的小女儿京子外，大阪还有三子敬三。一个光明的开头，风帆扑扑作响，憧憬而略有些急切。儿女们都大了，各自成家，父母渐渐老去，趁这把老骨头还走得动，再不去东京看看，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老两口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上路的。
　　
可实际情况是，还没等他们到大儿子家，孙子就因为爷爷奶奶来要腾地方，妈妈把他的书桌搬到过道去，而哭闹不止。老人大而无当、到哪儿都碍手碍脚的尴尬处境初见端倪。
　　
东京，庞杂忙乱，流水线一样的都市。快节奏的生活如街道上低头不语只顾赶路的行人，你稍一迟疑，就有可能挡了谁的路，招来不耐烦的白眼。影片中丈夫曾说，东京真大。妻子答，是啊，如失散了，可能一生不能再见。道尽老人们面对陌生环境的迷惘和无措。
　　
老人们弄不清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清儿女家的方位，在迷宫般的城市面前弱小得象个孩童。在儿女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儿子工作繁忙，没时间带他们出去玩。搬到女儿繁家，依旧每日困守二楼，有时钻到三楼小露台透透气、晒晒太阳。老两口渐渐也明白儿女们的处境，就象丈夫对老朋友感慨的：东京太大了，要出头不容易。除了二儿媳纪子请假陪他们出去游玩一天外，老人没去过东京任何地方。每个人都在各自生活的重压下疲于奔命，实在忙不过来，儿女们决定凑钱送父母去热海泡温泉。
　　
廉价旅馆里整夜的喧闹，透过薄薄的板壁阵阵鼓躁，二老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第二天，宁静的海边，夫妻俩这样一问一答：
　　
丈夫：这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啊。
妻子：是啊。
丈夫：东京游览过了，热海又到过了，回去吧。
妻子：回家吧。
　　
不想刚一回到女儿繁家，就被女儿埋怨了一通，问他们怎么不多呆两天，家里正好当天有什么讲集会，轮到她主持，人会非常多。两位老人商量着该怎么办，丈夫决定，让妻子去纪子那儿凑和一晚，自己去找老朋友，若能留宿就最好了。可时间是下午，纪子还没下班，夫妻俩只好去上野公园逛着打发时间，丈夫微笑着说：终于无家可归了。妻子无奈地笑着：是啊。
　　
别有目的地拜访朋友，是不是会格外心虚呢，老人虽神色如常，我却无端感觉他如惊弓之鸟，时刻都在察言观色，时刻都在提心吊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从故乡移居东京的老朋友们也过得不好。一家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剩下老俩口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勉强为生、打发残年；一家只有一个独子，又虚荣又自卑，在城市巨大阴影的挤压下，儿女恐怕剩不下多少闲心去关怀老人，安抚一颗失落的心。三位老友无处可去，只好泡在小酒馆里打发时间，寻个暂时的“安身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各自的压抑、烦恼。其中一位总结说：“没有孩子会寂寞，有了孩子又会嫌弃你，两样都不好。”这一段最让人揪心！
　　
佐藤忠男曾指出，小津有一种道德观：“不向允许自己撒娇的人过分撒娇”。这话听上去有点“绕”，其实就是说要克制，要忍耐，按《麦秋》中哥哥的话说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让别人为难。这忍耐不是一味退让，而是包含着一颗为对方着想的心，无论何时都不放纵自己，宁可有失亲切，也不要伤了感情。这是多么东方式的处事观念，老两口就是从这个观念出发，才在自己儿女家中也处处留意，时时小心。我想起过世外公的一句话：久住令人厌，勤来亲也疏。外公生前常念叨着这句话坚决拒绝母亲要他再多住些日子的恳求，给年幼的我留下一个不懂变通的老顽固印象，如今才明白，其中蕴藏、老派的自尊、宽厚、隐忍和体谅。
　　
想在小酒馆混上一宿的“企图”失败了，戒酒多年的父亲又喝得酩酊大醉被派出所送回家，还带了个莫名其妙的朋友，女儿繁很生气，没好气地不断抱怨。另一边，妻子却得到儿媳很好的照料，逼仄的空间里老人全身放松，由衷叹道：“这一天真长啊，从热海回来，去了繁家，又出门，最后来到这里，这是我在东京最幸福的一天。”这么说着，老人百感交集地哭了。
　　
第二天，老两口便踏上了回乡之路，仿佛叨扰了很久，其实才不过十天。儿子说：你们这趟哪儿都去了；老人笑道：是啊，没有遗憾了。女儿还不忘提头天晚上的茬：父亲以后不许这么喝酒了！父亲好脾气地答：已经受到教训了。母亲仿佛预感到什么似地说：你们都忙，这趟见过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家也不用特意回去了。
　　
一语成谶，母亲回到家乡就病危了，刚道别不久的儿女们纷纷赶回，母亲平静地离世。年轻时生活艰辛，丈夫荒唐；中年时战争离乱，丧子之痛；晚年时儿女冷淡，心情寂寞，人生的跌宕都过去了，象所有的悲苦和担忧都找到了一个稳妥的搁置处，她可以放心去了。
　　
而整个的过程中，父亲只是无意识地重复儿女们的话：是吗？她不行了？是吗？她去了？笠智众“擅长”如此喃喃自语，这一次却格外凄伤，又格外安详。人生的孤独、失意、挫折、苦难，一一承担，扛过去，就是不远处的死亡了。死亡因此并不那么悲恸，也不象想象中那般恐怖，一步步地，生命感知到它，熟悉了它的气味，并最终被它收服（或者说生命最终收服了死亡也可以），它们最终融为一体。卸下生之重负的生命轻盈地没入死之虚空，带着幸福的回忆，从此不为尘俗所碍。
　　
办完母亲的丧事，儿女们又匆匆离去，只有二儿媳纪子多留了几天。鲜明对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关于孝与不孝的倡导和鞭挞，可小津无意于此，他只是想承认现实无常的同时体谅人生无奈；竭力保持自己世界洁净和周全的同时，也原宥他人的自顾不暇、浮躁轻慢。
　　
影片中自始至终微笑着的老两口只抱怨过这么一句，说儿女们长大了，也变了，大儿子原来很亲切呀，二女儿小时候很温柔。可话锋一转，他们和《麦秋》里的老人一样感叹道：“无论如何，我们还算是幸福的。”“没错，我们很幸福了。”
　　
更明确表达小津这种态度的，是小女儿京子在片末质疑亲族们寡情自私时，和原节子饰演的纪子有这样的对话：
　　
纪子：我像你这么大时也这样想。但是孩子长大后，总会离开父母，会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存心不良才这样的。大家都会以自己的生活为重。
京子：可能是吧。但我不想变成那样，太冷酷了。
纪子：也许是，但每个人都会这样，慢慢就会变。
京子：你也会？
纪子：是啊，我不想变，但也会变成那样。
京子：人生真令人失望啊。
纪子：是的，不如意事太多了。
　　
从容静观，时光流逝、亲情离散、生命消陨。不抱怨，不企求，在温暖的底色中恍然一丝人生的凉意。小津电影的世界，就是这样。
　　
他从不对人性做过高地期望和要求，但也从不对人性本身的良善失去信心。《东京物语》中的二儿媳纪子，大概代表了小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美丽、贤惠、克制、孝顺、坚强、真诚。。。她身上的闪光点如此之多，差不多要“神化”了，可小津毕竟眷恋的是人间温暖的烟火味，而不是高不可攀的天堂圣殿。影片末段，原节子在笠智众面前掩面而泣的镜头是个破解：“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很狡猾，我不象父母想的那样总是怀念昌二。”
　　
忍耐的崩溃恰好证明了一个人的鲜活。人是情感的动物，会动摇、会害怕、会犹疑、会失望，谁都一样。一个人生活的纪子，和寂寞相伴长达八年，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看出了二老微笑背后掩藏的失落受伤。纪子的表白使她从苍白的完美中解脱出来，回复人性矛盾的丰富，这样说来，在她众多的优点中还可以再加上两条：自省和坦率。
　　
人们总说小津一生未婚，怎么这样理解家庭生活的种种，我忽然间有些明白了，和纪子一样吧，感同身受。又或许，正因为小津能从具体生活的俗务中脱身，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正因为他能从一个理性和感性配比恰当的交融点看世界，才旁观者清。沉浮人情世事、不述离伤的《东京物语》从这样一个小津手中诞生，也不奇怪了。
　　
影片中有两个镜头特别值得回味：一个是二老刚到东京，大儿子本来打算带他们出去游览，都整装待发了，却又临时出诊取消计划。换回家常装束的丈夫坐在窗前，看见远远地一高一矮两个身影，那是妻子领着小孙子在公路桥边玩耍。那个视角很平淡，却无端感觉气韵悠远，娓娓不绝，一股难言的孤独涌上心头，眼眶不禁一湿。
　　
另一个是在热海海边，二老作出回家的决定后，丈夫先起身，妻子紧随其后，一下没站起来，跌坐在自己脚上。丈夫问，怎么了？妻子答，不知道，也许昨晚没睡好。两个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而尽量忍耐着的老人形象，多么无助，多么懂事。用“懂事”这个词仿佛不很恰当，但老人颓然跌倒的那刻真就是孩童般的弱小。之后镜头拉开，一前一后两个身影，让我想到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中的佐助和春琴：一生挚爱春琴的佐助一生谦恭，哪怕死后终于和春琴葬在一起，他的墓也稍微靠后，象生前那个卑微的小学徒一样，永远在稍后的位置扶持着他的主人、他的爱人春琴。而这部影片中是倒过来，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诗云：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我想：其实不执子之手，也能一起老去呀。
　　
一样的空间，塌塌米上端坐的身影少了一个，路过窗前的邻居又过来问候：“真没想到，发生那么多事，你要多保重。”丈夫周吉微笑着回答：“是啊，一个人生活，觉得每天都特别长。”
　　
“做人，真寂寞。”——这是邻居的回答，也是老人内心的沉吟。
　　
“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外面的世界川流不息，屋内的一隅形单影只。时光在逝去，生命在更迭，回忆在永恒。滴哒滴哒的钟声越来越响，但，我们只能退进心灵的最深处，才听得见。

小津的生平与电影：
生卒年
1903年12月12日——1963年12月12日
小津于1963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那天他正好六十岁生日。
他的墓碑上，只有一个汉字——“无”。

成就
小津安二郎共执导了54部影片（只有36部存留世间），其中无声片31部，有声片22部，纪录片1部。在他的54部电影中，有19部入围日本影响最大的影片评选奖项——《电影旬报》年度十大佳片之列，有六次勇夺当年十大佳片的冠军。小津的获奖率之高，在日本国内众多的名导演中也属遥遥领先。在日本电影史上小津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除了其作品有复杂的深度外，无疑该归功於国际学者的多面向研究。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其实也是一种风格，它不是摒弃虚构和修饰，而是更好地隐藏了电影的叙述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太在意评述、太工于营造悲剧气氛了。如果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于不加歪曲地表现现实，尽可能地对影片少加入评价，以及使艺术手段处于隐蔽的地位，那么小津安二郎则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了现实主义的这个标准。
形式主义
在理论上，现实主义通常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来论述的。有趣的是，小津同样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也走得很远，他的电影影像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一些独特的怪癖，不熟悉小津的人，一开始会觉得不适应。比如低机位拍摄、画面直接切换、几乎不用变焦和移动镜头、常用空镜头等，这些怪癖不但是小津的个人印记，也是其美学思想的体现——是一种静观的眼界，一种倾听和注视的态度，这和一个人在观赏能乐，这做茶道或花道的时候，所采取的姿态是相同的。小津的推崇者常常赞叹他简约的影像风格，但是，风格上的简约并非意味着小津电影没有生气。影片的构图虽然单一，实际上充满了内在活力，人物在画面上频繁出入，动感十足。
在日本电影史上，小津是使日本无声电影走向最纯和最高形式的一位艺术家，虽然小津为人谦逊，但同时又对于自己的风格自信得近乎固执。据说他的剧本在反复修改成型后，在拍摄过程中几乎再不改动。面对全世界范围内不同人群的非议，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哪怕是对同样的题材，也不离不弃，精心打磨，气定神闲地做着自己手头的活。他的电影画面看似随意，但每个镜头、每个道具其实都精心设计，他甚至常常亲自制作道具。
 故事
小津的电影，故事通常都是家长里短的琐碎凡事，他的作品中那些看似若无其事、平平淡淡、毫无激情的生活，却隐藏着无数值得琢磨的人生况味。小津的电影充满温情，但细细看来，可以发现他从未描写过“幸福”，他的作品中心思想一般是“幻灭”；小津从未结过婚，更没有子女，但他却深谙为人父母的感受，他的作品一直在讲述“父子”“父女”之间的故事。成年的子女因为婚嫁而离开父母，留下家中的老人孤独面对今后的人生，这是小津电影一个永远的主题，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主题。从小津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一个孤独、善良，同时又是豁达、充满尊严的内心世界。
人物
小津电影中的传统伦理及文化美感，经常被视为小津作品最迷人之处。笠智众、东山千荣子、原节子、山村聪、三宅邦子、佐分利信、中村伸郎等著名演员，早已成为小津作品里熟识得像邻居般的脸谱。他们面对摄影机及观众讲话，既大方又亲善，表达出小津温厚的人伦关照，也成为小津人生浮世绘里真挚坦然的众生相。不过，这表面上平静无波的生活，可不见得完全像整部电影的画面那样安稳。小津的戏剧从平凡中内化为心理行动，演员们纵使坐著，戏剧力也可能波涛汹涌。
小津和日本电影史
小津经历了日本电影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无声电影还是有声电影、彩色电影，他均有佳作。早期的小津电影主要是喜剧，1929年之后，他的作品专注于家庭，以及家庭的社会性延续，如学校、单位、公司等。从1930年开始，小津的电影语言越来越简朴，他放弃了当时默片惯用的技巧性剪接，如溶、淡等，在商业性的创作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方法。战争期间，小津应征入伍，1942年，小津从战场回来，他的艺术观再次发生了一些转变，他有了一颗“平常心”去描绘战后日本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半出自这个时期。
谁影响了小津电影
小津电影受美国电影影响很大，当他还是顽童的时候，就酷爱美国电影。热衷与城市小市民生活、制造特定的气氛来表现环境的亲切感，甚至小津电影中一直出现的慈父形象，都多多少少受到了美国电影的启发，一位日本影评家这样概括：“小津从美国的一些影片的素材中完全找到了自己的世界。”小津自己也在一些发言中承认过这一点。但是，小津的电影又是完全日本化的，具有日本文化独特的美感。
有学者们特别注意到小津作品里的摩登精神，从早期欧美电影的热爱，到后来美式消费文化的入侵，衣食住行及口耳相传的西式文化，在小津作品中，洋溢着趣味和活力。从《早安》的电视到《秋刀鱼之味》的高尔夫球棒，从信口提起的西方男女影星、影片到英文片语夹杂，小津对时代风尚的反应不见得逊色于其传统美。战后作品尢其显出美式文化与时尚消费的着墨甚深，《东京物语》的杉村春子或《秋刀鱼之味》的冈田茉莉子等角色，都趋向现实实利主义，但小津依然给予这些角色相当大的幽默包容。
开始吧！
小津曾受到日本一些影评家的指责，认为他趣味小资，不关注低下阶层。但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小津尽量为观众呈现生活的本来面貌，避免作出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也就是说，他的电影具有“普世性”，才使得他的电影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听我介绍了这些，有人可能会担心小津的电影会沉闷、不好看，其实不会的。任何人都能看懂小津的电影，他的电影故事紧凑、常常夹带着一点幽默感，而且画面很美，人物都很可爱和鲜活。看小津的电影，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常常不能控制地跟随镜头悲伤或者温暖，如一条静静的小溪在内心流淌，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在不知不觉中平静下来，而整个人也渐渐变得纯净平和。虽然现实的空气中时时都弥漫着躁动的气息，但小津的影片却有能力在一个多小时内将它们化解。他的电影克制、内敛、细腻，能让人在浅淡的愁绪中感受到一丝生命的凉意。
观看小津安二郎的作品，最好沏上一壶茶，一边品茗，一边静静地等着被感动。
关于东京物语：
電影開始，平山周吉老夫婦在家整理行李，他們將要去東京探望兒女們，鄰居從他家經過，送來羨慕的讚嘆聲，他們對這段東京之旅充滿了美好的期望。
    途中經大阪時，他們見到了在國鐵工作的三兒子敬三，之後到了東京長男幸一家中住下。大兒子、兒媳藉口沒時間陪他們，支支吾吾地想把他們打發到妹妹那裏。 兩三天后，老夫妻終於移往經營美容院的長女志子家中，但志子十分吝嗇，只有已故二兒子的媳婦紀子給予了二老熱情的接侍。一天晚上，周吉在酒館裏意外見到多 年好友，兩人談到長大的兒子，不免嘆息起來，酒入愁腸，終於醉了。回到家的時候，志子不停地抱怨他，周吉夫婦一氣之下回鄉。在送別的火車上，周吉夫婦與紀 子話別，要她再尋個好人家嫁了，不必太辛苦自己，紀子終於忍不住在回來的時候痛哭起來，這是電影最感傷的部分。
   《東京物語》和小津的任何一部電影一樣，講著一個家庭倫理的故事。然而，正是隱忍，所以傷懷，簡單的故事裏講述著一個個深沉的主題：愛、別離、孤獨、蒼老、死亡。大喜大悲一壺滄海，到眼前卻只是一杯隔夜茶的苦澀。
    把真實的生活展現出來，但並不做價值評判，這使小津的電影呈現了開放的風格。《東京物語》裏，每一個衝突都只是瑣碎的平常小事，因為平常所以親切，因為親切所以真實，真實得使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其中角色，同喜同悲。這是一面鏡子。
    兒女們未必不愛自己的父母，他們相信自己是愛的，但卻在日常生活的淘洗中漸次失蹤了那份感情，愛與尊敬只剩下一個自以為是的幻影。周吉的大女兒志子就認為自己愛著父母親，而父母們也愛著她，在以工作為由匆忙離開母親的喪禮的時候，臨行志子還拿走了家裏的一包布料。
沒有煽情，但自然感動，小津的電影充滿了靜謐，但並不是一池死水，更像大河之水，流得很慢，看不見速度，但深沉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