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

往事总在忘却时被人提起
                            ——观《阳光灿烂的日子》想到的



在“金王纷争”四起的时候，我第一次读王朔的作品。
自从因买了一本矫情的《廊桥遗梦》（——当时的畅销书），后悔不迭后，我就长了记性很少买畅销的文化食品。我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绝对不好受——不管那人是带你去吃屎还是糖。
在将别人的纷争当作风景匆匆略过的时候，我读到《动物凶猛》。一次滞后的阅读，感觉不错。它还使我回想起一些以前的事，譬如， 一天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因发育发生变化时，死活都不肯去公共浴室洗澡，我为自己的变化萌生羞耻感。当我掩着下体蹩进浴室，透过迷蒙水汽，我发现自己和大人已经很像了。水从高处降落，打在天灵盖上，我渐渐适应了变化。
我向朋友推荐这部中篇。有一些朋友以为我是保“王”派，几欲与我反目成仇。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并不爱凑热闹，他们认真地告诉我姜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比原著更出色。
我记得罗伯·格里耶说过“改编而成的影片总是可笑的”。我带着怀疑的目光进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片蔚蓝的天空。最后的字幕打起，我要说影片拍得很棒，和小说是两个独立的事物。小说更强调以成人的目光回首往事，影片关注成长，将你推入过去的年代，与那个叫马小军的男孩一块儿长大。
七十年代中期，人们已被各类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不过人们的觉悟普遍较高，工作、革命还是按部就班。除了十五、六岁的孩子——心理的稚嫩与生理的成熟在一具具肉体中产生矛盾冲突。马小军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执迷于虚无的英雄主义：戴着老爸的军功章、军衔，在镜子前耀武扬威；冒着生命危险爬上烟囱顶端，从高台纵身一跃，只是为了引起米兰的注意。他怀有虚幻的感情：我们从他在米兰的床上捡起一根长发时专注而幸福的表情，从他将米兰悬挂在床边的照片想象成穿着泳装等细节，可见一斑。他的生活方式极其虚浮，整日游手好闲，时不时地聚众滋事，以配万能钥匙开百家锁为乐事。当时，马小军们的梦想像升上高空的气球，濒临破灭的危险；他们的行为像疯狂旋转的陀螺，疯狂之后是什么？盎然生活还是悄然死去？他们的信仰如同热铁皮上的猫，无法停留，无处驻足，难免产生绝望之情。片中有一个镜头深深地嵌入我的脑袋。马小军想从水中爬到岸上，每每接近岸边，就有一条腿将他踹回水里，优雅的音乐“配合”下，一次次徒劳的努力……这才是现实生活的象征。
姜文给我们讲述了一则有点忧伤又不失快乐的青春故事。我的情绪为影片左右（——我无法摆脱），作为男性，我理解马小军的所作所为，有一些我们十五岁的时候不正是这样做的吗？——放学扎破恶言相向的老师的气胎；课间议论女生半成熟的性特征；暗恋葡萄的同时，不忘狐狸一般卑鄙地贬低葡萄的质量。也许不能说我们卑鄙，这样不客观，只能说我们渺小，渺小得仿佛一抹阳光，唯有被阴影证明了，才能被别人意识到。
我非常喜欢影片运用黄绿色为光影主基调，符合人物的心境，也符合青春毛茸茸的质感，颇赋唯美的倾向。顾长卫的摄影始终带着人性化的力度（比如一系列的跟拍）。还有经典老歌（音乐）的巧妙穿插，也是影片可圈可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姜文脱离王朔的文本创造了许多新人物（比如受气的老师，王朔扮演的小坏蛋，具有点睛功效的傻子古伦木等等）使主要人物愈发饱满，使影片的主题愈发鲜明。
影片快结束前我差点失望。因为叙述者马小军长大了，他和他的朋友有的成了大款有成了英雄，大多名利双收。他们的俗化是否意味着我将来的俗化？这时古伦木骑着他的棍子出现在画面中，“古伦木、古伦木”昔日的伙伴趴在豪华的超长车车窗上，大声地冲他喊。傻子古伦木也变了，他不再像过去口齿不清的回答“欧吧、欧吧”了，他狠狠地骂道“傻B！”我被意料之外的结尾逗乐了，笑过之后，心头有一丝惨痛，黑色的幽默撕碎了诗意的完美。他嘲笑的是我吗？我越发清楚，青春于我已是一首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了，如果我认为诗越美好，那么就证明我现在的心情越苍老。
                                  
                           赵磊

                                 (5/30/00 2:11:26 PM于宁波)

国庆假期，又看了一遍《阳光灿烂的日子》，陪GF看的。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已经是10年前了，在兰州铁道学院的网吧--那时还不叫网吧，叫电脑教室。和好友准备通宵，不自量力租了四部碟，看了两部就睡死过去。

后来，关于这部电影的八卦，一点一点的读到，听到，看到。姜文沉寂下来，野心勃勃的准备做个导演时，找到王朔，要改编他的《动物凶猛》，众所周知，这一个中篇，是王朔老师的心肝宝贝儿，用丫的话说：写给自己的，青史留名的，证明自己的确是个作家不是个通俗言情作家的---作品。是丫的《情人》，连开头都很像：
我已经很老了，但又看到米兰锥子般的眼光。。。。。。

王朔老师表示，最近写剧本写到吐，你要喜欢，拿去改吧，姜文就在王朔家对面的宾馆，开了个房，用了半个月，把《动物凶猛》重写了一遍，是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然后就开始海选小姜文，海选米兰。后来拍拍停停的三年时间，中间资金断了，原来HK的投资人联系不上了（后来，我考证出来，此人为现金像奖主席文隽），王朔在《无知者无畏 之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写道，HK投资人撤了，后来找到他，正在HK拍三级片。然后王老师笔锋一转就不往下写了。后来的后来，我考证出来，姜文同学的一生挚爱，富姐（93年，还是姐姐吧。。。）刘晓庆慷慨解囊，资助了几百万，才得以完成拍摄和后期，然后就送去拿了一堆的奖，版权卖至除中国外的好多个国家，赚了不少钱。同时，这部电影也一举捧红了许多新演员：夏雨，陶虹，耿乐，甚至宁静，那时应该都还崭露头角或者是第一次。

八卦就不聊了，说正经的吧。
这次看，又有颇多感触，儿童时代的尾巴，青春期的前奏，这段时间，表达的可真是淋漓尽致，这时候，不想被别人说成小孩子，又不知道大人是什么样的，硬充成熟，什么傻事儿都敢做。表面上佯装叛逆不羁，其实内心怯懦单纯。那是多么美好无忧的一段时间啊。这就是恒久不变的人性，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导演抓到了，表达充分了，这电影，必定名留青史。

这部电影的基调是阳光灿烂的，文革期间，大人忙于斗争和自保，大院里的小孩儿是最快乐和自由的，他们不用像别的小孩儿一样担心冻馁，不用正经的上学考试，于是拉帮结派，学着大人斗争。电影灿烂但是又泛黄的基调，让人犹如看老照片一样怀旧，加上高亢的革命歌曲作为背景音乐，既是表达年轻生命的激情飞扬，又略带那个年代的全民癫狂，其中的拿捏，恰到好处，让它看上去不像是个纯粹的青春期电影而略带一点点的政治色彩，增加了内涵。这也是我最欣赏这部电影之处，事后姜文和王朔谈起当时之情景，说，以为那时我们很威武呢，谁知找来那时照片一看，又瘦又土，穿着宽大的军装，灰头土脸的，一点也不英武，然后，他们就还原了彼时之情景，后来我们看到更多表现那个时代的电影电视剧，却失去了最基本的真实感，真的是演戏。而好的电影，就是能把人带回所要表达的年代，这样看电影才是丰富自己的人生。而姜文充满质感的磁性的旁白也为本片增色不少。

其情节更是生动自然，妙趣横生，比如马小军独自在房间YY警察那段儿，真是淋漓尽致。可以作为YY教材，用来诠释什么叫做YY。
看完之后，我感慨万千，GF问我，你那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我真是汗颜不已，我没有经历那样的年代，但心情总是一样的，当人十五六岁时，世界在眼前展开，童年的单纯欢乐渐渐的离我远去了，再也不能以玻璃球或者纸烟皮的多寡来判断一个人的成败，又不知道什么才是可以得到这个世界承认的，就那样懵懵懂懂的，好好学习，希望成为世界的中心，好好打架被处分，希望成为世界的中心，整蛊作怪以为可以引起女孩的注意，可真注意了又不知道要干嘛。这部影片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懵懂岁月，青涩但热烈的岁月。

小孩儿一个个的长大，当门口的傻子以『傻B』来回应他们的招呼时，每个人都知道，那美好的充满了欢乐和淡淡的嫉妒与哀愁的时光，从此一去不回了.

PS：青春电影一览
中国 《阳光灿烂的日子》
台湾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韩国 《朋友》
美国 《美国往事》
日本 《坏孩子的天空》

最近没有什么好版本的新片看，昨天于是购买了一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回来看。仔细想了一下，距离上一次看这片子居然已经快十年了。隔了夜的饭，最适合拿出来翻炒。因为饭粒失去了很多水份，有嚼头。

似乎是这样的，在这十年里，我不下三十次向别人推荐这部片子。也不下十次在碟店里看见它，但是居然一直没有动过念头收藏它。由此看来，一个人的心要比这人的脑子聪明太多。因为昨天我看完这片子以后，产生了一种惶恐的心情，我恐怕我因为太年轻而太轻率下了很多结论，也太轻易地接受了某些说法。

有一种说法，姜文是中国最好的导演，是不是“之一”并不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反应“那个时代”最好的片子，是哪个时代也不重要。还有一种“圈内”的说法，说姜文是极聪明极自负极通透的一个人。快十年了，我居然就这么相信着。

昨天我把这片子从头到尾再看了一次，觉得现实是件太残忍的事。看完了，我疯了一样冲进茶馆，手下带着哭腔只反复敲几个字：屁股！你们瞧瞧那屁股啊！

在我的记忆里，马小军同学一叠声的“我操”让人HIGH到爽，爽到毙。但当我听到夏雨同学念白时，他的“我操”已经全然没有生气，类似一个垂死的老男人从肺管尽头喘出的痰气，那种无能为力的欲望。演戏，没有什么比在看电影时感觉出是在演戏更令人沮丧的事了。正如那一群男青年骑车穿越小巷时，深沉的画外音在说“那时的北京是我们的城市”，而我却清晰地发现墙上的光影是遮光板的反射，苍白且摇晃。

姜文的确极聪明，在处理扔书包的一场戏里，马小军的书包飞上了天，居然半天都落不下来，相当黑色幽默。而当书包终于落下来，马小军也就长大了，处理得干脆利索。可惜，这只是技巧，而没有成为全片贯穿始终的风格，我震惊于拼盘上箩卜雕花的精美绝伦，而根本忘记了菜的味道。其实，我真是来吃饭的，而且我应该吃菜，而不是欣赏雕花。等到马小军记忆模糊，分不清什么是回忆什么是真实之时，我看见的全是机灵，一大盘子箩卜雕花。

我对妇女充分尊重，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依然坚持米兰必须被马小军强奸掉。正如耶酥基督必须被犹大出卖，铁达尼号首航必须沉没，烈士必须高呼口号英勇就义一样。王朔让马小军已遂，配合上《动物凶猛》的标题，我觉得非常合适。在那样一个无聊而恐怖的年代里，血管里躁动的精力和激情最终爆发出原始的兽性，一个羞涩腼腆的男孩子就此恶狠狠地步入了男人的世界，我觉得这很震撼人心。而强奸未遂配合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标题，我个人觉得不知所谓，且力度被严重削弱。马小军被踹下床，提着裤子跑，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许应该让米兰从床上爬起来，冷静地用小手枪在马小军身上打出很多窟窿。如果接下来马小军跑去弹一支钢琴曲，这可能是中国版《洛莉塔》。如果米兰走过去，用皮靴践踏马小军的头部，那是《红樱桃》II。

但别以为这样我就能觉得这是《中国往事》。

如果有那么一天，这片子要被重拍，我希望从米兰的屁股开始。你美丽如女神一般的初恋情人，你的回忆之镜聚焦在她硕大无朋的屁股上，上面还套着一条 XX国棉二厂生产的肥大内裤。面对着这屁股，一个人或许能忠实地回忆起逝去的岁月，在触目惊心的屁股面前，容不得人说假话。不会把自己扮演成为傻子打抱不平的骑士，不会把自己扮演成浴室里洗澡时勃起居然被羞辱的纯洁天使，不会让自己强奸未遂依然保持男孩状把头阴险地往“姐姐”怀里扎。

不要掩饰人狼的本质，不要回避凶残时代的特征。否则，一个人就应该被那个肥屁股放出的肥屁结结实实地给熏死。

小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电影，是讲故事的另一种方式，而讲故事是文学这种艺术形式原始也是核心的内容。行吟诗人、民间艺人们以讲故事为生，他们创造、转述或者改编各种神话、传说、趣事或者邻里八卦。在还没有“知识产权”概念的时代，自然避免不了彼此故事多有雷同，但这才是艺术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比如我们下面要评论的电影，正是因为它及其它的一些影视作品，才让故事的原创者王朔的名字被更为广泛的大众所知晓。所以，连上帝也默认了这种无害甚至有益的侵权——“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旧约•传道书，第1章第9节）。不过我私下倒是想起自己初中语文老师常念叨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来，觉得比起《圣经》深奥的箴言，这句话更生动活泼、喜闻乐见、深入人心。
姜文先生作为编剧和导演在1994年拍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发表于1992年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实事求是的说，姜文先生作为一个认真且负责的艺术工作者，基本上忠实再现了原著，他不仅忠实再现了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空间——北京，更具体的小环境——军队家属大院的特定风情，并且，姜导演还在旁白中大段援用了原著的文字，以及非常微小的语言细节，比如剧中人物所讲的“圈”——指泡妞。作为一部电影作品，姜导演也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完整的用电影的语言刻画了出来，而且基本按原著设计了相关的重要场景——比如米兰的卧室，和主要的故事情节，以及让人非常容易注意到的是，原著中一些意识流手法的片断——如关于“老莫餐厅争执”的模糊记忆、结尾的“泳池呓语”等也生动地并且是创造性地使用电影语言再现了。更为难得的是，姜导演并没有自作主张给人物穿上一些突兀的衣服或者讲些超出那个时代的话，——在改编原著这一点上，我觉得姜文导演兼编剧给一些影视圈的同行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建议中央电视台下次花重金改编名家作品时，是否可以考虑请姜导演出山，或者再不济也请他把把关，别再把圣姑拍成风尘女子，大侠拍成流氓，高手拍成滑稽配角了。
等等——我似乎离题了！赶紧回来。
等等！我似乎不仅是离题了，而且“……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伪了”。我到底要说什么？“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它事物的涵义”。这部如此“忠实改编”的作品为什么并不像原著一样让人感到迷惑而且抑郁，而且为什么偏偏姜导演用了“阳光”这样一个与王朔及其小说给人印象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含义的词？
再等等！“上帝在细节之中”，再仔细看看！
突然发现马小军有了名字，是的，小说中的“我”从来没有名字，朋友也从来不叫他的名字，似乎是一个神秘的人！——这让我联想到某些古老宗教的传统，他们认为名字是一个人的灵魂所在，除非至亲的人，其他人是不可以知道更不可以叫一个人的名字的。而且马小军的爸爸妈妈也出场了，他们是个正常的家庭，在马小军的生活中有了重大的影响。一个严厉却慈爱可亲的父亲，一个可敬的母亲，还有一段坚贞的爱情——间接地解释几个孩子玩笑中称“你爸爸是因为男女问题被降的职”，这让孩子们由邪恶转为无知。除去貌似神秘的家庭，他也不再有复杂繁琐的转学经历——这种暗示又无法明证的某些难以言喻的特权的细节——虽然，马小军仍然是逃学的坏孩子，仍然是明明打架躲最后却阴差阳错打伤别人的孩子，但他却变得更鲜明并且更简单。马小军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做一些个不仅那个年代正常，在现在的年代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的小玩闹而已——逃学，溜门开锁，吸烟，打架，当然最重要的是“圈”女孩子——这一切在把小说的神秘气氛拨开之后，都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而且自然，就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旺盛精力的发泄而已，尤其是关于“性”的懵懂冲动，关鸠之论古已有之，更谈不上有什么不好了。
另一方面，米兰在小说中存在的母亲却不存在了，那个只被提及一次的奶奶却操着湖南方言出现了。这个家庭简单了，却不再是那个任由男孩子找自己女儿不管的家庭了。不再有米兰的宽容父母和我的严厉父母的对比，这种明显属于青春期被禁锢的自我心理暗示和自恋倾向反映。此外，在宁静的演绎之下，米兰“锥子般锐利”的眼神也变得真实而不再是作者的自我感觉，也不再可以被未来的意识流虚化或否认。在待人处事上，米兰也变得更鲜活而且可以有迹可寻，她保留的神秘感不再来自于她本身，完全成为了一个暗恋的小男生自己不能理解而产生的各种猜想。米兰，一个心理正常甚至可以讲在那个年代少有的健康的女性形象浮现眼前，不再是一个模糊甚至任由作者情绪变化而变得美或者丑的偶像。
其中一个细节就是：在小说中当米兰第一次来找马小军，却和刘忆苦（小说中的高洋——明显不属于那个时代的名字）聊开了之后，马小军心里不舒服。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可走了。”
“……你是不是挺爱跟不认识的男的聊？”
“你说呢？”
“……”
“还挺爱吃醋的！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整段对话是两个异性朋友之间的对话，坦白而且信息清晰，米兰不仅聪明，而且也很懂得沟通，女性细腻且善于抚慰别人的特征很明显。关于米兰的这种细节是《动物凶猛》绝没有的。
另一个场景是紧靠上面情节之前的，马小军看到米兰和刘忆苦聊得起劲，突然变得好斗，开始揭别人的短，以及爬上烟囱，让我想到了动物们在春季里出现的行为——绝非讽刺，而且恰恰相反，我从中看到了一股雄性的壮美，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这种力量，在小说《动物凶猛》中找不到——在那里，动物都被阉割了。
第三个细节是，马小军冲入米兰家里，将米兰压倒在床上，却在米兰的主动反击中退却，含着泪大叫“有劲！”却夺门而出，将一个少年冲动却脆弱的心理表现得很到位，却不像小说中“办完了我要办的事”，还让米兰有了“被我打肿的眼睛和嘴唇”。用心理学家们的理论讲，强奸犯都是有深刻的自卑和对自己性能力的焦虑，我想，这大概反射了讲故事的两个主体的心理内容，这也是为何我更倾向使用男性而非男人作为标题的原因——很抱歉使用了心理分析这种不够科学的东西，但就目前来讲，涉及到性心理，弗洛伊德依然是最可信赖的。
其他的不同还有，马小军冒雨到米兰家楼下两个人的拥抱；摔倒在泥坑的大哭宣泄失去的痛苦，第二天的人人正常，这取代了小说结尾的我被众人排斥；形式相似的跳水，由小说中十米到七米到五米的一次次妥协，变成了对刘忆苦之前跳水的模仿，一个男性的成年象征；不再有“无声的饮泣”，变成了更有视觉冲击力的水面漂浮不动的死亡表征——死亡，也是生命的开始。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刘忆苦在对越反击战中的经历使这个形象升华，就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必须提及的是，傻孩子“古轮姆”。这是小说不存在的人物。查了很久也查不到“古轮姆”和“欧巴”的意思，所以不能更深入的解释这个非常显眼的暗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成年的马小军们大叫“古轮姆”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傻×”时——古轮姆清醒了，我们却变得“傻×”了。我们的阳光，似乎不再灿烂了。
我是一个俗人，对艺术没有什么领悟却想斗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艺术就像做菜，基本的原料都一样，搭配、火候、调味品这些才是让真正的大厨和食堂大师傅区别开的关键。在两个几乎同龄，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男性对自己青春期的初次萌动的回忆中，我们辨出了微妙而关键的不同，品出了截然不同的风味，也读出了一个成熟自信的男人应该具有的气度和一个性心理官能障碍并导致其他心理不良反应的男性的区别。
兹评《阳光灿烂的日子》。

1
    似乎很久以前在港台电影里听说了这个词：惨绿青春。后来又知道有个电视剧，叫《血色浪漫》。相似的意思，相反的颜色，大红大绿的，挺有趣，挺热闹。但是这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我只看过几集，完全不能评论；为了节约时间，还是看了小说原著，所以只好说说这个。
必须说明的是，在阅读小说之前、之中、之后，我都抱着一种预期和一个标准，就是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或者可以说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关于“文革”、“惨绿青春”、“机关大院”、“高干子弟”这些在当下颇能吸引眼球的词语，《动物凶猛》是我已有阅读体验的全部前见，因而它也作为一个他者、一个比较的样本，贯穿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很不喜欢《动物凶猛》，所以就很期待在相同题材的《血色浪漫》中看到不同的东西，看到更能引发我的思考、打动我的感情的东西。可惜，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结尾，看到了新鲜，却看不到震撼。
2
特权。
我讨厌《动物凶猛》的全部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字，或许有些偏激。理性地说，这部小说被我视作一个压抑的时代里青少年朦胧的性心理的细腻写照，至于把主人公设置成大院子弟实在不能成为批评它的首要罪名。但是，在感情上，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特权阶级优越感不能不引起我的拒斥情绪。想想，这么一群孩子，一方面凭借父母的权力地位，享尽了当时最好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又挥霍着荷尔蒙无法无天；等享受完了、挥霍完了，大多数的同龄人还是擦拭着苦难留下的伤口时，他们一收心一转型，凭着原有的特权立刻又成了新的特权阶层。怎么好事都让他们占了？
说实话，我不相信王朔的童话。不是酸葡萄心理，特权，尤其在中国，是你不服不行的真理，酸也没用。诚然，如王朔、陈凯歌、李少红许多有真才实干的社会精英也的确是从特权阶层起步的。但在王朔的小说里，没有这一特殊人群在特殊时代的独特苦难，也没有他们的挣扎、迷茫和个人努力，我们最后看到的就是王侯将相之家的幸运儿，就是挥霍青春的孩子，就是一直被幸运和特权庇护到老的成功人士。不知道王朔是省略了很多，还是掩盖了很多。或许这是他自己编造的童话，也疏导着几代青少年无处发泄的激情，也满足着某个时代某些人的怀旧春梦。但是，即使有特权的地基就这么“随随便便成功”吗？是不是每一个曾经有特权的子弟都无一例外地一帆风顺？再退一步说，凭借特权成功也就算了，还要把这种成功方式拿出来炫耀，是不是有点得便宜卖乖？这是我的疑问，也是我不能相信这种童话的原因。
《血色浪漫》同样是一群特权者的故事，一群吃穿不愁、碴架泡妞、最后凭借特权成功回归主流社会的人的故事。《血》这五十步的逃兵尚且能嘲笑《动》一百步的，就是它还多少写到了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特殊心理，写到了他们当时的某种被涮被遗弃的感受，写到了他们自己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历程，从而没有了王朔掩盖不住的、令人生厌的优越感和得意劲儿。但是，归根结底，两者都是特权者的故事，两者也存在着相似的价值取向，即对那个时代、那些经历的美化、梦幻化、浪漫化。为什么叫“血色浪漫”？因为主人公钟跃民一面可以极富艺术感受力地描述音乐、文学（浪漫），一面又可以极具流氓精神地斗殴打架（血色），人称“背着菜刀的诗人”。而把这一精神推而广之，文革也就成了在浪漫激情催动下的血雨腥风——就这么“血色浪漫”了。
不过，我也不相信都梁的童话。虽然我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少之又少，但是仅有的印象向我显示的也是伤口和鲜血，眼泪和苦难。血色的背后是宗教式的狂热、是无理性的暴行，无论隔着什么样的审美距离，我也断不能看出有什么“浪漫”可言。没有勇气正视淋漓的鲜血，也不必为其披上浪漫的外衣，这种“艺术加工”无非是软弱的自欺。

3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在苛求《血色浪漫》和《动物凶猛》，因为两部作品的着力点完全都不在对文革的反思上，也不在对一代人命运的揭示上。我只是在抱怨前理解中落空的期待，借两部成功的作品来抨击同类题材创作的盲区。其实，《血色浪漫》还是有吸引我的地方，只是浪漫的不是血色，而是——
钟跃民。
这是一个绝对浪漫的异类。他代表不了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代表不了与“老兵”相对的平民子弟，也代表不了他自己所属的“老兵”阶层，甚至，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时代语境下能够造就的类型！
从小说开头，1968年，仅仅在文革开始的两年，钟跃民就已经以自嘲的态度反思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了，这不只是政治上的先知先觉，更是一种敏锐和清醒的人生态度。换句话说，他不是那些盲目狂热、丧失自我意识的青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太强的理性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够像个文学青年和艺术家一样鉴赏文学艺术，又能够变成一个十足的流氓去打架斗殴，插队、要饭、当兵、摊煎饼、做生意、开饭店，他能够完全投入和享受每一个角色和过程，又能及时地抽身而去，随心所欲地展转于各种角色、各种经历以及各个女人之间，永远选择、永远创造、永远不固定，要的就是一种“在路上”的感觉。这是何其精彩的表演性结构，这是何其精彩的表演人生！
那么，你还能说塑造这样的人物是代表文革中的一代人或一类人么？不能。正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看完《血》第一反应就是看《在》，无奈图书馆暂时借不到，否则读完《在》再来评论钟跃民会更到位），钟跃民与其说是文革青年，倒不如说更像“垮掉的一代”，甚至比我了解的垮掉的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更加高明：后者只是以破坏性的叛逆来对抗既定秩序，而钟跃民则完全自为自主地在导演自己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钟跃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浪漫是他全部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时代的狂乱，理想是自我设计的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编造的“理想”。读这个人物，我倒是常常想到自己了解的几个70后理想主义者。其实钟跃民完全可以是保尔•柯察金的战友，可以是五四运动的革命青年，可以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可以是五月风暴中的法国学生，甚至可以是70后、80后——只要其核心是“在路上”的感觉，以上时代背景都能够提供相应的补充作料。
所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文革背景只是小说的一种调味品，或者说作者选择写这种比较熟悉的生活，而这一背景与塑造主人公的联系并不紧密，主人公的核心特点反倒有挣脱背景达到普遍性，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总而言之，《血色浪漫》绝对不是什么刻画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它只刻画了一个人，一个不同于“一代”、甚至不同与中国、却达到了更高普遍性的人。它也不是一部“成长-教育”小说——钟跃民表面上丰富的人生履历并没有改变他性格的核心部分，反而是这一核心的不断展开。它还不同于《动物凶猛》——《动》选择文革为背景意指那个压抑的时代，多少与青少年性心理有关；而《血》的背景可以与人物剥离，实际上，它离文革更远了。最后，《血》算不得一部优秀的作品——虽然塑造了一个精彩的钟跃民，但是怀旧色彩的刻意掺入、以及集爱情、军旅、动作、悬疑于一身的杂烩架构剧写法，使它在文学意义上沦为平庸；我喜欢的《亮剑》改成电视剧删去了1/3，而《血》，我怀疑它压根就是为电视剧而写的。
顺便说一句，不看好今年它在茅盾文学奖上的前景。

4
虽然我承认我蛮不讲理的苛求，虽然上面我也抛弃了这个执著的前见评论了小说本身，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追问文革题材的价值取向和创作盲区，尽管无力——就像老师对着出席的同学抱怨缺席。
有点奇怪，对于这隐含着不公正的特权思想的童话，却没有多少人对其价值取向表示怀疑——也不奇怪，移情，本来就是人在进行审美活动时重要的心理机能。我们总是很容易地把感情投射到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上，与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在成龙李连杰痛扁对手时，不会有人站到挨打者的立场。所以在《血色浪漫》中，不会有太多人想到李奎勇和小混蛋的阶层。更何况，在《动物凶猛》小说中，与马小军一伙对立的阶层干脆缺席，于是曾经的平民子弟、知识青年、今天的下岗职工——被时代戕害了的一代人又被彻底地遗忘。更可怕的是，我怀疑在小说和电影的广大受众当中，恐怕还有不少这类被遗忘的人。理想的幻灭并没有促使他们反思和忏悔，现实的不如意反而让他们继续沉浸于自欺，时代的弃儿在不遗余力地向时代的幸运儿移情，对他们来说，那也许根本不是段荒唐和残酷的往事，反而是他们未了的旧梦和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至于我们这一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创伤记忆”，文革的一切只不过是抽象的符号、历史的存在。而明知是十年浩劫，却又对它怀着莫名的好奇和向往，曾经荷尔蒙乱飞的时代与今天我们当下的处境遥相呼应，又激发出一种追求刺激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这类作品还具备了类似《古惑仔》和青春偶像剧的功能。
然而，那不应该是一段难以摆脱的噩梦吗？不应该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吗？不应该是一碰就疼的伤口吗？如果是，如果创伤如此深刻，为什么移情却如此轻松？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民族，一个幼稚不长进的民族，一个缺乏自我意识、反思和忏悔精神的民族。
或许我的阅读有限，我也愿意相信总有反思性的有深度的作品，但是事实是近些年走红的作品总是把文革作为调味品和擦边球，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与老上海一样，都成了怀旧的元素而模糊了本来的面目。而接受者们则有选择地将真正的苦难赶到了无意识深处，向仅有的美好移情，再回首，曾经的苦与乐都蒙上了一层玫瑰的颜色，好，和谐了。
幸运儿还在移情中自得，弃儿们还在移情中自欺，后来者还在移情中幻想。姑且篡改朋友的一句话作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由正面视角，生出真正关于文革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