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和电影没什么关系。只是说姥姥的一九四二的。所以，不是影评。抱歉占了个格子发在了这里。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

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还活着呢吗？他们还好吗？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

  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
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
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
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
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
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
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
  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
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
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

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
 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
 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
 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


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

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若干年前，启蒙课，师傅告诉我，先做人，再做事。

1942那个年代，我的外公外婆有幸活了下来。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段不愿回忆的历史。现下我外公就快90，身体还算康健，他当过兵，上过战场，战场的旧伤一直折磨着他，子弹差点打上脊椎。小腿当年医疗不够，一直留有伤痛。外公前几年把自己抗战时的东西捐给了博物馆。前年外公旧疾复发，重病，手术。和大多数传闻一样，所谓的老兵根本得不到任何政府的补助。当然这些，我们不会去告诉外公。

唐山大地震到1942，国难让冯先生赚足了名声吃够了甜头。反思，回忆，悼念成了赚钱的遮羞布，一场又一场的上映，赚足了眼泪和钞票，纸醉金迷的冯导拿着一笔笔收入搂着一位位女星，开心时候给各位说两相声，恼怒时候，直呼各位网友畜生。

如我外公外婆这样年过古稀曾经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活的幸福舒坦，但必然不如冯先生这般富裕。他们大多拮据，大多被病痛折磨，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多……

如今，这部非公益性质的电影，他所带给了冯先生这圈人无尽的收入，今天他票房过多少，明天他几个影院加档，这每一分钱都落入了这圈人的腰包。当你为此片落泪的时候，可曾想过真正打动您心灵的人此刻却受着病痛，穷苦，衰老的折磨……

冯先生，艺术家导演的外衣穿在您的身上，您可觉得半分羞耻？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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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

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