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看过《黄金时代》，不能说不好，然而心里总有点憋闷。回去翻出《浮出历史地表》来重读，又去问戴锦华老师对这片子如何看法。或许是我对萧红有些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总觉得她是有大气魄的，不该这么可怜。

戴老师回答说，萧红原本是大天才和小女人的混合体。电影是认真做了的，只是她一直觉得许鞍华与萧红气场不合。

或许真是如此吧。许鞍华所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以萧红这个题材来说，多少有些体例不合。萧红始终需回应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许或许更多是在回应这一个时代。

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大时代中无处安放自身的个人，是女性写作者在爱情上的惨烈。这也确曾经是历史上真实的剧目。然而，借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表述，精神生活与肉体生存，想象与现实，温暖与冰冷，构成萧红的两重世界——是“大鹏金翅鸟”高高飞起的天空，与被囚禁的“奴隶的死所”。电影中的许广平叹息：“萧红先生在写作上相当英武，只是……”只是这英武的大鹏金翅鸟的天空，电影并未让我们看见，于是只能交给萧红的读者去脑补——不知道占电影观众的几分之几。由两重世界坍缩为一重，是否也是一种历史的降维呢？

我在银幕上看到《呼兰河传》中描绘的场景，一瞬间很是感动，尤其看见祖父的草帽上插满了花，看见卖粉条的人在院子里晒着亮晶晶的粉条。然而呼兰河镇不仅仅是萧红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起源的场所，就像百草园不仅仅是鲁迅童年生活的记录档案一样。那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一个无限丰富且美的大境界。在那世界里我第一次认识萧红，于是一厢情愿将她视作我的女神与女英雄。这份神性与英雄性，是身为作者的萧红的创造物。而同样身为作者的许鞍华，则执着于探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那一点点让人死不瞑目的东西。是气场不合，是水土不相宜的年代，或者文学与电影作为不同的媒介？许鞍华与李樯，加上汤唯，都可算作优秀的作者。他们能够懂得萧红，只是少了萧红先生的英武。

我对萧红并不太了解，因为没读过她的书。但是以前看过霍建起的电影《萧红》，对这位民国女作家很感兴趣。当时看完电影的短评如下：

“做工精致，但剧本肤浅，完全没看到一个‘赤裸灵魂’的萧红。一个好作家的痛苦也许源自生活的凄惶与遭遇的不幸，但这种痛苦却不应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命运的浅层。电影没能刻画出痛苦的升华与萧红才华的灿烂，仅抓取了八卦的表皮表演了一场平庸的爱情小品。”

所以对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和汤唯塑造的萧红，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电影三个小时，最大的成就我觉得有两点：

1.伪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是很新鲜的，所有的人物都直面镜头和观众，打破第四面墙，直接诉说萧红，包括萧红自己。这让我想起了关锦鹏的《阮玲玉》，把作为人物的阮玲玉和作为演员的张曼玉对阮玲玉的精神寻找一同展示，非常深入。从电影这个特别的表现形式上说，《黄金时代》就很值得一看。但这个手法的运用却并不完善，尤其在引入萧红开篇自白一点上，除了作为引子进入叙述之外，并未充分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自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述是多余的。

2.把萧红作为一个人，她为什么是萧红表现得非常清晰。这一点在与电影《萧红》比较后感受尤其明显——萧红的痛苦并不全来自时代与生活境遇，而是深深扎根于她自己的个性。萧红的性格非常执拗、固执，认定了的事情可以不顾环境压力和人情世故一意孤行。这就是我们说的“骨子里躁动的灵魂”，这样的灵魂充满痛感，必须激烈地活着或者死去，必须把生命力挥霍到最后一点一滴。这样的人我是理解的，他们心里都旋着一个黑洞，必须竭尽全力去感受生活，必须无所保留。这样的人有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里的画家斯特里克兰德，有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有英国大提琴家Jacqueline du Pré，有中国的诗人顾城。而所谓才华就是人心里这样的黑洞，压榨灵魂毫无保留。才华是幸福，才华更是上帝的诅咒。我觉得萧红在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痛与不幸，换一个时代她也还是必须遭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在“寻找”不幸。她必须这样激烈地感受生命，对自己和他人都不留余地，才有那样从骨子里涌出来的充满痛感的活生生的文字。那是开在血肉淋漓上的自私的鲜花，开在永被诅咒的黄金时代。

电影的不足也是同样明显的，这主要在于编剧和导演两个方面。

编剧上，对萧红作为作家的才华与写作理念表现不足，尤其萧红与当时民国时期其他进步左翼作家之间的创造差别性表现不足。对萧红的文学成就最后还来了个盖棺定论的大总结，是大败笔。萧红作为作家在电影中的展示不足最大的后果是造成观众与人物的疏离——如果没有通过文字认识萧红，只看她这样的一个人，她真是非常不可爱的——没朋友、没责任感、私生活混乱、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似乎也不甚关心。所谓no zuo no die，仅仅通过行为认识萧红真的很难去理解作为作家的萧红（包括鲁迅当时为什么那么欣赏她）。但萧红这个并不可爱的人物，她之所以值得理解，值得那么多人在战乱中为她年轻的生命而恸哭，却还是因为她的才华、她的视角、她在文字中所表露出的对这个世界一种深沉的痛与爱。电影只在最后朗诵了《呼兰河传》的一小点文字，但就是那么一点点，都让人无限唏嘘，那皮肤的柔软和骨头的坚硬，那作为活着的无上自由。

导演上的不足有两个方面：

1.选角。汤唯的气质和萧红不符。萧红这个人太有生命力了，表面的苍白之下她有一种狠，非常狠，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她是非常自私的，所有的能量都用在生存和写作这两件事上了。电影让郝蕾饰演丁玲，其实郝蕾饰演萧红才是更加合拍的选择，那种蓬勃于近乎丑陋的燃烧的生命力。而汤唯的气质更静，虽然也有犟，但不是硬，不是狠（章子怡在《卧虎藏龙》里的玉娇龙也有到了南墙不回头的气质）。

2.掌控力。许鞍华大概是不适合拍多角度多线程的复杂叙事剧本。她的长处在细微处见真情，越没情节她拍得越好。《天水围的夜与雾》她就没处理好，搞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部也有凌乱感——当然这还是跟剧本没有聚焦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有关，但作为导演在掌控上，许鞍华缺乏大将之风，没在萧红动荡杂乱的生活中抽出一根最明晰的最具震撼力的主线索来。虽然二萧的爱情是个主线，但二萧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却暧昧糊涂。归根结底，还是不够手狠，三个小时的片长啊，作家萧红的文字魂竟然没剥离明晰。

  
  1890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在那个被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他死也不知道那个割耳朵的年代被后人津津乐道为黄金艺术。死前给弟弟的信里写到：“亲爱的弟弟，谢谢你寄来的贴心的信和五十法郎。你生活顺利，比什么都好……你过去在许多幅画上一直是与我交流的伙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我想你依然站在人性的一边，既然如此，你还指望什么呢？”他把50法郎写进这么重要的信里，可见当时的落魄，他不知道他的一副《自画像》后来拍出7150万美元的价格！多么讽刺的黄金时代，后人命名那个时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就是黄金。那个时代都是文豪，现代人都是土豪。

  当时的艺术家没有闪烁的黄金只有悲凉的时代！

  同样是画家，同一个时代，还有一个与梵高经历相似的人名叫高更，他最终疾病缠身死在孤岛上。关于高更，先请大家幻想一个身边的普通人，一个每天吃饭、睡觉、上班、结婚生子的平常人，这种人平常不出风头，不冒险，没有什么大起大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要为了理想，放弃家庭，放弃婚姻，放弃安稳的工作，去远方流浪，去追求理想，去画画。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他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在论坛里发帖子搏关注圈粉丝。他是真的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画画去了，他的名字叫高更，并且还找到了当时更加苦逼的梵高，由于两人对艺术的分歧，大吵特吵，梵高这个二逼拿着刀子威胁高更：他妈的画画不仅仅只有印象派和象征主义，还有我独有的梵高体！高更说：你太自大了，你一个人就想单独立一个派系，怎么可能。为了证明自己多么坚持，梵高说：你信不信我割了自己的耳朵，你信不信梵高体！高更说：我不信。梵高一刀割了自己的耳朵，血，射了高更一脸。两人就闹翻了，后来梵高还把自己的耳朵拿到纹身店纹了“梵高体”三个字证明自己艺术正确。高更伤心的离开了梵高，他心想老子放弃家庭放弃事业跑来跟你约会，本以为同病相怜，没想到艺术相轻。你跟我玩自残，别以为我会为你自宫。带着满腔的怨恨，最终疾病缠身，死于孤岛。

  后来作家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一句“满世界的金钱，我却抬头看月亮”道尽了高更曲折的一身。

  黄金时代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艺术家小说家们通常都承载着全世界的孤独。

  说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手淫日记：

  “昨天手淫，3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几乎全没有欲望上得要求。以前我总是想象着在与一个朋友交谈，但是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事了。
1914年9月3日”

  “我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是，我是否会达到目标？！欲望上的要求比以前强烈了。今天又手淫了。
1914年9月6日”

  “今天我与某种沮丧的情绪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又手淫了，最后写下了上面那句话。
1914年10月13日”

  “平静的一夜。现在大约一周半手淫一次。干了很少一点体力活，但是正因如此做了许多精神上的工作。
1914年10月16日”

  “那个打破僵局的思想是否会来到我的身边。——昨天和今天手淫了。1914年10月8日”

”我不得不经常生气，生病，消耗我的内在的精力。又过得非常欲望了，几乎每天都手淫：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1915年2月18日

  “有欲望上的需求，现在几乎没有进行我的工作的机会。”
1915年2月9日

  “非常兴奋。每天都手淫。”
1915年4月17日

  “最近几周睡觉不安稳。我总是梦到执勤。这些梦总是使我处于惊醒的边缘。在最近两个月只手淫3次。我周围的人事与愿违地令我厌恶。”
1916年5月29日

  你们这些看AV的都弱爆了，看看哲学家在那个资源荒凉的年代是靠什么撸的，是靠意识！根本就不用手！用意识就可以让自己高潮！好吧，玩笑归玩笑，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艺术是一件孤独的单人旅程，他的浪漫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浪漫！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作家是得前列腺癌去世的，我要谢谢他，他狠狠的坚固了我戒撸的决心。

  狄更斯，我读过他的《双城记》和《雾都孤儿》，我很喜欢他，我说喜欢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不是男孩泡女孩说的那种喜欢，只要我说我喜欢某个作家的时候，在吐出“喜欢”两个字之前，我是考虑了五秒钟的，我的良心会为这“喜欢”两个字负责。如果某天我对哪个女孩说我喜欢你的时候，如果语速过快，请不要相信我，我在约炮。

 《 双城记》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段话在小说中并不是解释黄金时代的，只是单独提炼出来完全就是对黄金时代的最佳诠释。

  是什么样的经历使这个作家发出如此悲伤的感叹，不得不提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流韵事：狄更斯有两个初恋，看清楚，是两个，两个初恋！后来还有三姐妹妻子，看清楚，是三姐妹妻子！这还不算什么，他当年曾为一众沦落风尘的女子筹办收容所，让当地的妓女、女小偷和女流浪者入住，希望藉此改造这些“堕落天使”，令她们获得新生。让她们有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不过一叠过去从未被披露过的信件却指出，这位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原来对收容所的女子有“特别的兴趣”，被政府调查。他出资办的是“女子收容所”，你看这家伙多偏心，孤儿都不收，只收女子，大小老少女子。爆陈冠希李宗瑞于万里之外，人家玩的是女子收容所！

  狄更斯是个前卫的家伙，他早就料到了后人这帮傻逼会把他们糟糕的时代叫做黄金时代，知道人们对文学抱有浪漫的幻想，他很清醒，这是最好的时代，所以他能上一个算一个。

  作家们的孤独是变态的孤独，他可以撸一万次撸出个前列腺癌。因为他知道，就算不撸，你办个女子收容所也无法填充孤独。

  大家都读过《福楼拜的星期天》吧，莫泊桑先生是这样折磨自己的：一生与多种女人有染，与农庄姑娘、饭馆侍女、半推半就的寡妇、欲壑难填的太太、阿拉伯女人、黑人妇女、成熟的女市民都发生过关系，他占有过这么一大堆尤物，最后因梅毒加上精神病去世，年仅43岁。我梦见过他去世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做.爱了，他躺在床上捂着裤裆，发挥毕生的想象力都没能让自己硬起来，于是，他就这样悲伤的气死了。


  那位写出《老人与海》的作家，如果你未曾体验过，你永远不会明白海明威为何同意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

  三毛用丝袜上吊（这是其中一个版本）……生得潇洒，死得性感。

  阳朔、老舍被文.革迫害自杀。

  每个年代的文艺在当时是个不值钱的东西，艺术家们所在的年份里永远都是数不尽的制度纠缠，孤独、疯魔、死亡。可敬的是他们留给后人一个传奇人生，我们称他为黄金时代。

  这部电影称那个年代叫做黄金时代，我想说：看标题。

  电影讲的是民国时期的文人爱情故事。看剧照就知道很浪漫吧。 黄金时代并不是一副欣欣向荣天天向上的景象，它不像油画那样色灿斑斓，不像黑白照片那样经典唯美。那个时代充满文人相轻，艺术相搏的头脑战争。

 《建国大业》里面有一幕，胡适在台上演讲文学是否应该进化为白话文的讨论，整场充满火药味，当然，那只是冰山一角。鲁迅与梁实秋与郭沫若的笔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已经在地球表面点燃了战火，鲁迅笔战的文字都可以出成一本书，谁对谁错我不评价，只想点评鲁迅一句：他是在那个年代里站着把钱挣了的人。还有苦逼的王小波，他是在那个制度里夹缝生存的智者。

  那些时代也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爱情，只有数不尽的青楼和妓女。文艺是孤独的，他们唯一安慰自己的只有“嫖”。

  唐宋元明清，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不爱嫖，苏轼、白居易、杜牧、柳永、欧阳修个个深藏绝技，人家在床上的姿势都是讲究韵律的。更别说民国那个纸醉金迷的时代了，胡适、徐志摩哪个不嫖。现在的大V门不嫖吗，他们换了个名字叫“潜”。

  胡适老先生最大方最伟大的，是不仅自己嫖，还带朋友一起嫖；不仅在外面嫖，还叫到家里嫖；不仅嫖，还搞研究，简直可谓以考察窑子为己任。

  胡适这样解释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于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作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情人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无产阶级也要有革命伴侣,就是多一点也不怕。 无非是哄哄她们、说些好听话。”
——《毛选》第四卷第134页

  就在我们生存的网络时代，王朔刘震云当编剧闷声赚大钱，一部电影比一部骂得惨，给读者们留下一种晚节不保的危险状态。莫言更是拿奖之后反而被骂的口沫横飞，论坛里各种调戏他的段子反而把他拉下神坛。新一代郭敬明、安妮宝贝、张悦然、韩寒等完全被娱乐化，关于郭敬明身高的段子都可以出版一本笑话书了，韩寒代笔的讨论可以写出十篇论文了……。

  也许五十年后，韩寒又带领了一个黄金时代，郭敬明至少也是那个时代的琼瑶。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听起来也许令人发笑，在我看来至少当下的时代是算不上黄金时代吧，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默哀吧。

  我们永远没有黄金时代，就像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才发现可怜兮兮的青春有多么珍贵。虽然青春很糟糕，肮脏、自慰、背叛、苦痛、忧郁，但也止不住我们流泪的怀念。不管你的周遭有多糟糕，当下才是最好的时代，毕竟一分一秒都与你擦肩而过。每一次痛苦的画面都刻进了短命的回忆里，多年以后，回眸一望，平凡的一生竟也有金黄的色彩。

   我昨天看了电影，一句话评论：像王菲一样活着，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不管生活在什么年代，环境有多么不幸，周遭的言论多么恶，这些都无关人生，淡然冷对千夫指，执着拳紧万自由，有一万种自由的方式，挑选自己最乐意的一种，开什么花，结什么果，都无关世界，你挑选了生活，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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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选》第四卷第134页——————这句话是后人编出来黑当局的，我只是调侃一下，你们就去翻经书来反驳我，你们真的看不出来这只是低级黑而已么....

  另外，其实我们当下这个文学圈并不是那么不堪，如果中国读书的人有变形金刚的票房那么多的话，我们还是会出几个“著名作家”的，给大家推荐几个，刘慈欣的《三体》，联合小说奇迹《九州幻想》，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活着》《悲观主义的花朵》今何在、张家玮什么的大家在豆瓣混其实应该早就听说了，许多人在论坛里混的太久，习惯了看见一部作品首先找漏洞，然后批判，吐槽，这样是不对滴！不要总琢磨着弄个大新闻把作者批判一番，没什么意义，一本好书自有他存在的价值，取自所需就好了。

  昆丁版影评——来自奇妙的王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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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看三个小时长电影，还是看《霍比特人》，音响效果和打斗场面轰轰烈烈，看完倒也没有觉得累，可是这部片看完，感觉都需要担架把我给抬出去了。大概还是太心塞，心理活动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身体机能了。

如果没有读过萧红的书就贸然来看片，恐怕会纳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拍悲惨的时代里这样一个悲惨的女子，整部电影的重点都不在她的才华，藏起了她的这个利器，你只会纳闷这从北到南的无尽漂泊是为了什么，这凄风苦雨的感情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朋友接纳她照顾她又是为了什么；想看美女的人也注定要失望，大银幕上的汤唯苍白失血的两颊满是痘痘和雀斑，她总是那么苦，开头是穿着脏而旧的棉袍棉鞋，打着两条小辫子，后来是穿着极为朴素的不显身材的旗袍。只有和端木在西安好起来的时候，因为端木是全剧里最布尔乔亚的一个，那时候的她穿着西装裙和高跟鞋，斜戴着窄边小红帽，是相当美妙的。郝蕾演的丁玲非常丑。田原演的白朗，袁泉演的梅志，也都非常不好看。想看三十年代的旖旎民国风情的观众，注定要失望，大银幕表现的是肮脏、敝旧、落魄的民国——那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民国。

原来编剧是李樯，这些肮脏敝旧的场面和人物，也都可以从这个源头去理解了。他写过的最好的人物，是《立春》里面，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里的唱高音的王彩玲，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面，肮脏的上海楼道里面闪过的小骗子潘知常，写这些有弱点的、善良的、滑稽的、失败的小人物，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萧红、萧军、端木他们，则在这些困苦、痛苦、在对普通生活的愚蠢和无能为力之上，有一个更为核心和宝贵的东西。“那一种东西”，很遗憾，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就更别说鲁迅了。这部电影里的王志文版的鲁迅实在太糟糕。一个扁平的、话剧体的、刻板印象里的鲁迅，他说着鲁迅书里的句子，一个字都不改的，非常非常拗口，非常非常别扭。抽烟啊，咳嗽啊，然后再像念话剧一样念出一句“鲁迅名人名言”，戴着慈祥的面具，完全是假人一样的鲁迅。

啊，对了，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糟糕的印象。里面很多人物都像是假人。好像他们说着“名人名言”，穿着旧衣服，知道自己“在装一个三十年代文化名人”。

回到萧红这个人本身，她两次怀着孕换情人，对小孩也完全没有感情，这肯定是要受人诟病的。可是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很强的母性，她没有也就没有吧，要怪就怪没有避孕套的时代太可怕。她其实一生都还是个小孩，渴爱，身边不能缺男人，感情也处理得不利落，永远需要人善后。她当时和萧军关系不好了，就从早到晚待在鲁迅家里，善良的鲁迅和许广平都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所以也许她31岁去世并不是早夭，因为那是一个31岁的孩子。有天才的，可爱的，也很残酷的孩子。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



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

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

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

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补充动机何在？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

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李樯解释说。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

“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

“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引文略）”

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大家就闲聊起来。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可以写出来，加讨论。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

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