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TheHunt

电影《狩猎》讲述了一桩错案——一位无辜的男性幼儿教师被家长和同事误认为性侵了学生们。在被起诉调查的这段时间内，男主角经历了众多的挫败，同时也几乎成为当地“最令人讨厌的人”。但健全的司法系统最终还是给予了其清白。然而故事远未结束，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贴标签(labeling)的男主能否重新融入社区，能否恢复从前的身份(identity)？影片的答案已不言而喻。本片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旨趣十分浓厚，观众能够对它进行很多角度的阐释。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影片中的故事并非只停留在虚构当中，它确有其事，与它十分接近的真实案例发生在美国，而且当事人所遭受的影响也远比影片中的要恶劣。这一案例被称为the Wee Care case（或 the Kelly Michaels case）：

1984年，22岁的凯利・迈克尔斯(Kelly Michaels)，为了实现成为女明星的梦想，移居纽约。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平日里非常喜欢孩子，待人接物温和有礼。为了养活自己，她开始在新泽西郊区一家名叫 Wee Care Preschool的幼儿园上班。据说，那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后来，迈克尔斯去了一家薪水更高的幼儿园。就在她在新单位上班两周后，她先前所在幼儿园里一个4岁的小男孩被送进了医院。一名护士揉搓小男孩的背部，向他解释说，等一会儿她将为他量肛温。孩子脱口而出：“以前我们老师[指迈克尔斯]在我午睡时也这样揉搓我。”虽然当时并不清楚孩子的意思是否是说：迈克尔斯有时会揉搓孩子后背哄他们入睡然后又为他们量肛温，然而被孩子的话吓了一跳的母亲，恰好地是一位地方法官的女儿，立马把这事告知学校，同时还报了警。警察询问了这名孩子和WCP幼儿园里的其他孩子，想要找到迈克尔斯性虐待孩子们的证据。随着调查的消息传开，忧心忡忡的父母们互通电话，互相告知事情的最新进展。警方也鼓励孩子们的父母去找州资助的心理治疗机构，以帮助这些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反过来，治疗师则鼓励这些孩子的父母与正在进行调查的当局进行合作。

这个小男孩在医务室偶然说出的一句话，引发了青少年和家庭服务部（Division of Youth and Family Service）历时16个月的调查，最后以一份长达235页的公诉书，对迈克尔斯提起上诉。在这一调查过程中许多孩子的父母都被说服相信迈克尔斯用金属或木制汤勺、乐高玩具和灯泡侵害了他们的孩子；她光着身子在钢琴上弹奏“铃儿响叮当”；她把花生涂在孩子们的生殖器上然后自己舔下来、让孩子们喝她的尿、强迫他们吃地上的排泄物。到了审判开始时，迈克尔斯已经成为“全新泽西州最让人厌恶的女性”。

从一开始起，案件中就充满了矛盾和有问题的法律策略。例如，对采访记录的分析发现，调查人员通过引入暗示信息、当孩子们说了与迈克尔斯此案有牵连的事情时夸奖他们、当孩子们说了迈克尔斯的好话时则提出质疑、邀请孩子们假装知道或猜测所谓的事件，从而完全操控了孩子们。控方律师没有呈递任何可以证明性虐待的实质证据，但是他们却把迈克尔斯说成是一个“很会演戏”、“狡诈地迷惑人”的人。她做的每件事，都会从她是一个“怪物”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例如，她要是对孩子们很有耐心而且很和善，那就说明她想引诱他们。

在这家幼儿园工作的其他老师，没有一个人曾听到过或看到过什么，尽管多数午休时间的涉嫌性虐待都发生在与他们所在屋子只有一面窗帘相隔的午休室。在审判中，法官允许孩子们在闭路电视上作证，但他自己却依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驳回了辩方律师提出的对孩子们进行交叉询问的请求。一位控方证人，即孩子们的心理治疗师，在作证时提到，那些否认被迈克尔斯小姐性虐待的孩子们，都得了一种“幼童性虐并发症”，这是一种心理状况，会使孩子们否认自己遭受过性虐待这回事。事实上，孩子们越是否认这件事，心理治疗师就越发肯定性虐待确有其事[按：此心理治疗师真是得弗洛伊德之真传]。

迈克尔斯后来被判有罪，罪状共计115条，其中包括折磨孩子、性虐孩子、恐怖威胁孩子等，她被处以47年有期徒刑。就像雪上加霜一样，在狱中，她收到了埃塞克斯县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寄来的8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账单。1993年，在她入狱5年后（这其中还包括18个月的单独囚禁，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新泽西州上诉法院推翻了对该案的判决。不久，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宣布支持上诉法庭的决议，严厉谴责并驳回初审判决。法院记录上写道：在法庭上作证抨击迈克尔斯的那20个孩子，都是在受人指使、贿赂或威胁的情况下才这么去做的。

你可能会认为，由像州最高法院这样有影响力的机构作出的正式无罪宣判，应该可以扭转人们对迈克尔斯的看法。然而，她仍然是群众憎恨的焦点。仍有许多相信自己孩子受到性虐待的父母，继续对迈克尔斯起民事诉讼。其中一位母亲说，要是有机会，她会亲手掐死迈克尔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曾在那家幼儿园待过的孩子的父母，公开收回他们对其孩子前任教师的起诉。

上文摘自戴维·纽曼的《欢迎光临社会学》P340-34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暂未考证电影《狩猎》的编剧是否确实受到了本案例的启发。

最后还想说几句话。虽然从个体视角来说，本片确实是深刻反映了人性的黑暗面，但除了老是重复这种陈词滥调以外——毕竟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影片都可以套用此话术——我们还必须以更宏观的视角来分析问题。例如，在本案例中司法系统严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再例如本案例中的心理治疗师严重的古典精神分析思维倾向——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把“否认”视为是一种“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而这种“不可证伪性”正是一些科学哲学家们（如波普尔）抨击精分是伪科学的关键论据。对于个体来说，对一边倒的公众舆论始终秉持审慎的态度，对从众现象始终予以警惕，自然是避免自己陷入此类现象里的帮凶者境地的最根本的防范之道。不论怎样，以上这些都不能归结于简单的一句“人性本恶”，总是持有这样一种先天论视角，会使我们逃避主动参与社会建构的责任，会让我们的智识始终停留在未开化的水平。如果这样，the Wee Care case在中国继续重演，也不是不可能。

[2023.2.7更新] 本文原标题《〈狩猎〉故事的原型》可能会引起误解，让人以为电影是参照本文提及的真实案例改编的——从而被一些豆友对其潜在的性别议题进行批判。但根据回复区热心豆友的留言，本片导演是受到了认知心理学家Elizabeth Loftus有关“错误记忆”研究的启发。“错误记忆”相关研究揭示的是人们（注意，在真实实验中，被试往往都是成人，而非小孩）的记忆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人们往往自信“眼见为实”，然而研究证明，错误记忆能被研究者们轻易地建构出来。Loftus的实验范式已成经典，在记忆研究和司法心理学领域都有很大影响，相关内容可读《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的第16个研究，或我的一则读书笔记（//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annotation/102624627/&dt_dapp=1）。

好早的片子，今年又去看了一遍有更深的感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仅仅是把它当做一部电影感慨电影主角所经历的。后来发现电影即是生活，生活远比电影还要复杂。今年过来发现现在的网络环境远比电影里的情况还要恶劣，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在发生。一个个所谓的真相被大肆传播，不相信事实，跟风各种添油加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国有一个民众理论孩子怎么可能说假话。可是孩子都是天马行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而且不分辨是非说的话又怎么可以当真。最后男主中枪的那一幕我又联想到了好多事件最初发生的时候满城风雨，然而可能真相出来了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去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