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之间

真好看吖，故事和人都好看，朱丽叶.比诺什太深情了。可是在那种掩盖之下得到的真情，又能走向何处呢？“这没有意义…”这是她在影片结尾对那两位“清洁好友”说的话，于是，电影就在清洁工黎明的班车上结束了。或许她们在想着“作家清洁工”说的意义。生活的前方依旧破碎不堪，日子还得过下去，贫穷，疲劳依旧是常态。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每个人都认真的做自己，跨性别者的乐观，三孩妈妈的疲惫不堪，还有想考驾照的少女。她们走在清晨上工的路，相互依靠，彼此温暖，她们经过苏丹移民的时候，甚至她们感到满足。她们不知道假扮失业者深入底层劳动者中间的比诺什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只是上工之余，这个新同伴有点与众不同～她记录见闻，她不交男朋友，下工后还要去冬天的海里游泳…这些对这些为生活奔波，早已对美好和浪漫无动于衷的人来说，是一股清流，她们喜欢她，只是她在不为人知的“底气”的支撑下，活的自我，活的自由。她们本来悄无声息的起床，走很远的路上班，跟监工们抱怨几句，或者男同事吵一架，在30分钟能收拾完几百个铺位，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无视海边的风景，她们本来就是这样…如此这般，生活将是一眼看到头的匮乏和疲惫。比诺什的出现，兴许能带来一丝慰藉，兴许能让她们短暂逃离苦楚的间隙，兴许也能让“友谊”化作小小的“四叶草”吊坠，留在彼此心里…可这有什么意义？

社会结构性贫穷，尤其是女性贫穷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尤其在发达国家，因为家暴，离婚，原生家庭，疾病，难民涌入导致的工作减少，这些都是导致人们贫困的原因，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该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体现出更多的关怀和以人为本？也许是时候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那么作家和社会人士们沉入到底层的劳工中去，体会她们的疾苦，感受她们的艰辛，然后以文字或艺术品的形式，呼吁和警告，唤起人们的关注，这也许就是“没意义”后面的意义。

前几天，刚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才知道，当今日本，女性贫困人口数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七。高学历，好出身，嫁的好，又能怎样，生活的变故，危机四伏，即使像日本那样的发达社会中的女性，在突如其来的贫穷面前，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能苟活于世，硬撑着向着明天亦步亦趋。有些事，看过后是会改变认知的，从原来的笃定变得怀疑，我想这也是一种警醒吧。

全程嘴角上扬的看完，我也不知道比诺什的“虚伪”的破坏性为什么会带来温情。也许用电影的她说的一句话：“我有时会撒谎，但通常最后，我都会承认谎言。”这也让人心安。不是吗？

因为主演是朱丽叶·比诺什，才会去欣赏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原因嘛，导演埃玛努埃莱·卡雷尔为什么要给电影安排一个我们读起来特别费劲的片名？

电影好看，就去按图索骥——原来，这是根据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小说《乌斯特雷姆的码头》改编而成的电影。那么，将片名意译成“两个世界之间”或者“失业风暴”，都辜负的原著作者特意将地名标注在封面的一片苦心，因为弗洛伦斯·奥贝纳斯的愿望是，非常客观地再现发生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故事。而当埃玛努埃莱·卡雷尔决定将《乌斯特雷姆的码头》影视化，他不想放弃弗洛伦斯·奥贝纳斯这样的良心作家隐藏在文字里的社会责任，写作者因此来到了台前，她就是由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作家玛丽昂。

因此，我为我看完第一遍电影后在笔记本上留下的那句话，感到不好意思。那句话说：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呢？

倒不是因为《英国情人》、《蓝》、《布拉格之恋》等著名电影的女主角，成为清洁女工后不肯放弃优雅、高贵的扮相，从而显得与清洁女工的形象格格不入。就像年近花甲的朱丽叶·比诺什从来不肯操心自己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一样，她也不为角色的背景而刻意改变自己的举手投足，奇怪的是，朱丽叶·比诺什还是那个朱丽叶·比诺什，一踏进《乌斯特雷姆》成为马里昂以后，除了拿起清洁工具打扫卫生时因角色设定动作故意显得特别笨拙外，这个女演员俨然已是一名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女性。索性让马里昂成为失败作家、不得不去做清洁女工来养活自己——倒是生出这样念头的观影者，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清洁女工竭尽全力也换不来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一种社会常态，而非偶发事件。

假如不相信《乌斯特雷姆》所呈现的清洁女工的生活现状真实不虚的观影者，大概也不能接受电影的结局：马里昂充当清洁女工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一本书后，把与之同甘共苦过的姐妹请到了新书发布现场。然而，最应该出现的克里斯丁却没有现身。失望并且倍感失落的马里昂不甘心地将目光投向了远处，她看见了自己与克里斯丁共同的朋友路易斯。马里昂起身向前，被告知克里斯丁正在乌斯特雷姆等她。这可就叫马里昂犯了难，哪怕放弃新书发布会后循例会有的酒会，她也不能抛下特意赶来的那些清洁工姐妹吧？但马里昂还是跟随路易斯来到了码头。

问题来了：在马里昂下沉到清洁女工这一职业的过程中，克里斯丁究竟给过马里昂什么样的帮助，才能让作家放下酒会和其他朋友？

将《乌斯特雷姆》看到这里的影迷心知肚明，在电影中与其说是克里斯丁帮助了马里昂，不如说是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很大的便利。

克里斯丁是个单亲妈妈，且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养活3个孩子和自己，克里斯丁必须选择小时工资最高的活儿，那就是去停靠在乌斯特雷姆码头的游轮上清洁客房。对克里斯丁这样的清洁女工而言，豪华游轮就是地狱，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为此，他们平均每4分钟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具体事项包括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从天色擦黑干到东方既白，下班后他们一个个都累到抬不起手来……而克里斯丁还有另一个难题。实在是囊中羞涩，克里斯丁只能每天步行去码头上班，单程需要1个小时。想象一下，步行1个小时将耗费掉克里斯丁本就不够用的体力？所以，当好心人借给马里昂一辆虽破旧不堪但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后，她又心甘情愿地让克里斯丁搭车，马里昂给了克里斯丁什么的帮助，显而易见。那么，意外获知马里昂的真实身份后从此避而不见亲密相伴了一段日子的“同事”，克里斯丁究竟在作何感想？

要付房租，要替3个孩子挣学费，克里斯丁的日子的确难过。无论单亲妈妈的身份设定暗示着什么，但克里斯丁从不没有为自己的过往汗颜过，所以，她丝毫也没有觉得，趁马里昂不在车里偷偷翻检她包里的钱夹确认马里昂的生日，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她也不会因为马里昂在回家路上看见大海自然而然跃入其中畅游一番的闲情逸致，而疑惑马里昂从作家到清洁女工之中有没有隐情。接过克里斯丁为她准备的生日礼物之后，马里昂说那句“到死也要戴着它”的誓言时纵然激动之情已经溢出了银幕，克里斯丁都没有想过要去破解暗藏在其中的马里昂真实身份的草蛇灰线，为什么？克里斯丁的生活逻辑非常简单，真实地活着，所以，她才那么痛恨怀假装跨越了两人之间社会距离的马里昂。

倒是抱持“索性让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角色真的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充当清洁女工来维持生计”观点的我们，明明知道作家与清洁女工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却还幻想意外会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乌斯特雷姆》的结尾是点睛之笔。

跟随路易斯见到克里斯丁以后，马里昂问两人的关系还能不能回到从前？克里斯丁拿出一件橘色的马甲示意马里昂：穿上它，再跟我们去游轮上做一晚清洁工，我们就还是好姐妹。

看到这里，我故意按下暂停键，设想接下来马里昂会怎么办？她当然会接过克里斯丁递过来的橘色马甲，跟着克里斯丁和路易斯上了船……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电影结局？生活尽管苦涩，总有不期而来的意外会给生活加点糖。只是，《乌斯特雷姆》的创作者更相信，令人惊喜的意外很少光顾这个世界失意的人群，完成了一本关于清洁女工真实生活状况书籍的马里昂，再踏足游轮只能是豪华客房的客人，而克里斯丁注定只能继续做她的清洁工。那条作为生日礼物的项链，虽然还挂在马里昂的脖子上，且很有可能永远在那儿，但马里昂与克里斯丁的生活轨迹因为一本书而重叠后将再无相交的可能，这就是《乌斯特雷姆》表述的那个社会的常态，虽令人痛恨也却叫人无可奈何。

让我们换一种思路。其一：女作家写不出书，为求生存，沦落为清洁女工，这段意外经历重新赋予她写作灵感，让她重获名声。其二：女作家为写书，扮演“卧底”，潜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了一本新书。哪种方案更好呢？前一个方案可以真实展现作家“高风险”的处境，突然间身份落差甚至有助于电影拍成喜剧，但真正值得刻画的清洁女工群体却被隐没在女作家身影后方。相反，第二个方案凸显出清洁女工们的生活境况，女作家以亲身经历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发出他们的声音。

《乌斯特雷姆》一方面刻画了当下欧洲社会看不见的清洁女工群像，另一方面也反思了艺术创作可能招致的伦理困境。这比单方面以第三人称视角白描底层人民的生活，更能显出创作者的真诚。或者也可以说，通过介入一位外来者视角（女作家），创作者在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自然消除了是否真诚的质疑。这可以说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将具有暧昧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置于对艺术创作实质的探讨背后，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总说，艺术源自生活。作家要写出好作品，一定要实地考察，收集素材，也即所谓的套话“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似乎潜意识里便认定，体验（“田野调查”）就是好的，从而摒除了其他可能或反思。那么对于普通民众？作为表现对象，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默默无闻，需要作家代替他们发声。由此而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作家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他们真正想发出的吗？作家发出的声音是否仅仅是作家自己的声音？

斯皮瓦克的经典疑问——“底层人民能发声吗？”，原意是指责学者为底层人民发声的时候，底层人民往往成为学者学术观念的傀儡，满足的无非是学者自身的目的。它其实指向了一个悖论：底层人民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作家/学者也愿意为他们发声，但这两种声音会对等吗？且不说，作家/学者能否完全理解底层人民的需求，从而如实把需求表达出来，这个问题本质上便设定了底层人民需要发声。但有时候，他们其实不需要。

《乌斯特雷姆》探讨了这个话题。比诺什扮演的女作家打入清洁女工群体内部，以这段亲身经历写出了一本书，她看似让公众“看见”了这个隐藏在社会暗面的弱势群体，但真的如此吗？一方面，女作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进入清洁女工生活的世界，目的是找写作素材，这些素材建立在女工与她的真情交往上。女作家的举动欺骗了清洁女工们的感情。另一方面，清洁女工对于女作家为她们写书，似乎也不领情，她们不愿被看见。

联想到近段时间《隐入尘烟》引发的热议。有人认为电影消费了农民苦难，也有人认为电影对苦难进行了美化——电影没有真实反映农民的生活境况，导演为了自己的艺术目的消费了这个边缘群体。对于这些责难，我们想问导演照实拍摄农民的生活，不是更加容易？为何要大费周章进行“美化”呢？作为自小在农村长大，年年回家乡探亲的导演不是比我们更清楚西北农村的现状，站在道德制高点妄加评议的又是谁？

艺术与现实的差别在于，艺术需要虚构，而虚构是为了抵达更高的真实。虚构对现实进行艺术加工，帮助我们看见那些视而不见的东西，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加深刻的感触。《隐入尘烟》如果照搬现实，和纪录片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何要去看电影呢？正是立足现实，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才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农村、今天的中国农民有更深入的认知。

《乌斯特雷姆》同样如此，女作家以卧底身份潜入清洁女工群体，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但这个设定却比简单刻画女工生活的同类型电影更能折射出深沉的意味。如果说一者只是“代为发声”，让弱势群体被看见（像在肯·洛奇的电影里那般）；那么另一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这类“代为发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以及引发的道德难题。结尾清洁女工们的集体反应告诉了我们实情：他们其实不需要被看见。

作家伪装成清洁工人去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写出更加真实和动人的底层人故事。作家这种选择说真的其实无可厚非，且更应该佩服作家的勇气和专业程度。这样真实的作品一旦得到更多社会群体的关注，对于清洁工们而言绝对是有益，所以最早发现真相的那个人并没有拆穿，反而帮助她，其他大部分工友最后也依然把她当成朋友。

克莉丝汀知道那个曾经和自己一起打扫卫生的普通女人摇身一变就成了高大上的上层阶级，她无法释怀，更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一样，于是最后她也想羞辱一次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表现出了克莉丝汀的无知和狭隘，但可悲的是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人性就存在着一种对不平等的仇恨。但导致不平等的不是作家，而和整个社会体制以及个人的综合结果。所以克莉丝汀的不满对象其实指向错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历史上戊戌七君子在菜市口殉难时遭到了周围的百姓在向他们扔鸡蛋的场景。七君子所做的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百姓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吗？可以他们无法被底下的他们理解，反而被误解了。

阶层的隔阂如何破？至少肯定不是通过两个阶层之间的孤立和仇恨。

故事的开始，女二就急匆匆的闯进了某机构。

办事人员很有礼貌的说了一句——第一，要先问好，第二，请别插队。

潜台词大概就是，你礼貌不？

说实话，个人也很反对粗暴的插队。

但莫名其妙，对办事人员的“礼貌”，也感觉不太舒服。

接下来的另一位办事员，更加有礼貌。

没预约，你来什么来啊。

这相当官方的说法，让人无言以对。

或者，在办事员的眼里，懂礼貌，排队，预约，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难道这都不懂？

是啊，这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你耐心看完（不，你大概只要坚持半小时），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懂礼貌”，“乱插队”，“不预约”。

女二的遭遇，其实大概都发生在每一个弱势群体的身上。

你说要交材料，好，没问题，我交。

可是一转眼你说交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保留个证据，委屈不委屈？

你说要排队，好没问题。你们朝九晚五，自然可以保持绅士风度，我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上厕所都是急匆匆，哪里来的时间？

你们周末上班不？

你说要预约，好，没问题，我们不约。

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说等预约，预约完了，房子都烧没了，还有意义？

女二就是这么个粗俗又不讲道理的人。

这一切都落在女主的眼里。

但女主也没打算做什么，她也正自身难保。

看女主的简历，相当的不错，当年的法学院高材生，如今再就业，遭遇到的尴尬，真的是尴了个尬。

这位典型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儿，想成为白领是不太可能了，保洁行业了解一下，而且，即便是你愿意，也要看人家要不要用你。

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办事员，说得比较直白。

工资啥的就别谈了，996什么的也别计较了，007可是必须的。

女主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来到了人才市场。

如果说，办事员的说法还是比较温婉的话，到了人才市场，这才是刺刀见红的开始。

工作不仅要做好，还得准时。

马儿既得跑，还得不吃草。

女主的第一份工，就在甲方爸爸和老板的无理取闹下，无疾而终。

其实女主很委屈，早前我大小也是个白领，要不是老公找了小三，何至于沦落至此。

可是，现实容不得你卖惨。

可是，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女主的气质，完全和她编造的故事不搭。

真相很快就败露了。

得知女主真实身份的，是开始的办事员。

之后女主结交的一些朋友里头，没有一个能发现真相，奇不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吧。

办事员属于“有闲”阶级，看书或许也是一种标配，知名作家，多少也得知道几个。

而女主的“朋友们”，每天被生活压榨得渣都不剩，没有时间，没有心情，阅读，对他们而言，是个遥不可及的事儿。

女主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来自人才市场。

这哥们有点意思，买了一辆车，因为一些相关费用问题，被拖走了，想赎回车，把费用交上来啊。

女主觉得很纳闷，有了车，工作起来也方便很多啊。

况且费用又不是很多，实在不行，找朋友借一下也行。

若是有有钱的朋友，可以啊。

这……，活生生的不想话题继续是不？

女一和女二，虽然在开场就有了交集，但结识还是保洁培训的过程中。

等到两人成为朋友，还要在很久以后。

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半，那些抱怨996的，可以收声了。

而且，女二没有车，每天通勤时间一小时，那个时候还没公交车，咋办？走路。

此时的女一，已经搞了一辆车，可以顺便载女二上下班，一路上，走路上班的，不在少数。

而且，这些“不在少数”，在凌晨五点半，就得遭受盘剥。

这是一个女一在“体验生活”时，绝对没有想到的境况。

女主的第二份工，是在轮渡上保洁。

部门主管直言不讳，这里“和地狱一样”，一分半钟，必须搞定一个床铺的清洁、换床单、叠被等工作。

或许，你可以在一分半内搞定一个，但230个，你能保证全程不停歇的搞定？

相比之下，女主更愿意打扫厕所，哪怕是厕所里头更加乌烟瘴气。

不过，即便是这样，女主只是“新来的”，想选择打扫厕所的自由也没有。

如此繁重的工作，女主还有心情，回家的路上到海边放个风，游个泳。

作为一个作家的浪漫，这完全可以理解，无论工作怎样，对她而言，不过是一种采风，现在的艰苦，都是将来的话题，新书的销量。

而在生活中慢慢习惯的女二，一脸的懵逼。

在俩人的交往中，女一发现女二背地里翻她的包包。

为什么？

女一开始纠结，出于作家的浪漫情怀，女一构建了无数的版本。

但，没有一个版本和事实搭边。

整个故事，如作家所说，她知道了弱势群体的糟糕现状，所以想亲自体会一下。

在她的“实地采风”的过程中，发现的是“令她无法想象”的真相。

这个群体，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身份，还是从种族，都无法划出一个明显的界限。

每一个人，都在被“失业”压榨。

其实，相关的社会问题，在《全职》中也有体现。

然而，《全职》给了女主一个温柔的善意。

而本故事是结结实实的冰凉。

女主在没能及时下船时，选择躲进头等舱逍遥，对她而言，不是什么压力，即便被发现，貌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陪她一起疯的女二和小姑娘，如果被发现，大概就没这么好运。

三个人相约以后每年的这天，都要如此折腾一番，到最后，大概也只是一个笑话。

女主完成了她的书，她感谢很多人，她戴着女二送她的生日礼物。

然而，又有什么改变呢？

她的书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共鸣，能引发一些思考，但生活还是如此继续。

女二想着和女主再打扫一次卫生，这“没有意义”。

她们注定是女主“突发奇想”的一时灵感罢了。

后台回复“913”，看完就舒服了。

前段时间，一位叫做王柳云的清洁女工火了。

来自湖南农村的她，在北京打工。因为喜欢在工作的女厕所里画油画，她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但是让王柳云觉得别扭的是，这些媒体，要不就是带着俯视的眼光给她贴标签。例如，尽管她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但依然被很多媒体称为“老农妇”。

要不就是用同情的目光，怜悯她的境遇。这些都让王柳云觉得不舒服。

王柳云的故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清洁工人”这个群体的讨论。他们是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群，但在大众媒体上，又仿佛隐身一般，很少被公众看见。

这是为什么呢？最近，法国电影《乌斯特雷姆》，就将镜头对准了这个群体——

这部电影由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在片中，许多人心中的女神比诺什放下身段，亲手体验清洁女工的生活，洗厕所、擦马桶，还有一幕全裸出境。

很多评论都说，没想到导演敢这么“糟蹋”女神。

但比诺什这么演，也是必须。

因为在片中，她饰演法国女作家玛利安，为了感受经济萧条下底层工作者的不稳定感，化身为清洁女工，体验生活。

为了找到清洁工的工作，玛利安伪造了自己的遭遇。

她谎称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做家庭主妇，被老公抛弃后，才不得不来当清洁工。电影一开场，我们就见证了清洁工人的就业环境。

就业中心的人告诉她，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她必须和雇主说：自己随时都能工作，包括周日，可以接受法定最低薪资。

因为到处都是失业的人，你不做，有的是人愿意做。

但清洁工的工作，显然比玛利安预想的还要辛苦一万倍。

第一天工作，她就要负责清扫公共厕所。

平时在家从来不做家务的她，必须戴着橡胶手套，用海绵布擦洗充满污渍的马桶。

一天忙活下来，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还得接受雇主的挑剔：这里有水渍，那里没擦干净，速度还不够快……

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的玛利安，一个没忍住，就顶嘴反驳回去了。

结果可想而知：第一天上班，她就被老板骂又蠢又懒，给辞退了。

但让玛利安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劳动者中，大家都非常热情地互相帮助。

听说她失业了，有人替她找工作；听说她没有通勤车，有人替她借车子。

很快玛利安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为她介绍了一份在游轮上的工作。

作为报答，玛利安每天载她上下班，并以此为契机，深入地了解这个人。

这份游轮清洁工作，被克里斯丁称为“地狱”。

每晚，豪华游轮停靠在码头，清洁工们就得赶紧上船，在有限的停靠时间内，完成打扫工作。

平均每4分钟，他们就得打扫完一个房间：

换好四个铺位的床单、被套、枕套，还得擦干净马桶、洗手台。

这样十几个小时地工作下来，却只能拿到最低工资。

从天黑干到东方将白，常常是下班后累到手都抬不起来。

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一片大海，玛利安兴奋地脱掉衣服，下海游泳。

克里斯丁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上下班路过这片海，可我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欣赏。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玛利安和真正的清洁工人之间的差距。

对玛利安来说，体验清洁工的生活是主动的选择。她本可以不这么累，但为了积累写作素材，她主动为之。

所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还有心情可以下海游泳。

因为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是有一个头的，只要积累的素材够了，她马上可以辞职不干。

但对克里斯丁来说，这份活，却是她不得不做，并且望不到尽头的。

为了支付房租、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即使再累，也没有任何选择。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后，她只想尽快回到家中，躺上几个小时，再接着出门工作。

正如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玛利安是作家之后所说：你受不了时可以不干，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来这的人可没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是吗？

但我们也必须说，玛利安不只是把这次经历当作猎奇。

她的出发点，是体验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书反映出他们的困境，希望引起重视，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那道阶层之间深深的鸿沟，仍然是横亘在她和其他清洁女工之间。有一次，玛利安无意间发现克里斯丁在翻她的钱包。

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克里斯丁是不是在偷她的钱？

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原来，克里斯丁不过是在看她的身份证件，想要为她准备生日惊喜。

尽管自己很穷，克里斯丁还为玛利安买了一条四叶草幸运项链。

知道真相后，玛利安感动不已，发誓到死都要戴着它。

这里尤其让人感慨的是，即使是和清洁女工们已经打成一片的玛利安，在遇到那种情况时，第一反应也仍然是怀疑。

这不是玛利安有意看低朋友，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反应，才更能说明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多么难以弥合。

而这样的鸿沟，在克里斯丁意外发现玛利安是作家之后，就再也无法愈合了。

克里斯丁斥责玛利安，羞辱了她，也羞辱了信赖她的大家。

因为在她看来，玛利安只是把他们的生活，当成了一道景观。

她接近他们，不过是为了把他们的生活，当成猎奇的对象，展现给那些工作之余，仍有闲暇看看书的有钱有闲阶层，来展示自己的同情、博爱，获得一些道德上的安慰。

但对于克里斯丁和那些清洁工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吗？

或许一时之间，他们会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但热闹之后呢？他们仍然必须在这没有太多选择的人生中，咬牙坚持下去。

在电影最后，玛利安的书还是发表了，并大获成功。

她也获得了她欺骗过的绝大多数清洁工人们的谅解，但她当初最要好的朋友克里斯丁，仍然不能释怀。

最后，克里斯丁把玛利安请到两人当初一起工作的码头，邀请她再次换上工作服，和他们一起上船打扫一次卫生。

虽然玛利安仍然戴着克里斯丁送的那条项链，但她仍然强忍着眼泪，拒绝了这次邀请。

正如玛利安所说，这没有意义。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愿意再次和克里斯丁一起打扫卫生，他们的友情，也仍然是建立在伪装的基础之上。

下了船，她还是会做回一个作家，享受着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

而克里斯丁，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很可能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工作环境里。

也许，还会像那些年老的清洁工一样，为了最低工资，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终于变得肥胖、臃肿、迟钝，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玛利安的书写，好像让大众注意到了清洁工人的处境，却又好像无法根本改变那些具体的人遇到的具体的问题。

正如我们现实中，很多媒体对王柳云的报道一样。

或许，当人们带着好奇、同情的目光来围观她时，她的生活会收获一些热闹，曝光带来的名气，也能帮她多卖一些画。

但当热闹散去，她依然需要在那小小的女厕所里画画。

未来，她也依然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机会。这也正是《乌斯特雷姆》（另一个译名《两个世界之间》或许更为合适）这部电影最深刻的地方。

它带有批判性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却同时也十分谦卑、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至上而下的目光的局限性。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