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19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年代，而是事件被讲述的年代……它代表了面对当前纷纭多变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尊重世界各个民族，也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尊严……”[1]这部电影拍摄本身之目的，即包含着对于当代民族情感的表达，而并非是描述历史本身。“艺术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当今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往日，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情感的宣泄，而是将其中成功的部分抽离出来，借鉴到当今的文艺作品创作中，同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

这部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是“五四”运动的献礼之作。从这个角度上，这部作品是极其成功的，它出人意料的将叙述的视角放在了当时并不为公众熟知的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身上。两位编剧直言：“我们一直希望突破一种意识形态讲述历史的模式。只要公正客观，任何人都可以是历史的讲述者。”[2]在选材上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部电影。

但某种意义上，电影中的顾维钧并非如编剧所言，是单纯的“历史的讲述者”。而是被理想化的“历史的创造者”，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顾维钧确有贡献，这种贡献是在代表团内外交困之际，挑起重担。而非一味表现出强硬。

这种“理想化”贯穿了整部电影，表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只表现顾维钧在外交中的强硬态度，却没有表现在场各国的实际利益冲突。给了观众这样一种误解：只要腰杆硬起来，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忽略国家关系博弈的做法，同时也造成了戏剧矛盾的弱化。

但实际的历史之中，矛盾比之电影更加丰富。代表团实际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于外，政府不愿承担签字的责任，并不给出明确指示（事实上国内还发生了内阁的更迭）。而国内舆论对这一外交失败导致了群情激愤，实际上不签字需要勇气，签字则更要有身败名裂的准备。

而代表团内部，各个外交官之间的意见本来就有分歧，更何况代表团内部本身包含着南北两个政府的代表，立场也有所不同。在临近签字仪式的时候，整个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外交总长陆徵祥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不在掌管代表团的事务了。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肩负起了最后的外交努力。

而在电影之中，冲突过于单一。尽管有一定的气氛渲染，但是仍然使观众觉得顾维钧等外交官做出决定除了政府的压力之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而这在事实上弱化了戏剧冲突。而“顾维钧演讲，各国首脑称赞”这样的桥段，更是让如今的观众更觉得尴尬，也弱化了电影的真实感。

说到这里却让我想起了最近的一部电影——《至暗时刻》。整部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其中戏剧冲突表现的很好。那如今的高水平电影与90年代末不成熟的国产电影比较自然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的比较更能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失的是什么，需要补足的是什么。在《至暗时刻》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很少，但电影的光影随着丘吉尔的不断矛盾的心境在变换，最终，电影结束于丘吉尔自身重拾了信心，他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讲——“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的1919》中同样场景不多，但戏剧矛盾却浮于表层。

这种理想化也一直贯穿至电影结束，编剧虚构了顾维钧在签约仪式上的演讲，并将电影结束于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拒签被认为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人，也被理想化为一个“完人”。正如邓野所强调的，“历史是多种矛盾、各种利害关系相互冲突的总和，而不是单方面意志的结果。”[3]电影中的顾维钧更应该回归一个“历史的讲述者“，而非一个理想中的”历史的创造者“。

[1] 胡克. 《我的1919》剧作评析[J]. 当代电影, 2000(2):5-7.

[2] 黄丹, 唐娄彝. 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我的1919──《我的1919》剧本创作谈[J]. 电影艺术, 1999(6):12-32.

[3] 邓野. 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86(2):131-146.

他是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我不明白，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翻来覆去看。看来看去，把好事看出许多毛病来了。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了。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合约，谁能接受。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麻木，中国是在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当我们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代表团也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绝签字的任何指示。我一直沉默着，血是冰冷的，周围却是一呼呼的热浪，是民众使整个国家把你推到一个历史的坐标位。当我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之约口述我的历史时，我还能感到1919年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的那股烈火。

影片主要讲述了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对中华民族肆无忌惮的欺辱和中国人对这种屈辱的义正词严的抗争。这里面不但有为国家流下的屈辱的泪水，也有伟大的外交家们为捍卫祖国主权留下的汗水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挥洒的热血。 泪水篇 这个和会是胜利国举行的和会，又是个大国操纵的和会，除德国等战败国和苏俄被排斥在会议之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也被特殊对待——五个席位临时被降为两个，而原因是在日本认为中国在一战中未出一兵一卒，毫无贡献，没有脸面出席会议。可实际上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中国十四万劳工血洒欧洲（见链接），中国却沦为“打酱油”的角色，本质上还是因为弱国无外交。 除了席位减少外，英美法三国同意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及获得其所有特权，这从凡尔赛传来的噩耗降临在中华大地上，立即引得全国哗然一片，土地上飘荡着满是失望与沮丧的空气。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打着算盘，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丝毫没有公正平等可言。 汗水篇 顾维钧，作为本片的主人公，在剧中展现了机智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忧国忧民，捍卫着着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一次会议开始前捡到的日本代表的怀表，看似无用武之地，顾却抓住了机会，以此影射日本偷走山东，巧妙地打比方引出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一定会无比愤怒的论断。这，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辩论技巧以及足智多谋，更重要的是心中对祖国的那份赤诚让他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为国争光、争气。我非常欣赏他这点。 顾的抗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代表团的同僚们在他精彩辩论后对他进行否定，他们可曾记得当时是谁第一个站出来为祖国伸张正义，这种强烈的对比又极大突出顾维钧的勇敢，在他心中，祖国才是最重要的，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他有足够勇气站在台上征服全场，这使得日本代表的诽谤是那么苍白无力。除了内部反对，美国突然变卦也为中国取得合法权益施压，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威尔逊总统最终举起了他那犹豫的手，这使得中国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可见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在此表露无疑。 《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到中国人耳中后，人民愤怒了，“五四”运动随之爆发。一方面是势如排山倒海的民意，另一方面是政府下达的签字训令，顾维钧在这两个极端中艰难挣扎着。最终，他拒绝签字，没有留下中国人的名字，没有眼睁着列强蚕食中华大地。因为他知道自己此行责任重大，“不签人民还可以为之一振，签了全国定会情绪低沉”，这种大局观使得他无愧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即使中国还是没有从和会中收回自己应有的领土主权，但，至少以顾维钧为代表的爱国之士点燃了中华大地的一把火，一把能使每一个中国人为祖国抗争的熊熊火焰，而这火焰越烧越旺，最终在1949年收货了真正的黎明。可能这是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给予我们的最大礼物——中国从此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开始抗争起来，使这个国家不再受其他人的摆布。 希望我中华儿女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听到国歌时，都能有强烈共鸣，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我想，1919年流下的汗水也好，泪水也罢，终究告诉了我们弱国无外交的真理。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少年的你要努力、奋斗。 附：不能忘却的历史——法国华工墓前的哀思 http://news.sina.com.cn/w/2005-04-20/20015705035s.shtml?from=wap（来自网络）

当年的许晴风姿绰约，笑起来的酒窝更加娇羞可爱；当年的陈道明同样儒雅老练；当年的何政军初显亮剑里政委的影子。这个片子，显然比大场面大制作大明星的“建系列”的庆生大片耐看许多，殊不知是我党宣传策略的退化还是民众的恶趣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单说中国外交和顾维钧。恰巧今天在地铁上一直在重温唐德刚的《晚晴七十年》。他提到中国近代史出过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那半个算是顾维钧了。但是，只有顾维钧科班出身，他11岁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3岁考入圣约翰书院，16岁自费赴美留学，17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1岁获得学士学位，24岁获得硕士学位。因此，顾维钧可以说是一路上喝着洋墨水长大的，那么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了若指掌，行事风格也符合西方的外交礼仪，自然很容易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和好感。但是，彼时的中国是独立于西方规则之外的弱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帝国丛林里，可以有机会迎头赶上也可以有理由任人瓜分，但最要紧的是面子不能丢。在古老的国家里，礼数和宗教的仪式要高于国家利益，以为这是皇权专断的唯一来源。片子刚刚开始，顾维钧便遭到法国暴民的侵袭，面容不堪衣容不整，但他还是来到了摄像机镜头：规则比面子要远远重要的多。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陆徵祥决定离开巴黎的时候顾维钧依然争辩“我们还有机会”，规则给你上诉的机会，你便要利用，切不可感情用事，被别人钻了空子。当然，顾维钧最为出色的表现还是第一次和日本公使争论山东问题。他首先掏出日本公使的怀表大做文章，利用日本人之口说出反驳日本人自己的话，然后扩大概念的外延，把情感渲染到最大化；接着便抛出那有名的“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不仅震撼欧美代表，而且从心理上把中国问题转换成欧洲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最大程度的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最后，拿出中国几十万名劳工在欧洲战场洒汗流血的照片，有力的反驳了日本人所谓“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的说法，精妙绝伦。这一篇慷慨激昂的辩词，基本上遵循了反驳-摆出论据-立论的路线，而且感情穿插在每一个环节中，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最感染人的效果，简直妙极了！中国外交使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失败，但他无疑成为外交界的新星并开始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 虽然顾维钧如此出色，但是唐德刚还是吝啬的把他列为那半个外交家。那么周恩来和李鸿章为什么能得到如此褒奖呢？其一，他们两个人都是首相兼外交部长，可以和国家最高权力和机构直接对话；其二，他们都非科班出身而凭靠“外交天才和个人魅力”征服群使，以致基辛格终生成为红色政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好的代言人”；第三，当时的环境无非是“内劝昏君，外御强权”。中国自从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再无外交问题，设立的理藩院成为“司局级”单位也是把外交问题化为“内交”。唐德刚先生说古代中国的朝廷便是现代的联合国安理会，我看不假。到了现代，由于对外战争的回应，清朝慢慢开始建立现代的外交制度。外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就像一件衣服，人只有穿了衣服才能从容的走在大街上，否则和怪兽无异。选择历史逻辑，按照天才外交而不是外交规则并获得规则的高度认同，审慎得调和权威和弱国之间的身份落差，推动国家进步，便是周和李的过人之处吧。 几个有意思的历史片段： 一、1948年中共发布的“国民党战犯”43人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二、1946年顾维钧在1924年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 三、1919年陆徵祥任外交总账率领中华民国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但其参与过签署“二十一条”。 四、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华民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顾维钧也是其延揽到外交部而始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