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疑云

本片严格来讲不属于『电影』，而是那种类似『剧集』或者『电视电影』的范畴。共分三集，总长度达到四个半小时，但如此长时间的剧情轰炸却依然让人欲罢不能，深深陷入紧张的故事节奏中去。

间谍题材的影视作品向来就是市场中的热门。『合伙人』改编自相关小说，意在揭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苏联克格勃『KGB』之间跨越若干年代的诸般恶斗。

这里没有好莱坞大片那种的诸多特效，但充满悬念的故事脉络却依然让人感到步步杀机。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军事级别的尔虞我诈，这才是最高档次的『无间道』啊。

国庆节要给自己小小放一次假，经tony同学推荐，看了TNT去年的暑假迷你剧《合伙人》，颇为迷思了一下。

《合伙人》分三集，每集90分钟左右，讲的是1950-1990年代间苏联克格勃KGB与美帝中情局CIA相互斗争的故事，以CIA寻找藏身内部的间谍为主线，串上了上个世纪的多个国际大事。故事开始于二战刚结束不久后的柏林，KGB和CIA在伤痛未了的焦土之上已经摆出了犬牙交错的对垒之势。1956年匈牙利反抗苏联统治暴力流血冲突，革命群众操起家伙屠杀趴体秘密警察，然后苏联军队又开着坦克屠杀革命群众，此时的美帝由于怕和苏联产生正面冲突，并未向革命群众提供帮助，最后革命群众被屠杀殆尽。1961年，CIA直接策划参与古巴猪湾入侵行动，以失败告终。到了1991年末苏联解体，各被奉为英雄的双方特工已是白发苍苍鸟，欺骗和猜疑终于有了些许眉目。

计中有计、碟中有谍、尔虞我诈、步步为营，这些谍报元素自然在此剧中到处都有，当然这绝非是一出踏实纯洁的谍报题材剧集，而是一部美帝的主旋律影片。影片中，CIA的核心任务似乎不是搜集情报之类的常规项目，而是到处搞颠覆活动，以此宣扬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说实话，我一直以为美帝的人不会有多少坚定的政治信仰，而片中却给俺展示了许多为了自由民主事业受尽皮肉之苦，甚至生命的人物。另一方面，KGB特工也同样是主角，他们坚信糠谬泥人是人类的未来，宣扬糠谬泥人不仅是为了苏联，而且是为了全人类。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法，如果单单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冷战是不会持续这么久的；而正是那些冷战双方的具体操作人和执行者，他们都是万劫不复的理想主义份子，这才有了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直到1991年，苏联轰然崩离，CIA的老特工们退休了，有一句台词很有意思，说“糠谬泥人也许确实是一块华丽的表，但是拿到现实中来立马就会坏掉”。他们相信冷战是一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至于谁才是正义的呢？CIA老特工给出了一个伪答案“美国最终获得了胜利”。孰好孰坏，苏联的69年与美国的两百余年可能完全无法说明什么。或许在N个世纪之后回顾这段意识形态斗争史，它只不过是一次人类的自决活动，是人类文明的整合与进化的阵痛，同时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态斗争与自然选择。

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地球生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物理学奇迹，这股第二热力学洪流中的有序化清流最终赋予了人类个体间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而意识和意志这玩儿打破了自然选择的常规，成为了人类生存中一个高权重变数。人类便不只在物质层面寻找生存之道，更上升到对自我意识的竞争与斗争，于是就有了意识形态的对垒。某一日外星人在介绍地球时可能会这样说：地球是一颗美丽的蔚蓝色星球，上面的动物有智能，但不高等，这是因为他们的意识水平还远未进化。

此片也有颇为感人的地方。一对苏联恋人，男的当了KGB特工，女的则向往自由民主；男的在美国拼死拼活为苏联刺探情报，女的因反党叛国被关了20多年；苏联解体后，男的被遣送回国，女的被特赦出狱，两人满头银发，相会在年轻时拥吻的地方，越过深不见底的理想主义鸿沟，决定从头再来过。

时值天朝圣诞59周年，离当年苏联的年限正好差十年。那时候后咱中国会是啥样捏？

费了很多劲，总算看到了这部反映冷战中间谍活动的片子。冷战和间谍意味着本片的横向背景设定非常大，而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又增加了片子纵深上的厚重感。虽然这使得片子的发挥范围很大，但是却需要一个能够串起来的主线，以及由此展开的支线，幸运的是，在这些方面，该片做的不错。

挖出CIA中的鼹鼠成为了本片的主线，也决定着Jack、Yevgeny、Leo这曾在一条艇上三人的命运。Jack这个角色的理想主义成分重一些，似乎与情报人员这个身份格格不入，片中可能想由一个偏理想化的角度来审视和反省情报活动中的得失。Yevgeny的父亲就是曾是一个KGB特工，他本人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他对这个继承似乎兴趣有限，其愿望大概是如常人一样结婚和生活，做特工对他来说是一种有些沉重的负担。Leo父亲的阴影，对他的影响很大，所以当KGB拉拢他时，他很快就成了其中的一员，大概也正是其父不幸的影响，Leo比起Jack和Yevgeny要显得更冷静和果断。

Harvey是本片中的一个亮点，Jack在东德就是在他手下执行任务的，作为一个老情报人员，他的路子很广，和军情6处、摩萨德，甚至KGB都有关系，而且对背叛者冷酷无情，动用一切手段，也要挖出造成行动失败的叛徒，哪怕是用重要的情报源，甚至是自己来作饵也再所不惜。

不管历史上对Angleton的评价如何，在此片中，他是那种锲而不舍，可以经年累月追踪目标的人，这种耐性使我想起狼獾，这大概源于他对情报工作的投入，妻子的一个电话，他都能敏锐的和工作上的要点对应起来，即便因Leo一案黯然离职，当中情局需要他的协助时，他也没有袖手旁观看热闹，而是积极涉足其间。Angleton的特点还包括多疑和固执，当然对于情报工作来说，这两个缺点可能也是优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条条支线展开，一幕幕历史画面呈现在我们眼前：东德的间谍战、匈牙利十月、猪湾入侵、苏联解体等等。如同国产谍战片中存在意识形态一样，本片中也存在。可是看完全片，正如Harvey所说，却不能得出一个谁好谁坏的结论，双方都做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最后只有赢家和输家，讽刺的是，CIA和KGB的成败并非是由两个组织之间的争斗所确定的，而是被历史的大发展趋势所决定了。

最后谈一下本片间谍的爱情，这种爱情充满着危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一线行动员和潜伏的鼹鼠来说更是如此。或者说爱情是需要激情的，可一线间谍和情报工作需要的却是异常的冷静，冷静到培训Yevgeny的苏联教官说做爱的习惯也要刻意改变。但是人非草木，尤其对于当时刚进入情报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Yevgeny和Azalia共坠爱河，Jack和Lili也陷入了情网，但是情报工作的严酷性显然不能容许这种爱情的存在，Yevgeny和Azalia最后好歹还重聚了，而Jack和Lili却天人永隔。Leo和Adelle虽然结婚很早，并且有子女承欢膝下，但是很难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否为真，毕竟Leo是把Adelle作为一个情报来源的。

    该剧时间跨度和地理跨度巨大，以CIA与KGB两大情报机构斗法为主线，展现了从德国的东西柏林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从古巴猪湾到华盛顿特区，以CIA的视角去透析了那一场核能时代的战争：冷战。

   自从原子弹在二战末期以死亡蘑菇云的容貌展现在人类面前之时，所有的人都被他邪恶的模样震惊了。

   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广岛核爆之后说：“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之后，苏联也不甘落后，终于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大草原引爆了他们的第一颗核弹。

   当双方都拥有了足以相互毁灭对方的能力之时。我认为这才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人游戏：冷战的真正开端。

   脱离了冷战核威慑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我们将看不懂这部精彩绝伦的美剧。

     二十世纪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时代。
     
     在伟大的游戏中，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力。

美苏之间曾经的剑拔弩张终成过去，当人们已经渐渐忘却了冷战，忘却了那些风起云涌的大国博弈，这部电视剧集，让我这个对冷战知之甚少的人重新了解那个铁幕时代。柏林间谍战、匈牙利广场事件、古巴猪湾事件、暗杀卡斯特罗事件，这些真实发生的事件都在影片中一一呈现，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种较量在或明或暗中展开。

当年曾有很多人投身到这场两国敌对的事业当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帮助己方阵营掌握主动权，率先压制住对方阵营。这其中有的人是出于自身生计所迫，有的人是出于个人利益的投机者，但还有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基本上是双方阵营的精英，他们参加这场战争，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悍卫，他们坚信自己所做一切是为全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那怕为此进行杀人或战争。

然而要悍卫信仰，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匈牙利的秘密警察不经审判就逮捕民主人士，而当民主人士开始占领政府机关时，他们同样不经审判就枪决已经投降的原政府官员，在这一刻，他们所信奉的民主就已经死亡了。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信仰，但只有在我们强大时候，我们对待信仰的态度，那才是检验信仰的试金石。

片中的三个大学同学，因为信仰的不同，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坚信自己阵营的正确性，为了达到目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牺牲爱情与友情，个人的力量在这场政治的角力当中，宛如蚂蚁，但正是这千千万万只蚂蚁，推动了冷战的四十多年。当尘埃落定，年华老去，站在前苏阵营的同学一脸落寞，他可曾后悔这一生的信仰决择？

 美国最终赢了，这是偶然，或是必然？片中的CIA特工“健将”说自己做了许多的坏事，所有的这一切是否真的对这个世界有利？资深特工“术士”回答道：“我们虽然也做过坏事，但比我们对手少许多，所以我们赢了”。所以，这个世界，过去和现在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最好的制度，我们只能在一堆坏的制度当中，选择次坏的那个。这场战争中，美国便是次坏的那个。

“打破一个象征比灭掉一个国家难的多”，“术士”在解释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时说道。冷战中美国的胜利，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的胜利，或者说是社会制度的胜利，冷战结束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走向改革，或者在经济与文化的衰退中苟活。仔细想想，我们虽然不是冷战的直接参与者，但我们今天的生活，何尝不是受到了那场战争的直接影响，它改变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的信仰。

这是一部近乎完美的历史故事剧集，摄影、音乐、剧本、演员可以媲美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不要错过。

中情局的“瘟神”——安格尔顿


1974年12月底,吉姆·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美中央情报局的退休名单上,其后还有他3个得力助手。安格尔顿在美中情局大索“鼹鼠”,引起西方情报机构内部混乱,被公认为“瘟神”。新任中情局局长上任伊始首先拿安格尔顿开刀,结束这场瘟疫。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戈列涅夫斯基叛逃

1960年3月18日下午2时,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J·泰勒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
这么一封长信,还注明要“胡佛亲启”呢。埃德加·胡佛确实是美国_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领导联邦调查局只负责国内的反间谍事务。自中央情报局—成立,胡佛就同它争地盘夺权力。不过这封信虽然是写给胡佛的,但联邦调查局无权在美国境外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驻瑞士首都伯尔尼情报站站长接到泰勒大使转来的这封信后,拆开了这封信。信很短,内称:“我愿意就共产党在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斯尼帕是谁?中央情报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国籍及身份。最后,霍华德-罗曼作出鉴定:“该信用的打字机和墨水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来自‘铁幕’后面的国家,当无疑部。”中央情报局马上按此信要求登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后来中央情报局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这样斯尼帕既可向那里投寄信件,又可从那里收到密写的搜集情报指示信。中央情报局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从此中央情报局同斯尼帕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通讯联系。1960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央情报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的娇美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军事代表团。这位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军情报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的,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他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军情报部起码要几天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采取行动。这样,戈列涅夫斯基可以通知中央情报局把藏在树洞里的文件取走。中央情报局发现,他足足藏匿了300多张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报部的组织编制表,无怪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由于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联邦德国情报局、被联邦调查局长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茨·菲尔弗也因此落网。不过,使中央情报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央情报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

又一个叛逃者戈利钦夸大其词。

1961年12月22日中午,中央情报局赫尔辛基情报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闯入者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一名少校。他说他必须尽快飞到华盛顿去,因为他身上掌握着对西方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情报。弗里伯格听后不禁暗自发笑,谁知道他的叛逃是真是假。因此,弗里伯格开始细细地盘问这位克格勃少校克利莫夫。
没花多大工夫,弗里伯格就认定,克利莫夫的叛逃是真的。克利莫夫告诉弗里伯格,他的真名叫阿纳托利·戈利钦。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曾列出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央情报局招募。当时戈利钦在这张名单中名列第二。没等中央情报局着手招募,戈利钦自己送上至连法国内阁也被渗透。肯尼迪总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戴高乐总统,结果,法国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因怀疑本组织被苏联间渫控制而自杀,戴高乐总统的情报顾问也挂冠而去。戈利钦声称,苏联间谍无孔不入,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无一例外。结果,这些国家的情报官员蜂拥而至,等候戈利钦的接见。他们期望从戈利钦那里得到一点线索,挖出自己身边的苏联“鼹鼠”。戈利钦告诉安格尔顿,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国家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鼹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计划得逞,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于瘫痪境地。

安格尔顿信以为真

安格尔顿认为戈利钦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过去的十几年间,起码有几百名潜在的不忠分子混进了中央情报局!这些定时炸弹何时会爆炸?不得而知。安格尔顿身为反情报官员顿感责任重大。他把自己的前程、捉拿“鼹鼠”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戈利钦身上,对叛逃者戈利钦的警告几乎是言听计从。而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了几十年的特工却被安格尔顿怀疑、监视,最终丢掉了饭碗。戈利钦说谁可能是苏联奸细,那么安格尔顿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名字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戈利钦警告安格尔顿:克格勃有一个名叫萨沙的间谍已经渗透进中央情报局柏林情报站。安格尔顿立即按图索骥,寻找这个萨沙。没费多大的劲,安格尔顿就发现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科还真有一个名叫萨沙的人,而且相貌也与戈利钦描述的相符。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萨沙曾被派驻德国,同苏联叛逃者一起进行反苏活动。中央情报局沉浸在狂喜之中。但是,激动之余,有人冷静下来,克格勃再蠢,也不至用真名。后来,戈利钦进一步补充说,“萨沙”可能是这个间谍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是以字母K开头的。于是中央情报局又翻开了花名册,寻找那个名字以字母K开头的间谍。结果,中央情报局列出了一份凡是以字母K开头的人员名单,共计12人。安格尔顿下令戈利钦可以接触这些人的档案。被安格尔顿打人另册的头号人物是理查德·科维奇。科维奇是苏联集团科的一名专案官员,祖籍南斯拉夫。戈利钦认为科维奇主管过“萨沙”,会讲俄语,而且来自东欧集团。他还公开同已知的克格勃官员保持接触,参加他们的野餐和郊游。戈利钦查阅科维奇的档案后,竟然提出了科维奇被克格勃招募的确切时间。他东寻西找,证明科维奇就是那个“鼹鼠”。他告诉安格尔顿,曾任挪威驻苏大使秘书的英格堡-利格伦一直在为苏联人服务。科维奇一度把她作为中央情报局间谍加以操纵。安格尔顿一听觉得非同小可,因为利格伦已经回到了奥斯陆,成为挪威军事情报局长威廉·伊万上校的秘书。伊万竟同一个苏联问谍臭味相投,足见他本人也可能是克格勃的奸细。安格尔顿立即飞赴奥斯陆,将利格伦是苏联间谍的消息通报给挪威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却绕开了利格伦的上司伊万上校,尽管伊万是挪威情报部门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系人。结果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和挪威国家安全局之间来回奔走了好几年,最后的调查结果却让他大为沮丧利格伦是清白的,戈利钦的警告纯属捏造。

引起连锁反应

戈利钦为了把科维奇指控为苏联间谍,把利格伦拉进了他精心编织的“苏联间谍网”。但是安格尔顿认为,科维奇是百分之百的苏联间谍,自己和戈利钦没有冤枉他,戈利钦提出的条条线索都能同你科维奇对上号,你不是间谍谁是间谍!结果科维奇受到了监控,后来调出了苏联集团科到拉丁美洲去担负一项没有出路的工作。最后,科维奇看到自己前途无望,只好离开中央情报局,另谋出路了。
当戈利钦把枪口对准苏联集团科科长戴维·墨菲时,人们对戈利钦的用心就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了。墨菲祖籍波兰,同科维奇一样也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又娶了一个白俄姑娘为妻,他身上的苏联背景就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在朝鲜战争时,墨菲在朝鲜供职。他的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同布莱克相识。布莱克后来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处42年徒刑。墨菲同布莱克相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污点。后来,墨菲加入中央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慕尼黑情报站的头目,“萨沙”一案正是他经手处理的。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他很快被免去了苏联集团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中央情报局对墨菲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结论是:墨菲是清白的。但是安格尔顿却不相信这个结论。
墨菲调离苏联集团科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自己请求调出苏联集团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接替墨菲担任苏联集团科科长的罗尔夫·金斯利认为,如果有“鼹鼠”在,就必须把他查出来,如果真正查不出来,也要肯定他不在本单位。因此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集团科大动手术。有“鼹鼠”嫌疑的人被调离,他们的岗位由远在千里之外的、绝对不可能是“鼹鼠”的人填补。这样做能否保证苏联集团科不被苏联间谍渗透,不得而知,但是,本来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人一下子调到苏联集团科,确实感到束手无策。要知道,反问谍不仅仅需要勤奋、聪颖,更需要经验和那种触类旁通的感觉。这种经验和感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难怪这些新手调到苏联集团科后,会感到无所适从。
戈利钦又告诫安格尔顿,1957年克格勃第2总局美国使馆科科长V·M·科夫舒克曾来美国作过一次短期旅行。作为一名高级官员,若不是为了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他是不会亲自历险前来美国的。戈利钦说,他是来与一个高层“鼹鼠”会面的。此人是在莫斯科供职期间被招募的,现在已在中央情报局总部担任一个极为敏感的职务。他还说,克格勃为了阻止中央情报局查明科夫舒克访美的真实意图,会派出假叛逃者来干扰调查工作的进行。

又有几名叛逃者送上门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在戈利钦之后,又有几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两名是由联邦调查局接待的。对于这种送上门来的不速之客,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真是笑得合不上嘴,而安格尔顿却阴沉着脸。他不动声色,要看看这些叛逃者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1962年6月,第3个不速之客又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全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欢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意以900瑞±法郎的价格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直到1964年2月叛逃。
诺森科的叛逃给中央情报局带来第二次震荡。他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对立。比方说,戈利钦警告,中央情报局内部已经混入了苏联“鼹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没有渗透中央情报局,它是通过正常监视渠道发现潜藏的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如戈列涅夫斯基的暴露。戈利钦说,科夫舒克1957年访美是为了会见潜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高层间谍,而诺森科却说,科夫舒克来美国是为了会见一个代号为“安德烈”的美国军人。“安德烈”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招募的,当时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汽车修理工。联邦调查局查出了一个陆军中士。他承认在莫斯科确实接触过苏联人,甚至还在美国见过科夫舒克。但是,一个陆军修理工所了解的

情况对苏联来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像科夫舒克这样一个重要官员,是不会不远万里跑到美国来会见一个修理工的。科夫舒克的美国之行必然另有隐情。诺森科关于“安德烈”的供述只能使人把它与掩护科夫舒克的真实使命联系起来。戈利钦说,克格勃将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央情报局对苏联“鼹鼠”的调查,看来诺森科就充当了这种角色。

在与戈利钦对阵中

在与戈利钦的对阵中,诺森科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戈利钦一叛逃就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信任,他供述的很多情报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证实,并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假叛逃问题。这样如果接踵而至的叛逃者与戈利钦的见解相左,那么他就会被当成一个假叛逃者。
诺森科的处境则要糟糕得多。戈利钦说,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美国诋毁他。诺森科果然来了,提供的情报确实与戈利钦相冲突。此外,诺森科与安格尔顿似乎是前世冤家,两人一见面就不投机。安格尔顿一开始就认为诺森科是假叛逃者,这让他怎么可能去信任诺森科呢!而且,诺森科确实不够诚实。他刚刚叛逃时说,他是克格勃第2总局7部的副部长,军衔是中校,并且有克格勃的通行证为证。但后来在中央情报局的追问之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军衔是伪造的,他其实只是一个中尉。他的假军衔竟然有克格勃的官方证明,这就有问题了。诺森科在叛逃前得到过克格勃某种形式的帮助,以获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这大概是毫无凝词的。此外,诺森科的假军衔得到了另外两个叛逃者的证实,这就更让人怀疑了。看来克格勃在派出诺森科来美国诋毁戈利钦之后,又派出叛逃者来帮助诺森科。这样,1964年4月4日,中央情报局对诺森科进行测谎检查。检查之前,中央情报局对他进行了“颤震”,即实施恐吓战术。结果,测谎器测到了一些强烈的反应。是诺森科吓破了胆,还是他在撒谎?中央情报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
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还是感到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在这个禁闭室里待了两年之后,他获准每天可在牢房旁边一个院子里活动30分钟。这个地方有两道围栏圈着,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抬头看到的只是蓝天。中央情报局把这种非人的待遇叫作“高度安全的环境”,说对他进行“广泛持久的审讯是必不可少的”。在苏联,他虽然不能像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一样,享受克格勃高级自助餐,但他毕竟是克格勃这个苏联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投奔到“自由世界”会享受这种非人待遇。诺森科在这座监狱里度过1277天,其中有292天对他进行了敌意的审讯。这种审讯加剧了中央情报局对诺森科的怀疑。最后,连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也认为诺森科是克格勃派来传递假情报的。
在玩了将近4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1966年8月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集团科必须在60天时间里给诺森科定案。结果,巴格利起草了一份长达900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诺森科是个骗子。巴格利的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一个句号,它在安格尔顿的反情报科就没有通过。尽管安格尔顿早就提出诺森科是一个假叛逃者的观点,但他却不能接受巴格利的报告,因为报告认为诺森科压根就不是一个克格勃人员,而安格尔顿的宠儿戈利钦曾证明,诺森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克格勃军官。如果巴格利所言是实,那岂不是说诚实的戈利钦在某些问题上也撒了谎?这是安格尔顿无法容忍的。最让安格尔顿难受的是,他无法宣布诺森科是一个克格勃派遣间谍,也无法把他送回苏联,尽管他几乎可以肯定诺森科是一个克格勃的假情报阴谋者。1968年8月,诺森科又接受了一次测谎器检查。没有“颤震,没有如狼似虎的卫兵,这一次诺森科顺利地通过了。10月索利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提交了一份283页的报告,逐条驳斥了巴格利的“千页报告”,最后认为,诺森科没有撒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克格勃军官。最后还是由局长赫尔姆斯拍板:恢复诺森科的自由,让他走出笼子,呼吸一下“自由世界”的新鲜空气。1969年3月,诺森科终于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信任,被中央情报局聘为反情报顾问。

9年追捕不到一个“鼹鼠”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鼹鼠”的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央情报局经过9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了一些苏联“鼹鼠”的影子,却连一个真正的“鼹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来风平浪静的中央情报局在这9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后变得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集团科受灾最重,原先捉拿“鼹鼠”的骨干一个个受到怀疑,或被赶出中央情报局,或被调离。苏联集团科几乎陷入瘫痪境地。
克格勃是否真的派出叛逃者到西方去散布假情报,制造混乱,到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由叛逃者带来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中央情报局乃至整个西方情报界乱了阵脚。整个20世纪60年代,西方情报界的这场内乱都与此有关。戈利钦,一个苏联叛逃者,仰仗安格尔顿的支持,在中央情报局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动了一场间谍大搜捕,制造了许多间谍疑案,其中仅美国就有100多起,英国也有近百起,法国几十起,连加拿大、新西兰、奥地利、希腊、挪威这些国家也有若干起。但是根据戈利钦提供的线索,却没能使一个苏联间谋落网。搜捕“鼹鼠”不仅使西方的情报机构陷入瘫痪,而且使得西方国家的进攻性行动毫无成效。每发现一个好案子,得到一些好情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不会又是克格勃的阴谋?由于无法否认这些疑点,这些情报当然也只能放弃了。这种间谍恐怖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了若干名苏联间谍。中央情报局的很多官员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说戈利钦被列入可能的招募对象名单,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竞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很可能因势利导,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到美国。戈利钦耸人听闻的警告要真正取得中央情报局的信任不容易的,除非在中央情报局内有人配合戈利钦,仅戈利钦一人是不可能在中央情报报局掀起这场波澜的。
苏联集团科的两位科长异口同声地指责安格尔顿。一个说:“如果要我在中央情报局找出—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另一个说:“有充分理由认为安格尔顿是一个苏联间谍,他造成的危害太大了。”克格勃依靠金·菲尔比渗透秘密情报局,依靠海因茨·菲尔弗渗入联邦德国情报局,为一什么就不能依靠安格尔顿渗人中央情报局?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爱德华·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央情报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犬事。他接受了戈利钦的观点,认为中央情报局已经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饮、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鼹鼠”。这只大“鼹鼠”至今还没有受到怀疑,但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他挑起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倾轧,引起了友好国家情报机构的不安,从而使克格勃高兴。这只大“鼹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捉拿“鼹鼠”的安格尔顿!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鼹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除了偶尔种种兰花之外。他没有朋友,对谁他都是一副审视的目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真正的职业,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就这么一个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