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昨日中午，在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回龙村，45岁的张昌华正忙着修补漏雨的灶房。十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一家制衣厂当车工的他，用粗大开裂的双手，一趟一趟把灰沙桶和砖瓦往楼上搬。“导演送了我《归途列车》的DVD碟片，我早就看过了。”张昌华说，“家里人都不看，尤其是我老婆，她说太伤心。”张妻陈素琴则称，让她伤心的是除了拍摄过程太辛苦，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和父母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归途列车》

　　内容提要：

　　《归途列车》被称为“中国春运纪录片”，讲述张昌华一家3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夫妇俩为了子女到广州打工，但女儿选择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影片用镜头聚焦小人物命运，包括农民工在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客观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普通农民工的境遇。

　　获奖情况：

　　在美国，《归途列车》荣获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十佳影片大奖、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第83界奥斯卡奖纪录片奖提名等10多个奖项；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加拿大电影学院奖基尼奖最佳纪录片奖、维多利亚电影节最佳影片等10多项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打工家庭

　　担纲纪录片主角

　　2006年至2009年间，导演范立欣和他的团队拍摄完成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如今，片长87分钟的《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30多个。从今年春运开始，该片在国内热映。

　　张昌华说：“2006年，小范当时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他来我们厂拍电视片《开往春天的列车》时和我认识。我觉得小范待人和气，不摆架子把我当兄弟，后来他说要拍一部我一家人的纪录片，我就答应了。这个片子一拍就是3年，直到2009年春节才结束。”

　　昨日，范立欣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老张和陈姐很朴实，从不提物质、金钱方面的要求，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很多，十分符合我想通过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故事来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要求。跟拍他们3年时间，我们成了亲人般的朋友。”

　　张昌华家离一条乡村公路不远，也算得上山清水秀。“拍片子的那几年内，小范他们3次来到我家。”2008年春节，范立欣和他的团队带着十几箱器材，从广州火车站一路跟拍到广安大安镇回龙村8组。“他们4个大男人在我家，两人睡床两人打地铺。”张昌华岳母唐廷瑞老太太回忆，“他们和我们吃一锅饭，生活上一点也不讲究。”

　　此前的2007年夏天，范立欣团队到广安拍摄。“当时天气炎热，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打来井水，让他们在后边的小坝子里冲个凉。”张昌华回忆。

　　昨日，范立欣说，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我们只能采用跟拍的方式，3年内我们拍了大约有300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最后提取了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片段。”

　　隔阂太深

　　母亲不想看影片

　　范立欣说，两年前，《归途列车》在加拿大完成后期制作后，他第一时间将DVD碟片送给张昌华。“我放在身边，有时会看看。但因为老婆坚决不看，我就没把碟片带回家，老人和孩子都没看过。”张昌华说。

　　“我不看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女儿和我们夫妻之间的隔阂太深了，至今都没有化解。我一看就想哭，干脆就不看。”陈素琴说。

　　范立欣介绍，在《归途列车》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张昌华希望女儿继续读书，但女儿始终不听还动了粗口，于是父女俩打架。女儿在和父亲的对打中对着镜头大喊：“拍吧！拍吧！你们不是要真实吗？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我！”

　　“这场冲突来得很突然。当双方扭打在一起时，摄像师孙少光正巧站在门口拍摄，把我堵在了外面。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看到这里很震撼。在欧洲放映时，一个片商看完样片，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我说：他现在要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因为很久没回家了。”

　　张昌华和小他1岁的陈素琴于1989年结婚，次年夏天生下张琴。“女儿一岁多的那年冬天，我南下广州，和她爸爸一起进制衣厂打工，从此很少回家。4年后儿子出生，姐弟俩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2008年夏天，读完高一的张琴辍学到外地打工。“这些年她多次回家，但从来都是我们离开她才回来，包括今年春节。前几天她打电话给她外婆，说是要等春节后才回来。”陈素琴抹着眼泪告诉记者，“现在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招呼我们用的是‘你、我、他’。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在陈素琴的记忆里，女儿最后一次喊她“妈妈”，是2008年春节从广州回老家时。“当时放寒假她来广州，随后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在广州火车站，因为南方冰雪天气，40万人挤在车站。挤车时她和八九个女孩突然倒地，幸亏十几个保安上来围成一圈把她们拉起来。我冲过去攥住她的手，她喊了一声妈妈，把我拉得紧紧的。”

　　外婆唐廷瑞说：“孩子很好的，在外边打工每个月都要寄几百一千元回家。就是脾气太犟了，总是说父母没关心她。”

　　今年17岁的张洋已放寒假回家，男孩沉默寡言。言及姐姐，男孩眼眶发红，说姐姐很关心他，每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衣服，还请他吃火锅。

　　“她来广安找弟弟，直接去学校门口等，从不给我们打电话，吃火锅也不叫上我们。”母亲陈素琴说。

　　范立欣说，老张为孩子摆脱父辈的命运勾画了一条路：希望孩子上大学，到城里工作。恰恰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造成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生疏，双方的隔阂很深。其实这是现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牺牲。

　　提前回家

　　修整灶房迎春节

　　2011年12月26日，张昌华乘火车从广州回到老家。“这是我外出打工22年来回家最早的一次。”张昌华说，“灶房只有一层又没盖瓦，经常漏雨，我只好提前回来修整一下。”张昌华所说的修整，也要花3万元。“今年打工收入有3万元，老婆这几年在家陪儿子读书，租房加生活费，每年都在两万元出头。修补房子的钱只有靠往年的积蓄。”

　　2009年春节，陈素琴回到老家后再没外出。“儿子当年读初三，再不能让他对我们有隔阂了。我回家陪读，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广安的重点中学，应该能考上大学。”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里过年的东西也置办得差不多了。但一想到女儿不回来，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张昌华说，“这些年在外边打工，和孩子聚少离多，想来真是对不起他们啊。”

　　在场帮工的全是张家的邻居，他们开玩笑说：“你演的那个电影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在放，你也算得上是国际名人了，今后的日子应该很好过嘛。”张昌华却满脸惆怅：“啥子名人哟，别个小范拍的是纪录片，我们讲好了是没有报酬的。再说了，钱再多又能怎样嘛，关键是一家人要幸福和睦。”

　　昨日，范立欣介绍，拍片过程他们没有支付张家人报酬。“虽然他们也的确没有提要求，但我目前正在想办法帮助他们。”范立欣说，“最近国内这部片子上映了，我们通过卖海报筹了一些钱，大概有1万多元，我打算送给张家，资助张洋读书。”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小范的钱。今后张洋考上大学，我又要去广州打工，给他挣学费。”陈素琴说，“我这几年每到暑假都要去广州，在制衣厂里做临时工。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穿针都很吃力，到时只能给张哥打下手，挣一个是一个了。”
——2012年01月17日腾讯新闻

今天才刚刚在电影院看了这个片子，以前记得在哪里看到有提到这个片子，说是不错的纪录片，却一直未曾得见

回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重大。团圆是夹杂在这个厚重文化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片中张昌华曾说了一句，如果春节一家都不能回家团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工的一句话，也是全世界最大人类迁徙活动－中国春运中上亿人所明白的简单道理。

这是一部记录一对普通四川农民工夫妇家庭生活中几次春运回家的电影，但是它反映的远远不止故事本身。这是一个缩影，来自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

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对话，这些真实的记录无一不在体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家庭生活的矛盾，父母子女教育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矛盾，甚至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等等。它们带来的思考远远超出这个故事。

陈素琴，张昌华是一对普通农民工夫妇，为了子女能上学，远赴广东打工。他们在服装厂做工，辛苦赚钱，只为让子女能够接受教育。他们所坚信的一点是，要让孩子跳出农村，过上舒适的生活，只能通过刻苦学习，走读书的一条路。
正是如此，他们每次电话回家，首先问的都是子女学习成绩，考试名次。长年在外，由此也隐含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子女从小由外公外婆养大，欠缺父母关爱，和父母感情并不深厚，女儿张琴的对话中很明显得到反映。这并非夫妇愿意看到的，但这个存在于社会问题中的家庭矛盾却暂时不可避免。

张琴和弟弟都是普通的农村孩子，上学读书和做农活是主要的生活内容。和父母一样，张琴也渴望改变，她和村里大部分孩子一样，没有念完中学就外出打工。这让父母伤心不已，他们竭力劝女儿读书，但是张琴坚持自己的决定。她和无数打工妹一样，辛苦做工，只为向往城市生活，能够实现自己理想。张昌华问女儿到底怎么打算（继续打工还是读书），张琴说了句走一步，算一步。其实这种迷茫发生在所有年轻农民工身上，他们的路没有太多可选，怎样才能走一条能够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实现价值的途径，这同样是社会问题。现在即使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显得有些乏力，特别是没有背景的人。底层的人不能通过自身努力向中层流动，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片中真实记录了08年遭遇雪灾滞停春运的广州站，整个屏幕人头涌动，极为震撼，数万人拥挤火车站大部分都是回家的农民工，一对姐妹在挤出人堆后，抱头痛哭。画面中的广州站大楼，旁边立着两个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楼下，维持秩序的警察正在阻止想要进站的人群。张昌华一家在火车站守了几天终于踏上回家的火车。而这次回家团圆，父女的矛盾冲突到了高潮。因为与父母想法不合而吵架，父亲先动了手。
这个时候也是片中的高潮，张琴指着镜头吼叫，“他们不是想看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这显然是导演之前跟他们说过的话，可是张琴的话却反过来让这个片子更加真实。导演范立欣后来说道，纪录片虽然是要记录真实，但当时他自己也忍不住上前拉开了冲突中的父女两个人，所以这段镜头没有结尾。

年后，张琴去了深圳，在酒吧做服务生。08年底经济危机，张昌华夫妇的服装厂不再一片繁忙，空旷的厂房映射了失业的农民工。为了照顾上中学的儿子，张昌华让妻子回了老家，自己一个人在外支撑家庭。厂里的工人，只言片语谈论各种事情，厂里出口到美国的衣服，东莞成片倒闭的工厂，失业但没有各种保险的工人……画面的另一头，张琴和其他员工一起正在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直播，烟花过后，大家一片欢腾。然而这些农民工的生活却不会因这个盛会而改变。

其实把这个家庭的故事生生地剥裂出来搬到屏幕是残酷的，他们的悲伤，纠结，劳累，卑微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故事或许只是千万农民工家庭的一个，却深刻再现了重重问题。

是谁让他们抛家离子，奔波在外？谁让他们辛苦劳动，却不能得到改变生活的回报？谁让他们通宵守候只为一张回家的车票？谁又让他们无路可走，不能通过努力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

回家的绿皮火车在片中出现多次，他们知道哪里来哪里去，而生活的火车他们则无所适从，开往何处他们无法掌握

真实记录面前，一切都是那么有力，没有刻意安排的场景，灯光，对话或者造型，却足以震撼观众。

这部片子本身给4星，还要加1星致敬导演。在中国拍纪录片可能得不到回报，历时3年时间去创作，难能可贵。当前的中国，大家都很浮躁，花长时间去做没有效益的东西，可能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犹如很多实业都转作房地产一样。对比其他国产电影特别众多商业大片的不痛不痒，浮华光影，歌舞升平，看了这部纪录片就像是海市蜃楼消失后的沙漠，这才是这个社会本来面目。
感谢导演和制片组的呈现，没有粉饰的表演，而是真实刺痛的当下，这才是现在中国电影所缺乏的。

[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中国新闻周刊）

我没经历过春运，所以影片中2008年那场雪灾让人震撼得真想落泪。
因为断电，数以万计的农民工驻留在火车站。他们睁着一双双熬红的眼睛，不死心地等着。他们忍受着严寒，潮湿，驮着沉甸甸的编织袋，每个人都渺小得像一只蜗牛。每个人都想回家，所以一旦有什么消息走漏，人潮就开始骚动起来，警察拉起了人墙，竖起了栏杆，试图控制人流。但这时候，每个人都挤得面目全非，最后的理智和尊严完全崩塌，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捡起包袱，擦干眼泪，继续走，走啊走，最后淹没在浩浩荡荡的务工潮里。

他们是国民生产链条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我们吃的穿的，很多都出自于他们的双手。然而在这种时候，他们却买不起一张贵一点的车票，连回家这种微薄的愿望都变得难以实现。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我觉得所有怜悯和同情或是词不达意的安慰，都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虚伪。

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无能为力，而所谓的承担只是逆来顺受。

以张琴奶奶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他们努力耕作了大半辈子，因为没有愿景，因而安于农村。而以张昌华夫妇为代表的外出务工人员，一心想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下一代的出人头地，他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默默忍受着心酸，却殊不知压力越大，反弹越大，孩子并没有因此爱上学习，反而只想离开家，为了自由，怎么样都行。
而张琴，则代表了最广大，茫茫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她叛逆，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计划。可如果说她的反抗只因为青春期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未免有些冤枉人家了。本应该是嗷嗷待哺的时候，双亲就离家在外。有限的通话时间，也都是绕不开的学习话题。没人纠正过她的对错，没人关心过她自己的梦想。以至于她后来长大了，所能做的，也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在这场绕不开的家庭问题中，我们没有权利判断谁对谁错。我们只能深深地自省，是谁迫使他们骨肉分离，剥夺了她拥有一个健全家庭的权利。
片中有一场戏讲张琴去美发店做头发，当她顶着一头卷发走出理发店，太阳显得格外明朗，张琴偷偷地挺直了腰板，像极了傲慢的芭比娃娃。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场浪漫的美梦，虽然只有一瞬，但也足够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最讽刺的，是这些人仍保持着对国事的关注。列车上陌生的旅客，关注着体育新闻，他聊到NBA，聊到姚明，他相信中国的奥运会金牌数量能超过美国。他觉得，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怎么会比不上拥有几亿人口的美国呢？还有张琴，当她和夜总会的同事们一起看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复杂的表情。他们很专注，眼神中透露着向往，希望，又或是无奈，悲凉。他们是正直青春年华的孩子，难道不应该像教科书写的一样，“成为社会的栋梁，为祖国添砖加瓦”吗？而不知怎的，他们却到了这声色犬马的地方，为阔少爷富小姐的狂欢收拾残局。

说实话，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对这片土地抱有希望，现如今他们祖祖辈辈耕作的这片土地上，似乎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

最后，说个题外话，我在一篇评论上看到，老张夫妇买不到回家的票，他们知道电视台的人有路子，但他们太老实，从没向摄制组讨要过任何帮助。这时，我感到很庆幸，毕竟他们还是挺直了腰板做人，并没有因为贫困而丢失了尊严。


我觉得中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纪录片。记下农民工的平凡与伟大。至少希望从此，不再浪费粮食，不再心存鄙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