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之桥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 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 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 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 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 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 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 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 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 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 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 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 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 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 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柴静

这部片子讨论的仍然是Mitschuld：不仅是德国人过不去的坎，也是全人类无法抚平的创伤记忆了。

事实上33-45年的文学被简单粗暴划分成Emigration、Innere Emigration和Naziliteratur。纳粹文学自然不必谈，两种流亡文学中，前者指那些离开德国的作家在流亡途中/流亡地写下的作品，后者指不愿意离开德国的作家由于生存所迫，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于是创作转向形而上、自然、神话等等不与社会直接相关的题材。片子里的两个Erich大抵都属于此类。说简单粗暴是因为，这个划分充满了后历史时代价值评判的滤镜，实际上并没有人能体会到真正的流亡抑或内心流亡作家自身遭受着怎样的煎熬。内心流亡作家的作品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自然？）在文学价值上略逊一筹，但这部片子告诉我：他们并没有比那些逃亡瑞士苏联甚至美国的作家好过哪怕一点点，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在努力，只是要在德国境内生存下来，耗费的生命力太巨大了。

Kästner被反复问到为什么不走，他的答案在我看来既是最简单的又是最自然的：这是我的国家，我要记录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我在想德意志人从漫长的分立中走来，从18世纪开始呼号民族的诞生，他们该有多珍视这个作为统一体的国家，即使它看上去摇摇欲坠，即将走向覆灭——就像一开始没几个人觉得纳粹将会实现长期的统治。当一个德国人举目四望，问出Wo ist das Land的时候，他希望有片土地给出回应。这就是Kästner。我想这也是大部分Innere Emigration作家的本心。

这么一看，Thomas-Mann-Affäre其实很成问题。托马斯曼自己跑到美国避难，却对坚守在德国土地上的Kästner们大加讽刺，可他有什么立场呢？他是Verlassender，当然也是被祖国驱逐的verlassener，但他要斥责的应该是纳粹统治而非在德国境内recluse的作家们，因为离开并不是比留守道德层面更优越的选择，甚至可能也不是更困难的选择。反而是这些内心流亡的作家，看着自己的国家日复一日地覆灭却无能为力（此时当然是真正的无能为力，如果不懂自我保存而一味为了所谓信仰牺牲自己一定是不明智的），他们的痛苦才是真切的。所以托马斯曼理应受到这样的指责：他甚至没有生活在自己所指的生活中，他没有资格进行评判。而当他说33-45年德国境内出版的所有书籍的价值连一摊废纸都不如的时候（当然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他可能不知道所有黑夜里闪动的灯光、角落里的悲泣和一切沉默的见证。如果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我可以看可以听，我要活到比所有人都长久，然后写出到那时已经被所有人遗忘的故事。那就是他的Parole Emil。

Kästner显然做到了。现在我理解了他荣膺Büchner-Preis是实至名归。片子里Kästner周围的众人很好塑造出了当时知识界对纳粹夺权的反应。我猜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纳粹之外，没有人的生活是容易的。必须echo海德堡历史课上Frau Schadewald的话，没有人是无辜的。当你的邻居有一天突然被Gestapo带走，你该怎么办？你要去营救他吗？还是装作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这么一个人，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或者根本没有答案。但至少至少，Kästner的答案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到的答案。一个时代里不可能人人都是革命领袖，但你要保持头脑的清明，要看要听，要关注要思考，要有一颗完整的心。这已经是不错的答案了。很明显，der kleine Dienstag的存在就是在提醒Kästner，永远不能让自己麻木于这样的常规。Haben Sie Mitleid und Mitgefühl! 要先有感觉，才能übrigbleiben。

恐怕我现在这么想也是形势所迫，我可能达不到更高的要求了。我要先守住自己才行。

PS：影片中段的政治讽刺笑话真的好笑。可能要年度最佳了。

Da treffen sich zwei Irrenärzte.

Der eine sagt: „Heil Hitler!“

Der andere sagt: „Heil du den doch!“

PSS：Fitz在这个片子里非常灵动，不知道是演作家还是跟小孩子对戏的缘故，整个人很轻盈，但又沉重挣扎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我对Kästner产生了巨大好感。

PSSS：我想我不愿意也没有任何资格对那个时代的文人做出任何评判。逃亡和留守同样不易，关于前者我想到辗转于伦敦美国拉美最终还是在里约结束了自己生命的茨威格、多次尝试返回德国的布莱希特，当然还有因为法国沦陷而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却在法西边境突然丧失了继续前进的力量的本雅明。托马斯曼有他自己的选择，而且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至少他留下了作品，是足以流传数百年的作品，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就是这样，没有人能过上轻而易举的生活。更应该向20世纪的文人们致敬。无论他们选择的个体生命的呈现方式。

德国二战视角反战电影。以和平主义者、德国著名作家，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在那段黑暗的第三帝国统治时期，这位文学家和他忠实小读者汉斯的忘年友谊犹如黑暗中一点星光闪烁。

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年2月23日 - 1974年7月29日）曾于1960 年获得国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勋章，四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28年秋天，他出版了他最着名的儿童读物《Emil und die Detektive》，也因为这本书，他最忠实的拥护者汉斯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小家伙给这位崇拜的作家写信，甚至登门拜访，后来汉斯在1931年卡斯特纳编剧的同名电影里饰演了一个角色“小星期二”，这段往年交的友谊也刚刚开始。

Emil und die Detektive（1931年）海报

1933年，魏玛共和国在元首希特勒的上台后结束，而和平主义者卡斯特纳因反对纳粹政权，加之他没有像很多文化界批评专政的文人一样流亡国外，曾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和威胁，他们焚烧他的作品，指责那些书违背了“德国精神”，而卡斯特纳则认为留在柏林能更好地记录事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明立场「我是萨克森州德累斯顿的德国人，我的祖国不会让我离开，就像一棵长在德国的树，可能会在那里枯萎。」

为了不影响“小星期二”，他勒令那孩子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汉斯偷偷收藏起了作为禁书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著作，直到若干年后，“小星期二”成长为“大星期二”（最感动的是那只腊肠犬还陪伴着战争动乱下的男孩），他偶然看到报纸上登出卡斯特纳先生去世的讣告，他为了确定这个大朋友是否安好又来到了拉斯特纳先生的住所。再次相逢的忘年交在那样的岁月已然带给对方很多喜悦，即使身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这位少年依旧保持着正确的三观，不抛弃自己从小的有犹太血统的玩伴，可见童年时期他受到卡斯特纳先生的影响有多深远。

而二战后期，兵源匮乏，德国前线开始疯狂的征兵，那些无辜的少年们都被迫参战，汉斯也未能幸免于难。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张讣告，但战争的残酷溢于言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年人犯下的错，挑起的战争，最后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成长为青年的孩子们去送葬和善后，元首帅军的铁蹄之下摧毁的不仅仅盟军国家千万个家庭，也让德国本国的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1944年，卡斯特纳在柏林的住宅在爆炸袭击中被摧毁。1945年，亲历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的卡斯特纳在他的自传“ 自杀传奇”中为德累斯顿发出哀叹「我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即使你的父亲，孩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不能让你看到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在一千年中，她的美丽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晚上被彻底摧毁了。」

电影几乎没有正面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疯狂，而是透过主人公的经历去侧面表露，汉斯战死之后，卡斯特纳先生再未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除了两人以外，《Emil und die Detektive》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儿童演员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汉斯和其他27761位阵亡者一起被埋葬在科博沃的士兵墓地里，「口令是埃米尔」这句台词已经是绝唱。

如果国内视频网站不是删减版的话，这个电影完成的很令人遗憾。战争背景下的成人与少年的友谊，再加上真人真事改编，包括父与子的作者等著名配角，可以说的很多。但是它浪费了一个很不错的题材。前半段还好，节奏还比较稳。但后半段真正开始吃劲儿的时候，开始囫囵吞枣地糊弄，太着急推进剧情，所有关键节点都一闪而过，根本没有给出深入延展的时间。比如好友那句“你还要写搞笑剧到什么时候”，以及好友自杀前后等等。不写怎么糊口？成年人这种问话显得低幼，而因为没有背景交代，诸如“在猪圈里没有清白的人”这类台词就如说教般僵硬。

我想不通这个题材怎么才做了90分钟，实际可以说的内容有太多了，每一个配角人物的侧写都可以更深入，整体时代背景和小星期二的个人背景也可以再展开，战争前后对比也可以刻画地更强烈。课堂老师是脸谱化的凡人恶魔，就很老套了；而《父与子》的作者和小星期二的理发师朋友，明明可以详细聊聊的人物却着墨太少，比例分配极其不均衡。全片都围绕着作家展开，而实际对于作家也没有拍的很透，产房前后的戏对这个人物来讲没有太多意义。。主演德国小鲜肉我看了他好几部片子，演技还是在线的，只不过对这个片子来说不够厚，当然其他人的演技更是拉垮。而片中有三对明显的友情线，成人/成人，少年/少年，成人/少年，但勉强只完成了其中最后一条。

酒吧侍应生、钢琴演奏者、书店女销售，其实这些小配角都可以略铺开一些，影片就会显得更丰富，“时代切面”也能更饱满。但可惜的是，全片没有出彩的点，平铺直叙的十分寡淡，场景也过少。

最打动的人应该是作家最后过关卡时，纳粹小兵那句“密码是埃米尔”。那一刻会让人感到爱、艺术、文学，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巨大。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相通与情感相连，是可以跨越时间、立场、身份等等分野的。最后真实历史影像出现，“当年电影参演的小演员，战后只有两个幸存”—-这太难受了。所以这样的片子应该多拍，有一个机会就要拍好。这样不咸不淡的处理，远远削弱了现实本来的力量。

前面表现得很好，一大一小，作家与读者的感情贯透第三帝国的荒谬史，展现小孩不以小孩视角区分大人的渴望，作家两次面对纳粹的荒谬而不得不告诉星期二：我希望有大一点的读者。可是给大人看的童书，如果有普世价值，一定会比大人更老。

于是星期二长大了，可是第三帝国还是那个样子，腊肠狗配不上牧羊犬，战争不会颜面尽失，无论胜败！ 4月30日希特勒和妻子爱娃结婚后双双自杀，随后第三帝国迅速崩塌，如浮光掠影般的速度正合电影时光的切换，蜻蜓点水。很是突兀，不带说明。是不是也在用剪辑，用速度告诉我们：一切总会过去？ 可是这样自慰解不了历史的哀愁。一切要面对的都坦然，不期待时光快与慢，只是默默的做，按自己知道的去做。甚至宁愿用死亡来经历人生，那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吧！而非逃不逃这么简单又变扭。 勇气是另一贯穿的主题，作家和朋友情愿留在柏林，蒙羞，虽百死其犹未悔。只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走了，一声口号：埃米尔，救了他的命。 可是，这个口号呼应得有点生硬，最后才表现作者对战争的“悲天悯人”也为时太晚。很不合理。最后一部分这样的败笔不止一处，列如一伙人在交战区拍电影？哪有那么闲适？人人都高兴？战后相当大一部分人并不怪他们的元首。真实不一定如此，但镜头如此，就是真实。所以力量不足，而且在第三帝国之外，电影本身带点荒谬，这，也是一种卡萨旦吗？

不，这不符合童书作家的格调，不过倒暗合电影和叙事的玄妙。

童书作家要深沉，不能嬉笑怒骂，还要假装平易近人，他们要敏感，要把历史经验和个人感受揉成球不带一点毛躁踢给稚嫩的小孩。他们敏感的抓住孩子的心，而更深沉的隐喻，大人也会动容，因为他们懂，小孩不懂为什么，但是更敏感的他们能抓住最敏感的情绪变化，成为他们的印记。

但是越敏感越忧郁，唯有诗人，可以比肩。他们，真是时光的新娘——除去旧有的毂纹，还带来新置的嫁妆。

给大人看的童书会变老，但是小孩永远青涩，大人呢？

不好意思，我又误入了一部二战的战争电影片。这次讲述的故事已经极其隐晦了，但是我还是觉得，隐晦之下，少了那种战争的紧张感。想起来《钢琴家》，在战火纷飞的场面里面四处躲藏，也想起了《流浪的尤莱克》，一个逃亡的时候才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硬生生地靠着自己的一只手臂撑到了战争结束的故事；《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最后将军家的小男孩，误入了毒气营，最终死去的故事....

二战的电影真的太多太多了，多到每一部你看到的时候，内心深处都是隐隐作痛的，而且这些电影，让你难受得似乎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今天说我“误入”了一部二战的战争片，因为我已经有意识地在避免这种片子了，我有意思地避免这种片子，因为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难过上好几天。

还有那种关于“机器人”的片子，我对于机器人的片子也是极度反感。有关战争的片子我是心理上反感，而有关于机器人的片子我是生理上反感，反正不管怎样，反感就对着了。我对机器人片子的反感始于什么时候呢？始于《人工智能》这部片子，然后片子里面的小男孩，我看了之后真的是细思极恐...还有带给我恐惧的是那个做鸭子的机器人，他做鸭子的场面我也是记忆犹新，虽然说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但是我还是说...很反感。

这部电影里面，卡斯特纳和小星期二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了，从小星期二十多岁的时候，两个人就变成了好朋友。小星期二是卡斯特纳的书迷，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卡斯特纳的书被封了，有些也被烧掉了，卡斯特纳为了保护小星期二，于是很久很久不和小星期二联系了，而且谎称自己离开了这个国家。

一.有些友谊，地久天长

卡斯特纳和小星期二相差至少十岁吧，但是两个人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差异而排斥彼此。最终，两个人因为年龄的差异而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

而且卡斯特纳很有创意，小星期二的父母离婚了，于是小星期二说“要是你来做我的爸爸就好了。”小星期二和卡斯特纳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这个离婚的话题，卡斯特纳讲说：“我认为，只有双胞胎的父母才被允许离婚，每个家长都能得到一个孩子，也可以互相交换，父母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你看这个作家多有创意啊，我反正是想不到这样有趣的话题的。

然后看到了这里，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在重庆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是我妹妹，三天两头地打电话和我聊天，聊一些有的没的，我当时就跟她开玩笑讲说：“如果不是你每天和我聊天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开口讲一句话...”因为我在复习考研的过程中还是很自觉很独立的，可惜了，也没有考上。

而且我妹妹，还时不时地买零食给我吃，这种买零食的行为也让我内心深处得到了安慰。虽然我是姐姐，但是我一直在得到别人的照顾来着。这种友谊，我终生铭记。

二.无论如何，抵制战争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永久的约定》，作者是黑柳彻子。黑柳彻子是“豆豆”系列作品的作者，但是这本书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于战争的。伊拉克的孩子们，因为战争的缘故，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会有先天性疾病，当时去援助的医生们，检测出来了孩子们的疾病，却没有药物抑制。

而且当地打仗时候落下的炸弹，含有一种叫做“铀”的放射性物质，孩子们只要接触到这种物质，就会身体不舒服，而且这种物质，如果按照自然状态让它消失的话，可能需要几亿年的时间，所以说，战争带给人的伤害到底有多么的严重呢？隔着屏幕我都能过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惨痛结果。

还有些地方的孩子母亲，因为父亲被征兵入伍了，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母亲们只能说是....搞点这种行业勉强糊口，战争年代，即使是做这种工作，也不好赚钱的。母亲们不仅仅是养不了孩子们，最后自己还得了艾滋病...一般情况下，孩子们在母亲的体内是不容易感染艾滋病的，但是如果是自然分娩，不是剖腹产的话，孩子们在从母亲体内抱出来的时候，便会因为接触了母亲的血液而感染上艾滋病。如果是剖腹产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

可惜了，那里不仅仅剖腹产费用高，而且他们也没有钱去做剖腹产。

还有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缘故停水停电，这些人因为没有水和电，上厕所都没地方上，整座城市的设施都是完完全全瘫痪的。没有电的话其实还可以说是早点睡觉，但是如果没有水的话，这些人连喝水的地方都没有，更加别说是吃饭了。

城市附近有一条河，但是河水早已经被排出来的污水弄脏了，没办法，你想要喝水的话，只能喝这里的水了。哎，想想就挺难过的。

战争其实还是挺残酷的，我隔着屏幕，隔着书本都能够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所以说，抵制战争，让我们所有人和平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