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杰克

In Flanders fields the poppies blow
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That mark our place; and in the sky
The larks, still bravely singing, fly
Scarce heard amid the guns below.
We are the Dead. Short days ago
We lived, felt dawn, saw sunset glow,
Loved and were loved, and now we lie
In Flanders fields.
Take up our quarrel with the foe:
To you from failing hands we throw
The torch; be yours to hold it high.
If ye break faith with us who die
We shall not sleep,
though poppies grow
In Flanders fields

鲁德亚德·吉卜林，诗人，小说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文坛的标杆性人物，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语作家，也曾被提议授予英国桂冠诗人的头衔和晋封骑士的机会，但后两者他悉数拒绝；亨利·詹姆斯称他为自己“生平所见最具天赋之人”。吉卜林生于19世纪60年代，这是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巨轮平稳航行于世界之海，颓势未显之际，这是第二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帝国最强大的敌人拿破仑尚未诞生，击败他的威灵顿公爵尚未诞生，但帝国的捍卫者威廉·皮特首相和霍雷肖·纳尔逊将军皆已在幼龄，这之后爆发了美利坚十三州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的独立战争，爆发了撼动旧世界和旧传统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拿破仑横空出世，君临欧洲，瓦解的第一大英帝国在年轻的皮特首相掌舵下收拾好财政烂摊子，开始了对付这位不世雄主的艰难征途。从18世纪迈入19世纪，大不列颠变为联合王国，第二大英帝国在逐渐成型。经历漫长的挫折、艰危与种种困难，英国在最能体现这个民族性情的人们的领导下，击败了曾经无往不胜的拿破仑和他的法兰西帝国，站到了欧洲主人的位置上。整整一百年，直到吉卜林出生的年代，尽管东方动荡不堪，欧洲却是和平的，维多利亚的暖阳笼罩着英格兰大地，帝国向极远处伸展开它的触角，掌控着它的属地和属民的命运。吉卜林是盎格鲁印度人，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复杂问题，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占据显著位置。尽管并非出身贵族之家，吉卜林的家庭环境中却不缺显赫人物，他的一位姨夫是著名的拉斐尔前派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他的一位表弟是未来的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爱国从来不是一种虚幻空洞的、纯然盲目、排除理智的热情，斯巴达勇士的魂魄至今仍驻守在温泉关，早期的罗马人也正是倚靠这种纯朴热烈的情感扛过了布匿战争中最大的危机，建立起来罗马帝国。爱国是跟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关联的，若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不值得它的子民骄傲自豪，归宿感与爱国情绪又从何而来？吉卜林生在如此年代，回头望去，光辉彪炳，放眼未来，无限憧憬，他又有什么理由不被爱国的热情充满？又有什么理由当需要英国站出来时，他不选择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为此尽一份力呢？在《我的孩子杰克》中，当女儿怨责是父亲让儿子去送死时，吉卜林只能竭力试图跟妻子和女儿解释，为了保卫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光荣，他们应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和大战中的许多父亲一样，这个父亲有一个儿子上了前线。年轻的约翰想要从戎，但他的弱视阻挡了他通往军队的大门。他尝试了两次皆被拒绝。吉卜林是彼时英军总司令、爱尔兰近卫军团团长罗伯茨勋爵的终生朋友，应吉卜林的要求，约翰被接收进爱尔兰近卫军团。在1915年悲惨的卢斯战役中，约翰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泥沼中痛苦挣扎，一颗爆炸的炮弹撕开了他的脸。他的遗体没有被找到安葬，但在9月份被确认死亡，时年18岁。失去儿子后，吉卜林写下如是句子：“如果有人问我们因何而死，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父辈撒了谎。”（If any question why we died/Tell them,because our fathers lied.）其间或许隐含了他对自己在约翰之死中扮演的角色的内疚之情。

遗憾的是，吉卜林家庭的悲剧不仅仅是个别家庭的悲剧，而是当时千万家庭的悲剧，吉卜林的痛苦与遗憾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痛苦与遗憾，从英国对德宣战那一刻起，这样的痛苦与遗憾就已注定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并将延续到未来很久，甚至影响到另一场世界大战。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许多命运可以与约翰·吉卜林对观的个体，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从戎时19岁，爱德华·温德汉姆·特兰特（Edward Wyndham Tennant）从戎时17岁，威尔弗莱德·欧文（Wilfred Owen）从戎时22岁。他们都是自愿参军。尤其是死于索姆河战役中的爱德华·温德汉姆，一战爆发时他还是个温彻斯特公学学生，就毅然决然拿起武器为捍卫国家而战。他是参战的最年轻的温彻斯特人，出身贵族之家，战前正在为进入外交部做准备。在寄回家中给母亲的战地书信里，这个男孩以一种无畏的乐观和积极对待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难以想象的危险，直到预感死亡来临，他的勇敢与对家人的爱也未曾被剥夺。而大战中葬送掉的，正是许多这样优秀的英国儿子。这里面面临一个问题，他们究竟为什么去打仗？他们有没有自主意识？是被爱国宣传教育洗脑了，还是被“父辈的谎言”蒙骗了？好战？渴求荣耀？是被强迫驱赶上战场，因为留在英国的会被视为懦夫遭到鄙视？还是被征兵，无法想出合理借口免除兵役？还是为了捍卫祖国和挚爱的亲人，自愿奔赴前线？又或是因为兄弟、朋友、同窗、师长、学生都在异国他乡拼命，而自己觉得良心愧疚，无法袖手旁观？

我想情况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无法接受把“被父辈的谎言蒙骗”这样一顶帽子不加区分地一头罩在所有流血牺牲者头上，好象他们是完全没有自由意志、愚蠢地去送死的傻瓜。这不公平。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一切战争从践踏人的尊严和生命权的角度而言，都是可谴责的。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拥有完全胜利、不需偿付代价的一方。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值得没有阴影的歌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应该去打仗，不应该去尽他们认为该尽的职责，不应该去捍卫他们觉得值得捍卫的事物。像爱德华·温德汉姆这样的年轻人，在任何时代都是令人惋惜和值得钦敬的好青年。我无法用“愚蠢”或“被蒙骗”来定性他们的作为。有一些我所知道的和平主义者，他们照样参战了，拿了军功勋章，死在了战场，或者身负重伤。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英国整整一代的青年精英阶层。损失与得利不成正比。能说这一代青年精英都是傻瓜？

The Old Lie: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为祖国捐躯的甜美与光荣，不过是古老的谎言。这是战争诗人欧文24岁时写下的诗句。欧文在写下这首诗歌后回到了前线，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于停战日前一周阵亡。

爱德华·温德汉姆在卢斯、伊普尔、索姆河诸地作战，1916年9月22日被德军狙击枪手所杀，时刚满他的19岁生日两个月零22天。

他们到今天仍被人铭记。

Memento mori，人人终将死亡，但也许我们并不会死得比被浪费掉的他们更有价值。和平年代的我们，迷失的我们，没有理想，没有信仰，谈不上卑鄙，却也没有高贵可言。再大的成就，与前人相比亦不过平庸二字。

如果要揭示发动战争背后的龌龊面目，我们有《西线无战事》就够了；如果要为英国的老殖民主义世界观的谢幕唏嘘，我们有《桂和大桥》就够了。

老实说，我对此片本来抱了不小的兴趣。但全片一如英国式的下午茶模式，拖沓淡定。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是一直模棱两可。

故事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很遗憾，全片没能把握起来。

暴风骤雨时，诗人疾呼，我们的国家患难危机。他高喊让我们团结起来去做他们叫我们做的事，可诗人总是忘记或者不去考虑，是谁让我们站在暴风骤雨前。
死了儿子才开始自责有什么用，良心早在送儿子上战场前一刻就热腾腾的煮进嗜血者的炖肉锅里了。
文人相较于战争，永远不会站在正确的一边。

        俱往矣，风云人物。暴风骤雨时，诗人疾呼，我们的国家患难危机。他高喊让我们团结起来去做他们叫我们做的事，可诗人总是忘记或者不去考虑，是谁让我们站在暴风骤雨前。文人相较于战争，永远不会站在正确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