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2019

首发于深焦：图文版

2021年对罗马尼亚电影界是个不错的年份。先有拉杜·裘德加冕金熊，正式坐稳罗马尼亚当今“四巨头”席位，后有亚历山大·讷讷乌的《集体》抢下两个奥斯卡提名，而这也是历史上罗马尼亚电影的第一次奥斯卡提名。这是之前无论是前辈大师扬·波佩斯库-戈波或是卢奇安·平蒂列，亦或是新浪潮风头最劲的“三巨头”，均未能达成的成就。此前最好成绩是克里斯蒂安·蒙久凭借戛纳双奖作品《山之外》入围过最佳外语片短名单（另一个最接近提名的是，拿下克莱蒙费朗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佳短片的「圣诞礼物」，该片入围过最佳真人短片的短名单）。不过再往前数，蒙久的《四月三周两天》未能入围短名单，除了引发巨大争议（当年一篇著名吐槽评论的标题为《请问“奥斯卡丑闻”用罗马尼亚语怎么说？》）也引发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规则调整。

当然还可以聊聊的是罗马尼亚本国的提名程序。目前罗马尼亚选送代表本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评选的机构是罗马尼亚电影家协会（UCIN，读音大概是“乌沁”）的一个专家委员会（而不是所有会员）。UCIN虽然名称比较像中国电影家协会（也就是金鸡奖的主办单位），但是架构还是仿照奥斯卡背后的“学院”而建设的。UCIN的投票结果经常很迷幻，比如在2016年他们就投出了普优的《雪山之家》，而并非人见人爱的蒙久代表作《毕业会考》。既然蒙久能撼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审规则，为了冲奥显然《毕业会考》是个更好的选择，很可能挤掉《禁忌之恋》砍下罗国影史第一个奥斯卡提名（当然那一年的局面是法哈蒂因为川普的政策意外反杀成功二封反正也没奖……）。蒙久在墙外更香那简直是不争的事实。莫说这个，蒙久跟罗马尼亚戈波奖闹翻也好几年了……

这次《集体》拿下两个奥斯卡提名，堪称罗马尼亚电影又一个历史性突破。当然2019-2020年的罗国电影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便是纪录片方面，拉杜·裘德的两部力作《大写印刷体》和《火车出站》也可以一战。那么为什么是《集体》？这个选择还是颇有些意味的。

首先可以看看《集体》的电影节路线。影片于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特别展映，并同时登陆多伦多电影节——这是典型的颁奖季电影的路线。影片好评如潮之后还入围了包括阿姆斯特丹IDFA、哥德堡、圣丹斯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电影节，并拿下了2020年欧洲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影片在美国转了一圈电影节后进入发行流程，并收获一堆影评人协会的提名与奖项，还拿到了英国学院奖和独立精神奖提名（未颁奖）。这一通操作其实有点像曾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修女艾达》。

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很容易理解这部影片。首先是社会公正-调查记者这个题材，影片里调查记者那条线剪得实在有点像《聚焦》，当然更大一个故事是个人对抗大公司/政府，官商勾结，线人爆料、腐败窝案、政治谋杀、内幕重重这种戏码，简直是美国电影电视剧的标配。这个故事易于共情的点还在于恰逢新冠疫情，不仅影片谈的就是医疗体系的问题，而且卫生部长那条叙事线，稍稍一联想就是川皇抗疫不力，有识之士勉力支撑屡败屡战的投射，简直不要太像。加上愿意在电影院里读字幕的观众（奉俊昊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而且其实《里夫金的电影节》里，“subtitled film”应该直接翻译成“外语片”才对嘛）本身就是教育程度较高的、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观众。怎么可能不把这部片子“内植”成自己的经验？

稍稍解释一下“内植”这个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戴锦华老师提出的这个概念极好地解释了《阿甘正传》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戴老师认为《阿甘正传》对美国六十年代伤痛的处理方式，被中国（知识界/电影界）借用，象征性地疗愈了一部分文革及八十年代末的伤痛，这个内植的过程在于，我们这边的伤痛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被言说（只能是“伤痕”）和想象性的抚慰，而必须借助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文本，用以代替自己的经验，其实也带有“移情”的过程。类似的例子比如《悲情城市》，比如最近电影圈人人交口称赞的《亲爱的同志们》（这个译名才准确……）。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集体》的内植稍有不同，只是因为他们还处在忙着拍《神奇女侠1984》这种打脸片的阶段，以及疫情来的太快，能用来抚慰和反思的影片还没拍出来，这时一部如此好看，如此对症下药的片子出现（不过恰好是罗马尼亚片而已），当然，要叫好。

回来说《集体》这部影片。译名方面曾长期被译作“科莱采夫”，这个翻译也蛮搞笑的，音译也不能这么译（标准音译是……科莱蒂夫）。港译“医官同谋”并不准确，因为还有供应商的问题；台译“一场大火之后”还算不错。不过直译“集体”还是比较准确的，“集体”俱乐部本身开在一个前工厂里，而这个工厂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后冷战标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这也被认为是罗马尼亚的一段黄金时代），罗共执政时收归国有，罗共倒台后原来的所有者未能成功收回，反而成为了前厂长的私人财产——典型的后冷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案例。“集体”这个颇具社会主义历史的命名，提示着工厂的空间和前社会主义历史，同时也暗示着后续事件中，记者与新卫生部长要对抗的也是一个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联盟的“集体”。

影片主要人物托隆坦具备一切斯皮尔伯格影片男主角的特质，看上去是个“普通先生”，但被不公正激发出了惊人潜能。嗅觉灵敏，业务熟练，下手稳准狠，也有积极的社会介入意识。在调查“集体”事件（罗马尼亚对这一事件的说法叫做“稀释消毒剂丑闻”）之前，托隆坦是罗马尼亚第一大体育报纸《体育日报》的主编（2009年发行达6万多份）。《体育日报》创刊于1924年，一度也做得很大，2008年甚至还开办了自己的电视台（2014年关闭），2010年改版后还曾刊发3D图片广告。2018年被瑞士荣格集团收购。不过影片中出现的报社印刷厂已经被报废并拆除了。托隆坦跟随这部纪录片也去了许多电影节，随着颁奖季的一片好评，他也成了最近一段时间的焦点人物，如今以数字出版为主的《体育日报》也自豪地在网站上援引《纽约时报》的评论“我真的想知道《体育日报》这种头版只关注足球的报纸，是怎么培养出如此出色的新闻调查团队的。”

当然，如果你读托隆坦的博客的话，他自己就专门开了一个“调查”的分类，虽说他的第一分类是足球，但他的足球文章写得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基本上是个专业调查记者了。他在调查“集体”事件之前，就曾经调查过罗马尼亚足球界的洗钱案，其结果是包括著名球星格奥尔基·波佩斯库在内的8个人被判刑。最近他一直在报道跟疫情和疫苗有关的新闻。在奥斯卡提名揭晓后，他发了三篇文章。来看看题目吧：

3月15日：调查记者在哪里等待奥斯卡的新闻？在布加勒斯特法庭上是最好的方式

（这篇文章也很劲爆，托隆坦写到他最近三年一直在调查的中国黑帮拉皮条案……）

3月15日：NARCIS HOGEA：对父母而言，最悲惨的事情是失去了孩子，并感觉他死得毫无价值。我现在可以说：“ALEX，我们亲爱的儿子，世界将听到你的故事！”

（本文发布于提名公布之后，是对火灾中烧伤、因无法出国治疗而在医院去世的Alex Hogea的父亲的采访。托隆坦写道：“这次的曝光，让这个故事不再仅仅属于我们，整个国家都在质疑，并且等待答案”）

3月22日：186次庭审0最终宣判，“集体”事件相关的5个案件中的司法公正

托隆坦在这篇跟踪报道中指出，时隔五年，仍然没有任何责任人受到法律的惩罚。五个案件分别为：“集体”俱乐部消防安全案（上诉中，4月2日下一次宣判）、Malaxa医院经理挪用公款案（已有7人认罪并被判刑，主犯未审结）、Malaxa医院经理虚假合同案（延期审理）【这一案件出现在纪录片当中】、Hexi制药案（即影片中稀释消毒剂丑闻，这一案件被两个法庭拒绝审理，“没人想审理这个案子”。最终于2019年初审，此后被上诉法院推迟审理），以及“集体”中烧伤者医疗事故案（还在检察官办公室，连被告都没有被确定）。

看看是不是业界良心？热点都蹭的这么业务！

影片的剪辑和叙事线安排显然也是在向《聚焦》靠近（不少构图和细节安排都很像）。不过影片的结构也并非没有瑕疵，比如视点在后期切换到新卫生部长一边，虽说“书生救国+技术官僚+对抗体系”的人物弧线挺不错，但视点上就比较割裂，而且问题逐渐被带偏了，最后落到器官移植法案上面，不由得不说这是有些离题——但这也可以说是纪录片/Non Fiction的题中之义，由医疗体系的问题讨论到政治体系（尤其民粹政治势力把医疗问题政治化……）上。

问题在于，中国观众或者美国观众，搞得清楚罗马尼亚政治么？

我来捋一下时间线：

2015年10月30日：火灾。

2015年11月3-9日，罗马尼亚多地爆发群众游行，抗议政府无能。

2015年11月4日，总理蓬塔及社会民主党（PSD）政府辞职。

2015年11月17日，总理乔洛什及无党派的技术官僚政府上台，执政至2017年1月4日。

2016年3月27日，追思会——电影时间线开始

【追思会文章链接：//www.tolo.ro/2016/03/27/parintii-victimelor-de-la-colectiv-ne-ati-furat-suficient-25-de-ani-gata-lasati-ne-sa-traim/】

此后是托隆坦的调查，爆出丑闻，文章可以在他的个人博客上阅读，如2016年4月的几篇著名文章：//www.tolo.ro/2016/04/

比如这篇直接怼卫生部长的：

2016年5月9日，原卫生部长辞职。

2016年5月20日（周五），新任卫生部长弗拉德·沃伊库莱斯库上台。

2016年5月23日，Hexi制药老板Dan Condrea死于车祸。

此后就是卫生部长的时间线，尝试改变，但是陷入了死结。

然后是结尾：

2016年12月11日 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得45%的选票，取得67个参议院席位及154个众议院席位（全部席位：参议院136，众议院329，最终由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联盟党联合组阁）。

看清楚了吗，政府在火灾之后就辞职了，影片开始于火灾发生的5个月后。托隆坦反复质询的是技术官僚政府的卫生部。所以影片的时间线聚焦在“集体”俱乐部大火发生之后一年内的事情，而且要点在于……体育记者可以搞调查，但技术官僚救不了罗马尼亚。卫生部长跟父亲那个电话，简直就是“如此生活三十年，大厦还没崩塌”。问题在于，当年罗马尼亚可是革命成功了啊，然后呢？

所以，影片这个奇怪的结构是有用意的，前半段是托隆坦的调查与提问；后半段转到卫生部长视点的段落，当然是一次试图回答，但并不是预想中的答案。一铲子挖下去，挖出来的是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所以这才是纪录片比起故事片更动人的地方，因为即便生活再像电影，它仍然不是电影，没有剧作法或者观众要求的大团圆结局，它的结局是，无解。

是不是很眼熟。是不是，不能不明白？

如果你以为影片说的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揭露了腐败导致的医疗事故并导致卫生部长下台，那只是一个层面。影片对这个事件的分析还是得需要结合些国情才看得出来。比如，革命后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进程，新既得利益群体的形成，新社会制度下旧的权钱交易和腐败的模式，社会运动的遗产，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当今社会政党政治的弊病，环环相扣，死结纵横。

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熟悉罗马尼亚历史的都知道，1989年圣诞节前那一个星期发生了什么。

我不禁怀疑导演讷讷乌有些历史循环论，不过只是在这一刻，才能发现这一代罗马尼亚导演，共同都在处理着一个命题：究竟1945-1989年的历史是如何在影响着今天。在普优那里，是“咖啡与香烟，还是这一套”，是勒泽雷斯库先生之死的偶然与必然；在蒙久那里，是《毕业会考》里让下一代赶紧离开这片土地；在波蓝波宇那里，是后革命社会中，一些改变了，一些尚待改变；在拉杜·裘德那里，影响着今天罗马尼亚社会的历史，得从二十世纪初数到直到革命之后。

把现实的问题历史化，罗马尼亚导演太擅长了。

随着这两个奥斯卡提名，被罗国评论家宣布了好几次的“罗马尼亚纪录片新浪潮”终于算是站在了聚光灯的中央。从早年的安德烈·乌日克、弗洛林·耶潘和亚历山德鲁·所罗门开始，新世纪以来的罗马尼亚纪录片其实一直也相当扎实，还诞生过《齐奥塞斯库自传》《共产主义银行大劫案》这样的杰作。但是罗马尼亚新浪潮统治力如此之强（至少在国际电影节圈子里，2005-2013算是顶流），也掩盖了不少纪录片光芒。随着跨界过来的裘德大放异彩，加上2020年讷讷乌和拉杜·乔尔尼丘克的巨大成功（后者2020年纪录片《我的家》（Acasa - My Home）获得圣丹斯世界纪录片最佳摄影奖，并入围多个重要电影节），再来一个导演就可以正式宣布纪录片新浪潮了！

一场大火之后的救治，将罗马尼亚的医疗系统成为揭开整个国家贪腐的第一块遮羞布。作为一部纪录片，它呈现了整个医疗调查的全过程。从调查医院用的消毒剂被稀释了10倍开始，整个卫生部对于消毒剂的选用成为了第一个调查起点。医疗系统对于公款的“稀释”，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点，也就是言论自由与煽动暴力的界限，媒体一直在严格注意舆论的风口，防止其演变为社会的动乱和骚动，这也是经常在比例原则下衡量是否政府开始采取手段对于公众的干涉作为一个合理线的起点。此外，这部片对于司法程序与国家当局部门的尺度的把握，也贯穿于整个调查的过程中，包括检察官与卫生部对于消毒剂撤回问题的讨论，应该由司法程序而不是政府部门下令撤回不合格的消毒剂。我不能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部电影，倒是很像一部合格的社会事件政府调查步骤与媒体的质疑。这只有存在与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国家才能做到对于调查独立以及结果的论证和质疑。我记得之前上课老师说过，很多时候看这种片，更像是一种对于民主的意淫。在民主这个词已经变得有点戏谑的语境当下，更应该去理解这个词语包括的整个社会制度。这部片从一个方面展现出来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福山的书里曾经说过，民主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制度发展的尾声，现在更多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内部对于民主制度的彻底执行和监督。结合疫情的背景，福山认为，即使是民主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并不代表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颠覆和怀疑，而恰恰是这种体系在自我完善和贯彻的过程。

集体

导演:亚历山大·讷讷乌 编剧:亚历山大·讷讷乌/Antoaneta Opris 主演:Razvan Lutac/Mirela Neag/Catalin Tolontan/Tedy Ursuleanu/Vlad Voiculescu 类型:纪录片 上映日期:2019-09-04(威尼斯电影节)/2020-01-28(罗马尼亚)

谁能想到，一场猝不及防的火灾将罗马利亚政府和医疗系统背后隐藏多年的烂疮曝露在青天白日之下。这道属于罗马尼亚的伤痕被来自罗马利亚的导演亚历山大·讷讷乌拍成了纪录片《集体》。《集体》在上映后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观众自然地将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思考意义与深陷在后疫情时代的当下结合在一起。

图 | 2020年11月14日（当地时间），罗马尼亚皮亚特拉尼亚姆茨市一所新冠病人定点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10人死亡。

导演亚历山大·纳纳乌认为，“医院腐败和随后政府集体掩盖的事件虽然发生在罗马利亚，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故事，它有一种普世性，这在后疫情时代后更为重要。政治腐败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因此维护社会正义和新闻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现在，正是把这部电影带给国际观众最恰当的时刻。”

揭开政治背后的毒瘤

时间回到2015年，罗马尼亚的一所夜店在摇滚乐队演唱过程中发生了火灾，27名年轻人当场死亡，180人受伤，在受伤的人中有37人随后在医院中过世。吊诡的是，这些在医院中死亡的人并非因大面积烧伤过世，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细菌感染。与此同时，政府却依旧在大肆宣扬着国家医疗系统的优越，声称能为伤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并不批准伤者赴国外治疗。

在政府完美的口号之下，一个又一个伤者在医院死去。很明显，政府在说谎，医疗系统也并不完美。体育公报的记者卡塔林·托隆坦携团队对此展开了私密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众人大跌眼镜，原来，来自荷西制药公司的消毒液已经覆盖了全国范围内的医院，但是这还不足以令人惊讶，真正可怕的是，这些消毒液全部都被稀释了十倍，也就是说，消毒液消毒杀菌的功能仅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这也就解释了火灾中的烧伤患者为何都死于细菌感染。

图 | 2015年10月30日（当地时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家夜总会发生大火。

随着卡塔林·托隆坦团队日复一日的努力，这个用稀释消毒液垄断进全国范围内医疗系统进而令无数人死于细菌感染的幕后大毒瘤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荷西制药的老板丹·康德拉。他用低廉的成本价加上对医疗系统领导大范围的贿赂实现垄断，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丹·康德拉的“成功”离不开接受他贿赂与他达成合作的医疗体统里的领导们，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领导的身上几乎都带有着民主党派的印记。也就是说，杀死人们的不是细菌，不是消毒液，而是荷西制药的幕后资本家和备受人民信赖的政府，他们一同站在食物链顶端品尝着钱权盛宴。

图 | 2015年在夜店发生不幸的大多数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联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申讨医疗机制的不完善。

就在卡塔林·托隆坦团队有望将与丹·康德拉达成贿赂交易的政府官员一一揭露出来之时，发生了戏剧般的逆转，丹·康德拉神秘地死去了，丹·康德拉和他背后的黑暗秘密一同归于毁灭之中。丹·康德拉的死亡无疑是犯罪高层对卡塔林·托隆坦的警告，他们站在黑暗处，永远不由得托隆坦窥探出他们的真面目。然而，卡塔林·托隆坦团队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甚至对拿出虚假报告的卫生部长提出质疑，从而逼迫后者辞职。

图 | 涉事死者的家人在向卡塔林提供一些检验报告。

这一过程中，卡塔林·托隆坦显然在一步步地刺破政府包装真相的虚假外壳，罗马利亚的民众在看到新闻后甚至举行示威，人们惊惶地看到最好的新闻调查竟然出于体育公报，一时之间民众的愤懑达到顶峰。然而，不免有人将民众的示威以及康德拉的死亡都归咎于卡塔林·托隆坦的头上，以新闻道德的名义去苛责他的真实爆料。显然，这些人无法面对卡塔林·托隆坦呈现出的血淋淋的真相，他们宁愿重回平静，但是，即使重回平静那也只是虚假的平静。托隆坦坚持认为，民众的沉默是对当局的纵容，如果保持沉默，我们就是共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背后的权力关系，因为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归咎责任的迷障重重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叙事视角逐渐转向了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弗拉德身上。作为独立在政治之外的技术官僚，弗拉德怀着满腔热血来处理医疗体系内的糟粕。然而，事情远非简单，等着他的是面对彻底腐败的医疗体系的无力。腐烂已经不止于稀释的消毒液，其实早已深深刻进了每一道医疗程序里。

图 | 新上任的卫生部长弗拉德，还是太年轻。

在层层深入后，弗拉德看到的是医疗体系的彻底腐烂，高层领导掌控大局根本不会被弗拉德这样的小卫生部长所影响。他们既是权力罪行的实施者又是事发后制定新政策的决策者，他们的权力渗透进医疗体系的每一个环节，医生服从于他们的同时又从他们手中捞得利益，在医生权力层之下的员工们则便只有听令的份。领导们在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贪污的钱本来可以为罗马尼亚建立拥有真正完善医疗系统的医院。

图 | 《体育公报》的卡塔林·托隆坦虽然是一名体育新闻记者，但是作为记者这个特殊的职业，他要做的就是寻求真理和真相，并将此公诸于世。

与此同时，人们正在死亡，幼虫爬上烧伤病人的脸，弗拉德必须做出决定拯救人们。然而，对于巨大的体制溃烂，弗拉德只能尽自己所能做出一点点的改变，一点点不足以动摇整个体系的改变。面对紧迫的局势，弗拉德决定在下一轮选举之前登出紧急法案，要求医院主管不得在党派内担任职位。面对市长为了照顾国家形象的威逼，弗拉德则坚持不做政治工具，而是对民众实事求是地公布真相。

罪恶之下无辜的赎罪者

尽管有坚持正义和真相的卡塔林·托隆坦和弗拉德为民众看清真相，但是最终，没有人能掰倒权力者的手腕。在选举中，民主党胜出，弗拉德的卫生部长的职位也顺理成章地被民主党派的官员替换。卡塔林·托隆坦的团队则不停地受到威胁和诅咒。一切看似都依旧没有改变，“这个国家无法挽回了。”弗拉德的父亲哀声道。

图 | 选举结束后，弗拉德在回去的路上与父亲通了一个电话。可见父亲对他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表明这个失败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救了”。

回到这部纪录片本身，整部纪录片在冷峻犀利地跟随着正义者揭露真相之外，还交杂着另外一条叙事线，集中于在火灾中被大面积烧伤并丧失了一只手的阿迪娜身上。导演在揭露腐败链条的过程中穿插进阿迪娜勇敢地面对伤痛并积极地投入康复进程的生活，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坚强有尊严的生命所蕴含的珍贵意义，她既是肮脏交易者的灰色链条中的牺牲者又是一道在一片黑暗中真正闪光的生命。

图 | 在火灾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女孩。她是幸运的，因为她活下来了。她是不幸的，因为细菌感染，她永远的失去了她的左手。

除此之外，影片没有忽视对受害者家属以及社会群众的群像刻画。在那些无关火灾事件的社会群众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与火灾牵连者的深刻联结。他们站在示威队伍里为受害者们发声，他们站在阿迪娜的伤痕照片前沉默深思，这足以能看出罗马尼亚民众的共情与反思能力是强大的。

图 | 阿迪娜照片展上，弗拉德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另外，还有一些沉默的人。他们是受害者家属们。他们沉默地面对着亲人亡去的伤痛，这个深深伤害到罗马尼亚整个社会的巨大伤痕无情地渗透进他们每一个个体的伤痛之中，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为罪恶者赎罪的竟是无辜的民众，魔鬼依旧在人间操控着一切，无人能改变这一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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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罗马尼亚一家夜店内的音乐会上，摇滚乐队在舞台上嘶吼，微弱的火苗在人声鼎沸时窜起，当火灾蔓延开来时，人们惊叫着涌向出口，烈火加慌乱引起的踩踏，最终导致了27名年轻人当场死亡，180人受伤。

为何一场突发的火灾，却让罗马尼亚整个国家的医疗体系，甚至政治格局发生了变革？纪录片《科莱采夫》记录下了这一切。

影片从体育报调查记者、新任卫生部部长、灾后幸存人员的三方视角出发，抽丝剥茧地还原出了整个事件的脉络。

被“稀释”的人性

事件最开始的矛盾点是医院在知情的情况下，让患者待在有菌的环境里，并使用了稀释后的劣质消毒剂。该消毒剂由无良厂商通过贿赂手段提供，其中的活性成分含量极低，起不到任何的杀菌消毒作用，很多患者不是死于火灾，而是死于细菌感染的并发症。

其次，罗马尼亚政府也信誓旦旦称，将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一导火索，引燃了整个罗马尼亚的医疗系统，人们开始问责受贿的医疗管理层，和默许这一切发生的罗马尼亚政府。

一位良心不安的医生爆料出了最残酷的现实，落后的医疗系统，应付不了突发的灾难，病患被白色床单遮住脸，两个人挤在同一张床上，伤口经劣质的消毒水清理后，身体各处开始感染，甚至长出了蛆......

劣质消毒剂害死了数百位病患，但被稀释的不只有劣质消毒剂，还是医院的公款，也更是医疗体系管理层的“人性”。爆料的医生自愧道，很多罗马尼亚医生为了钱，已经不做“人”了，勾结手术室的上司，只为把病患送进手术室，收取更多钱......

荒谬的是，这一重大社会新闻的调查报道，全出自当地的一家体育日报。影片在记者举步维艰的采证、调查、对峙中前进，很冷酷地用旁观者视角记录了一切。

当真相慢慢还原，人们在街上高喊出记者姓名，向他表示致敬，这一幕着实感人。有良知和社会担当的记者是增稠剂，他们搅动了看似清澈的表象，让这个被“稀释”了的世界，不再那么寡淡。

拉起“无知之幕”

事情发生后，民众对于罗马尼亚政府的愤怒来自于早期的无动于衷，与后期的掩饰真相。罗马尼亚政府滥用了民众的信任，谎报医疗条件的同时，还宣称劣质消毒剂是有效的。（授权涉案医院的相关人员对消毒剂进行了“检查”。）

“当媒体向决策者妥协时，决策者便会滥用公民的信任。”调查记者在电视上愤愤然说道，他唤醒了盲目中的人，也向无能的权力者，发起了挑战。这是腐败与革新的斗争，也是是贪婪与公正的对决。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无知之幕”，意思是人们要公正对待一件事，一个人时，先聚集在一块幕布下讨论，并约定好每个人在走向幕布后，都随机分配到社会中的各个身份，保证了讨论的绝对公正性。

影片的质地是坚硬的，但其内核却柔软无比，它避开了最煽情，最容易切入的伤口——展示幸存人员的遭遇、采访受难者家属。而像一把锐利的尖刀，猛地扎向最内核的部位，径直切向大动脉。

《科莱采夫》的记录拉扯下了罗马尼亚政府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它试图理性而冷酷地拉起一张“无知之幕”，给民众以更自由，更公正透明的讨论环境。

在整个事件的调查中，真相总是呼之欲出，却难以触碰。消毒剂供应商离奇死亡；被贿赂的医疗管理人员暂无下文；短暂上任的卫生部部长看似一道曙光，却无疾而终。或许残酷的真相永远隔着一层轻薄的羽衣，一切好像马上要揭开了，却又被人遮盖起来......

罗马尼亚

《集体》虽然是一部关于罗马尼亚的纪录片，但是片中情节的转折比很多剧情片还要出乎意料。其中大部分转折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片头导演做了时序颠倒的处理。这个效果在第一次看时，给予了我非常巨大的冲击与思考。电影先呈现了一个colectiv火灾受害的一个集会和新闻发布会。之后衔接的是一个音乐会，摇滚歌手在舞台上用歌词愤怒地斥责政府的腐败。

在没有任何额外信息提供的情况下，大部分观众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火灾之后的一个抗议集会。但是在歌曲结束后，现场燃起大火。火焰与浓烟迅速吞噬了正在录像的手机和它的主人。此时观众逐渐意识到这段视频并不是火灾后的集会，而是火灾发生的现场。这让整个火灾变得非常的讽刺。这种颠倒顺序的剪辑方式极大的增强了这种讽刺的效果，也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冲击。并且这种讽刺和冲击最终也成为电影结局的一个暗示。电影的结局也是全片最令人惊讶的情节。原因在于整部纪录片中，从民间（托隆坦）到政府（弗拉德）都在控诉和展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的腐败。然而社民党依然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就如弗拉德的父亲在电话里所说的“人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在看完全片之后，沉浸在关于腐败政党获胜的困惑之中时，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或片段依然能够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其中就有控诉政府的演唱会发生点燃一切的火灾。而想起这样的片段就好像是一个伏笔。腐败一直存在，而腐败的政党也一直可以获胜。这次民主选举让一个腐败的政党当权，也并不是个例。奥利维亚·曼宁在她的《巴尔干三部曲》中就描写过二战之前和之中的罗马尼亚。那时的氛围和电影中所呈现依然有几分相似，政局浑浊，充满流言蜚语，腐化，官员们冷酷无情。伊娃·霍夫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游东欧五国时，在自己的游记中同样写道“在罗马尼亚，人们仍然无法相信那些腐化的源头可以被发现、被审问或被要求承担责任。在东欧其他地方已经逐渐透明化的权利，在这里却仍然是混沌、神秘而难以理解的。”从二战的第一颗子弹上膛至今已有八十二年，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也已有三十年。罗马尼亚的腐败并没有因为战争改变，也没有因为政体更替改变。

观察电影的手法

影片没有为出场的人物配上名字与身份，同时也没有旁白和背景音乐。这种呈现方式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被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所使用。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会更加强调镜头和剪辑的作用。不提供过多的信息会迫使观众集中注意力去观察人物的行为、表情和语言。把看电影的过程变为观察电影的过程。而这样的纪录片也被称作观察电影。而且去除了文字符号，影片还能保留更多的多义性，这也是电影作为艺术的魅力之一。就如同这部电影，其实我对弗拉德的态度是一直随着叙事的推进在不停地变化。弗拉德是个相对乐观的人，在影评中他经常会笑。这种笑容其实就可以让人有多种解读，一种就是乐观我已经说过了，另一种就是并没有非常重视这些事情，而且即便是改革失败，他也可以全身而退。没有孤注一掷的压力，在听到医生为了多做手术挣更多的钱而贿赂上级，把不需要做手术的人送入并不干净的手术室时，他才会无奈的笑了。

其实在用无奈这个词的时候就让解读空间大打折扣。无奈其实是有些偏向于弗拉德的立场。而在真实的影片中没有多余的描述。所以观众必须一直保持警惕，保持思考。虽然观影过程会耗费更多的精力，但是也同时能够激发更多的思考。

不止是纪录片之一

虽然是纪录片其实这部电影也入选了某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的评选。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些片段完全可以当作剧情片来看。比如我刚刚提到的片头的时序颠倒。除此之外，影片中后段有一个弗拉德参加某个会议的情节。会议上，来自医疗体系的各种人员指出医疗体系和政府是多么腐朽。

此时弗拉德一边听着这些令人愤怒的话，一边摆弄手中的塑料片。然后塑料片突然被他掰断了。这简直活脱脱一个商业片的镜头。

我甚至怀疑这是导演故意安排的情节，虽然不会是。这个画面非常好地展示了弗拉德的内心。这是弗拉德在听取各种控诉时心态崩溃的外化表现。因为他是卫生部长，他不能随意发火。而塑料片的断裂这个细节完美地把弗拉德内心的气愤展现出来了。其实这是在商业片中经常运用的手法，现在的文艺片也有可能会用这种手法，当然表现形式会更加隐晦。而且导演敏锐地察觉到弗拉德手部的动作，可能最初导演只是想通过摆弄塑料片来表现弗拉德内心的波动。但是当塑料片被掰断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得到摄影师大概简直高兴地要跳起来了。这里也提一下，纪录片的拍摄是有一些依赖运气的。尤其是观察电影是要努力避免脚本、要旨和主题放在优先位置去考虑。否则就会被主观印象束缚，即使在现场看到了与主观印象不同的现实，也很难反映到电影之中。根据这一点，数字摄像机的出现大大推动了纪录片的发展。一方面，胶卷即使在这个年代也不甚便宜。有了数字摄像机，摆脱了胶片，导演和摄影师就可以摆脱脚本的束缚。因为他们可以拍摄大量的素材并从中选取所需的片段，而不是在胶片数量和资金的限制之下，过度依赖脚本，在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内拍出想要的内容。同时，数字影片的剪辑也比胶片方便许多，可以给予导演拍摄大量素材的勇气。这是数字摄像机得以推动纪录片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不止是纪录片之二

此外纪录片中出人意料的反转以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愤怒的、令人绝望的情节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剧情片。我经常看一些世界新闻，世界上不断发生的事情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大国博弈与地区冲突，其本身就像是一个超长的剧集。而剧集的编剧要么是精英智库，要么就是极端分子。按高中语文老师的说法，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有一个新闻画面至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阿富汗两个武装势力对峙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消瘦的中年士兵双手举过头顶从掩体中走出，对着双方用他们都听得懂的方言说到“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攻击，我们一直都一起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就像《集体》这部电影。除了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全片都在用真实发生的事件刺激着观众，让人感到非常的绝望。正如弗拉德所说的“一切都腐烂不堪，这个部门的九成都完全…极度腐败而且缺乏动力。从内到外都烂透了”即使作为部长，医疗系统的最高执行长官，他也完全无能为力。影片中有一个非常惊悚的画面，一个病人的耳朵里生出了蛆虫，而且在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耳廓蠕动。

有些医生不忍看到这些，用白布蒙在病患的脸上。可是当病患醒来看到面前的白布时会是怎样的感受。在利益面前，人的痛苦被掩盖与视而不见，人的生命甚至不能成为交易中的筹码。而这个社会好像又离不开这些麻木的贪婪的官员，就像这个世界已经离不开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我们看到了这种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种种弊端，我们看到了掠夺市场中的种种险恶。即便是有肯·洛奇和亚历山大·讷讷乌这样的导演不断努力去揭露这些黑暗。即便是身背房贷，996的努力工作，身处其中。但是我们无法改变，我们无法选择。就像罗马尼亚的人们最终还是选出了因为火灾集体辞职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尾声

至此，最后推荐一首John Lennon的歌曲Imagine，

……

Imagine no possessions,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for greed or hunger,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that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参考资料：

《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拍纪录片》,想田和弘[著],尹芷汐[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伊娃·霍夫曼[著],胡洲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www.tolo.ro （托隆坦的新闻主页）

比起政府的谎言，腐败，贪婪并且无能，我以为政府通过医疗腐败如此赤裸的屠杀百姓已经骇人听闻，但没想到在一群人如此努力探寻真相曝光政府的背后，却是民众面对真相与正义的冷漠，呼求平等、正义的永远是那极少数，但那冷漠的大多数依旧对此毫不关心，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本身是一种大恐惧，然而，当代你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家，哪种体制内，我觉得群体的冷漠都不是极少数事件，就好比这段时间阿里女员工事件的背后，是整个公司体系的冷漠，这样的犯罪行为甚至是阿里文化的一部分，那在我们生活中看到的实际上更多，我觉得人性是个深渊，在任何时代，你都不能太深入的去凝视它。 作品整体来说，可能前半部分的表达会更为出色，它的真实感和带入性会更强，中后部分开始，我觉得带有太强烈的主观意识并且叠加了部分可以更精简的表达，但是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它必然是激进并且主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