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条件(第一、二部)

 《人间的条件》：战争的真相与人性的消亡
文/盒饭君


【一】

历史是一段具有欺骗性的故事，正如那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些记录过去的文字中仍带有强烈的主观偏向。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逃不脱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战争中，军队总得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那冠冕堂皇之下总隐藏了一些意识形态的“阴谋”。利比亚人民反对暴政统治的卡扎菲，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等国的“制裁”，不管是为了“自由”还是清扫“恐怖分子”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都是一个看起来伟大的理由。

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事件”日军称中国毁坏铁路或者士兵失踪等诸多理由，掀起了一场对华战争，这场战争也披挂着“东亚共荣”的外衣。这亦是一个看似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民族主义的熏陶和渲染之下，对这场战争可能再熟悉不过，甚至因为人教版多年的历史课本，在世人心中都种下了仇恨的情绪。然这种悄无声息的仇恨，也是中国民族主义隐藏的目的。不管怎样，毕竟日本引发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终究错误在他们，所以也很少有中国人去深究，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对于日本的全面否定，对国人惨状的描述，对这些台面上的大是大非都不做深究，哪怕细节上某些日本人揣着人性的善，仍然不能磨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产生的仇恨。

因了民族主义情绪，因了历史书写者的意识形态差异，所以战争没有绝对的真相。所谓的真相，也只有经历了那场“末日劫难”的人们能够零散地拼凑出一星半点，但亦很难做到真正的中立态度去看那些细节中的人性光辉。

小林正树，日本导演，生于1916年。1941年早稻田大学哲学系毕业，就职松竹电影公司任副导演，同年征召入伍，先后在满洲和冲绳服役。战败后被俘，在战俘营从事劳动。1946年回松竹复职，入著名导演木下惠介门下，专职从事电影事业。小林正树与黑泽明、木下惠介、市川昆，并称日本影坛四骑士。

就是这样一位导演，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导演，拍出了一系列战后反思电影。他的哲学思维，让他更加独立中立的去看待那场战争带来的苦痛——不管是给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的反思，给世界电影史带来了无数佳作，中国人在反思，日本人在反思，所有参战国都在反思。纪录片、剧情片，无疑好一段时间的作品都围绕着那段不堪的历史展开叙事。

1959年，小林正树拍下了《人间的条件》（有译名：《何以为人》），这部制作长达三年的三部曲（6集，片长9小时38分钟）被誉为“反战电影的最高杰作”，它“深刻描写了战争扼杀人性的不合理性”，作为一个参战日本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剖析那场不义之战给中日普通民众带来的苦痛。

电影一直围绕主角梶在战前、战时、战后的一些悲惨遭遇而展开。战争让法律、道德、秩序陷入混乱时，他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化身边人，以人的姿态和命运做出对抗，终究一直支持着他活下去的信念（过一个普普通通人的生活），没有把他带出死亡的宿命。

看罢9个多小时的电影，再反观中国人拍的那些抗战电影，总觉得少了一种大气。中国人并不缺少大气的精神，只是中国人的大气体现出来的则是电影《东京审判》里面梅汝璈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对座位排序的抗争，亦或者曾经热血一时的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对待日本人的那种嫉恶如仇。中国电影喜欢站在一个束之高阁，超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而把仇恨或者伟大种植在人们心中。当《南京！南京！》出现时，一部没有真正主角的群像电影，开始看到那场战争中不一样的人性光芒时，那种看似有意为之的角色安排，都成了绝响。

当然，在此笔者亦不是想全面否定中国的电影事业，亦或者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在《人间的条件》里，电影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对中国人的刻画，显得单调而模式化；9个小时看一个人的悲剧，在情节上越看到后面越会觉得单调等。但这些仍不能磨灭一部具有人性光辉的电影，导演小林正树拍出《人间的条件》亦需要承担的巨大舆论压力。小林对于自己国家错误的反思，最终电影得到公映这一点，却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尤其中国关于自身问题的电影，太多都成为禁片，不免让人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正视自身错误和缺点又怎可能真正把前路走得更加辉煌？文艺中的自我反省，仍需要电影审查机构有一个大肚能容的心态。这也是在看完韩国电影《假日》之后，我发出的一阵感叹，这一点在中国文艺事业中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这个坎让电影成禁片，让书成禁书，却也让人们对审查机构的狭隘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容易产生“敌意的反抗”。


【二】

黑白电影，看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古旧的亲切感。《人间的条件》，有译名《何以为人》。怎样才能称其为人？人性则是小林正树在这部耗时3年片长9个小时的电影中极力诠释的，这部影片塑造了梶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他的悲剧某种程度上因其对战争的真相看得太透，同时又无法逃脱一个普通人的软弱，所以注定在这种不平衡中难以追求其内心的向往。神性的向往与人性的身躯，妻子美千子在梶心中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亦是一种平淡安宁生活的具象表征。“活下去，回到妻子身边”这一精神信念，最终仍然没能支撑他疲倦病患的身体撑到那一刻。

梶：王，你终于没看的黎明就死了，但是你的同胞，肯定会再黎明的曙光中，安葬你。在误以为自己袒护的战俘王亨立已死时他如是说道，可经历太多的苦痛与折磨，梶他自己亦没有等来天明的那一刻，便被冻死在皑皑白雪之中。

在第一二部当中，梶和妻子美千子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在战争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一直期望自己能够免于兵役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这种生活却被梶心中的人道主义给打破了，他无法做到折磨那些人，便注定不能和管理战俘的人同流合污，也因而显得阻力重重。

梶终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化人。他因为一篇《殖民地劳务管理问题》的报告而被指派到满洲负责劳务工作，改善劳工环境。他的软弱和理想主义，让他极力想和那些战俘们成为朋友。然这群中国战俘，事实上很多只是日本兵抓来的普通民众，在他们心中自然对这些日本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仇恨，又怎么可能以朋友相称。逃亡，是他们可以免于沉重的劳动和严酷工作环境的唯一方法。

在这两部电影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形象：慰安妇、“汉奸”小陈、战俘。

慰安妇在侵华战争中，日本至今都不愿意承认的问题，在这样一部电影中出现了。电影中似乎还暗指了日本慰安妇的形象，在最后一部里，一个村落里面活着一群日本妇女，他们靠和苏联士兵发生性行为得以存活下来，同时还“接待”日本兵。而另外一个镜头，则是一群流亡的妇女小孩走在一条大道上，一辆苏联军车丢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被强奸的日本女人，从其他人口中梶得知，他们是在日本“艺妓”帮助下来到这里，而这些艺妓都被苏联军队抓走了。

而慰安妇与战俘老高的爱情也是这两部电影中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同样遭受日本人的欺辱，最后惺惺相惜，可最后因为老高逃跑，而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这段难得的爱情也因此陨灭，片子最后，那个慰安妇一直追着梶和美千子的背后，拿石头扔他们，并不时喊着“日本鬼子，不得好死！”

影片里的小陈，是一个软弱善良的人，他知道梶对他的好，也明白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初尝男女之欢的他，在慰安妇的怂恿之下，帮助那些战俘逃跑。可他又不得不面对梶对他的好，以及与梶作对的日本人对他的威胁，最终无法面对这多方面的压力，小陈奔向电网陨灭于此。

梶：要是仅仅因为我是日本人，就攻击我的话是不对的，你们就要失掉这里唯一的朋友。

电影中，梶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一直忽略了战争这个前提，仅仅是希望在战俘营和他们成为朋友，以人性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可也因了他的这种性格为他后来被迫招进军队埋下了伏笔。

而在电影2小时45分左右，关于拯救那几个被误以为逃亡的中国战俘，梶在和王亨立谈话中，王的那番话更强化了他最后的悲剧。他是实实在在的站在战俘和更多受难的中国人这边的，但深受日本人带来灾难的中国人却很难把日本人当做朋友，这也是最后梶落得日本人不相信他，中国人亦不相信他的结局：

王亨立：如果在这个时刻你失败了，没有人再出于人的角度相信你，你自己也不会再相信自己。你既然自己明白，为什么无所作为呢？
王亨立：小的过失或者软弱，你会犯，我也会犯。但是只要更正就可以被原谅，但是在关键时刻的过失和软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的犯罪。
王亨立：那个瞬间是，抑或成为军国主义的同党，抑或成为美好的人的分水岭。

在战乱的年代里，梶的人性光辉与努力，最终在影片结束时，被慰安妇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呼喊声中送上了征兵的路上。


 【三】

梶：我不只是控告吉田一个人，在这个控告里，我可以把它归结为军队的荒谬，因为它的荒谬行为，小原的死不是因为家庭原因：真正的罪人，是军队！

梶的性格，有时候会让人生起“烂好人”的评价，对待身边人都有一种保护的欲望，不管他们是弱者，亦或者朋友。第三四部影片里，梶以一名出色的军人身份进入到军队，他具有较好的素质，不管是射击还是行军，但是他并没有很轻松的度过上前线的那段艰苦岁月。

征兵入伍的日本人，他们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父亲、儿子、丈夫，但是进入军营，等待他们的是军事化的训练，与磨灭人性的杀戮。电影中小原的自杀控诉了军队中不合理的制度，老兵欺负新兵，对新兵的欺辱已经超越了体罚而进行精神上的折磨。抹去中日战争中谁对谁错的疑问，在日本军营内部，这种老兵对新兵的欺辱更像敌我矛盾，动则打至吐血。

小原军事素质不好，家庭环境不畅，战友的欺辱，以至于最终让他选择自戕。“死了的军人不能再站起来，他死于维护一个人的尊严。”在小原经受不住训练与战友非人的折磨，选择自杀的那个画面，不免让人想起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式的荒谬与讽刺。“我们都得死，迟早的事。”小原犹豫着多次用步枪对准自己开枪，没有得逞，每次开枪使观众的心跟着一次次被抓紧，当他恍然明白，“是命运的先兆么？不过，为什么要那么急着去死？”却不小心，枪走火了。

然在军营中，梶还邂逅了真助、丹下和自己战前大义参军获中尉军衔的景山。他们都是一群并不愿意参与战争杀戮的人，只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命运，尽管主动参军的景山，也并不是嗜杀之徒。景山的软弱心性，尽管是一个军官，他也没有站出来和那些老顽固兵对峙来保护新兵，同时，他对自己的故友梶的保护也显得那么软弱。景山作为一个军官，他亦相信日本战败是不可逆转的情状：“不用再揣测所谓的机会了。部队从这倒那分开，不管对国家的期望，这就是现实！”

真助和丹下某种程度上是同样的人，不希望打仗的他们一个选择逃亡，一个选择向苏联投降。在真助逃亡之前，他和梶进行过一次谈话，在真助的认识中，进入军队，对于多数人来说不管胜败都很难战争结束之后回到过去的样子，精神和肉体都很难回归：

真助：你选什么？一个人们自由的信念之地，或者一个能找到你妻子的地方？
梶：我跟她保证会跟她再开始的。
真助：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去么？
梶：不知道。我想！

战争终究是一个无情的环境，而军队背后所谓的国家精神与意志需要的是泯灭人性，让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就像梶第一次杀人之后，他心中想的是，他杀人了，美千子会原谅他么？梶和很多的士兵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心中也并没有埋下一个杀人机器。而这不是军队所期望看到的：

军官：军人的命运本应明确的，指明他们家人不应该干涉军政的，那军队的解决方法又是什么？

小原：通过对祖国的吸收而得来荣誉。

军官：感到害怕的军人比共党更危险，共产党人起码能勇敢的战斗，可是你，却在战斗面前哆嗦！

梶在这样一个抹杀人性的环境里，他不能选择逃亡，不能选择自杀，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在真助逃亡前借助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一把。他以软弱甚至懦弱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部下，他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活着回去，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跟着他一起活着回去，哪怕以懦弱的方式，但他亦不得不带着自己的队伍上前线面对生和死的考验。

他的软弱，也因了他对寺田所言：

“不考虑你母亲眼泪的白痴！当她知道你的死，死在战场，就是白死。你有一天会明白的。”

三四部结束时，梶带着自己的部队与苏联坦克开始了一场生死的对战，然他无法保护自己的每一个部下，寺田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他终究还是知道，寺田如果一直跟着自己，便不会从一个新兵长大……在战场上，为了活下来，梶杀死了一个自己的发疯的战友，若不杀死他，可能招来苏联兵，可杀死他之后，这个软弱的善者又无限的迷惘！

梶：我是个怪物！但是我要活着！


【 四】

逃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种“可耻”的人。但是人的生存都不存在，又何谈耻辱。活着，终究是前提，如果想活着也是可耻的，想过上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生活也是不应该的，那社会将陷入永久浑浊。我们会觉得逃兵可耻，我们会觉得韩信能忍胯下之辱，什么样的耻辱是可以忍受的？是为了伟大的目标，亦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

作为一个想活着的逃兵，作为一个有人性的逃兵，梶一路上不断的救助各种普通民众，面对未来他自己都不确定的时候，心中仍然想着能够和美千子过上美好的生活。可面对自己身处的满洲国，他自己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处身之处，脑中想着的是自己老婆被人欺辱，自己曾拼死保护的战俘被杀的画面：

梶：男满洲这个地方，就像日本人的坟墓，日本人还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吗？

途中遇到的一个女人，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梶一直坚持的核心：“我开始羡慕一家人一起生活的美好！”梶心中响起美千子的声音，“家是一个如此美好的保护自己抵御外来事物的场所！”然而为了这个目的，不管是他还是其他士兵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他们而言他们并不想如此：

丹下：可能我们正在为一种毫无价值的自由付出昂贵的代价！

梶：这是个虚幻的幸福，我们所分享的所有欢乐，是以中国人的牺牲为代价，为了生活我现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要杀人、抢劫，因为我必须战斗！

其实某种程度上，梶并没有站在真正的人性的高度，他的人道主义和软弱有时难以区别开来，但电影的巧妙之处，梶、丹下以及路上救助的一个女人，他们行经一个村庄时，日本女人被中国自卫队的士兵打死，梶说他要埋葬了这个女人再走，而丹下说，“如果你埋葬那个女孩，你同样也应该埋葬那些满洲人！我来替你做这个！”这句话让丹下这样一个配角的角色体现出了别样的光辉，点醒了在人道主义和软弱之间徘徊的梶。

“即使在红军中也有流氓，几即使只有几百个当中的几个。”丹下因为苏联军队强奸日本女人时所想。然也相反衬出他们几个日本并是千千万万残暴的日本兵中例外的几个，然梶却从这件事中看出了这种互相杀戮欺辱的真相：“红军应该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军队。这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历史，可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这将使个从所未有的不可磨灭的伤疤，仇恨的血液将在伤口中继续流淌，人和人之间传达着滋长不可磨灭的怀疑！如何向人类解释，这个不可弥补的耻辱！”

现如今这种耻辱还在每个深受其害的人身上流淌，直到今天，仍然活着的中国慰安妇仍然在向那些没有认识到这个“不可弥补的耻辱”的日本人讨回他们的尊严。电影不仅涉及到慰安妇等问题，还暗指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战时中、日、俄三方复杂的政治利益关系。

士兵A：我们真的迷路了，这个神圣的运动把我们带远了，关东军的部队得把我们带离那！
丹下：是的，他们应该要这样！不过他们的领帅被留在或者是回到了日本，
寺田：如果我们输了，即便是日本……
士兵B：日本旧要开往美国！
丹下：是的，那么苏联就会代替满洲国统治中国了！
士兵B：由蒋介石统治。
丹下：这我不知道，反正是中国人途中被捕又能怎样？苏联不需要他，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中国的解放，中国真的能被解放吗？
士兵C：这么说来苏联喜欢没有目的的军事活动。
梶：这个解放，以怎样的手段才能够实现？
丹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革命的准备。
梶：国内战争。

然而电影的末端，使梶一行人走向战俘以至于最终给他带来致命伤害的竟然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慰安妇村。作为普通的民众，他们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这群普通的日本女人，和更多的普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战争亦是深恶痛绝，为了阻止在村中爆发的战斗，一个女人打乱了梶的计划。剧情在这里，梶有两个选择，殊死一斗或者缴械投降。他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软弱，让他选择了后者。为了保护村中的女人，他带着自己的部下选择了战俘的生活。

电影到此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前后照应。一如电影开始，梶作为一个劳工管理者，极力为自己管理的战俘争取利益，但到了末端，他却以战俘的方式出现，而那些当初他所反对的那些严酷管理环境依旧存在。成为苏联战俘的他们却忍受着日本人翻译皆川和日本管理者野毛的虐待。悲哀的是梶极力保护的寺田也被野毛害死，梶的嫉恶如仇，让他最后一次发泄了心中的不快——打死了野毛。

经历了千辛万苦，等待梶的应该是柳暗花明，但电影到此处并没有给梶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这场战争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一场灾难，于更多普通日本人来说，亦是如此。尽管心中不断响起美千子的话语，仍没有让他活着回到原来的生活。正如之前逃亡的真助所言，无法回到过去，一语成谶的命运悲剧因为战争而必然地降临在梶身上。

“真正的罪人，是军队！”


【五】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是经典，一半的评分给了剧情的大胆，对人性的思考，对战争贻害的表现；另一半还得给导演小林正树。在现今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因在中国出演不少战时的电影，回到日本都会被一些激进分子打，我们又怎么来看待小林正树拍摄《人间的条件》那个时候所面临的压力。1959年，二战日本宣布投降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个军国主义思想仍然占据人们心灵一角的力量，必然给小林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小林正树做到了！

很多战后反思电影，都不及此片来得深刻直接。《泥之河》，导演小栗康平在影片中以小孩的视角，亦对战争之后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但那种反思在多年之后的1981年，亦是点到为止。而且在《泥之河》里，影片几乎重心全放在了战争对日本人的影响之上。

而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起来，对于那段战争历史的表现，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却很少有被称作“反思”的电影，或陆川的《南京！南京！》算得一例。《南京！南京！》中的角川作为一个日本兵，终究出于一个人的姿态对中国弱者表现出一种扶助和不忍心。然并非在众多国人影片批判日本民族之时出来说说日本的人性美就是反思。从中国的角度，笔者认为，所谓的反思，我们亦要考虑为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曾经自诩为泱泱大国、天朝上国，却无法抵御一个岛国的侵略？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思想上的偏见等等，中国的电影事业，或者很多方面都有待更进一步的发展。《地雷战》《地道战》《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紫日》《小兵张嘎》《鸡毛信》，如此我们耳熟能详的战后电影太多，可都几乎如出一辙，在电影中除了弱智化日本人，则是残暴化日本人，或许中国的电影需要另一种声音。

当然中国导演们亦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抗压精神，以至于在电影审查机构的“删减裁”之下能够出一些真正受民众喜欢的电影，或有一天，中国的电影事业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而电影审查机构的狭隘，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阻力才能看清文化亦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才能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很少有一部二战片，能像《做人的条件》这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审视得如此之深刻，即便后来同样批判法西斯的日本红色经典《战争与人》，也没能办到这般彻底、如此的“无人性也是一种人性”。

    不过作为冷门佳作，本片在网上难寻踪迹，能够找到的版本也大多翻译得很差劲，迅雷上有带字幕的MKV版，片名译作《何以为人》（日文原名是“人間の條件”），尽管最后一集漏译了十多分钟（其他版本也没有译出这一段），但总的来说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了。

    如果你要以好莱坞大片的标准问我这片好看不，我只能回答它“不好看”，但拍得很出色。因为本片主要以反战为主，所以没有任何激情的内容，沉闷的对话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气氛压抑得让人闯不过气。

    如果要用一个简短的字眼来概括主题的话，那就是：人间地狱。

    影片对法西斯制度，并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口头谴责”，而是把所有人还原为“普通人”加以审视（“普通人”不等于“好人”），以更为冷静而真实的手法去表现其毒害性，以更为人性化的角度去反思战争，不像同期的很多日本二战片那样暧昧不清，反映战争“残酷”的同时也强调自身很“可怜”。它也不像《南京南京》那样自作多情、自以为是。

    一味的口头谴责并不是审视法西斯的最好方式，它等于直接否认了法西斯是“由个体组成”的，也等于否定了“个体有成长过程”，仿佛有些人天生生下来注定成为大圣人、有些人天生生下来就注定成为大恶棍，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可能、没有一个演化过程。

    不妨套用《西线无战事》开头的那段话来形容本片：

    “这不是一次谴责，也不是表达内心的忏悔，更不是在描述一场冒险，对于那些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战争绝不仅仅是冒险。”

    是的，《做人的条件》里所讲述的，并非一场“冒险”，很多战争片如《拯救大兵瑞恩》虽然意在突出战争的“惨烈”，却无形中将战争浪漫化、冒险化、英雄化。

    故事后期讲述主角一行人逃亡的场景，也没有拍成“虎口脱险”，而是极力地营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人畏惧战争的后果、还有被人忽略的角落，深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此时考验主角一行人生死存亡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敌人的追击”，而是大自然的残酷（这点和《从海底出击》很相似），此时什么国家、民族、文明、政治、战争、君主……之类，都已经显得不值一提，在残酷的大自然面前，所有人都被打回了原始状态。
    众人空着肚子，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仅存的几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被日军占领的村庄，可迎接他们的日军头头，却顶着肚子指责他们是懦夫，不够“爱国”。


    我并不反对拍以日军为主角的片子，相反，我觉得换个视角看待战争是件有意义的事。

    《做人的条件》和《南京南京》的主人公都是心存良知的日本士兵，然而在处理这个人物方面，两部影片却有天差地别，《南南》的格调是“日军中也有好人”，《人》则是“好人只能被时代绑架”。

    军国主义说白了只有一句宗旨：为主子献身是最光荣的，主子的命令与荣誉高于一切。

    在这种反动思想的倡导下，人类在“大局”前只是单位，个人的思考能力被剥夺，人性被灭绝，它极力地泯灭人性中卑怯的一面，要求所有人必须“英勇善战”（所以要了解军国主义的片子是怎样的，其实不必特意去看日本影片，我国就不乏《上X岭》、《董X瑞》这样的军国大作）。

    《做人的条件》主角梶是一个被时代所绑架的卑微人物，在这部长达九小时的影片里，他始终是独立的个体，无法溶入和改变这个无情的时代。

    梶本人并不好战，可他身边的人都是军国份子，都以“报效祖国”为荣。在腐败的军国主义面前，他只是一个无力的存在，个人对集体的反抗是多么的苍白、多么的无足称道。

    作为官僚时，他以俯视的角度，主张善待中国劳工，却换来了所有人的不理解。劳工营是没有尊严的。
    被服兵役时，他以平视的角度，主张平等对待每一个士兵，却换来了同行的羞辱。军营是没有人性的。
    成为战俘时，他以仰视的角度，主张为俘虏们争取基本的权利，但这只是“笑话”。战俘营是残酷的。

    梶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他无法像《南京南京》里的角川那样拯救别人，他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他因为替中国劳工说了几句话，就被视为“叛国份子”，进了牢狱，之后被强行充军。
    他和护士聊了一下天，就“害”得对方被送上战场（这就是法西斯的毫无人性之处）。
    他请求战俘营的管理头头（日本人）宽待他的朋友，等到的却是朋友被虐待至死的惨剧……
    
    在这个毫无人性的时代，梶根本没有做人的权利。身为时代的弃儿，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故事后期，日本战败，士兵们四处逃窜，有的为非作歹杀害弱者，有的漠视同胞的痛苦，有的趁机向苏军拍马，有的大吹时事幻想等国共爆发内战再杀个“回马枪”……只有梶一人，他已经受不了这些扯淡，温暖的家庭是他唯一的渴求。

    妻子的拥抱，对梶而言，一开始，是“生活”，接着，变成“期待”，到了最后，成了“梦想”。

    无情的时代绑架了梶，然后无情地摧残了他，再将他无情地抛弃。梶只不过是军国主义这颗大毒瘤的“无关痛痒”的受害者罢，他的反抗、他的正直、他的逃亡、他的生死都对“大局”没有影响。

    时代永远保护那些有权有势者。

    搞南京大屠杀的朝香鸠彦，成了“高尔夫球会会长”。
    搞731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成了受人膜拜的“军神”。
    日本天皇虽然被“拉下马”，却依然高高在上。
    东条英机被判了极刑，却被供奉在“英灵”之位上。
    诸多日本战犯虽然入了牢，却在几年后纷纷出狱（有的还当了政客）。
    诸多杀人如麻的日本老兵，在战后享受着国家的福利（远非中国老兵能比）。
    ……

    只有梶这种可悲的渺小之人，才被惩罚得最深。

    天下虽大，却无处为家，也许对梶而言，只有那片冰冷的雪原，才是他的解脱之地……


    本片不知是否受到《西线无战事》的影响，感觉很多场景颇为相像，比如第三部（第5集）开头，主角为了逃命捅死了一个苏联士兵，最初对他而言只是战术需要迫不得已，可等到成功逃生后回过头来，那个苏联士兵中刀时的表情一直浮现在主角的脑海里。尽管战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但主角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称自己为“杀人犯”。

    作为一部优秀的反战片，剧中自然少不了震撼人心的镜头。

    梶的一个朋友同样不好战争，他入伍完全是因为“世俗观念”，即男人不参军枉男人、不效忠于政府就是不爱国，在这种成见和队友吉田整日的嘲弄下，他最终选择了自杀。梶气愤地说凶手其实不只是吉田，还有死者的家人、朋友、和有罪的军队，是他们“联手”起来把死者逼上了绝路。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场景，冲绳岛被美军攻下后，某日本军官慷慨激昂地说“士兵要无畏地死”，旁边的战友听了后讽刺道：“口才好的都不是最勇敢的。”

    当然，还有以下的这段对话，最能折射出当时日本军部的情况：

    “如果日本战败了……”
    “日本怎么可能战败？！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不爱国的！”
    “虽说不爱国，可大家都在这样想……”

    而下边主角与苏联军官的这番谈话，更是在诸多日本二战片难以看到的：

    “你承认日军迫害了我们俄国的战士？”
    “是的……”
    “你承认日军迫害了中国人的战士？”
    “是的……”

    如今日本拍的二战片，可有多少部作品能够如此直面历史问题？

    本片难得的地方是对日军的批判并不止于口头上的谴责，第一部就有中国共产党带领劳工起来反抗日军的场景，还有一个抗日战士被处决后情妇大骂日军是“日本鬼子”的情节。


    除了《做人的条件》，我觉得还有三部作品是很出色的，这就是熊井启早期拍过三部二战片：《帝银事件》、《日本列岛》和《望乡》。

    这三部作品，全部都是改编自真实事件。

    《帝银事件》所讲述的，是发生在二战结束几年后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凶手利用毒药杀害了银行工作人员后趁机抢走了存款，然而这起重案的不寻常之处，就是凶手所使用的毒药疑似来源于731部队，而美军和日本政府都对731提供了庇护。影片的主题之尖锐可见一斑。导演还认为当时被判刑的犯人并非真正的凶手，而是被政府抬出来充当替死鬼的无辜之人。

    《日本列岛》的女主角是一名中国少女，她的父亲在二战爆发后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从此生死不明。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位老侦探为这名中国少女寻找其父的过程，然而因为事件牵涉到过多的敏感问题，最终酿成了悲剧。

    《望乡》曾经被我国引入，由上译配音。故事背景发生在二战前夕，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筹集资金，允许日本妇女出国卖淫（但其实大多是被迫的），可当她们把白花花的钞票寄回国内改善日本社会后，日本民众全都翻脸不认人了，还对其投以鄙视的目光，影片的主人公阿崎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南洋姐”，而加害者不仅仅是日本政府，也有日本民众。影片通过“南洋姐”阿崎的故事，对日本社会的冷漠无情进行了批判，还借剧中的某些角色之口讽刺了日军的侵略行为。据导演所说，“南洋姐”们是日本侵略者的“索引”，她们所到之处，就是日军后来侵略过的地方！确实，在影片的最后，作家三谷圭子来到了当年“南洋姐”们的坟地前，发现这里已经破旧不堪，盟军轰炸当地的时候，日军也屠杀了当地人。此时最令人震撼的场面出现了：“南洋姐”们的墓碑，全部背对着日本……

    熊井启的这几部经典之作，都是从平民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以军人为主角的作品，日本拍过不少相关影片，但大多暧昧不清，明确反法西斯的片子，大概只有《做人的条件》和《战争与人》了。而比较客观的作品则有《虎虎虎》和《没有出口的海》等等。

    我在这里重点批评一下《硫磺岛来信》，我对它不能谅解的程度，完全不亚于《萤火虫之墓》。

    在日本比《硫磺岛》更能正视历史问题的作品多的是，特别是与《做人的条件》相比的时候，无论真实、客观、价值体现，《硫磺岛》都显得不值一提。

    很多人说意大利不也拍了部《血战阿拉曼》、德国不也拍了部《帝国的毁灭》，凭什么日本不能拍《硫磺岛来信》。

    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日本人不能拍以日军为主角的电影，你们去翻一下我的留言记录，何时说过？而“记忆”好点的同志大概还记得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话，就不啰嗦了。

    《帝国的毁灭》折射出来的是“冷静的疯狂”，它对纳粹正视而不辩护，《硫磺岛来信》更多的则是强调“日军也是人”，多少有怜悯的成分，它不像《帝国》那样，是以一种反思的形态去审视战争，而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

    我一再称赞过《帝国》里的经典场景“温柔的母亲把毒药塞进孩子们的嘴中”、“和蔼的父亲炸死自己的家人”、“亲切的希特勒说平民的生命不重要”、年老的琼格路过索菲朔尔的墓碑后方知“年轻不是借口”……

    以上这些场景，《硫磺岛》哪里有了？它凭什么跟《帝国》相比？

    再说了，《硫磺岛》虽然是日本电影（日美合拍），但它首先是由美国人导演，很大程度上它反映的是美国导演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日本的。

    我并不反对对日军给予人性化的描述，但“人性化”并不等于“美化”，所谓“有人性”也不等于“善良”。对杀戮感到麻木也是人性，一边卖白粉一边照顾妻子小孩也是人性，在南京大屠杀中搞了“百人斩”回到日本后变成“好好丈夫”也是人性。

    《军阀》以东条英机为主角，但并不美化其人，影片结尾处不断地在东条的漂亮口号和战争的惨烈画面之间来回切换，颇有反战色彩。可是同样讲述东条的右翼片《自尊》，则是我无法容忍的。

    《帝国的毁灭》中并不避讳纳粹党的暴行，希特勒一句话就要了赫了曼的命，再一句话就要了一群老百姓的命，至于拿“爱国”这个廉价的商品，煽动年轻人到战场上去送死更是可耻之极，还有皮特的父母最后也被纳粹害死了。

    《硫磺岛》虽然有主角“被逼上战场”的情节，但总的来说隔鞭骚痒，对战争的反思远不如《帝国》，更多的是刻画日军兵士之间的人性光辉。

    我不反对这样的故事主题，但这是所有战争的共同话题，它没有必要拍成硫磺岛战役。

    还有，我并不反对拍反映法西斯一方人民苦难的片子，但是，造成自身苦难的原因要交待清楚，《赤足小子》讲述的是核爆，但它也批判了军国主义，《极地重生》讲述的是德军战俘逃离苏联，但不避讳纳粹给犹太人带来的伤害，《德累斯顿的悲剧》讲述的是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虽然影片本身是水准一般的肥皂剧，但纳粹的不义却是交待得清清楚楚的，相比之下《再见萤火虫》和《硫磺岛来信》都很片面地强调自身的“不幸”，丝毫没有对受害国的愧疚，这也是我能接受前三者，却无法接受后两者的原因。

    上边提到的《军阀》，有个情节是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战争后期，日本陷入不利局面，军国政府打算隐瞒事实，新井记者决意告诉国民战争的真相，正当人们为新井的义举所感动时，却有人跑出来这样斥责他：“新闻记者，战争初期你们讲过些什么？！什么‘皇军无敌’啊，什么‘圣战’啊、‘万岁’啊，什么消灭美英鬼子……说这些话的是哪些家伙？促使日本好战正是你们这帮家伙！打了胜仗，你们就歌颂东条，又吹又捧；打了败仗，就把罪责都往东条身上推，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你们在报上写：‘打不胜的仗就应该停下来’，看你们说得多好听哪！那么，打得胜的仗，就应该打吗？你们号召‘圣战，圣战……’把日本搞得支离破碎……所有认为战争该打的人，全都应处以死刑！死刑！！”

    《没有出口的海》一片本身不带明显的政治倾向，属于“述而不评”的类型，导演只不过用平静的镜头说明了那个时代发生了那些事，而没去论辩论其中的是非，对日军的行为既不鼓吹，也不辩护，正如主人公父亲所问的：“国家是什么？”。士兵们出征前常唱为国效力的歌曲，出征后却常唱想念故乡的歌曲，而热爱打棒球的主人公在最后所说的那段话富有反思色彩：“你见到过敌人的样子吗？我们老说‘敌人、敌人’，可是，就算是美国的水兵也是喜欢打棒球的，有家庭和恋人的人，也大有人在。撞沉敌舰，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主人公临终前想到的，不再是所谓的“为国尽忠”，而是大自然的美丽。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则有大量迫害中国人的画面，影片在日本公映后还获了奖。不过导演佐藤纯弥却在二十多年后执导了《男人的大和》。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认为《大和》好看，即便扣除掉意识形态，我也实在受不了剧情的做作。而影片多面讨好的暧昧格调也是我所厌烦的，还不如那些给军国份子擦粉的右翼片呢，至少人家还像条汉子。

    我非常讨厌陆川正雄的《南京南京》，它的自作多情让人作呕！我以前经常批判这部大烂片，现在连骂都觉得懒了，浪费生命，浪费时间。

    某些脑残说《辛德勒名单》里也有纳粹好人辛德勒，《钢琴师》里也有善良的德国军官威廉，凭什么《南京南京》就不能塑造一个日军好人？

    切！拿孙武和孙悟空相比较就那么有趣是不？辛德勒和威廉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陆川正雄”又是何方神圣？

    我并不反对拍“日本好人”的片子，但为什么不拍“绿川英子”？为什么不拍“原清志”？为什么要一厢情愿地杜撰一个不存在的“良知”，却污蔑真正的良知拉贝？！

    当然，有另一些反《南南》的脑残也很可笑，我并不因为讨厌《南南》而偏袒他们。这些人说什么纳粹屠犹不如日军的暴行来得残忍，所以西方可以拍《辛德勒》而中国人不能拍《南南》。弱智到这种地步，我也懒得说什么了。

    如果在《做人的条件》面前，《硫磺岛来信》是烂片、《男人的大和》是垃圾的话，那么《南京南京》连垃圾都不如！

    陆川和同样恶心的屎原慎太郎，会永远地成为我最厌恶的两个烂货！


    我并不反对由中国人来拍日军视角的片子，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有意义的佳作，它和《做人的条件》颇为相似，只是换了一个角度，但在反映本国人民扭曲的一面上，却是相同的，而这两部影片的主角马大三和梶，都是被时代摧残的渺小之人。


    关于其他日本二战作品，动漫方面，可参考一下个人在豆瓣上的拙作《日本动漫里的二战》（http://www.douban.com/note/149181129/）。
    小说方面，个人强烈推荐森村诚一的《新人性的证明》、以及松谷美代子的《阁楼的秘密》，这两本书都与731部队有关。


    最后推荐一篇我喜欢的影评：

    《个人史诗，犀利反思》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932005/

一　前 言

　　《人間的條件》本片全長九小時半，分上中下三部，劇本改編於五味川純平的小說《人間的條件》，是二戰後立即以嚴肅態度面對侵略史實的少數影片。該片導演是小林正樹，並由仲代達矢、新珠三千代、金子信雄等知名日星主演。全片以反戰思想為核心，故事講述一九四三年的滿州，男主角梶為了實現其人道主義的理想，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而惡戰苦鬥至死方休的故事。雖然本片的藝術成就有限，但它卻以傑出的劇本展示出各種階級的處境，凸顯出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是階級利益所導致的。正因為本片具有這樣特殊的觀點，本文將集中在情節線索的解析上，為讀者呈現出導演對這場日本侵略戰爭所提出的反省。

　　在《的條件人間》第一部中，出場人物最多，情節交錯最為複雜。這是導演為了提供一個日本人自我反省侵略戰爭的全景視點。這個視點不但展開了認識戰爭中各種階級處境的地圖，也演示了一位左翼理想份子的各種困境─包括民族、階級、愛情和友情等。而在這如織網般的情節中，影片主題由以下三條戲劇線清楚地表現出來：一，主角梶的人道主義如何從崇高的理想，到軍部的阻撓而挫敗。二，中國俘虜王亨立在監獄中如何不放棄作為人的信念，最後帶領戰俘逃亡。三，同時，梶的奮鬥雖然失敗，卻在影片最後得到愛侶的支持，攜手從砂谷中爬出，讓觀眾繼續思索人道主義的真義和理想。除了這三條戲劇線之外，影片也以兩個配角─小高、小陳─來呼應梶為了維持作為人的基本條件而犧牲的殉道形象。以下我們將先從這三條主情節線開始進行影片分析，並擴及到影片中的歷史背景，以及人在那個戰爭環境中所採取的團結抗爭的方法。

二　三條主要的戲劇線

（一）梶的人道主義失敗

　　影片一開始，我們看到梶懷抱人道主義立場，向採礦部部長提到：「我們應該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那些勞工」。隨後，在部長的安排下，梶暫時免去從軍的困擾，來到老虎嶺。在男主角梶第一次和廠方開會，他認識到廠方仍緊抓老舊思惟，認為必需有足夠的工人，才能達到生產力。而梶因為發現廠方暗自特許日人管理者苛扣勞工的方式，因此建議所長應從改善勞動條件著手。但梶卻因為這樣的理想，以致於當他進行改革的同時，也展開了和所有工作夥伴的衝突。這注定他將在未來的工作中不斷遭到同事的暗算，導致他雖身在囚禁戰俘的鐵網之外，自己卻也如身陷四面楚歌的電網之中。

　　首先，所長黑木一心只想受軍部表彰，只關切產量是否能提高20﹪。他對於梶的建議常常認為理論可能正確，但跟實際是兩回事。此外黑木常常在國家戰爭的名義下，頌揚工頭岡崎的暴力使用，讓梶無法獲得上級真誠的支持。最後，當梶為戰俘求情而遭刑囚拷打，黑木更只是冷眼看著梶離職從軍。

　　此外，監工牟田、小林、金田等人剋扣工人工資，每一工人平均工資1.7元，但工頭淨賺一元以上。當梶查知他們的惡行，牟田等人被解散工頭組織而離職後，一方面他們到山海關招募流亡工人，先借流亡工人五元，讓他們走到礦山，騙取公司二十元的招募費。另一方面，則拐騙小陳並將戰俘騙出轉賣到其他礦場，讓梶不斷受到軍部的威脅。最後古屋更演出一場奸惡的放行計劃，讓小陳死於電網，梶立即失去重要的工作伙伴。而這也造成梶要和中國囚犯進行工作討論與激辯時，始終無法得到他們的信任。戰俘為了個人的基本自由，仍要一波波進行逃亡，讓梶內外受挫，身陷砂塵風暴之中，猶如他剛到老虎嶺時的困境一般，終以失敗離職收場。此外，梶的太太、小陳、沖島，還有他不斷為之努力的戰俘，在劇中也常常為無法理解他的理想和信任他的人格，使梶腹背受敵格外辛苦。

　　就全片的劇情設計來看，梶以一人之身竟要和日人同胞進行階級對抗。他的同胞以戰爭為幌，行壓迫搾利之實，達昇官發財的目地。而軍部則是無情無理的壓迫者，隨意栽贓戰俘的逃亡，並要梶作為處決砍頭的見證者。最後，梶則成為代罪羔羊，被軍方懸吊鞭打飽受酷刑，凸顯其所處的民族和階級的困境。這讓我們看到在戰爭的極限狀態下，一位理想的左翼青年雖有強烈的個人意志，不斷為勞工爭取權益，終究只能成為幫助廠方提高生產力的魁儡，只能是軍方懸吊鞭打的對象。

　　在本片的原著劇本中，編劇更透過這個只能是「魁儡」或「牧羊犬」的主角自述，傳達了編劇本身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看法。梶曾說：「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他們比你們中國人更先受到日本人本身的侵害。你們的遭遇，不過是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就是燒殺我們的火災，漫延波及到你們，以致烤焦了你們的皮膚。」因此，我們看到導演透過主角的遭遇，讓我們思考戰爭對於日本人自身以及中國人民的戕害，如何無情的摧毀人們做為人的條件。 　

（二）王亨立的逃亡成功

　　王亨立是全片唯一身處電網的圍困，卻始終能以清晰的思路反抗壓迫者的形象。他不僅領導戰俘的逃亡，更扮演梶的工作導師角色，讓人對這位身材短小身著白衣的被壓迫者印像深刻。其所帶領的戰俘逃亡成功，讓人看清：戰爭雖是民族間的衝突，但更深刻的理解恐怕是階級間的利益衝突。

　　所謂的戰俘或特殊工人，常常是日軍在所謂的「清鄉工作」中，包圍被侵略國中有敵對性的村落，強制抓出男人以執行勞務。在影片中，軍部為了前線戰爭的需要，要求採礦公司緊急增產，因此配發六百個戰俘由火車運來老虎嶺。而戰俘在日本國家的利益需求下，在三千伏特的電網內為提高戰爭資源而工作。

　　然而，在軍部的壓力和三千伏特電網的威脅下，為什麼戰俘有機會逃離？這一方面是戰俘懷著人類的基本慾望─回家，另一方面則是日人在私利的引誘下，違背了自己國家的大利益，協助戰俘逃脫。當中國人小陳看著戰俘在山頭上展開工作，梶在一旁特別問及：「你認為他們會跑嗎？」陳說：「他們過去在自己的村莊上工作著，他們當然想回到自己的村莊。」一語道破被侵略者簡單而自然的逃亡動機。此外，為日人工作並被母親告誡不要和日人作對的小陳，為了求得麵粉，讓剛被解雇的日人牟田以及韓國工頭和中國妓女利用，暗通變電所工人，私自在午夜時將電流切斷，讓戰俘得以逃出，使韓國工頭能夠轉賣戰俘從中獲利。然而就在幾次成功得手之後，梶的同事古屋為求所長的歡心，竟設計讓小陳騙戰俘逃獄，並將他們當場逮捕，讓自己顯得比梶更有本事掌握控制戰俘，而得以取代梶的位置。也就是說，他企圖在國家掠奪中，謀取個人的名利，雖然兩者是衝突的。所以，王亨立之所以有機可趁，順利逃出營區，正是在這樣的矛盾情境下進行。影片正好利用這一段情節的安排，諷刺的暗示：戰爭因侵略國的「利益」需求而發動，但戰俘的逃亡卻也因為侵略國中個人「利益」需求而得以成功。事實上，戰爭是個人及區域的利益擴張導致的，而民族間的衝突更是個人利益擴張到極限的結果。 　　此外，本片的原著其實也透過王亨立的口，說明了本片的片名和主題。他說：「我深深感謝日本管理人供給我鉛筆與紙張，那麼我本身與別人，都還應當承認我仍舊是一個『人』吧！只是不幸的很，在我埋首疾書之時，紙張的空白已盡。這正表示作為人類的條件，已瀕臨幻滅的邊緣了。」

（三）愛情從砂谷中爬出

　　除了上述，本片還有一條更基本的劇情線：是由梶對婚姻的猶豫開始，直到兩人對愛情的再確認的過程。這也是片中唯一令人稍微振奮的劇情線。起初，在東北的太平南門下，梶背對一列軍隊的經過而面向女友美千子。隨後，梶因為自己隨時可能被軍隊徵調的忐忑，在漫天的大雪中拒絕了美千子結婚生子的提議，讓她哭泣的離開。隔日，在梶告知自己暫時免除徵調時，她便與梶在沙塵紛飛的時候來到老虎嶺。

　　由於梶不斷在工作上受挫，以致於每次回家，兩人常常無言以對或吵架收場──雖然太太都以無比愉快的心情來迎接他。諷刺的是梶在家門外，以大愛的心為勞工爭取基本生活條件；但在家門內，簡單的夫妻兩人卻無法在平等的位置上對話。直到有一次，梶看到電網內外老高和春蘭所表現的真情和勇敢。而美千子在友人靖子家中，被提醒問題的癥結，是美千子忘了自己是一個女人，只記得自己是一位「太太」，應該更關心和詢問梶工作上的每一個細節，以更寬容的態度來面對梶的工作。這兩個情節使兩人在片梶終於有機會攜手從砂谷中爬出，讓我們看到寬容在愛情中的力量。雖然梶的人道主義雖暫時失敗，但又另外點起一把微弱的希望之火。

三　三個受難者的形象

　　至此，我們還要提出兩位和梶呼應辯證的兩個角色。在劇情的安排中，這三個人都為了維持做人的基本條件而受難。

（一）老高──電網內的反抗者形像

　　影片中和梶最為相似，敢於反抗卻又過於理想，雖然失敗但卻獲得堅貞愛情的人，就是老高了。老高曾當著日本管理者吐痰，並說：「日本人會說好話，也會寫好字，但就是不會遵守諾言」。讓我們看到他對侵略者本質的了解。

　　影像中有兩次將主角與老高並列在一起，除了彰顯他們相同的理想與困境，最後也是因為老高的死導致主角終於有勇氣反抗日軍的殺人。第一次是中國戰俘在三千福特的電網內被沖島訓話時─「這道電網能不能落下就看你們了」─梶與老高並列在影像中，分別將頭朝向左右兩邊。這是很有趣的一個鏡頭，因為身為逃犯的老高想獲得自由，而梶則想給這些戰俘基本的人道待遇，兩者都希望電網可以落下。

　　事實上，老高他們這一群戰俘，被密封的車廂運載到老虎嶺，然後又進入坑道內採礦，並敢於對不公的對待拿起石頭反抗，這樣的形像呼應著在電網外的反抗者─梶。同時，導演兩次將這兩人的愛情發展平行剪接，隱約讓我們感受到老高在電網內對愛情的執著，甚至感染了正對愛情和事業迷惘的梶。第二次兩人影像並列是，當老高在片尾將被被處決時，他與梶並立在刑場，中間隔著一個屍洞。當梶望著老高，他似乎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卻只因為他是日本人而倖免一劫。而當老高死去時，也是梶理想破滅之刻，他終於醒悟自己的努力終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下的一條牧羊犬，因而勇敢地阻止日軍繼續殺人。

（二）小陳──電網外的馴服者形像

　　因為母親要求麵粉與「不要反日」的原由，以及被情慾所驅使，使得小陳慢慢走向被日本人所設計的無情陷阱。但小陳畢竟還擁抱做為人的最後條件，不願看著自己的同胞被騙而被處決，最後慘死在電網上。

　　小陳的「臣服」形像，一開使就在導演巧妙的設計下展開。我們看到小陳在第一次出場時正用自己的雙手壓住中國勞工的雙手，一一按指紋。隨後，小陳迷迷糊糊地成為其他人遂行其計謀的工具。緊接著，小陳多次出現在慰安院中，並和慰安院的頭頭金東福以及亡命的韓人張命贊的行像混合一起。小陳似乎癱瘓在這樣一個「慰安」的環境中。最後，小陳發覺古屋為邀功而故意設計戰俘逃亡後，他不希望同胞被設計而遭軍部處決，更不願意自己成為古屋邀功的工具。在良心發現後，在猶豫徘徊中，小陳終於決定親自到戰俘營，要求戰俘取消逃亡計劃，但卻被電網外的古屋所阻止。由於小陳尚未通知變電所切電，終於讓企圖逃亡的戰俘死在高壓電網上，而自己也因不知如何自處而羞愧地向電網撞去。做為一位被敵人驅使的角色，當自己的良心發現後，命運似乎不得不如此。

　　這個悲劇性的角色，在影像中也與梶互相呼應。在等待戰俘運送時，梶曾告誡小陳：「在戰爭地區，你有同情就會被殺。」在日軍屠殺戰俘的那場戲，日軍軍官同樣告訴梶：「同情敵人的最好死掉！」影片利用對白的呼應，聯繫了兩人的關係。結果後來兩人都為了中國戰俘而走上險路時，都展現勇氣去對抗壓迫他們的勢力。

四　日侵東北的歷史背景

　　 日本帝國侵略中國東北的雙面刃，一是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一是關東軍。片頭一開始顯現的字幕昭和十八年，也就是在西元1943年時，梶任職於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調查科。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這個組織創設於1906年，第一任總督為後騰新平，以經辦鐵道、開發煤礦、移民、畜牧業……等所有經濟事務。其組織部門有總務部、調查部、運輸部、礦業部、地方部。它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還對其所經營之地區握有行政權力，不但是東北的國中之國，還是日本殖民東北之前鋒部隊，積極配合日本帝國之侵略活動。

　　關東這個詞，即指山海關以東的奉天、吉寧、黑龍江等地區。俄軍強佔遼東半島後，便將它取名為關東洲。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取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在當地成立關東總督府。關東總督府下轄一個師團的兵力，約一萬名士兵，這也就是關東軍的前身。關東軍的稱號，一直到1919年日本在東北設立關東聽才正式成立，目的是為了保護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以及日本在「關東洲」的權利。到了1942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前，關東軍已經擴充至85萬人，號稱百萬。

　　為了求得戰爭的勝利，日本早就公然把中國的資源納入總體戰的計劃，以「滿鐵」作為經濟侵略的組織，而以關東軍作為武力支持。日本在1922年制定的《陸軍軍需工業動員計劃要領》第53條，確定戰爭資源可由滿洲取得。1932年9月，關東軍制定《關於實行日滿經濟統治方面基本條件的意見》，表明了要以滿洲資源，使整個日本經濟過度到實行總體戰的「高度國防國家」的意圖。為了具體實行這個計劃，關東軍提出「一業一社主義」的「特殊會社」（由國家出資），承認其壟斷的權力。1936年，日本開始對滿洲進行「長年計劃」（《滿洲產業開發長年計劃》）。其特點為：首先，消除日本帝國經濟上的缺陷，如經濟資源不足、國內市場狹窄、人口過剩等。第二，期待日本資本積極侵略東北。第三，這個計劃的目的是「統治經濟」，也就是使日本完成能夠承受近代戰爭的「高度國防國家」。1940年，南京傀儡政權成立後，所發表的《日滿華經濟建設要綱》，則確立了其基本方針：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以「國際分工」來統治朝鮮與中國，加快其資源的掠奪，為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作準備。

　　上述的這段歷史，正是影片《人的條件》利用主角梶的遭遇，描述當時的中國東北是被這兩個政治侵略組織所控制。以至於他想善待中國勞工與戰俘的人道精神，在日軍的總體戰體制下必定受到挫折。將上述的歷史背景放在影片中來觀看，就可以發現三條緊密的線索：

　　一，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榨取東北資源，而關東軍是其權利的維護者。除此，影片更含蓄地指出日軍侵略的背後支持者是日本天皇。影片開頭的第二場戲，便是藉由一部關東軍的軍用機車，緩緩駛向滿鐵公司，暗示出兩者的合作關係。而老虎嶺的經理黑木，提高礦區產量的原因，就是他常常向屬下喊的：「別忘了，這是一場戰爭」。當礦場的工人不足時，關東軍也會派遣戰俘前來，影片中的六百名戰俘便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來的。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提供日軍的作戰資源。關東軍也因其武力因素，而成為凌駕南滿的最高權力。所以，當戰俘勞工脫逃或死亡，日人管理者必須向關東軍匯報。處罰勞工的最高權力，也是關東軍。甚而，當主角梶為了勞工而抗爭時，他也受到關東軍的鞭打。另外，在一場容易被忽略的戲中，已經隱約地批判軍國主義的神道思想。在神社前的頒獎典禮的那場戲中，黑木經理以古雅的日文朗誦這次礦場增加百分之二十產量，並頒發獎狀給梶等職員。這個以神社為背景的場景，便隱約地說出日本天皇其實是這場戰爭的真正的支持者。

　　二，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南滿鐵道株式會，其社榨取東北資源不遺餘力。除了煤礦，影片也透過麵粉與煙草等情節暗示這層經濟侵略的關係，因為這兩項民生物資全被滿鐵所控制。小陳為了母親想吃白麵，不惜偷竊，終致死亡。日人管理者，卻有一定量額的配給，甚而勾結管理麵粉倉庫管理人，私自運出販賣。另外，王亨立在面對梶的請煙時，漠然地拒絕，並說：「日本人不會充分地發給我們。」這句話也說明菸葉也是滿鐵的獨家企業。其實，不僅是煤、煙、麵粉，包括船業、工業、牲畜業、農業……等各類經濟活動，已被滿鐵全部劃歸為經營的經濟事業的一環，統一在總體戰的戰爭需求之下。在經濟剝削下的東北人民，不是走向為麵粉而走險的小陳路線，便是像王亨立般斷然拒絕煙草來發出抗議之聲。

　　三，梶原本任職於南滿的調查科，為了不想從軍，只好接受經理的派遣，到老虎嶺煤礦區擔任工頭。但這個免除兵役的做法並未能讓他逃離戰爭的漩渦，而是擔任了日本帝國總體戰下的「牧羊犬」。他的書《殖民地的勞務管理諸問題》，原本是要讓中國工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的對待，以提高礦產產量，但其目的卻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一致。這顯示者，他無法逃離戰爭的應影，他到老虎嶺工作也只是一種逃避。就像他朋友在片頭一開始所說的：想要逃離這場戰爭，只有死亡。果然，梶也一步步走向死亡之路。

五　團結抗爭

　　梶寫過一本關於管理中國勞工的書，即《殖民地勞工管理》。看過的人往往對他說─如他同事沖島─寫到重點上了但沒談到重點。這個重點即是，要讓這群中國工人獲得平等的地位可能嗎？事實上，如果在關東軍與南滿的管理下，根本不可能發生。如果真能讓中國工人獲得平等的地位，那勢必要衝破日本管理東北的體制才可能達成。若要維持一個人的條件，勢必與梶所處的工作體制產生衝突。其方法將是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這也是梶一開始所沒設想到的，但在實際活動中才體驗的道理。

　　妓女春蘭曾質疑老高為何中國人那麼多，卻沒有辦法與日本人反抗的問題。這正顯示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問題。大家只知道自己受苦了，卻不了解原因。這個原因，不僅是中國工人與日本管理者之間的問題，也不僅是中日戰爭下的影響，而且是人在這層層環環的結構性因素之下，如何去維持作為一個人的條件。具體而言，這裡的作為人的基本條件就是平等與自由。當崗崎拿石頭砸死一個中國勞工時，他完全不必受到任何處罰。所長的理由是，優秀認真的日本人比骯髒懶惰的中國人重要多了。可是老高砸傷崗崎時，卻被關東軍處以死刑，完全不必將過審訊。這使得梶面對中國勞工時，完全無法取得他們的信任。因此，影片有意利用兩人砸石頭的情節，卻獲得不相同的結果，來暗示兩個不同階級間的不對等與不公平。

　　那麼，處於這種不自由與不平等的環境中，梶與這些戰俘勞工必須怎麼辦？王亨立在回答金東福所言的「沒有志氣」的指責時，曾說：「並不是那樣的，人是靠不幸的原因站起來的，只要我自己找出不幸的原因。」明白自己不幸的原因，是首先讓自己站起來的方法。所以王亨立不同於同是被殖民者的韓國人與小陳沉溺在妓院之中，而是勇敢地思考面對的方法。了解自己的處境後，才能接著採取行動。那個行動就是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所以，王亨立告誡梶，真正的人一定會找到同伴的，不然就只是戴著人道主義面具的殺人魔。因此，梶在日軍殺人面前勇敢地阻止時，王亨立才能號召全面的犯人一起行動，讓日軍的劊子手警覺到群眾的威力，因而罷手。這個不同階級間的團結抗爭，才是讓眾人有可能獲得作為人的基本條件的方法。只是，在梶終於踏出他勇敢的一步時，同時也是取得群眾的信任時，他也必須承擔其壓迫者─關東軍─殘酷的懲罰。

六　結 論

　　綜合以上的劇情分析，本片情節的主題是：在戰爭的極限狀態下，一方面是侵略者的無情壓迫，但另一方面我們更看到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愛情的追求永遠不滅。

　　在侵略者的無情壓迫方面，我們看到戰爭對人性無情的摧殘。其實，不只是被壓迫者，更是壓迫者本身的人格扭曲。所有的勞務管理者都以戰爭為藉口，為自己的榨取行為做辯解。軍部的長官更直接的聲明，他們不管戰俘是不是全死了，但是一個都不能逃。在這層層的管理者形像中，他們口口聲聲的為日本國的利益，要為天皇效忠展現自己的忠義之心。但從軍部到公司所展現的不過是一種偽武士道（武士道精神的轉向）。這一點恰好由影片接近結梶的一場處決戲中展現，我們看到武士刀只是和一個栽臧的殺人藉口結合，武士刀只淪落到為日本人的野心所驅使。而原來意義上的武士道，實際上是忠義之道，是一種古代的道德要求。但近代日本政府宣揚的武士道，由於受軍國主義的驅使，完全被政治因素所扭曲。人性被納入現實的政治網絡中，受異化而形成殺人的藉口。

　　另一方面，片中主角梶身為侵略國的勞務管理者，又是一位崇信左翼人道主義的理想份子，但在軍部的強大壓力下，即使他想為戰俘和勞工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改善基本的食物甚至滿足戰俘的生理需求─但他永遠無法為戰俘突破三千伏特的電網束縛。一旦戰俘們無法獲得更基本的「自由」時，他們仍然要一波波地計劃逃亡，回到自己生長的村莊。這使梶注定要失敗，就像梶所自責的「這不是我的錯！我是日本人；但這就是我最大的罪！」這個人與人不平等的原因，表面上是不同種族間的戰爭，實際上更深沉的原因卻是階級間的利益衝突。要打破這種不平等的束縛，也只有不同種族與階級的團結抗爭才能達到。

　　最後，當主角在理想幻滅後，她的妻子仍以無比的信心支持著他，愛情成為此時的唯一救贖。而這個愛情是藉由兩人以寬容與理解的平等對待，重新認識到愛情的真諦；這呼應了人道主義的起點─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對待。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身為侵略國的導演，正以深刻的主題和複雜的情節，提供觀眾一個反省日軍侵華戰爭的起點。

吳德淳　紐約大學（N.Y.U）視覺藝術碩士，大葉大學視覺傳達系專任講師，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東海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春天影像工作隊總監。 　　 　　
林鴻鈞　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春天影像工作隊隊員，文字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