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权利2

战争最后的癫狂，希望逐渐湮灭的背后，信仰的盲目和狂热、人性的拷问和挣扎，在这座堡垒之中达到了巅峰，众生相的真实呈现出一副气势磅礴的画卷，将独裁者的残忍和血腥、将战争的暴虐和冷酷、将人物的挣扎和抗争展现出来。半纪录片的方式略显冗长，却足够真实而恢弘。
分明只是在描述小小地堡中的短短12天，却拍出了大气磅礴的厚重历史感。对于希特勒和众多史实人物忠实冷静的刻画以及帝国陷落前的浮生百态足以令本片载入史册。

    戈培尔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在我眼里，这是德国悲剧的核心所在。只是罪魁祸首的靶子太易辨认，以致于人们能轻易地将责任推卸到他们脚下，让他们更加醒目、更加明显。只是，行善可以隐姓埋名，人民的权利可以被代表行使，罪孽却不能被隐藏，也不能以代表的方式清算。希特勒既然是一个人，就一定有人性的一面；人民既然是人，也必定有兽性的一面。所以希特勒可以是小戈培尔们的“伯伯”，每个德国人身上点滴的纳粹主义集合起来，就能发动一部强大的反犹机器。
    这不是一句“欺骗”就能遮挡的问题。《狗镇》里的Grace对父亲说，但他们是人，人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弱点。铁面的父亲回答：所以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冯提尔的手法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当一切障碍物都不存在，当人们所有的行为都赤裸裸地出现在彼此眼前，无法回避时，人性再也无所遁形。Grace第一次被强奸的时候，狗镇的居民们仍然像平常一样活动。透明的恶行使一切平静变得荒谬而伪装，如果那些看不见的墙真的不存在会怎样？如果罪行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怎样？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或者这样问：他们是真的看不见还是装作看不见？当后来每个男人都去Grace的房间过夜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时，他们的眼睛看向哪里？上帝是仁慈的，他让我们学会了遮挡。有多少人性的软弱、怯懦、自私、残忍被四面墙壁所阻止，避免了考验、责问与彷徨，于是，我们可以继续衣冠楚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上帝面前伪装成一个清白无瑕的好人。
    但我们是吗？我们真的是一个好人吗？我们对得起自己信奉的道德与良知吗？
    Traudl Junge在片头说，没有人逼我这样做，去柏林是我自己的选择。在片尾，她又说：我终于知道了，年轻，不是借口。
    Grace对父亲说，我不怪他们，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最好的。她还说，如果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如果仅仅是这样，留在潘多拉魔盒里的希望，实在不配被人类拥有。
    人类配得上的，也许只有上帝的滔天洪水。
    冯提尔的魔盒里，也藏着一个希望的精灵。皎洁的月光像上帝的探照灯，让Grace醍醐灌顶般看清了狗镇的现实。她对父亲说：他们的确做到了最好，但，还不够好，还不够好。
    于是孩子被杀死在母亲面前，房屋被烧毁，天空血红一片。
    原来希望从来就不是天使，与摩菲斯特的交易，才是惟一的出路。
    一定会有人指责导演以暴制暴。但Grace不是没有尝试过，圣母一般的纯洁的确能感染和改变人，然而，它们都是有底限的。在利益的分界线之前，它们总会戛然而止。
    冯提尔只是听从了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拥有原子弹，也许就不需要洪水了。

    自从我自愿参加了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作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作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国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3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6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大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将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伪机器的人们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表现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大肆歇斯底里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即将看到我不能继续当元首和总理之时自愿死去。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青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支援。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事业的原则。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的政府将种族法律和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希特勒

       见证人：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

在对与错、强与弱之间，我们总得选边站。对此，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只是，在这个混沌暧昧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区分出来谁是高墙、谁是鸡蛋？而当昔日的高墙成为今日的鸡蛋，我们又该向谁一掬伤心泪？

《帝国毁灭》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入围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许多人都高度赞赏这部作品的制作、导演、编剧和演出，但也都相当确定这部片子不可能获得奥斯卡奖。果然，奥斯卡奖没有肯定它，对于这座昔日的高墙、今日的鸡蛋，“入围”两个字已经是美国电影学会能给出的最大掌声。

《帝国毁灭》是一部德国电影，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无条件投降前十几天的事情，故事的主要核心人物是人魔希特勒。这部影片以史料考据为基础，调性不煽情、立场也不偏颇。然而，透过种种真实事件还原出的希特勒，除了栩栩如生外，还充满普通人所具备的人性特征，这便注定了这部影片备受争议的命运。

二战时期的德国和希特勒，无疑是座无与伦比的高墙，狠狠砸碎许多可怜的鸡蛋。但如今时过境迁，站在历史彼端的德国和希特勒早已沦为世人践踏和唾弃的对象，无论是电影上还是文学上，纵使是基于史实的同情或理解都不被允许，已然成为脆弱的鸡蛋。艺术呈现真实，本该是值得赞赏的事情，然而当这所谓的真实，既是高墙、又是鸡蛋，观者也只能无奈地低头从旁走过。

■历史背景与故事主轴
《帝国毁灭》主要是根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改编。影片故事从希特勒生日当天、也就是1945年4月20日讲起，一直讲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之日，1945年5月9日。在此之前，德国东部战线早已溃不成军，苏联红军则是向西线快速挺进与反攻。4月20日那天，希特勒与情人艾娃、以及一帮军官将领都藏身在柏林的地下碉堡之内，当炮击声从碉堡外传来时，希特勒才赫然惊觉苏联红军已经打到柏林，国家已经来到存亡的关头。

4月20日到4月30日的这10天，是希特勒活着的最后一段日子，他置身于地下碉堡里头，陆续接获军事上惨败的噩耗、以及亲信们接连背叛的消息。面对这种无可挽回的局势，身为领导人的希特勒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与前途做决定，还要为所有德国百姓和军人的生命与前途做决定。当时，摆在希特勒面前的选择有三种，包括撤离、投降与死亡，他最终为自己和所有德国人都选择了死亡。

在举枪自尽之前，周围许多亲信将领一再请求希特勒承认失败和撤离柏林，这样不仅能为东山再起保留余地，也能减少德国军民的无谓牺牲。但是希特勒坚持绝不能投降，即使所有军人都死绝、所有百姓都牺牲，也要战斗到最后。为此，他无情地将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足够武器的老少送上火线，还派出宪兵捉拿和杀死那些拒绝送死的军人与百姓。更扬言年轻人本该牺牲、以及弱者没有活下去的价值。即使是在敌人打到眼前、不得不自杀时，他留下的遗嘱仍旧是誓死不投降。

单单从这些事实来看，希特勒确实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狂魔，然而，电影《帝国毁灭》透过这10天里发生在碉堡的种种事情，侧写描绘出希特勒的行为与背后的动机和信念，结果勾勒出来的却是一个极为人性化的人物，不仅有着与一般人相同的坚强与脆弱，甚至还有超越常人、作为领导人应有的理想与勇气。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部电影被反法西斯主义者标上认同和拥护昔日纳粹的标签。

■希特勒是人不是魔
从理性上来说，大部分人应该不会意外于发现希特勒具有许多普通人的特质，毕竟，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好”和“做对”很多事，就不可能一步步走到大权在握的境地，也就不可能铸就那些后来犯下的滔天恶行。

根据影片中的描述，希特勒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也具有多面向的性格，一方面是一个情绪有波动的普通人，一方面又是一个坚强果断的领导人。作为普通人，希特勒不抽烟、不喝酒、吃素、喜欢动物、疼爱小孩、尊重女性。作为领导人，希特勒廉洁、讲求纪律、坚持理想与原则、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重视信仰主张胜于个体生命。虽然偶尔有感性和脆弱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将国家责任置于个人情感之上。

》希特勒没有军事天才，但性格坚毅乃至于固执。在生命的最后10天里，当军事惨败的消息陆续传来时，希特勒始终拒绝面对军力不济的现实，坚持在军事地图上进行不切实际的军事调度。一干将领们先是直指现况，但在希特勒的狂怒斥骂下，终于也都渐渐噤声不语，既然战败是无可避免却又不能接受的结果，只能各自静待末日的到来。

》希特勒严以律己，但也严以待人、睚眦必报。面对柏林即将沦陷的现实，希特勒拒绝出逃苟活，坚持坚守对国民的承诺，以生命捍卫国家与理想。相同地，他也以同等的方式要求其他军人和百姓，要所有人都以鲜血和勇气来抵挡子弹与大炮。而当帝国元帅戈林和内政部长希姆莱陆续传来叛变的消息时，希特勒在如此严峻的情势下仍不惜调兵遣将追杀叛变者，就连情人艾娃下跪请求饶恕其妹夫擅离职守的行为，也遭到无情的拒绝。

》希特勒个性坚强，但难免有伤感软弱的时刻。虽然一再表示所有人都应该为国牺牲，但希特勒两次违反自己的原则，要求几位不属于党政系统、如晚辈般敬爱自己的女秘书们先行撤离碉堡。虽然对叛徒绝不宽待，但是当装备部长史培尔当面向希特勒表明自己将撤逃、并告白自己在数月前便开始违抗指示时，希特勒并未出手阻止，而是留下伤心的眼泪。一直以来，充满理想主义的史培尔都是希特勒最敬重的人，是希特勒未实现的艺术家梦想的化身，如今史培尔以这种诚恳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背叛，希特勒无法不心软。

》希特勒行事一板一眼，但仍有感性的一面。在地堡里，情人艾娃请求希特勒赠送自己一座置于碉堡外头的雕像，明明死期将临，希特勒仍以雕像可能是国家所有、属于全民为由加以拒绝。身为国家领导人、大权在握超过十多年，伴随他超过十五年的艾娃在自己的遗嘱中还需要交代妹妹代为偿还一些零碎的债务，足见希特勒行事的清廉和刻板。但在4月28日，两人自杀的前两天，各自写下遗嘱之后，希特勒正式娶艾娃为妻，像个男人般地给自己的女人一个应有的名分。

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走来，在这当中经历过德国战败投降、凡尔赛条约的苛刻与残酷，他深刻理解战败投降后的生不如死，因此与许多德国将领一样，认为与其投降、不如牺牲。希特勒还经历过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与经济大萧条，以及其后的严峻失业与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他承诺德国老百姓要拔除引发世界经济动荡的犹太毒瘤，要带领德国走向军事霸权，废除凡尔赛条约的羞辱与凌虐，恢复德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掌权多年以来，希特勒的坚持和承诺始终如一。而在最后的十天里，明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但在面对各级将领时，希特勒仍旧坚持自己作为领导人应有的决断与坚强，仍遵循着一贯的信念和原则行事，丝毫不退让松懈。但在私底下，在面对将领之外的寻常晚辈与女士时，希特勒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难以抑制手部的抽搐，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感伤与脆弱，纵使如此，他始终礼貌和善地待人，毫无派头和架势。

■影片视角
《帝国毁灭》以希特勒在世的最后十天为叙事主轴，以希特勒这个人物在死亡之前的言行为故事的主题。然而，如果影片只将视野局限在希特勒身上，那将是苍白和单薄的，纵使完全是以真实史料为基础，也无法摆脱为纳粹罪行强行辩解和开脱的色彩，更不可能让大众产生理解和共鸣。

《帝国毁灭》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同时采用三个视角，从三个立场不同的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一段时间的柏林，并且透过地堡内与地堡外这种空间上的差异，凸显出个人与体制、原则与后果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将影片的思想高度从人物传记提升到对战争、爱国精神和集权制度的反思层面。

影片中同时从三个人物的不同视角来开展内容，一个是希特勒的女秘书、立场中立的琼格小姐，一个是支持投降、减少牺牲的医官君特先生，一个是不惜牺牲、奋勇杀敌的十二岁少年皮特。其中，从琼格小姐的视角，看到的是地堡内的希特勒，整体色调从温暖燠热走向寒冷，从医官君特和少年皮特则看到的是地堡外的战事，除了结尾处外，整体色调都是寒冷凄凉。

在影片叙事的过程中，往复交错呈现地堡内和地堡外的情势，当希特勒在宁静的地堡内，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做出全民抗敌的决定时，地堡外出现的是无辜百姓遭到炮火无情攻击的画面，是毫无训练、缺乏武器的老人与小孩在火线中前仆后继、无谓牺牲。当琼格小姐为希特勒的沉重压力与艰难困境感到不忍时，医官君特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血流如注、尖声嚎叫的伤患锯断伤肢，少年皮特正拿着手枪在其他孩子们的尸体堆中穿梭冲锋。身为领导人的希特勒的一句坚守信念，代表的却是大量性命的死去，是德国的未来被一点一点地断送。

■信仰与牺牲之间的冲突
希特勒坚守信念、贯彻原则、维护德意志民族最高利益的做法很难说他有错，毕竟这是一个身为领导人、肩负国家兴亡大任的人，应有的特质和应尽的责任。

在国家存亡之际，将领应该誓死效忠，与国家共存亡？
在国家存亡之际，军队应该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宁死不屈？
在国家存亡之际，人民应该抛头颅、洒热血，挺身而出，不惜牺牲？

显然希特勒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对”，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家的教科书里，也都为这三道题给出肯定的答复。如果一支军队抱着“只在战胜有望时作牺牲”的信念，如果一个国民抱着“只在国家值得奉献时作牺牲”的信念，这样的战争和这样的国家注定要失败，因此，灌输军队和百姓“不惜任何牺牲”的爱国信念有其必要性，在战争之时严惩那些逃避牺牲的人也有其必要性。

因此，如果只将眼光专注在地堡里的希特勒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人性的好人，是一个拥护信念、坚定承诺的优秀领导人。然而，当我们将地堡内的信仰与坚定，对比地堡外的现实与牺牲时，对与错瞬间便被模糊了，一切的必要似乎都是不必要。只是，希特勒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了国家理想作牺牲的“合理范围”又在哪里？

希特勒所犯的错，或许更多是来自“国家”这个概念性名词。也许，本就不该将“国家”置于无比崇高的地位之上，如果没有了百姓、没有了未来，国家又有何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二战的德国之所以会走向疯狂的极端，要说是因为希特勒个人的疯狂，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归咎于不容许异议的集权体制、以及狂热的爱情情操和偶像崇拜。

就像影片当中指出的，希特勒虽然有许多良好的特质，但性格固执、不接受其他人的反驳意见。周围的将领们则或是因为恐惧于希特勒睚眦必报的秉性、或是基于对希特勒个人的崇敬与信仰，因而盲目尊从希特勒的指示，无视于现实的残酷与恐怖。而希特勒本人，虽然不是疯狂的人魔，但因为被地堡、被亲信包围着，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保持着遥远的距离，无法切身体会自己的决策所代表的实质意义，结果便是走向所有集权体制必然会产生的残酷牺牲。而且，正因为希特勒对信念的高度坚持与坚定，这种牺牲的残酷程度也就无比巨大。如果希特勒没有实施专制独裁，二战的德国或许无法快速摆脱各种政治和经济的阴影，但同样也不会走向极端与毁灭。

■电影载不动的许多愁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帝国毁灭》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除了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希特勒这个人外，还透过宁静的地堡内和惨烈的地堡外这种往复对比，凸显出一个看似杰出的领导、一个看似正确的决策，实际上却能产生无比悲惨的结果，进而使人质疑“爱国”和“战争”的底线。而且，在出色的架构构思之外，编剧和剪辑的表现也令人赞叹，在地堡内/地堡外、三条叙事线的交错过程中，始终以相同的主题或相似的人物做衔接，例如当地堡内提及民兵的无谓伤亡时，地堡外呈现的是医官君特在路上看到两个老人因为“逃兵”遭到宪兵杀害，以及在医院里看到无数重伤的伤兵。

这些看似独立却又相似的叙事线，平顺且细密地缠绕在置身于叙事线之外的希特勒周边，除了赋予影片强烈的整体感外，还将希特勒这个隐性的主角浮凸而出。乍看之下，影片里杂乱纷呈着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然而透过这些看似单纯随历史时间出场的人物和事件，不仅真切地凸现出希特勒这个核心人物的性格与思想，还纵向地呈现出希特勒从拒绝接受失败、到决定举枪自尽的情绪和想法的完整进程，与此同时，更横向地呈现出希特勒每个涉及国家前途的抉择为德国百姓带来的毁灭后果。此外，地堡内和地堡外、三个独立人物各自的故事线都能独自存在，而在交会之余，还演绎出不同层次的意义。

看得出来，《帝国毁灭》做了很多努力以避免必然的立场争议，例如在处理苏联红军占领柏林时各种行进，便刻意淡化针对性与批判性。当医官君特走进一所被苏联攻克的医院时，首先看到的是堆叠在一起的裸体女尸，接着看到的是被聚拢在角落里的重病患者们。这是唯一暗示红军暴行的一幕，其中前者代表的是被红军残害的德国女性，而后者代表的是被德军遗弃的德国病患。借由这两者的对比，议题的焦点便从对红军的控诉，转为对战争本身的控诉。此外，里头还安排了一组一名红军面对少年皮特时，高喊着我不杀小孩、结果却被少年皮特杀死的镜头，以此平衡医院那一幕可能引发的对红军的负面观感。

影片也避免直接呈现希特勒自身的观点或想法，而是借由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来间接对比和凸显。例如，在得知希特勒拒绝出逃、将以自杀来面对红军的攻击时，宣传部长戈贝尔和他的妻子便决定了要步希特勒的后尘，还要带着6个幼龄的孩子一同踏上自杀之路，因为他们两人深信，没有希特勒、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便没有活下去的价值。透过戈贝尔夫妇两人的极致行为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狂热，便能看出来希特勒在理念和信仰上的异常执着，也让人得以理解为何希特勒和戈贝尔都对百姓的无谓牺牲如此漠然。当一个人认定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都该为理想牺牲时，又怎么会对其他人的牺牲感到悲伤。

从理性上来说，大部分的人也能认同，即使是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数也都是符合理性和人性的。然而，理性上站得住脚的，不等于感情上也站得住脚。虽然《帝国毁灭》是以相对公正的态度来还原希特勒这个人，然而当人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希特勒时，很难避免不对他的行为产生理解之情、甚至是同情之情。于是这种以“公正”为名的还原行为，便以伤害受害者的感情为代价，结果是对希特勒公平，却对受害者不公平。试想，如果日本推出一部将裕仁天皇还原为人、以人性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中国人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总的说，《帝国毁灭》这部电影本身没错，但在历史的伤痕痊愈之前，推出的时机还是错了。就像影片最后引述琼格小姐老年时候的一段纪录片，里头讲到她在战后得知有六百万犹太人死于集中营，当时她虽然感到遗憾，但觉得这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毕竟事情发生时候她还很年轻，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她偶然经过一个纪念碑，看到一个和自己同年出生的犹太人，在自己22岁、开始为希特勒担任秘书时便遭到杀害，她才意识到，在犹太人所受到的伤害面前，自己没有权力以年轻、以无知为借口。同样的，当代的德国人也不该以还原希特勒的人性为理由，再次伤害犹太人的感情。

当一部呈现真实的电影因为某个群体的情绪而受到打压，身为观众的我们本该秉持理性拥护真实和艺术，为这昔日的高墙、今日的鸡蛋而发声，但说到底，身为观众的我们也是人，在理性之外，还需要聆听情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