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我从2016年开始往返印尼做菩提子生意，每年去三次，每次去要待上一个月，爪哇岛的各个地方都跑过，大城市待的时间反而不多，首府雅加达也只是路过，更多的是深入乡村山林，一整个白天徘徊于各个农户家中。从一开始胆怯地让翻译前去传话，到后来大摇大摆走进屋去，躺在他们的沙发上，抱着茶几上的零食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对印尼的风土人情、世俗文化，有了一定的深入了解。偶尔在网上会看到65年和98年印尼屠华的记录（其实历史上大小事件又何止两次），总能在评论里发现充斥着极端敌对态度的言论，打着复仇的旗号对当代印尼人进行诅咒谩骂，以及将宗教、人文等表面信息加以整合，做出以偏概全的解释，这在我看来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历史的偏见只会激增矛盾，无法令后世彼此理解，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想从一个经常往返印尼的中国商人视角，谈谈对印尼反华事件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简单、乐观、淳朴、善良的印尼人，竟会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来？初到印尼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这种违和感到难以理解。先说人民素养吧，印尼人基本符合中国对农村人积极的传统印象——憨厚，单纯，胆小，没有野心也没有文化，但团结有爱乐于助人，这样的人会犯下种族屠杀的罪行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电影里那个入戏太深的演员，笑得时候手舞足蹈，哭得时候鼻涕冒泡，率性得令人忍俊不禁，比较像普通印尼人的真实写照。），二来是社会环境，中国人在印尼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顶着一张中国脸孔在印尼从事商业行为是非常受欢迎的，尽管具体数据难以查询（有很多早年入籍者或者混血的华人身份如今难以确定），然而从印尼富豪榜常年被中国名字霸占着半壁江山这一点上，也能窥见一二，这总人口不足百分之5的华人在印尼占据着怎样重要的经济位置。

综合看来，印尼人友善，中国人有钱，中国人多从事着原料生产及进出口生意，不仅不会对印尼人造成压迫，反而促进了经济，提供了工作岗位，就算是小商小贩，整点劣质印尼特产销往国内，坑的也是咱中国同胞，对印尼人来说完全是利大于弊的。若说是嫉妒就更不像了，印尼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仰坚定，生性寡淡无欲无求，所谓饱食三餐睡榻五尺，更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我碰到的印尼人，即使是年轻一辈，都很少有像中国年轻人这么雄心勃勃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偏向自由主义。就我做菩提子的经历来看，印尼人对中国商人的友好与尊敬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单从民间似乎根本找不到反华的动机。

那么，这一点就燃的矛盾到底在哪呢？

第一次去印尼时，我独自在雅加达街头游荡了三天。作为首都，这里唯一一个看得过去的景点就是市中心的纪念碑广场，也不过和中国三线城市的烈士陵园差不多，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文化娱乐的代表性建筑。甚至是走进印尼的国家博物馆，四层高的小楼半小时便能逛完，比新华书店大不了多少，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摆，越往上越乏善可陈，第四层甚至放了一整层的中国瓷器。

种种点滴表示着，在印尼人淳朴的外表下，掩藏的是社会文化的缺失，而社会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准则的松动。

印尼人没有社会文化吗？被荷兰殖民三百多年，二战结束才刚刚独立，没有历史，更没有像孔孟思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哲思，但好在印尼人百分之八十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教义便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这一点的好处是，印尼人因此而安分守己，不会产生什么邪恶的念头，在印尼很少能见到冲突和犯罪行为，人与人之间团结友善和平共处。坏处在于穆斯林的教义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走入极端，遭人利用。比如最近的一起事件，2017年在雅加达爆发了一场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大游行，起因只是钟万学引用古兰经不当这样的小错误，事件的结果竟以亵渎宗教罪将他判刑两年收场。在民间，穆斯林禁酒禁赌博，印尼民众们打着宗教名义打砸赌场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并且这般做法居然是不犯法的。印尼的社会文化全靠宗教教义代劳，各个行业的文化都有所缺失（印尼本土的电影、音乐、时尚明星，以现在的审美来看比杀马特强不到哪去），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印尼似乎从没看到过一家书店，老百姓家里也很少看到书籍甚至是报纸，大多数人无聊就躺在家里喝咖啡，聊天，干点生存需求的体力活，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一眼就能看到底，和他们砍价倒是真的轻松，脑子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传统的老实人，文化教育缺失的环境，加上坚定的宗教信仰，便会产生对原有世界观不容争议的固执认知。他们自信、乐观，另一方面却从不自我反思，做了坏事不会愧疚（被印尼人放鸽子，我问他，说好的你怎么能反悔，他笑笑说，对呀，反悔了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秩序建立在古老的宗教教导下，便很难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导致道德和规律的缺位。老百姓没有思辨能力，以神之名义杀人不叫杀人，叫审判，烧毁共党房舍，打砸华人商铺，都成了正义之举（群体思想会令个人丧失理智，我们当年也有打砸日货的小粉红），甚至于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清晰认知（他们比英国人脱欧还要盲目，那些参与17年游行的民众，相当一部分都是冲着组织者分发的小礼物和免费咖喱饭来的，丝毫不考虑行为后果），一如电影里的竞选情节，参选者和选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一方想着贪污，一方想着免费T恤。

所以当我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会一再提醒自己，不要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认知去理解印尼人行为上的荒谬感。考虑到他们的教育环境，这样容易被军政府洗脑并加以利用就不足为奇了（影片中也阐述了屠杀的目的不是钱而是荣誉）。从一个在印尼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角度来看，对于发生过这样的事深感遗憾、惋惜，就像看到现在友善自持的日本民众，也很遗憾他们的祖辈竟犯下那般罪行，只可惜发生过的事无可改变，我对这些被政府洗脑并利用的普通人深表同情，同时也不会将历史作为偏见，代入到年轻印尼人身上。（当然，我不指望激进分子的理解，他们缺乏同理心，双标得令人发指，那些就印尼屠华大肆谩骂的，和几个月前叫嚣着驱逐在华黑人的，又何尝不是同一批人）。

会有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出自我独特的历史观：我们所谓的“历史”（意为现在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主观的，是仅以利益作参考的，掌握话语权的人便掌握了历史，所谓以史为镜，不过是档位开满的美颜相机，国仇家恨也只是在必要时刻，充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体面说辞罢了。

说完了历史原因，那么印尼的现状是怎样的呢？首先，各地区人文环境差异极大，苏拉威西岛上至今有原始部落保持着食人文化（吃的是尸体，不是活人），某些地区的丧葬文化也很独特，会把尸体腌制，摆放在家里，逢年过节为它穿上华服，瞻仰一二（这倒不足为奇，北京也有），不说偏远地区了，在最为发达的爪哇岛上（国土面积仅占百分之6，GDP却占全国百分之50以上），这种生活差异的对比最为鲜明。村镇网络、家电、智能手机普及率低，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某些地区至今保留着赶集文化），一线城市如雅加达，已是臭水沟与香水味并存，社会氛围宛如纸醉金迷的夜上海。问了印尼朋友上学时候的事，得知他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所谓的爱国宣传教育，对印尼历史知之甚少（况且本来也没多少），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年轻一辈不停刷着油管INS，接轨世界前沿的资讯，老一辈不要说手机了，连电视都不怎么看。文化差异随处可见，一边是从山里采摘木瓜放在门口售卖的老奶奶，一边是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高挂的电视上播放着的B榜冠单。

在印尼，老一代被信息化彻底抛弃，隔代与地区之间很难有文化交流，不交流，那聊什么？放在别的地区必然冲突频发争端四起，好在有共同的伊斯兰教，大家信仰相同，坐在一块拜拜圣城唱唱古兰经，于是就其乐融融了。这里想要洗白一波，国内对印尼的一大刻板印象就源于宗教，然而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印尼的穆斯林是非常温和友善乐于助人的，并没有我们认知中那样对外族的排斥（我曾有过一次找不到酒店在清真寺里免费过夜的经历）。询问过当地人，如果他们唱经的时候我跑进去观看会被打吗？司机很诧异，说怎么会打呢，会很欢迎你，我们的宗教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这是人人都觉得骄傲的事情。

历史会重演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了。年轻一代尤其是华人在印尼掌握着经济和信息的主导权。电影里的华人小卖部老板被勒索的桥段令我很是吃惊，要知道在雅加达华人都是豪车接送别墅区的，我带印尼朋友来华，他在机场看到打扫厕所的中国人也感到很违和，因为在印尼根本看不到华人做这种底层工作。

印尼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也开化了很多，对于宗教上的诸多禁忌抱持着自我约束而不去打扰他人的态度。事实上，17年那次雅加达大游行在当时也闹得人心惶惶，有部分反华势力从中作梗，借着反对华裔市长钟万学的机会打出了反话口号，当天印尼飞国外的机票都被心有余悸的华人们抢购一空，然而事件最终并没有华人伤亡，偶有几个小流氓砸了华人商店也立刻被逮捕了。以现今的中印关系，政府也不可能允许越轨事态发生。

最后给小粉红们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当年一手策划65年屠华事件的是前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外号屠夫，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贪腐榜上排全球第一），而他的女婿普拉博沃（前特总部队总司令）一直被认为是98年屠华事件的始作俑者，总之这一家子都是激进派的反华分子。普拉博沃这小王八蛋，还参与了去年的印尼总统竞选，最终以得票率45％败给了得票率55％的现任总统佐科威（佐科是亲中派，前任雅加达华裔市长钟万学便是他一手提拔的），事后普拉博沃这小子不服输，唱票第二天又拉了一帮人游行，最终当然毫无悬念地被打压了下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总统竞选的机会，而佐科威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所以，你们这么有血性，如果非要报仇，也不要找错人呀。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