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

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

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

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

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

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

《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显然不是。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法庭片的魅力，在于其提供的是一种智力的愉悦。这种愉悦区别于影像、声音等外在的感官刺激，它是直接作用于心智的。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几成定论或忽视日久的大问题，并引发新的思考，从而对人性、道德、公平、正义等观念，有更复杂的认识。

看《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过程，正是这样一场思辨之旅。

影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桩发生于2001年的杀人案。

柏林一家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嫌疑人科林尼冒充记者登门拜访，枪杀了MMF集团老板汉斯·迈耶。证据显示，科林尼一共开了三枪，通通射中死者脑部。死者死前处于下跪状态，中枪倒地后，科林尼又朝其后脑连射两枪，并用力踩踏死者面部，致其面目全非。如此残忍的手段，早已超出了普通的杀人行为。

行凶后的科林尼并未逃跑，而是选择自首，并对罪行供认不讳。换句话说，这是一桩事实清楚的铁案。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凶手的动机何在？这也是贯穿全片的最大悬念。最终，也正是借由对这一悬念的层层拆解，影片带我们重回几十年前，追溯一段惨痛的历史，并揭开德国司法史上的黑暗一幕。

首先要说，这部电影在情节上是很吸引人的。

影片以辩护律师莱宁为主角，深入这一案件。莱宁刚刚拿到律师执照，被法庭指派为科林尼辩护。可是在与后者的接触中，无论他怎样提问、引导，科林尼始终三缄其口。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皱着眉，低着头，摆出一副根本不需要辩护的样子。

无可奈何之下，莱宁只得自行寻找真相。由此，影片开启“侦探模式”，莱宁循着蛛丝马迹，一步步查到了死者隐藏的前史，以及科林尼不为人知的往事……这一过程，经历了数次反转，真相不禁令众人愕然。

比通往真相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庭审之中，影片循序展现了法律与情感、与历史、与道德准则的冲突，进而让我们反思“公正”的标准。

首先，当法律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面对？

这是莱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当他稀里糊涂地接下案件后，他才发现，这个案件远比他想象的复杂。摆在他面前的有三重情感障碍。

其一，死者迈耶不是别人，正是莱宁儿时挚友的祖父。上学时，莱宁时常寄宿在迈耶家，与迈耶情同家人。

其二，出庭的原告一方是迈耶的孙女乔安娜，莱宁与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他都要直面后者责备的目光。

其三，代表迈耶家族出庭的原告律师马丁格不仅在法律界德高望重，更是莱宁敬重的老师。

同时面对长辈、恋人、老师的审视，可以想象，莱宁承受着何等压力。

他一度也想放弃，他觉得无论从情感、良知还是能力出发，他都无法胜任辩护律师的角色。

然而最终，马丁格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那番话大致意思是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就不能逃避自己的情感。因为无论面对的是怎样一位当事人，都可能存在令你感到不适的地方。或许是他勾起了你的悲惨记忆，或许是他令你想起亲友的遭遇，甚至你只是对他印象差，觉得他鼻子不够好看，眼神不够和善……可是这些在律师的使命面前，算得了什么呢？换句话说，法律的意义不就在于为每个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审判吗？如果想做一名律师，就必须跳脱偏见的泥潭，学会平等待人。

正是在这番话的感召下，莱宁决定应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影片埋藏的一条暗线，即马丁格与莱宁间的师生之战。马丁格无疑是莱宁的良师，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劝莱宁应战更多是出于鼓励，还是希望这个菜鸟把案子搞砸。但不管怎样，莱宁最终的表现没有让老师失望。面对从容、老道的马丁格，莱宁丝毫不曾手软，他逻辑缜密、据理力争，并最终上演“爱吾师，更爱真理”的逆袭大戏。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影片超越私人情感的法律观。

再来，当法律掺杂进历史的因素，又该如何评判？

莱宁由本案的凶器——一把罕见的瓦尔特P38手枪——入手，展开调查，一层层穿透历史的迷雾。时间指针拨回二战时的1944年，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两名德军士兵因游击队策划的爆炸案身亡，德军军官下令报复，以十命抵一命，他们来到蒙特卡蒂尼的村庄，无差别捕捉平民，大肆屠杀。而那个下令的军官正是年轻时的汉斯·迈耶。

随着往事被翻出，死者迈耶的形象发生了360度反转，由一个慈祥睿智的老者，瞬间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而与之一同反转的还有凶手科林尼，原来他并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复仇者，因为在当年那场屠杀中，他的父亲正是遇难者之一。

正义的天平在悄悄倾斜，所有在场者开始重新思考这桩凶杀案的性质。

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什么时隔56年之久，科林尼才来寻仇？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都经历了什么？

在一连串的追问下，故事的另一面被揭开。原来，早在1969年，科林尼就曾以战争罪起诉过迈耶，但法庭经过核实，最终撤销了起诉。

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整个案件的复杂度，并串起了一个关于“正义”的追索链条：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当然是无法推脱的罪责。但如果他杀死的是一个刽子手，一个杀父仇人，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人，又该如何评判？与此同时，迈耶所犯的战争罪行只是我们基于同理心的判断，并未经过法律的审判，这又该如何处置？更何况，战争罪本身具有特殊性，比如法律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以威慑为目的的杀戮行为并不算犯罪，前提是不能涉及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可是，精神伤害算不算伤害呢？当着一个孩子的面杀死他的父亲，又算不算伤害呢？

以及，当影片兜出最后的大反转（具体是什么，我不剧透），我们发现，原来迈耶当年并未被起诉不是因为法庭认为他无罪，而是另有隐情。于是上述问题又进一步引申为，如果法律本身存在瑕疵，帮助迈耶逃脱了惩罚，并导致科林尼上诉无门，盛怒之下弑杀仇人，我们又该如何评判？

就是在这样由层层反转构建起的环环思索中，我们逐渐接近了影片的核心，它实际在拷问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准则。

正如影片最终以一个开放式结局收尾，实际是把评判权留给了观众。你如何看待科林尼的罪行，如何评判他，实际就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公正，如何对待历史，以及你希望如何实现正义，如何保护每一个被伤害和被审判的人。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也在看着我们。

一部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世界的千沟万壑、斑驳陆离。

它从不提供答案，只提出一个个问题。

由这个问题，我们得以走近自己，审视自己，在思索之中，走向成熟和宽厚。

影片《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让我又经历了一趟这样的旅程。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片中的一幕。

影片最后，莱宁回到科林尼的故乡——意大利的蒙特卡蒂尼，一个皮球偶然滚落到他脚下，他捡起球，朝来处投了回去，只见接球的孩子正是年少的科林尼。在父亲的陪伴下，科林尼正走向阳光里，他回头望着莱宁，犹如历史与现实的对望。

我想此时莱宁的心中一定有了答案。

他没有说，这不重要。重要是他所经历的一切，使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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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谋杀》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部电影《朗读者》。尽管前者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让人记住的是它惊世骇俗的绝世爱恋，但两部电影的视角是相通的——在现代世界如何对待二战战犯，尤其当那个人与你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你将站在社会公义的角度还是个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将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正义。但实际选择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之所以勾连起人们复杂的情感，让故事走向幽暗深处，恰恰因为战犯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现代社会，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工作有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当他们把过去隐没，你对他们的这段过去一无所知，当你某一天忽然发现密切交往的爱人或亲人曾在历史上扮演极恶的角色时，你将如何面对？

《无罪谋杀》和《朗读者》一样，抛出了极为残酷的问题。

《无罪谋杀》

《朗读者》

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都从法学院学生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律师，相对于亲情爱情，两人都偏向更为严肃的社会情感，站在人类的正义这端。《朗读者》中的男主角对与汉娜（凯特·温斯莱特）的一段生死爱恋极为羞耻，而《无罪谋杀》中为杀人犯科林尼辩护的律师莱宁也显得十分冷酷无情，他不顾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顾待他如父的死者汉斯·迈耶的情面，坚定地走向了被告辩护方。

许多观众都能从这两部片中看到德国现代社会仍在对二战反思的态度因此大加赞赏，但我从情感深处却认为两部电影表现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没有走向同一条路。

在《朗读者》中，战犯汉娜被审判时，她无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惊诧但又合乎情理。从观众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对她产生深深的怜悯，因为她确实是杀人链条上微不足道的一环，不过做着本分之事。

而在《无罪谋杀》中，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莱宁的教授马丁格抛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当时那个时空里，在战争状态中，汉斯·迈耶也是在做着一份党卫军军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内职责（追杀意大利游击队并且因此牵连到无辜平民）——但为什么，他至今已被残忍杀害还要被追问历史的责任？谁又能保证，你在当时的环境里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同样性质的故事，发出同样的问题，答案却走向两端。《朗读者》中我们会站在战犯这个角度，考虑到她也是人，是战争工业中的一环；而在《无罪谋杀》中，我们却不会姑息汉斯·迈耶的罪过，哪怕他余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仍然死有余辜。——我不禁好奇，造成这种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细节。

在《无罪谋杀》中，战争的恶通过非常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极为残酷，极为血腥，因为汉斯·迈耶利用一个孩子的单纯，让他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父亲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负了一生的罪责，不仅包括对汉斯·迈耶的仇恨，还包括对父亲的愧欠。他杀死汉斯·迈耶的行为极为残暴，却包含了两种深刻的情感——复仇与赎罪。当战争像天空中的云一样散去，人们在意大利那阳光明媚的广场上可以继续平凡的生活时，孩子科林尼却背负着仇恨与懊悔长大，他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无罪谋杀》剥洋葱般将一个无情的杀人犯的过去剥开，用律师莱宁的心和眼，我们一点点追寻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1944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小镇广场。——那里正发生一件泯灭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间，就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正因对个人生活的聚焦，我们看到了战争如何对受害者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当莱宁的教授问出“汉斯·迈耶不过是做他分内之事”时，我们从内心深处都不会原谅这个恶魔，因为他的恶恶得光天化日惨无人道。我们无法忘记孩子绝望的眼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罪谋杀》绝对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读者》中抛出的问题引向必须通往谴责与反思的路，不容我们对战犯产生怜悯共情。哪怕他们作为常人被残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们观众却不会惋惜。因为汉斯·迈耶毁掉了无数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朗读者》中汉娜不是在口述，而是电影不断闪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进集中营的人们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时，我们会为谁流下眼泪……还是说，同情和悲伤根本不够消解战争的残酷，在这里面，人类共同扮演了恶人，也共同成为了受害者？

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战犯汉娜

《无罪谋杀》中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战犯子孙如何面对家人的过去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如果说莱宁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学生，一个应将公平正义视作职业理想的人做出的选择无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样对汉斯·迈耶一家冷酷无情，他都有他走向正义的理由。但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却不是如此。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战犯的后代，她一生至亲杀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对历史，面对社会，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问题。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电影中的一个细节——当历史真相最终被解开后，法庭外，汉斯·迈耶的孙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静。她问莱宁：“我也是那样的人吗？”这个问题问得人心碎。对莱宁来说，追寻正义责无旁贷；可是对汉斯·迈耶的孙女来说，追寻正义意味着对至亲的“背叛”。我将选择相信什么继续生活下去，包括脑中存储的关于亲人的回忆，如何面对这份回忆——是远离十恶不赦的他，还是原谅十恶不赦的他，似乎没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着上一代恶的基因，人们又将如何看待我？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放在中国社会，将更是一个难题。

从这个角度而言，包装为好莱坞式犯罪片的《无罪谋杀》，背负了更加沉重的社会意义。它不仅延续了德国社会对战争反思的传统，还将观察的视角深入到个人生活中——我们清晰看到，战争如何在战争结束以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锁困扰，无论是战犯的后代，还是受害者的后代，每个人都在具体的生活中真切面对诘难与悲痛。这也是战争的残酷，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科里尼案件》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

在我看完电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电影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原来电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确实包含了这两个极为具体的问题——既是一名坚守正义的律师，也是纳粹战犯的子孙。他的祖父正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指控为纳粹主犯之一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8岁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希特勒“帝国青年团”领袖，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直到去世之前几年，年幼的费迪南德才对这位祖父留下一点直观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访谈中，费迪南德对祖父的态度既像是坦然面对的，又像是讳莫如深的。有时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来谈一谈祖父，有时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迪南德说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不仅对他来说，对我们看似局外人的旁观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看来，就是《无罪谋杀》这部电影的核心观点。作为战犯的恶人，有善的一面；作为杀人犯的恶人，亦有善的一面；作为亲人的人，还有恶的一面……绝对的善和恶并不存在，我们更多时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因为不同时空产生的问题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选择。

当汉斯·迈耶的孙女低头沉思问出“我和他一样吗”，这是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就像作为律师的费迪南德问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样吗？

故事中的莱宁正是费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个自己，他对电影中的她说：“你是你自己。”

这句话让人解脱，释然。可以想象费迪南德带着问题写到最后，他对历史和自我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战犯下一代不应背负战犯的恶名，而应成为独立的人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又应比普通人对战争更有道义的责任，他们更应该为这沉痛的历史延续自己追寻正义的职责。

律师莱宁和汉斯·迈耶的孙女，正如费迪南德的分身自我

最后也是我个人好奇所致，我发现《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与《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费迪南德竟同是法律专业出身的作家，施林克还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们以不同类型的故事抛出相似问题，虽然审视战争的角度不同，但两部著作改编的电影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延续的罪恶和人性中极为复杂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欢《无罪谋杀》中马丁格教授说的一句话。当莱宁让他以法律史专家的身份接受庭审时，他从原告辩护席走向证人席，开着玩笑说：“换个角度看看这里也不错。”在法庭的中央再看一看原来是战犯的被害者，和原来是受害者的杀人犯，还有世间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历史没有因此改变，情感和反思却变得不同。

是的，“换个角度看看”，这正是《朗读者》和《无罪谋杀》共同抛出的问题。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一看人性与战争。

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好的电影能直击人类的灵魂，甚至还能改变整个社会。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我相信它就是这样的一部好电影。

《科林尼案》是一部颠覆我想象的悬疑片。首先值得称赞它作为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和叙述故事的技巧十分老练，导演采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仅用了前面15分钟就让整部电影的悬疑气息极其浓厚。

电影一开头科林尼就坦诚自己犯下命案，甚至在酒店等候被捕。按普通人的常理来说应该不一会儿就会交代命案的前因后果，但没想到这样的人却始终对自己的作案动机三缄其口。嫌疑人科林尼是一个品行端正、恪尽职守的汽车工人，而死者迈耶则是一个自身成就极高的富人，乐善好施的名声在外，这样的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缘由结识？科林尼在杀死迈耶后还不停地对死者的头部进行踢击，到底是怎么样的血海深仇能让一个好人残忍地杀害另一个好人？

这些接踵而来的悬疑气息让整部电影变得扑朔迷离，层层铺垫的线索也让银幕前的观众们屏住呼吸神经紧绷。但《科林尼案》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尽管影片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许多，它却依然能做到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刻，让观众们恍然大悟并进行思考。

其次，《科林尼案》作为一部嫌疑片，但它下苦工的地方却一点也不比普通的剧情片少。电影颠覆了悬疑片的传统，只利用影片的情绪去讲故事，通过三个主要人物的饱满形象，加上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进行情感铺垫，立意却能做到不煽情不落俗套。

从影片情绪的角度来说，全片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是通过让观众跟随律师莱宁想起自己儿时曾经与迈耶度过的美好回忆进行铺垫。在莱宁的回忆中，迈耶是一位风度翩翩与人为善的富人，还亲力亲为去照顾被其他德国人不断歧视的莱宁两母子。迈耶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莱宁自童年就缺失的父爱，甚至还自始至终以一种好人的形象在观众脑海中根深蒂固。基于这样的情感铺垫，等到观众在电影后半段了解到迈耶真正的为人与他曾经犯下的弥天大罪，在科林尼的痛苦回忆和手刃仇人这两个场景不断交替，这种真相大白的反差感直接震撼了银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另外，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非常饱满。莱宁是一个刚拿到执照的新手律师，本想在首次案件中大展拳脚，没想到首次委托就难道了这位富有热情和抱负的律师，一边是曾照顾帮助自己多年的义父，而另一边则是毫无血缘的枪击杀人犯，在面对道德困境与职业操守两难的情况下，最终嗅到一丝反常后捋清了故事的全貌，这位新手律师通过自我挣扎慢慢成长，最终战胜了自我情感，站在了公正的真理面前。

迈耶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忏悔者，我们知道迈耶在面对科林尼的时候没有一丝反抗，相反而是闭眼下跪默默接受审判。搁置在迈耶良心那块大石终于可以落地，也意味着他大半辈子的与人为善只是一次自我赎罪，他终于可以不再受到良心谴责，但迟来的审判能够让科林尼抚平伤痛吗？

而科林尼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个愤怒者，但科林尼真正想要报复的不是迈耶在他眼前残忍杀害亲人，也并非战争给予他终身难忘的伤痛，给科林尼造成伤痛的真正原因反而是法制上的不公与冤屈的诉求无门。因此电影的重心在后半段已经不再是该如何审判科林尼，而是变成人们该如何补救法律漏洞，又该如何正确挽救过错？

《科林尼案》给予社会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留给观众们进一步反思的空间。全片以科林尼的自杀作为留白，故事没有让观众得知最后法官该如何判决科林尼，而是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一个人犯案后该如何处置？法律应该对这个人做出公正的裁决，除了给饱受伤害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存在。如果法律没有做到公允，被偏袒的人又该接受谁的制裁？

每一位观众都深知科林尼对迈耶的私刑是不正当的，但让迈耶逃脱罪行又是公正的法律吗？就因为《德雷尔法案》的颁布，难道就可以让过往犯下罪行的杀人犯就能逃过罪刑吗？法律作为每个国家最根本的治理根基，它的存在难道真的代表着真理且不容被质疑？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只依靠法律作为判断事情的唯一依据又是否切合适宜？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科林尼案》绝对称得上是一部足以改变社会的电影，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德国人至今还在反思历史，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这种担当绝对值得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去钦佩。只可惜历史上有许多错误是无法完全纠正和弥补的，而我们如今能做到的是吸取教训，通过这部电影去自我警醒，去改变社会。

法律虽然是高高在上的，但太多人过分依赖它的存在反而忘却它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矛盾的工具，因此执行法律的时候也不能忘却人民群众的常情常感。我们需要明白只依靠法律的社会是可怕的，人性需要内在道德去约束自己，需要信念的源力，因此我们需要光明的牵引，行在光中，在阳光的照耀下，才能让人性的黑暗无处可藏。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