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

放眼当代中国文坛，莫言必是NO1。

但莫言之外，贾平凹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他笔下浓浓的西北土腥味，较之前辈作家路遥、陈忠实走得更远。

不过，贾老师的“绝活”，是写“性”：

尺度之大，用力之猛，主题之深刻，令人惊叹。

《废都》大概是其最有名的作品了，曾一度不能出版。

夫人今天要说的，是《五魁》。

因电影对原著的改编很大，我将从两者对比的角度分析：

在新奇“重口味”的情和欲背后，暗藏着怎样丰富的人性。

一

《五魁》始于陕北高原上“背新娘”的民俗。

开头，“驮夫”五魁去背柳家的新媳妇。

几个小伙在路上故意磨蹭，都想看新娘有多美。

五魁更是兴奋，他对新娘的美貌和心善很倾慕。

不想，途中却遭遇白风寨的土匪劫亲。

逃跑未成，少奶奶被抓走。

五魁自觉有愧，便独身闯入匪窝。

发现这白风寨的头儿没有匪气，竟是斯文有加会唱戏的“帅哥”。

他谎称新娘是白虎星（克夫）。

一番“交涉”，寨主被五魁的胆识和重情义打动，两人安然释放。

五魁从未想把新娘据为己有。

他觉得少奶奶只有在柳家这种富裕的地主家，才能幸福。

于是，果断将其背回。

直到此处，小说和电影的情节基本相同。

而最大区别，是柳家少爷的结局。

小说中，获知新娘被劫持后，少爷带枪和一众人前去营救，回来时炸断了双腿。

影片里，听到消息他急切地寻枪，意外点爆了炸药，当场身亡。

虽说一伤残一死亡，但促成的结果一样：

进了柳家，少奶奶苦不堪言。

黄建新导演的改编，是让少爷早早归西。

由此，少奶奶面对的，就只有婆婆一人。

深受封建男权思想影响的柳老太太，厉害得很！

她先让管家给儿媳验身，确定没被土匪玷污后，立马安排和儿子举行冥婚。

接着，少奶奶只有一事可做，即抱着木雕的少爷守寡。

试想，一个年纪轻轻，如花似玉的女子，这样没日没夜地孤寂凄凉，能熬过去吗？

而在贾平凹笔下，则是另一番光景。

失去双腿的少爷，因生理的残疾进而心理变态，愈发将强烈的欲望倾洒在少奶奶身上。

性虐待与家暴并行，使她犹如活在人间地狱。

尽管镜头和文字下，少奶奶在柳家的境况不同，一个寂寞难耐，一个身心皆被摧残，但本质相同，她失去了一个女人该有的尊严和自由。

传统的妇道观念，要求女人死了丈夫就必须得守寡。

片中柳老太太秉承祖宗规矩，死死地看守着儿媳。

穷苦人家出身的少奶奶，一出嫁就意味着得接受夫家的一切，三从四德便是最高纲领。

所以，小说里的少爷可以对她为所欲为。

二

话说卑微的穷小子五魁，将新娘背回后成了柳家的长工。

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在他心里，既好看又心善的少奶奶，该像菩萨一样供着。

呆在柳家，他就能合情合理地“躲”在不近不远的地方，见证“女神”的幸福时光。

这样的心理，很符合五魁的身份，或许也和自卑的性格有关。

骨子里对少奶奶极崇敬，他要做的就只是保护和仰望。

可惜，他遥望到的，却是少奶奶的悲惨岁月。

对此，忠勇憨厚身体健硕的五魁，岂能坐视不管？

原著中，是少奶奶找到五魁诉苦，请求带她离开时，给老爷撞见了。

由于她不守女人的“本分”，想一走了之，败坏柳家的名声。

因此硬生生被打残，和少爷一样躺在了床上。

电影里，眼见少奶奶逃跑不成而日渐抑郁，便主动前去宽慰，却没想到和如狼似虎的女神来了个顺理成章的亲密接触。

这一下，少奶奶本已死寂的心又复苏了，她更依赖五魁，期盼着早日逃离柳家大院。

但五魁终究是卑微的，他很犹豫，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拯救者，像是张艺谋《红高粱》中的“我爷爷”那样，可以一不做二不休。

只是事已至此，由不得人了。

影片中，五魁有着严苛的道德谴责，他觉得自己太冲动，禽兽不如，不应该碰少奶奶，因羞愧难当，意欲离开。

正在两人拥抱分手时，被柳家人团团包围，“私情”曝光。

少奶奶在祠堂里百余人的众目睽睽下，被挑断足筋以致残废。

之后被囚禁，生不如死。

五魁则被赶出柳家。

始终关心少奶奶命运的五魁，本想投靠白风寨，谁料已让官府剿灭，成了一片废墟。

走投无路，他仅用一年时间便化身为土匪头目杀入柳家。

老太太被赐全尸，上吊自杀。

临死前还在困惑，儿媳怎么就不能好好地守个寡？

五魁像当初进门一样，背着“女神”出走。

这样的开放结局，给观众以希望和想象空间。

或许，“癞蛤蟆”和“天鹅肉”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可以说黄建新的改编，是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

大大略去了少奶奶在柳家遭到的非人待遇，在极度的性压抑和身心摧残之下，并未怎么描述她无法安放的欲望是如何地炽烈。

五魁虽卑微，但也算是个“正常”人，他并非一直“不近”人情地躲闪，还是“体贴”了少奶奶一回，且最终以土匪的面目将其解救。

两个核心人物的形象塑造均较扁平，叙事线索也很清晰，拍摄手法“中规中矩”，大体可看作是简化版“张艺谋”（《红高粱》、《菊豆》）。

电影的主题，在揭示封建男权体系对女性的压制。

柳老太太是权力的化身，她被五魁赐死，也就意味着反叛“斗争”的某种“胜利”。

三

相比电影的简化处理，原著里少奶奶的处境要悲惨得多。

她在柳家饱受折磨，五魁看不下去，就放了一把火，慌乱之中两人乘机逃走。

在偏僻的山谷里，筑屋起灶，过着归隐生活。

本以为他们会成为神仙眷侣，或是被解放军救出，然而故事走向，既不武侠也不“红色”，而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

五魁仍是一根筋，他坚持要在两人之间筑起一道界墙。

从而，“桃花源”变成了“尼姑庵”。

他细心地侍奉少奶奶，管吃管喝，却无视她的屡次暗示。

尽管五魁不傻，并非不清楚她的诉求，但他只会执着地“供奉”女神，任由少奶奶被欲望驱动得烦躁不安而装作看不见。

或许是良心发现，送了只叫“四眼”的狗，帮她消解寂寞。

可居然瞧见了少奶奶和狗在被窝里难以启齿的一幕。

五魁彻底崩溃了！

一直以来，他精心呵护女神的全部努力，仿佛瞬间被击碎了。

他无法忍受眼见的事实，设计杀死了四眼。

少奶奶漫长生命里唯一的星星之火，被五魁扑灭了。

她那破如漏屋四面透风的悲苦人生，也已到了尽头。

少奶奶抓花脸蛋，跳崖自尽！带着无比的羞愤，和对人世的绝望！

这样的“结尾”，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很常见。

《菊豆》中，菊豆用一把火烧了杨家大院，自己也被烧死其中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颂莲目睹了三姨太被关进“死人屋”的惨剧后来变成了疯子；

刘冰鉴的《砚床》中，玉莲在少爷死后，伴着砚床和老宅足不出户地守了四十年寡。

《五魁》中的少奶奶和她们一样，都是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如一叶浮萍飘荡在尘世。

在人性欲望、道德伦理、宗法秩序等交织的复杂情境中，她们一心想得到拯救，但无不悲惨凄苦地走完一生。

既然得不到外界拯救，也寻求不到自我拯救的途径，就只能以毁灭的方式获得救赎。·

而五魁的往后余生，又该如何度过呢？

失去了仰望的女神，其原本的“扭曲”心理更加不可理喻。

他从憎恨土匪之人蜕变为土匪头目，一年内抢了11个新娘作压寨夫人。

她对女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卑微谨慎，甘做道德卫士远远地尊崇，将所爱之人视为“神”来膜拜，到抛弃条条框框，把女人当玩物来戏弄，沦为实现肉体狂欢的工具，从对女人的极端敬慕滑向极端玩弄。

四

可以说，五魁每每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给他目为圣洁如菩萨的女人以呵护，实际上却一次次将她推向痛苦的深渊。

直到少奶奶跳崖自尽，看似“好心”的五魁，也还是不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

五魁的性心理，扭曲、变态、极端。

若非如此，以他的胆识和重情义，完全有能力自立门户，给少奶奶欢愉和幸福。

而不是一味因笨拙的“好人”模式，陷她于重重困境中。

小说里有段五魁的自白，道尽了这种“极致”的性心理：

这只蚊子或许是刚才在墙那边叮咬过了女人的，现又叮咬了自己，两人虽然分住了两处，血却在蚊子的肚里融合一体了吧。再幻想：如果自己能变成个蚊子就好了，那就飞过去，落在她的脸上叮她，这叮当然不要让她疼的，那该多好哩……

五魁宁愿拿一只蚊子来意淫，也不想对女神有半点造次。

何止是卑微，觉得自己配不上，而是他不忍打碎因神化女性制造的梦幻。

因此，才极尽扭曲、变态、极端之能事。

简而言之，在贾平凹的观念里，女人是“神”，凡人不配拥有，只该去膜拜和保护，不得靠近。　

品读《五魁》，深感贾平凹用他粗粝感十足又别具深情的文字，让我们在同情女主不幸遭遇的同时，也被少奶奶原始欲望求之不得的痛苦而惊醒。

更为五魁这个极为立体的人物“震碎”三观：

一个穷苦单身汉，怎样一步步从崇敬女人的极端卑微，再到戏耍女人的极端放浪，其中释放的人性张力何其触目惊心！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说：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这已经是很客气了，佛家的《地藏经》讲得更彻底：

南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简单翻译下，人活在世上，无时不刻在造业啊。

（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红高粱》在国际上得奖之后，引起了中国作家和编导们的心灵地震，每个人也都想试试。选择相似的题材，相似的背景，是一种“超近儿”的办法，那几年连续出现了很多仿作。

讽刺的是，仿作的风潮，十几年后又汹涌了——原因是，李安的《卧虎藏龙》得了奥斯卡。

西部、灯笼、红色，本片都在刻意模仿张艺谋，还有故事框架。

贾平凹比莫言差一些，黄建新明显不如张艺谋。和《红高粱》相比，差距最大的是演员，本片的男女主角一直默默无闻，而姜文、巩俐享誉国际。

大学时看过部分原作，还记得五魁说女人是“白虎星”的细节。这是贾平凹投机取巧的代表作——性+怪异。

当年的电影海报，印象也很深。

编剧杨争光，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以为他和当时CCTV的台长杨伟光是兄弟。

其实电影还是不错的，只是片中有着太多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痕迹，导致了看的时候多了一份别扭。另外，明明是一部中国旧社会的电影，冒出台湾口音，倒是让人感到格外的怪异。、

对于中国旧社会的批判，或者是对于女性的残害的批判，似乎总离不开一个女性的性方面。守寡成为了残害的最重要罪证，我们不可否认这一点的重要性。但其实还有更多方面值得我们深思，家庭社会地位、教育等等，其实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似乎性成为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具有好奇心的东西。有时这类影片看多了，倒是无趣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