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期

    破产小老板和一个小姐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和乡下的故事。潘粤明饰演的小老板去夜总会，遇上一扫黄打非，救了一跑出来的小姐叫王莉。在酒吧碰上了债主来逼债，正好乡下也催自己回去，于是潘粤明索性带装成自己未婚妻的小姐王莉回家。这样不仅可以躲了债，还可以还了重病的父亲和家里人的愿望。
    之后在乡下的戏也就是两个人怎样从生意关系到熟知，信任，以及牵扯出的所有是是非非。在乡下的生活和那次假结婚，村了那个疯了的“小姐”的命运，无疑让王莉开始思考自己的状态还有将来。当她认清了，痛苦了，知道了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她才真正从“利”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这样，在最后关头，她才会把银行卡给了那两个逼债的。而潘粤明也知道了，“原来你们小姐除了做这个吧，和普通女孩子没什么差别。”
    电影颠覆了我的许多感觉。
    我以为，在他们结束了利益关系后理所应当恋爱，结婚，生子。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故事也没有让潘粤明和从他车前走过的王莉见到。也就是说，生活就是生活，远不是电影那样离奇。两人在回城后结束了故事，他们的故事也就没有了继续的必要。并不是所有女人都会爱上让自己清醒和回头的男人，也并不是所有男人都会爱上救了自己的女人。感激，报恩，永远不等于爱。也许他们都爱了，只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二人继续。这些后话，我无从知晓。
    王莉在片中反复强调着，“对，我就是个小姐，怎么着了？”每次她说这话的时候我都挺想哭的，觉着这种事情有时候明明是无奈的，而所有的副作用全都有她们承担。我也不是为她们平反，只是觉得自己不应该把她们一棍子打死。
    让人轻松的，甚至是忍俊不禁的是那两个逼债的。我以为逼债的都是凶神恶煞的，没想到，他们无奈的甚至愿意给潘粤明跪下。生活就是生活，所有的人无奈于只是讨口饭吃。讨口饭吃，力量多么大的一种驱使。
    无奈的都市人，但即便身不由己，仍然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会被太多的欲望迷的神魂颠倒，像乡下单纯的女孩子总是希望进到繁华的大都市。都市有多么美的一面，但如果我们真的爱它，就得承受它同时带来的所有鲜血淋淋。而此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永远不把自己迷失在那样的纸醉金迷中。
电影我还是比较喜欢的，甚至过与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乡村的土路，就房子，婚礼，野鸭子，女孩子的笑声，都让人觉得很美。有时候，在市区住久了的人们，真的可以在乡村换一换血，找回点自己失去太久的东西。

    影如其名，当《租妻》这一原定片名被“矫正”为现在的《租期》，导演路学长心中或许有几许无奈。其实这只不过是这部电影众多妥协中最为昭彰的一处罢了。作为第六代导演中较为密切地融入体制中的一员，路学长在该片中的犹豫，甚至短暂的迷失，表现得相当明显。
    影片在宣传上号称中国第一部以“坐台小姐”为主题的电影。以第六代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的关怀的人文传统来说，“坐台小姐”只不过是这些人物当中的常规的一员，影片对于这个人群的关照从人文关怀的意义上讲，不应区别于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关照。但如果以这个群体的特殊身份作为宣传的噱头，那么它所照映的便扭曲为人们对于“性产业”这个敏感词汇的低下的偷窥心理，而它所贬低的则是电影自身的人文关照价值。
    结尾处被认为是典型的不入俗套的第六代手法。当然相比照好莱坞灰姑娘式的童话故事（《风月俏佳人》），路学长对于结局的安排确实体现不同。但我想，如果仅以跳出喜剧结尾的巢臼为参照，对于第六代导演来说，或许是一种艺术上的侮辱。某评论家说，影片的结局“有点狠”，因为郭家驹与王莉在茫茫的北京街头近在咫尺地擦肩而过，反映出了现实人生的残酷。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此精巧的“设计”——那时（寻而未果）那地（苍茫人海）的那种接近，又何尝不是对大众多愁善感细胞的讨好呢？那场风波的三年后，两个主人公双双“奇迹般地”得到了人生的升华：郭的公司起死回生，而王即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我们无从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事态180度的转变——或许是那场“乡村教育”的功劳——洗脱了前事的“肮脏”（但如果从导演的角度将其所关怀的对象先见地定义为“肮脏”的话，那么影片所要表达的人文关怀从本质上便十分可疑了），让观众和审片在道德上获得了自我确认与满足。相比较其他第六代作品的冷峻，我们只能说路学长在进行一种妥协的尝试。
    个人认为，影片由《租妻》改名为《租期》，未尝不是因祸得福。由此一改，过为昭彰且具诱惑性的平直表达，被替代为一种更具内涵延伸的叙述，也免却了媚俗之嫌。“租期”指向的是一段有限度的时间，契合了故事的叙述结构，也升华了意义的表述。在“城市—家乡—城市”这一段落式的结构当中，“租期”概括了中间这一段落的意义指向：一段镶嵌于“正常”城市生活中间“特殊”时段。第六代叙述传统中的“城市主题”中心，似乎在影片中遇到挑战，从表面上来说，这段乡村生活的“教化”作用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很显然，“租期”所传达的期限性告诉我们，在“回到城市”的必然性面前，回乡省亲只能是张爱玲“封锁”式的非常态的插曲。插曲的意义也正是在于这种非常态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平时所不能看到的事物的另一面。
    那么乡村/家乡在影片中是否体现出“洗涤灵魂”的作用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又不完全是。郭、王两人由于巧合的因素，一同、可又各怀目的地“回家”，但相同的是，两人都在逃避来自城市的逼压：一个逃避债务，一个逃避“扫黄打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是游子困顿中永远可以依赖的港湾。乡村经历中，不仅抚慰性的、具有精神疗伤作用的田园风光心照不宣地呈现，而且一些神秘的、原始的、具有宗教意义的符号也不断地显影（宗室祠堂，祭祀，招神等等），昭示出一种对抗现代文明的传统因素。
    但是，王莉似乎并未从这些因素中获得完全的精神上的顿悟和改过的想法。对于她来说，“现实的”经不起“神话的”推敲。不可否认，在她身上闪动过“醒悟”的瞬间时刻。婚礼上痛哭的一场，她所受的“刺激”便在于假结婚对于神圣婚姻的亵渎。按照郭的说法，王“什么世面没有经历过”，怎么会在乎这没有本质不同的逢场作戏呢。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对于王这样分离“性”与“爱”的传统必然联系的性工作者，“婚姻”一词所包含的过于强大的向度也会让她们退却。婚床上王叹道，这辈子也算结过婚了，其间的苦涩不难体会。对于王来说，将“性”与“爱”分开，是不得已而必然为之，但她也有一份坚守：嫖客可以碰她，但不可以吻她（尽管有拾人牙慧之嫌）。“性”在她这里可以买到，属于商品，流通的，公共空间的；而“吻”似乎可以作为“性”的附带产品，不用另外付钱。而正因为不用付钱，她便有可以将它置于非商品、非流通领域的私人空间加以保留的可能性，抵抗购买者的臆断，将它作为“爱”的最后的、唯一的所属。为了这份在放浪的表壳下不常见的坚持，她不得不将自己陷入一个不解的两难：不去爱自己的所爱才是对他的爱。现实的残酷让她不得不收起幻想的可能（那个神秘的疯女人则是冷酷现实对她梦魇般的提示）。这也是第六代导演非浪漫、非天真的成熟之处。
    回到不可能的“乡村神话”，我们会发现一种潜在而深刻的矛盾：乡村既是可回归的栖息地，但又是必须克服与超越的低级阶段，回归，只能是暂时的，在发生危机的时刻。就如同人类矛盾而辩证的“文明”经历，文明的大厦竖起，越高就越雄伟，也越危险，但我们还可能回到原始吗？垂死的父亲，是一个明显的“弑父”象征，而郭与父亲的最终和解又契合了经历了失怙之痛后寻求精神之父的主题。
    《租期》从这种意义上说，还原了第六代所执著的城市主题，由时间上的非常状态指示，表明了空间上的城市统摄。除却类似结尾的“母亲神话”的表达，影片的批判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保留得相当深刻的。猴子在最后努力消除郭的美好幻想，从一方面来说道出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症瘊（虚伪的男性目光：“小姐就像公共汽车一样，谁都可以上。”——如果从公平的交换的角度来说，买卖双方应相互认可尊重对方的劳动与资金；如果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嫖妓与卖淫应受到同样的谴责。然而在男性目光与双重标准下，我们所截取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项：尊重自己的资金，却鄙夷对方的道德。），从另一方面来说，又落实了现实的冷酷——而这种冷酷的震撼力要远远大于温情脉脉的想象中的所谓道德升华。

    另外，音乐上给人的较cheesy的感觉似乎是讨好主流的另一体现。稍显过度的煽情削弱了批判的冷峻。故事在逻辑感上还有所欠缺，如无家可归、仓促结婚等处有些突兀。摄影上的质感的缺乏，或许是由于使用高清数字的缘故。而女性人物刻画的略显单薄，导演则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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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喜欢一切带着姑娘回乡的故事，这个故事带着妓女回乡显得更暧昧和充满可能性。不过片子拍得基本上是电视剧的水平，演员演得也实在百无聊赖，音乐更是一塌糊涂，用六个字形容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用三个字概括就是“不着调”。我简直怀疑路学长真的拍过《长大成人》和《卡拉是条狗》，不过，想想他连《两个人的房间》那种愚蠢的片子都拍过，也就觉得能理解了。

2014年2月20日，今天，我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第一次听到路学长导演的名字，第一次观看这部电影，看完后去找寻导演的信息，结果发现导演正好卒于今天，大约命运正是巧合。今天。

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今天。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掌握的、享受的、失去的，就是这个人的全部生命，而这每一个的今天，无非就是用身份或者契约维系的，正是这样的身份和契约，造就了每一个人的命运。电影中，莉莉准备独自离开那个美丽、原始和落后的福建村庄的时候，她提拉着手提箱，与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同样格格不入的还有跟在她身后的疯女人，她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紧张来源于疯女人的穷追不舍——“你回去，回去啊，你别老跟着我，你回去啊，你别跟着我，我都不知道到哪，我怎么带着你啊，你干嘛要疯，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种人是永远没有脸面的吗？”莉莉用一枚红艳的口红，像是对疯女人的靠近，其实是拒绝，莉莉听说疯女人的故事之后，并没有很多情绪，她还试图用那枚口红缓和她和命运的关系，但命运就是那个疯女人，她一直紧追不舍，除非你摆脱了今天，否则她会一直在你身后跟着你，你不知道她想跟你到哪里去。

社会分层无疑是社会学的重要问题，身处社会基数庞大的底层阶层，加上有限对外接触的闭塞小环境，构成了当今中国至今仍然火热的城市化潮流和人员流动，但在这种流动中，社会阶层的流动却是以一种有限的、低效率、缺乏朴素正义的方式进行的，许多处于偏远山区的孩子，在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尚且不够的孩子，他们在城乡二元的痛苦中努力靠近大城市，他们觉得遥不可及，诚然辛勤劳动是美德，但为了让获得和变化变得容易一点——很多时候甚至是人道一点，在血汗工厂密布的中国大城市，毫无疑问，底层女孩们去“做小姐”成了“体面”甚至是富有潜力的工作。

电影的故事大抵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看仍然充满着时代感，东莞的扫黄活动正引起全国的轰动，这并非是个例，只是电影早在几乎十年前就在全国发展最前列的北京发现并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北京开始，到北京结束，中间夹着的，是一段长长的租妻回家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古朴盎然，同时也充斥着过去时代的文化和愚昧。或许我借用契约和身份描述这种关系也有恰当性，郭家驹的老家是中国农村风貌的一个微缩和典型揭示，那里的人是沿着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文明传承下的“契约”生存的，家族和村庄内部的乡俗规约和法理尺度维系着它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信念，郭家驹正是“从契约到身份”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而在北京，导演正试图让莉莉这个身处古老契约北京的“小姐”在自己追求“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中，同时要求社会完成“从身份到契约（新的契约，这里的契约是自由契约，不同于古老的宗族契约）”的转变，导演让这种转变在电影结尾的郭家驹身上完成了一个开始。郭家驹是这种转变的起点——他说：“她帮过我……她人挺好的……她们活得也不容易”。在西方经历了数百年的变化——从契约到身份，再从身份到新的契约，在中国这里，人们急切地，中国也不得不加快速度地在异乎寻常的短时间内实现，甚至他们的时间顺序都要很大程度上被重合或者被空间二元所挤压和分担。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时代的车轮把中国带向了一辆疯狂向前的火车。但是一切需要时间来沉淀和改变的事物都在迫切地要求时代交出答案，东莞的扫黄运动在央视的报道下又掀起了一波全国性的讨论，人们纷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和解释，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种。

其一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怜悯——极低的社会地位，被迫的选择，缺乏健康的保障，以及社会的歧视。持这一观点的人大都认为社会忽略了或者没有勇气对支撑着性交易市场的需求者们的谴责，而将所有的责任与脏水泼到了那些为求生计的“小姐”身上，电影中其实也体现了这一点，莉莉说：“添砖加瓦的应该是你们，要是没你们，我们这些做小姐的上哪儿挣钱去啊。”正是这一点，后来莉莉说：“有什么啊，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些怂人我见多了”，说的其实是同一种人，就是那些莉莉挂在嘴边的“老板”们。这是莉莉的自我认识的完成。影片也同样借助郭家驹的话“你们在歌厅、卡拉OK的那点快乐还不是她们给的？”的反驳完成了郭家驹对于“小姐”这个群体的新认识。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社会应当重新认识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也应当重新认识自己。

其二则是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反对——败坏社会善良风俗、从事着自我的绝望和自我毁灭，他们同时认为并非性工作者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大部分性工作者四肢健全，她们大部分都没有被逼迫到不得不从事性工作来谋生的地步，她们往往是一些谄媚嫉妒，妄图通过捷径到达另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投机分子”，她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影片中这一点也可以体现——莉莉说她干几年凑足了前就回家乡开一家店。

从事性工作在当今中国真的意味着一种自我精神的毁灭——社会的鄙夷、永远的烙印、飘忽的命运、微芥的尊业构成了性工作者的人生，她们被忽而即来的“刺激”和捉摸不定却仿似定论的阴暗可怕的命运纠缠。电影终究是属于艺术而非生活的，尽管它总尽力描绘生活，但它戛然而止。影片用《租期》这个富有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词语（英文篇名直译为合同，更加彰显了这层意味）描绘了一个现代古老村落的命运交汇的故事，借助人物交集的纽带，两个主人公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演绎了一段现代和古典的交融剧，他们相互感染，并且相互升华。电影总是可以把故事讲得模棱两可——那个挺着肚子的莉莉，从正常的电影节奏看，是一个无声的美好的结局。可是从现实看，谁又能说它不是一个新的悲剧呢？

真实的事态是复杂的，正如上面关于东莞扫黄的讨论——决定一件事情的往往有多个面，每个面都不能占据绝对的主流。关注莉莉的个例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感性的色彩，却未必能对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更多意义，当然艺术自有它本来的意义。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回荡着那句似乎象征着现代社会的话：“人人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一直在想这种权利究竟是什么——世俗的幸福就是摆脱旧有的阶层达到更高的阶层，这代表着社会财富和地位的提升，但这并非易事，财富和地位未必是同向增长，获得它们中的任意一项也都并非易事。而权利，我们知道，也不能摆脱义务而存在，当我们实现权利的过程中损害了过多的社会利益，我们的权利也将受到限制。为了达到平衡，电影让莉莉在乡土中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办法让现实中无数的“小姐”们，通过一纸真正代表现代社会的“合同”而不是她们所以为的大城市里带着虚假面具的“老板”，获得启发。现实就是一片泥沼，身在其中的人难能干净。

但愿那些“小姐”们有一天是幸福的，但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是宽容的、优雅的。有时候人难免会感性，艺术发掘那些泥沼里隐隐的光辉，我很幸运再次看到一部这样的作品。而现在身在天国的导演，是否也能听听我下面的这段话？

——对于现实而言，也许每个人都是对的。我们的生活，或者平平静静，把那些阶层、社会地位都放下。那些经济上不能支持她们平静生活的底层人民，她们带着某种畸形的心态去跳、去够上这个时代，或许她们显得力不从心和愚蠢。但社会是不会自己流动起来的，她们高高地跳起来，溅起污泥，仿佛搅动了混浊的世界。平静生活的人们，你们的平静是对的，但你们不该叫嚷着说她们污染了这个世界，她们只是搅动了空气，平静的人们，你们应当填下这些泥土，播撒下向日葵的种子，她们才会开出花。

平整土地和播撒种子，应当是依恋平静生活的人们应当做的事。我们不应该推辞，当我们处在更平静阶层的时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相对平静的），因为这是写在空白无字却存在于人类正义的“合同”中的条款，一纸契约，它“白纸黑字”。

  昨夜漫漫，看了部电影聊以轻松消遣，找来找去选择了《租妻》，看它的介绍说是“一部反映农村冲喜租妻的悲喜闹剧”觉得差不多应该是部比较轻松的喜剧。可看完之后，我发现我的想法错了，而更大的发现是那个在dvd封皮上写介绍的人是个傻子。
   公司倒闭女友离去债主临门，这是导演给郭家驹安排的出场环境。这个出身于大山沟、混迹于北京城的年轻CEO代表了很大的一批北漂人，为了自己的梦背井离乡闯荡在北京，白手起家开创事业还要背负着家族沉重的希望，然而成功并不对他们有什么眷恋，经过一番辛苦努力与他们不期而遇的往往是成功他妈。这个在北京被债主逼的乱窜的老实孩子被同伴拉去红灯区过眼瘾，却碰巧赶上那天严打，两人停车看热闹却与被警察堵的乱窜的三陪女莉莉碰上，同伴不怀好意的让莉莉搭了个顺风车。从此，他们的生活开始搅在一起。
   莉莉这个人物是个开朗的三陪女，或许对于这个职业，我该用“放荡”来形容，但我觉得“开朗”更恰当一些，套用别人的一句话说，“肉体很脏，但精神纯洁”，虽然靠“卖肉”为生，但也有她的原则“做可以，接吻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里世界，小姐也不例外，她只是把自己的肉体做为本钱来为日后准备做正当生意的本金和自己的嫁妆。你可以出钱把她扒得精光，却无法阻止她一边呻吟一边在心里整理自己的帐目。当初她离开家出来闯荡的时候，和郭家驹乡下的侄女想的一样是要长见识学本事，可“一出去就知道不是这样了”。抛开别的，如果单从职业角度来说，她是一个很好的seller，很懂得维护大客户关系，即使是假结婚的前夜还给“王老板”打电话维护关系热度。
  郭家驹年迈的双亲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看自己的媳妇，并入膏肓的父亲让母亲催儿子早早带媳妇归家。而此时郭家驹要四处逃债，莉莉更是要避避人大期间严打的风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一份租妻合同。随家驹返乡近一周的时间里，莉莉无邪的表现颇得郭家驹的好感，虽然偶尔也甜言蜜语且义气十足的说愿意娶小姐为妻，但他终究掩饰不了对于“小姐”这个人群的鄙视。而那个曾经是小姐，与莉莉如影随形的疯女人更是印证了这个人群的悲哀。
父亲在儿子婚礼之后撒手人寰，母亲坚持留在家乡守着父亲。同伴经不住债主的拳脚供出家驹的家乡。莉莉眼瞅着千里追债的两个壮汉将郭家驹一顿暴打，为了避免郭家驹被债主剁掉手指，莉莉咬牙拿出了自己出卖肉体的全部积蓄。八万！靠出卖自己积攒下来的全部就这样没了。旷野中一个小姐坐在地上仰天放声大哭，那哭声死心裂肺，里面有太多的委屈。
好在导演是个好人，不忍心让人太难过，给了一个好的结局。一年后郭家驹挣钱还了莉莉，之后他们两年没见。等第三年郭的生意渐渐步入正轨，他尝试着去寻找她。在一个路口，开别克商务车的他与挺着大肚子的她擦肩而过。看得出，她，已经从良很久了。
这个故事很沉重，沉重的让我失眠。小人物的生活是如此的悲惨，却又如此的贴近现实。这个故事让我无法一笑了之，因为在我们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着郭家驹和莉莉的影子。祝愿大家都好运，不管走进怎样的沼泽都要坚强的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让泥水污染了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