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正盛

【24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在当地时间24日晚举行的颁奖礼上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特别提及奖。 （特别提及的意思基本是：我们实在没法给它奖又舍不得所以发个奖状口头表扬一下） 以下是处女作评委会主席，罗马尼亚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的回复，关于他们评委会对《大象》的看法以及授奖词：

我们都对这部电影爱不释手，并且整个评奖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讨论。这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电影，并且是一部如中国电影史上那些伟大的处女作一样、必将被铭记的电影。 这部影片的表演非常动人，对调性有着出色的掌控，推拉镜头也不输名家，这些标志都显示出这位英年早逝导演的渊博才华。在他仅有的这部影片中，胡波已经在电影史上留下了印记，他用电影发出的声音绝对不会被忽略。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三个评委非常高兴可以将特别提及奖授予《大象席地而坐》。”

【23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于当地时间2月23日晚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的费比西影评人奖。

首发于公众号“奇遇电影”（Cinematik)

图文版参看：链接

以下是我稿件原文。奇遇版本有编辑删改部分。

胤祥发自柏林

虽然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晚场放映，但世界首映场的《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仍是首日早上八点开票不到九点就被哄抢一空，放映厅外早早排期了等空位的长队，放映也真的是座无虚席。或许外媒及观众更多是对场外信息感兴趣，毕竟刻薄点说，“自杀的年轻导演”已经足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噱头了。放映后观众们的提问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影片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导演的原意，最终能不能在国内上映之类。胡波去世前完成了《大象》的粗剪版本。由FIRST电影节出面协助进行后期制作，赤角（REDiance）担任国际发行。目前这个版本仍有一些技术瑕疵，尚未获得龙标，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在内地上映。

或许胡波这部电影并不会如他的死亡那般引起（有限范围内）的轰动——吆喝是一回事儿，卖票是另一回事儿，但这部有待进一步后期打磨的影片仍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成为2018年乃至近十年非常重要的华语电影作品：胡波在影片中实践了一种贝拉·塔尔式的时间-凝视美学，是华语电影中极为少见的极端作者化风格，然而也是因为没能解决剧作和视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作品仍呈现出一种撕扯般的分裂状态。

《大象》的片名和一小部分情节来自胡波的小说集《大裂》中的一部短篇小说，不过影片把小说中席地而坐的大象从花莲动物园搬到了满洲里马戏团；睡了朋友老婆导致其跳楼的“我”也不再是失业编剧，而改成了小混混；他跟前女友的纠葛也得以保留，这些大概是……影片十分之一的情节吧。小说《大象》算是作为小说作者的胡波的某一种特定风格：深受雷蒙德·卡佛（尤其是其译文）影响的作品。另外一种典型的胡波风格则是脱胎于电影学院剧作教学的强戏剧化作品，通常人物及关系比较简单而事件比较离奇。我相信《大裂》中不少片目都是当做电影故事大纲来写的。这种创作状态忠实地反映在了电影之中。

《大象》是极度分裂的：剧作上是一个昆汀、盖里奇、宁浩或者《心迷宫》式的多线复杂叙事，并且更为极端地将故事时间限制在一天之内，四个人物之间除了人设上的联系，基本是靠巧合完成的，这是典型的靠剧作技巧实现的编剧工作。但与之背离十万八千里的是……恍如贝拉·塔尔般的视听风格。作曲听上去颇从Mihály Víg的作品中找了些灵感，有着很相似的曲式和编配方式；音效虽仍有待进一步润色，但仍能听出一些颇为作者化的处理，比如强调人物的主观感受，在情绪极端激烈的时候故意使用音效的静场处理等等；摄影则是以时下最流行的“沉浸感”为要点，但语法结构上则是强调对人物的凝视和对真实时间展示，以中近景到特写的手持跟拍和环移为主要的镜头调度方式，有许多设计非常精湛的长镜头。胡波曾参加了贝拉·塔尔做导师的FIRST训练营，也拍出了一部颇受好评的短片。《大象》中有多处指向贝拉·塔尔的段落，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养老院那场戏，完全是对《鲸鱼马戏团》里暴徒袭击养老院的致敬。这种视听风格当然极大地加强了对片中人物仇恨、恶意、无助、焦灼等情绪和状态的表现力，但也相当大程度上与剧作的强情节无法匹配。

这大概是胡波作为导演最挣扎的所在。一方面他的全部学院训练都将他指向一个强调强叙事剧作和类型电影的方向；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美学追求又是与之完全悖反的。相比之下，贝拉·塔尔的处理就是以视听为先，《伦敦来的男人》作为一部乔治西默农改编，一部看起来一点不像，却又事实上包含主要元素的黑色电影和犯罪片，以牺牲叙事为代价换得了纯粹的影像。当然胡波无法跟早已大成的塔爷相比，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高度类型化的叙事和极端作者化的影像风格是如何之不可调和。

如果胡波选择他作品中另外一种影像来源作为主要风格的话，这种分裂状态或许可能得到解决——我所说的这个方向是日本“丧片”，比如山下敦弘等三位日本导演改编佐藤泰志的作品，或者桥口亮辅的《恋人们》。《大象》在影像风格上最接近的是吴美保的《只在那里发光》。片中有不少看上去颇为日系“凹造型”的段落，加之四个主要人物中两个中学生一个青年小混混——其实《大象》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无论日式还是中式的）残酷青春，但是胡波完全摈弃了这种可能，更多地通过（贝拉·塔尔式的）凝视来直抵人物内心的恨和他们遭遇到的恶意。《大象》是无比绝望的，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变得愈加绝望；它对社会并无意批判，而是一种彻底的拒绝。片中人物不无故作深沉的那些人生感悟式的对话或者独白，正如片中那个刻意设计的、虚幻且无法抵达的满洲里一样，完全是作者赤膊上阵的干预；而这种稚嫩和生涩可以被原谅，而且必须被原谅。正如《大象》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光芒是显而易见的闪耀。

看《大象》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起罗马尼亚的天才导演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2006年时年28岁的他在拍完《加州梦想》后不久因车祸去世，同车去世的还有他的好友，年轻的录音师安德烈·通库。一年之后按照导演台本剪辑完成的《加州梦想》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并捧得大奖，也成为名震一时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代表作。从那年起，罗马尼亚国家电影学院的国际学生电影节CineMAiubit就将最佳导演奖命名为“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奖”，最佳声音设计奖命名为“安德烈·通库奖”，直到现在。那么国内的节展，会有类似的举动来纪念胡波吗？

看死君：作为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开幕影片，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而坐》就像“是一个清晰的讯号，正式开启了一场为期十天的观看仪式”。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我们唯有“放下所有预判和成见，安静地坐在电影院里，把那些议论纷纷的言语重新拉回对电影本体的交流，而这一切都只能从观看当中获得“。

在《大象席地而坐》的映后交流中，几位主创对胡波导演的回忆无疑是最为触动人心的时刻。演员章宇也是《我不是药神》中黄毛的饰演者，他在《大象席地而坐》中饰演的于城，是个狠戾、挣扎、陷入绝望的灰度人物。谈及对本片理解，他说：“《大象》是胡波这样被没收了工具的人，开垦世界的方式。”

FIRST影展运营部总监高一天，也是《大象席地而坐》后期制片人，他说：“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样子，是一部留存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不会被忘记的电影。希望大家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有些东西能被留下来，这是胡波和我们同在的另一种方式。”

【看死编辑部の评论】

文/ 陆支羽、小飞侠、方知进、白泽、皮皮丘

第一次看胡波的电影，还得回溯到去年FIRST训练营的闭幕仪式上，仅仅16分钟的短片《井里的人》，以极具灵魂的末日感，赢得了导师贝拉·塔尔的盛赞。而在我心目中，这届训练营真正触动人心的短片，唯有胡波这一部。

三个月后，胡波去世。那几天，我正辗转南方宣传我的新书，去了胡波也曾带《大裂》去过的先锋书店，还后知后觉地在苏州诚品买了本刚刚出炉的《牛蛙》。那几天，我的脑海里总是回想起自己六年前写在豆瓣上的话，“好遗憾阿，不能说服你热爱死亡，或死而不去，或向死而生”。

直到终于得见《大象席地而坐》，虽然是第一次观看，却仿佛有种似曾相识的着魔的力量，从俯拍镜头以行走之速摇过雪地、道出满洲里大象寓言的开场伊始，我便被攥进这阴沉沉的情境中。整整234分钟，永远只有阴天。

无可避免的是，终究会有不少人责难片长问题。但在我看来，对于曾经“消受”过七个小时《撒旦探戈》、九个半小时《浩劫》的影迷们而言，区区四个小时的《大象席地而坐》，真的并不漫长，更何况胡波留给这个世界的电影长片，注定永远只会有这么一部了。这样的电影，不需要“找”观众，而只需要观众来“找”他。

看完我才明白，为何胡波最初会把这部电影定名为《金羊毛》，他真的是承载了对未来莫大的希望在努力前行，正如“金羊毛”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勇于冒险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理想和对幸福的追求。即便每一个角色都如此愤怒不安，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头破血流的活着。这样的勇气，我们何尝不曾有过！

是啊，胡波并不是丧，是向死而生。无论《井里的人》还是《大象席地而坐》，都是在狗日的绝望中寻找操蛋的希望，即便整个世界只剩下穷途末路的肮脏废墟，即便满洲里的大象只是空有嘶鸣的幻影。选择速朽，难道不是一种永恒吗？至少在那个出逃的夜晚，他们曾暂时安放下愤怒，围在一起勇敢地踢毽子，宛如轮舞。（文/陆支羽）

影片《大象席地而坐》的整体完成度很高，是很不错的作者型电影。片中用了大量手持长镜头，跟在四位主要角色身后，带领观众沉浸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当中，如意念流动般一气呵成地“读”完这部长达四小时的文学电影。

和贝拉·塔尔以及塔可夫斯基更诗意的镜头语言不同，《大象席地而坐》的整体风格是落到实处的生命疼痛和命运反抗。影片在一日之内用平行多线的叙述手法呈现韦布（彭昱畅）、黄玲（王玉雯）、姥爷（李丛喜）三人从命运挣扎到奋力挣脱桎梏。

偏蓝压抑的色调如同三人生活的小城一样，永远埋于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中。深藏在小城骨子里的戾气，蒸腾起迷茫死亡的雾霭。导演借助三位演员的表演，表达着自身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痛苦。永远不要以为离开现在的泥潭就可以到达光明的对岸，因为人永远都在痛苦中受折磨，世界依旧是一片荒原。

最为让人动容的是，胡波导演借助三位主演的力量“吼出”了心中的愤懑。姥爷从敬老院无望暗淡的余生毅然逃离，韦布在泥泞荒原怒吼着“你个废物，你个狗屎，你个恶心的东西，你去死吧！去死吧！”黄玲看透人事恶毒后，酣畅淋漓的两记铁棍怒打泼妇渣男。粗粝的叙事和意识流的镜头，搭配出绝望而脆弱的作者电影风格。

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只能说叙事结构到了后半段有点绷不住，甚至可以看出来导演从开端从容流畅的镜头，变得急躁偏执，当痛苦悲伤过于现实就成了刻意矫情，台词设计得过满，剧情结构中部起伏过猛与风格不搭，少了点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余韵。

影片结尾处的那声大象嘶鸣，似乎成了照亮黑暗的点点微光。导演为他的人物铺好了前往乌托邦的旅程，可惜他自己却最终没能够登上属于自己的那趟开往满洲里马戏团的列车。但正如FIRST影展组委会所言，胡波导演用电影写作一首关于命运的诗歌，这就是送给影迷、送给影史值得感恩的礼物。（文/小飞侠）

真实的悲凉不过是认清生活的无可奈何。“我能怎么办呢？”韦布对于城说的一句话让他释然了，仿佛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在诠释这句话，“我能怎么办呢”。他们从一开始就仿佛置身于无穷无尽的绝望之中，整部影片发生的这整整一天时间，也是他们重新开始的一天。或意外或逃避或反抗地在这一天毁掉了自己的生活，打破过去毫无意义的无止尽重复的每一天。

影片并不是想要压抑我们自己，并非想要去渲染一种悲凉的气氛来故意让观众的心情变得沉重。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压抑的，影片里面父母的歇斯底里，老师的不负责任，子女的无情冷漠，更多的社会的欺诈压迫，这都是我们所经历的看到的现实。

而影片里的人反而都做出了改变，去寻找新的希望——坐在满洲里的大象。结尾，当大象划破天空的嘶鸣宣泄出我们心中压抑许久的愤懑和不满，带给我们勇气回到现实去面对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提到《大象席地而坐》，人们更多地是谈论导演胡波，很多人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认识和了解他。这个现实也像他经常嘲讽的生活和人那样，没有人会去真正关心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而像韦布那样还讲着朋友情谊和自我正义的人迟早会遭遇无情地背叛，发现自己所坚守的不过都是一坨狗屎。

我们无法真正去了解胡波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在他去世之后更没办法，但是他的书和电影已经完美地表达了他自己。《大裂》和《牛蛙》的文字像裂缝里的树根，我们窥探期间就能感受到冲破整个大地的力量。

文字已然是我们最容易表达自我的方式了，而电影则是最难去实现的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但也是最让人幸福和满足的，胡波有了这样的机会却也成了绝唱。他的文字是沉静下的爆发，冷漠的控诉，更像是拍电影前的一次总结和释放。电影是更适合他的工具，是他开垦世界的方式。

接近四个小时的时长和只跟主要人物的手持长镜头对观众是一种观影考验，但是这种方式是胡波选择的最好的方式，因为他在解刨生活的时候，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的时候，他是爱自己的，他是拿命去热爱电影的人。这种时候，无论他做什么都注定是正确的、真诚的，值得人们尊重和铭记。（文/方知进）

观影过程很有共鸣，却不怎么喜欢。

共鸣是被人物的情绪带动的，四个角色各自出场的时候都以长段无效的表达来揭示他们被推挤出门的状态，每个人都在努力辩解，每个人却都被忽视，进而都选择默认。找不到的超市卡，被压扁的生日蛋糕，喝不到的水，理不清的房产归属，他们以为事件的本貌就有力量，但这样的力量在他们辩解的对象眼中，却毫无意义。

而当他们彼此交汇的时候，你以为是孤独的心可以互相抚慰，但事实是，孤独是各自隔绝的，他们尝试着靠近，但却永远是互相排斥的。

当然，最终他们都被“满洲里的大象”给串联在一起，至少形式上有了和解，希望似乎在远处若有若无闪着光亮。

另外一些出其不意的细节也是妙笔，例如黏在天花板上的火柴痕迹，像剪雪茄一样剪掉灭掉的烟头。

不过，喜欢不上，是因为观影体验不佳。

首先是时长，一场就一个镜头的设置太过刻意，从文本上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去支撑这一设置的必要性，特别是有些镜头的运动明显的感觉到是在避穿帮或是拖足够的时间去给演员上妆；其次是一些镜头失误性的晃动和散焦，加上前半部分大量的小景别，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看到人物，而没有物理环境，以及大量镜头构图总是落在人物的剪影处，以及把日光压得过分阴暗等；再而，唯一一处或是时间重叠，或是环线的情节，人物走位是不接戏的，而这两解的情节，总显得格格不入；最后，一些文学性的台词并不贴合角色的形象。

当然，这些综合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影像风格，只是恰好不对我的口味，不过我依然认同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即使是抛开电影以外的社会事件。（文/白泽）

一天，四人，伤口，奔走。

满洲里是四人莫名的方向，有席地而坐的大象，有逃离现实的迷惘。四个小时，压抑，情绪一直绷着，仅仅在黄玲打向教导主任的棒球棍下，稍微的喘了口气。

丧吗，并不。我看到的更多是愤怒。

被校园霸凌的愤怒，被送去敬老院的愤怒，被现实生活折磨的愤怒，亲人离世的愤怒。

怒，而走。

但“你以为那里很好，其实到了就会发现，没什么不同”。

处女作就形成了强烈的作者气息，大量的手持、虚焦、剪影充斥。平行空间，同步叙事，事故巧合，将四个人串联到一起。台球杆、垃圾场、不见的狗，死去的人，明喻暗喻交错，世事反复无常。四人命运有点像，四人可以说是无数人，也可以是一个人。

有人说，《大象》风格很像贝拉·塔尔，像吗，有点，但那又如何。

四个小时，不乏诸多闪光时刻。韦布抢来的毽子，与老人隔着铁栏杆撕扯，无赖却有趣；母女二人最后的一次争吵，愤怒却克制；中途停下的大巴，韦布掏出抢来的毽子，与乘客们借着车灯围圈踢了起来，简单却升华。

还有漆黑中那声大象的嘶鸣，大象在哪，不清楚，嘶吼什么，不晓得，人们愣在那里，望向黑处。你不说丧吗，可结尾有光，你说失声吗，可远处有响，虽然光不太亮，虽然声不太响，但依然有，依然有。

四位主演每一个人都贡献了精彩的演技，完全hold住了角色，尤其男主韦布非常出彩，电影感很好。

四个小时，确实很沉浸，但依然有出戏的地方。我能想象到，对白，就是导演的表达，但在于城这个人物身上，台词略显文艺生硬，与人设不符。而韦布的同学，台词也有让人出戏之处。尽管如此，但依然掩盖不了这部电影的锋芒，沉重而耀眼。

结束的时候，胡波导演的书编哽咽地说，胡波不是丧，是向死而生。是啊，有时候所谓正能量太虚假，负“离子”或许才是人类更为重要的组成吧。（文/皮皮丘）

作者| 看死编辑部；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悲”与“惨”引发的误解，是始料未及的；仍旧在中文语境里理解这两个字，误会不可避免。

搁置掉“悲”和“惨”在汉语里原初的意思吧，把它们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来继续使用。

我们所说的“悲”，从西方的“悲剧”概念引申而来，指一种关照生命的态度。

西方悲剧“tragedy”，其本质核心乃是人对不可改变命运的抗争，是为了显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

那么，“悲”便是这样一种生命态度：抗争生活的不公，即便结局已定，仍然行动。

相反，“惨”是在没有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展开行动，或者说在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放弃行动。

在此，“悲“和”惨“不再是描述情感的词汇，而是指生命态度。

“惨”背对“悲”而立；先有“悲”，再有“惨”。

“飞蛾扑火”的故事能帮我们在“悲”与“惨”之间作出区分。

我们并不知道动物意识的有无，因此有两种可能。

如果飞蛾像人一样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悲”。

如果飞蛾没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惨”。

这是为了区别两个概念举例罢了，但很形象。

而且也从来没说，“悲”是西方专属，正如“惨”是中国专制一样。

因为两者只是关照生命的态度。西方文化的底色是“悲”的，不排除有“惨”。

同样中国文化的底色是“惨”的，但也没有说没有“悲”。

董存瑞炸碉堡，不是一种“悲”吗？他明明知道会殒命，仍然作出英勇举动。

刘胡兰就义不“悲”吗？邱少云呢？……

于是我们发现，残存在中国的极少数“悲”多出自革命叙事，这不是源自中华文华的基因，而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革命叙事要用“悲”，而不是“惨”呢？

因为“悲”比“惨”更有激励效果，类似于古希腊悲剧英雄引发的情感效应。

如果革命叙事用“惨”的概念，谁还会上战场，谁还会牺牲就义？

中国文化的根底终归是“惨”的，没有对命运真正的抗争意识；有群众，无个体；言语或许是强势的，但行动向来是矮子。

文艺领域，“惨”的叙事潮流几千年未变也就不足为奇。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自然是“惨”的，人认命了，并自我安慰；求助于时间的万能解药，这是屈辱，是懦弱。

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自然是“悲”的，人物认清了现实，却无力改变，他们咒骂着。

就像他自己一样，在一条死胡同里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愤怒能和《燃烧》一样吗？

《燃烧》中的李钟秀放火烧掉汽车，是因为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命运是毁灭，但他仍然继续这样做？

李钟秀缺乏自我认知，他陷于茫然之中。这是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状态，也是为何李沧东要将结尾一幕拍成似真亦幻的原因（燃烧行为可以看成是虚构的写作）。

《大象席地而坐》的愤怒基于人物对自身的认知，他们没有憋屈着，要把愤怒发泄出来，无论发泄在什么地方。

但他们的发泄超出不了“人”，因为视野很窄，看不到那么远，只能在人身上动手。

他们不是丧失了行动力，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行动，而是找不到行动的方向，只能自我折磨。

这是一种话语上的“悲”与行动上的“惨”的混合：认清了自己，发泄愤怒；认不清环境，找不到行动方向。

明知道一切都是速朽的、无出路的，仍然奋力扑过去，这不正是“飞蛾扑火”吗？

作为观众的我们也知道这是创作者给自己找的末路，他原本是可以走出来的。

这引发了“悲壮／悲凉／悲悯”，电影的配乐是完全准确的。

年轻人的状态更接近一种“悲”，“初生牛犊不怕虎”引来的失败便是一种“悲”。

“惨”才是中年男人的专属，所以《地久天长》的“惨”也属精准定位，是一幅自画像。

人到中年，反抗殆尽，以为自己掌握了“生活的智慧”，满世界跑着教育年轻人。

这只能是来自中国的怪象：当所有中年男人都在给你讲大道理，你也就知道这个社会为何停滞不前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惨”之国度。

PS: 至于说《大象席地而坐》不是“悲”，而是“丧”，混淆了“丧”与“惨”的不同。“丧”与“惨”两者都是（假装/真的）妥协，在认清现实后都放弃行动，但关照生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把妥协变为主动寻求的结果、变为审美对象（日本，消极抵抗），一个是把妥协当做被迫作出的决定、变为现实本身（中国，放弃抵抗）。

至于说“哀”的，希望你在满洲里找到大象。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旅程，那么，此人抵达终点的方式很可能会改变他一生中诸多事件的意义。大多时候，被清除、被遗忘，以及偶尔——被审视、被记忆。如今，距胡波离开并不太久，我们无法乐观地断定他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他暴裂的离场方式至少促成了一件事的转变，那就是他留下的一部（生前被剥夺所有权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终于被诸多观众所知晓。虽然，对于这部电影以及他对于电影曾持有的信念，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阐释。任何想从他的人生际遇里寻找答案的人，最终只能——也最好是回到他的电影和小说——获取一些个人化的解读，或者说：误读。

1.大象与自我

“满洲里有一只大象，它整天就坐在那儿。”

电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开始。镜头运动缓慢而凝滞，带领观众从一片虚无之地移往另一片虚无之地。与此同时，四个人依次从睡梦中起身，坐着，就这样电影中的一天开始了。

这部电影讲了四个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绝望的人——胡波曾这样介绍《大象席地而坐》。事实上，只有当观众跟随四个人结束这一天的生活，回望电影的开场镜头时，被隐藏的意义才昭示出来：大象席地而坐，从来不是远方的奇观，而是身陷囹圄的人自身的隐喻。

电影中的四位主角，无疑是最具现代性的人物样本，也是胡波小说人物的电影版的延伸：和母亲关系紧张的单亲少女，和学校发生对抗的青春期少年，游离在社会边缘的问题青年，被家庭驱逐的孤寡老人……电影截取的一天，始于人物深陷泥沼的生活常态，突然坠入某种生活绝境，据此引发的对痛苦深刻的私人体验（而非弥散的虚无主义）使他们开启了对自我、以及对他们所置身的世界的反思和质疑。

随着电影的情节推进，我们发现四个人精神深处的内在联结：当他人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向他们发出非难时，他们却因为某种爱（韦布对同学的信任，王金对于孙女的爱，于城对某女孩的迷恋，黄玲对母亲的保护）而丧失了反击能力，从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无言地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尚未被这个自私、功利的社会所异化，他们因沉默的爱而倍显高贵。这也是胡波定义的爱：爱是沉默的行径与牺牲。然而，尤其悲哀的是，正是此种爱使他们沦为被世界驱逐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在大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们决意去满洲里看一看“大象为什么坐在那儿”，实际上，这旅程并非为了寻找虚幻的出路，而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思。

这是一趟注定虚无的启程，甚至在旅程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王金：“……你站在这里，就是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然后（王金指向远处），可以看到那边一个地方。你相信那里很好，比这里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决好这里的问题。”

（《大象席地而坐》台词）

的确，故事可以这么发展。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加入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了：做一个实用主义者，放弃思考和诘问的权利，去解决每一个当下的问题。他们分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却仍旧选择了那条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人的崇高正是来自这里。当夜晚降临，风景隐退，人会在徒劳的旅程中相遇并产生真正的精神联结——这是失落已久的人类之爱。虽然，这爱必将会经受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新艰难地开始……正如人们在微弱的光线里笨拙地传递着毽子，却无奈毽子一次次从空中跌落。笼罩它们的大巴虚弱的光线。光线细瘦，却像利斧，劈开了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得以看到某种光的可能，爱的可能。而大象传来的嘶鸣仿佛神迹，衔接了空间与时间、词与物的断裂。

2.火车与文明

人，生活在断裂感中。这是胡波贯穿在所有创作（电影、小说、戏剧）中的思考——最真实的痛苦来自人与人关系的断裂、人与世界的信任的断裂。而追根溯源，断裂感最终指向现实与文明的断裂、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断裂。断裂带来隔绝，因此，所有人都被一种死亡气息笼罩着，人们活着，却好像已经死去，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压制进不同的“化石层”之中。小说《大裂》中有对这种断层最清晰直接的思考：

“不同文明程度有不同文明程度的规律和计划，高级可以连同低级计划吞噬掉。这些的区别就是二百年。二百年是文明的区别，一百年是国家的区别，几十年是家族与个体的区别。层，就是这么形成的。”

胡波的几本书集中呈现了在文明断裂的社会中生活的人的虚无与绝望。并且在不同时间阶段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不同回应：《牛蛙》（2015年）借助荒诞的谜题（“表姐为什么嫁给牛蛙”）来探寻世界的真实，而《大裂》（2016年）借助挖掘黄金的旅程为当代年轻人陷于精神痛苦的出路赋予一个明晰的外部路径，而在他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2017年，《大象席地而坐》完成后）中，他索性虚构了一幅末世图景，试图在文明毁灭后寻找重生的可能。然而这一阶段的胡波无疑变得更绝望了，甚至，他一度信任的文明所能提供的出路也被彻底否定：

“人们最先抛弃道德，接着是情感，最后是信仰，剩下废墟般的躯壳。……这个民族早在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抛弃了道德，信仰更无从谈起。……那些聪明人，从古到今追求着智慧的人，他们令文明得到进化，逐利使文明扩张，扩张代表着侵蚀、封锁、杀戮，然而仍有奔赴向智慧的人，一切糟糕的结果由他们而起，他们进化着文明的同时，让更野蛮的力量得以无限扩张。这从来都不是双刃剑，一直都是通向此刻的必然。”

（《远处的拉莫》）

这种“毁灭的必然性”正是胡波最终陷入绝望的来源。然而，文学和电影从来无法为世界的疾病提供治疗之道，然而，毕竟能提供一份病情诊断。在他创作于稍早时期的《大裂》中写道：

“世界会越来越坏，这一点无法控制，比如一列火车冲入悬崖，也是从头到尾按顺序掉落，这趟火车就是二百年时光。”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火车（或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东西方文明的割裂的开始，而在电影史上，《火车进站》则第一次提供了电影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在胡波的作品中，火车无疑是现代文明与秩序的最恰当隐喻。韦布想要搭乘火车去满洲里，却买到一张假票。这是以“火车”为标志的文明社会对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发出的第一次拒绝。之后，韦布尝试要回车票，于是和于城为首的社会青年发生了冲突——这一场戏的背景选在了铁轨旁的一处荒地上，这个近二十分钟的长镜头忠实记录了黄昏从明亮转为黑暗的这段时间——与此同时，于城和韦布由相互伤害走向相互理解，但更深的断裂却无法弥合：他们都是被“文明世界”所遗弃的人，他们站在铁轨旁，能看到远处开过的火车，却永远无法成为火车上的乘客。笼罩他们的是孤独、死亡以及渐浓的夜色。电影结尾处于城受了伤，他坐在能够眺望到火车的这片荒地上——像满洲里那只绝望的大象，这是第一种命运。而第二种命运里，剩余的人将改乘大巴前往，开始一段更漫长、更颠沛流离的旅程。这旅程并不开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是一份必将失败的激情，因其绝望的昂扬而令人动容。

3.一天与一生

时间，作为一种容器，规定了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限度；时间，作为一种构建历史的单位，实现了世界的循环、嵌套、演绎与言说；而时间，当它作为电影的载体，便成了重构世界秩序的钥匙。

电影首先是关于处理时间的艺术。通过进入电影时间，观众的现实时间被改变了——低密度的糟糕电影消磨了我们的时间，而高密度的艺术电影扩展了我们的时间，一部伟大的电影有时甚至会改变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比如，带有史诗气质的电影让我们目睹几代人经历的斗争与生死，而《2001太空漫游》则让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经历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们无疑都扩展了一个人有限的经验。而《大象席地而坐》则采取了反向策略，它是关于历史的小叙事，它回避了大历史叙事中的传奇、灾难、冒险，甚至回避事件、标志、符号，而是将目光纯粹投向普通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顿、痛苦与失败。这些不被讲述的人，是被历史遗忘的幽灵。在电影中，人们只过了一天，看似是从一片虚无到另一片虚无，从一阵黑暗抵达另一阵黑暗，却跨越了埋藏于生活表象下的道道深渊。

胡波仿佛从时间中获得了启示，最终发现人世的答案不在别处，不在于所谓的终点的幻觉，而在于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明日的光亮就蕴含在昨日的黑暗里——虽然这光注定无法照亮未来，然而：光毕竟存在。而当我们从《大象席地而坐》中抽离，返回到现实时间，会重新看待我们的现实。比如我们会重新理解作为沉默和牺牲的爱，比如我们看似自由的行为背后另有主宰力量，比如我们经历的精神痛苦并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现实中的启程。而人的一生不过如此，电影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能为现实残破的人生提供的补偿性力量，不过如此。

这便是《大象席地而坐》所能抵达观众内心深处的那种震动，它首先来自一个人对于他人痛苦的深刻理解，更来自胡波对于电影的虔敬之心。也许，尤其重要的还有：它是独属于这个时代与这片地方的声音。因此，我们每一次重看它时总能获得对当下新的启示。

阿甘本曾在《何谓同时代人》中这样定义“同时代人”：

“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他能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且根据某种必要性来“引证它”，这种必要性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自他的意志，而是来自他不得不做出回应的某种紧迫性。就好像这种无形之光——即当下的黑暗——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过去，在这种阴影的触碰下，过去也就获得一种能力来回应现在的黑暗。”

在《大象席地而坐》里，我们看到的，正是胡波感知黑暗的过人天赋，对于那注定无法抵达的光的向往，并且依靠电影（一种时间媒介）重塑现实时间的能力。他以一种紧迫性回应着历史当下的幽暗，并以此为命运。而在他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远处的拉莫》里，“抵达”作为关键词曾多次出现在不同文本里——他无疑是一个主动寻求流放的旅人，然而，对于“抵达”的紧迫性成了他开启旅程的力量，也成了终结这旅程的绝望。最终，他以反对他的时代的方式成了同时代人中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悲剧性）的一位。而他人生中最后一个月写完的戏剧剧本便叫做《抵达》，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徐蓉：我听到死者在低语。

孟雯：他说了什么？

徐蓉：我无法听清，他们在说着关于明天的事情。

通往未来的旅程在这里被话语阻断，并退回时间深处——死者的国度。胡波活着的时候，他以一种沉默、隐忍的方式开掘着历史深处的私人叙事，试图将感受痛苦的能力转化成弥合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深渊的力量，那些声音却被无边的寂静吞没。直到有一天，他昂首走进了过去的阴影，那束在他活着时无法抵达世间的光却意外地投向了今天：人们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见了那束由不远的过去投向此刻的、强烈到足以灼伤我们的光。最终，电影成了生活的预言，而生活，成了对电影的摹仿。

2018年10月，遥寄

去年在柏林看了马莉导演聚焦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囚》（后来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今年在柏林看了青年导演胡波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两部华语片的共同点是长，前者近五个小时，后者四个小时，都是体能和精神上的一场马拉松，且看完心情都会很低沉。 提前一天就去媒体中心申请了《大象席地而坐》的票，没想到被告知已经售罄，后来辗转通过其他渠道才得到一张票。我走进影厅的时候，主持人正在台上请观众帮忙寻找身边是否还有空余的座位，直到全部座位都被填满。看见外国普通观众们兴奋期待的面孔，我心情稍微有点复杂，不知道他们是否知晓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故事，以及它诞生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心酸。可能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况——电影节本该是一名导演最荣耀的时刻，观众翘首期盼，而后报以尊敬和掌声，可惜导演已经看不到了。 1，《大象席地而坐》讲述了四个人的困境： （以下四段为剧透）

第一个人是社会混混A，他睡了朋友的老婆，被突然回家的朋友撞见，朋友一时受刺激跳楼了。他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隐瞒事实的同时想去满洲里避避风头。

第二个人是少年B，他为了帮好友摆脱校园霸凌，失手将霸凌男孩推下了楼梯。男孩有个混社会的哥哥A，少年害怕他哥哥来报复，便离家出走到处躲藏，想去满洲里看传说中整日坐着的那头大象。

第三个人是少女C，她和母亲关系恶劣，却渐渐和学校副主任产生不正当的感情。C和副主任的绯闻传遍学校，濒临崩溃之际，她决定逃去好友B提过的满洲里。

第四个人是老人D，是少年B的邻居。儿子儿媳以学区房太小住不下为由，要送他去敬老院。老人机缘巧合被卷进了A与B的争端，再加上对子女的失望，便擅自带着小孙女前往满洲里，去看看他年轻时当兵的地方。 男女老少四个人之间有着种种复杂奇妙的关联，他们四个都在遭遇接连不断的麻烦，仿佛掉进了逃不掉的人生怪圈。眼看四个主角都无路可逃的时候，传说中满洲里那头整天坐着、不为威慑和食物所动的大象似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情感出口。 2，技术层面先营造出压抑氛围： 这部电影刻画了众多底层小人物，故事以一座并不发达的北方小城为背景，再加上非常粗糙的制作——完全不打光，多数时候画面都是偏暗的，接近消色调的，甚至看不清人脸；不怎么稳的手持镜头，嘈杂的同期声，一些素材看似并未被精剪过，很多地方的混音都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在技术层面就营造了一种十分压抑的氛围。这一方面可能是受限于成本，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导演个人风格的选择，以及后期部门出于对导演的尊重进行了全盘保留。

【FIRST二刷补充：柏林版是调色、混音均未完成的“半成品”，后在FIRST的仗义支持下，后期制作得以全部完成，二刷技术层面的观感提升了很多】 3，一部悲观厌世的作品，但流溢出作者才华： 死者为大，我很难以客观准确的语句来评价这部电影。但看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实在太沮丧了，太悲观了，每个人物身上都萦绕着一股厌世情绪。但作为一部影像作品而言，它又时闪现出作者的非凡才华。 电影里每个人物的台词多少都是有些深沉和文艺的，连两个中学生都是，口吻相当成年化。这些人物不停地拷问自己一些抽象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表达着对身边人和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与绝望：“我什么都不是”，“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我是最后一个看透你是个狗X的人”，“人渣！狗屎！恶心的玩意儿！”，“这世界可真恶心”，“你什么时候感到舒服过吗？”，“人生就是一桩接一桩的麻烦”……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 尽管在价值观念上我不全然倡导，但不得不说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融汇成了一股颓废、堕落、歇斯底里的气质，使得这部电影别具一格。尽管也是相互穿插的多线叙事，但并没有刻意营造昆汀和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那种戏剧性的冲突和巧合，张弛有度的叙述，隐隐的情绪高潮，让四小时的片长并不觉得煎熬。片中用了很多跟在主人公背后的手持长镜头，很多场戏干脆就是一镜到底，除了人脸外几乎没有特写，很克制，还是有一些作者性的设计思维在里面的。据说导演在拍之前跟摄影师一起做了仔细的分镜，并非肆意而为。 几个主演的形象都很接地气，但演技一点都没被掩盖，尤其是彭昱畅，从《闪光少女》里的靓丽男闺蜜摇身一变，成了北方小城土里土气的中学小混混，年龄和气质竟然都毫无违和感，真是相当厉害了。个别配角演员略微出戏。 4，影片结尾向胡波致敬： 此次《大象席地而坐》开始放映之前，FIRST青年影展负责人高一天上台介绍：“这部电影可能会是今年大家看到的最长的一部，但是一点都不沉闷，它讲述了四个人的生活，生活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长一点。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耐心，共同度过接下来这四个小时。”电影开始了一段时间、交代了主角们各自的故事开头后，银幕上才打出片名，没有主创名字。 在影片结尾，屏幕上出现“原著/编剧/导演：胡波”字样，然后放了一张胡波的黑白照片，写着英文“纪念胡波”和他的生辰逝世年月；再然后打出了这部电影的版权归属者（胡波的母亲和父亲）；最后才是主创人员名单的滚幕。可以看到演职人员名单中有一个后期部门，有“后期制片人”和“后期统筹”等等，他们义务帮忙做了一些胡波没能完成的收尾工作，最后还有一长串鸣谢名单。 近四小时的电影结束后，我惊讶地发现，现场依旧几乎满座，没什么人提前退场。胡波的母亲在掌声中被请上了台，她表示能来到柏林电影节既高兴又悲伤，悲伤是因为儿子为了这部“大象”失去了生命。简短的发言后，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向观众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被搀扶着下了台，有人为她献了一束花。 花伦乐队的配乐非常出色，与影片相得益彰。片尾曲的人声采样是基督教赞美诗，颇有洗礼和升华的意味。片中四位主人公最终都在那头坐着的大象身上获得了解脱，可惜在比电影更加残酷的现实世界里，胡波却没有。

（何小沁/文）

补充短评：

柏林首映：影片摒弃了一切主流的，工业的，取悦的表达，在作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影像作品里，进行了一次极端的，彻底的，自我的释放。尽管外表粗陋，内里的戏剧结构、场面调度、演员掌控都颇为出色。//FIRST二刷补充：后期补完后观感提升很多，不再因为技术瑕疵偶尔出戏，没有一分钟是多余的，如章宇所说，这个片长本身就是胡波的一种语言，这种情绪需要漫长的积累，最后时刻爆发。一刷看故事，二刷看视听语言，胡波力求每场戏一镜到底，剥离出主体，配角都是失焦的，但画外音画表现空间又很丰富。章宇和彭昱畅太好。其实几个主人公都在问为什么，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痛苦处境，到底什么因造就了什么果。坐着的大象真的很有看头吗？出路到底在哪里？可惜胡波也无法作答。结尾黑夜里那束天堂一样的光，还有基督赞美诗，大概就是无解之解吧。

PS：这是一部极其适合大银幕沉浸体验的电影，四小时真的没那么长，平时你可能聊会儿微信、刷会儿淘宝、打几盘游戏就过去了。相信我，只有你尊重它的篇幅和节奏，看到导演在各方面调度的用心，才能感受到内在层层递进的情绪积累，也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和胡波的最终选择，这个过程需要必要的时长。

电影很不迎合商业市场需求，但这些特质都是胡波用生命捍卫住的东西。如果你是真心爱这部作品，求你不要传播它，不要下载（蓝光都出了别跟我说不下盗版就没地方看的鬼话了），更不要快进瞄上几眼就轻易否定，这些对你走近这部电影毫无裨益。在中国的语境下我并不抵制盗版，我只是说这一次是作者拒绝妥协、抗争而来的应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