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家族

由张磊、吴孟达、刘钧等领衔主演的39集商战大戏《新安家族》，以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以汪、许两大家族为代表的徽商群体，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国势之下，奋斗挣扎，艰难打拼，外争商权，自强求存的故事。全剧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向人们描绘了在中国商业史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商人团体——徽商的传奇风貌，展示了徽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商业伦理。而剧中讲述的一幕幕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商战故事，向人们揭示了市场竞争背后真实残酷的成败法则，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伦理和技术等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对今天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徽州古镇

徽商，并非安徽商人的统称，而是特指徽州商人，即旧时徽州府籍的商人集团的总称（旧时的徽州府下辖歙、黟、休宁、绩溪、婺源、祁门等六县，覆盖了今安徽省南部的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省的婺源等地区）。徽商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它萌生于东晋，长于唐宋，鼎盛于明，衰于清末。鼎盛时期的徽商曾一度占有全国财富的七分之四，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和典当等业，往往引聚宗族以扩大经营，颇具垄断之势。徽商的活动范围东抵大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足迹甚至远至日本、暹罗、南洋各国以及欧洲的葡萄牙等地。徽商所到之处，常建宗祠，立会馆，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和外国势力的入侵，徽商逐渐衰亡。

徽商的特点可用“儒商”二字概括，商而兼士，贾而好儒，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此外，徽商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有“徽骆驼”与“绩溪牛”之称。当然，在封建社会，徽商也深谙官商同流之道，常与官僚混为一体并互为接托。徽商成长于徽州的这方水土，历史上人杰地灵，各类人材辈出，有能工巧匠如活字发明者毕升、发明排字轮盘的王桢，思想上有通硕大儒朱熹、戴震，科学上有16-17世纪东方数学集大成者珠算大师程大卫，近代有实业报国的铁路先驱詹天佑，文化上有大画家黄宾虹、大学者胡适、大教育家陶行知等。这些杰出人物几乎都出自徽商之家，其成就或多或少都与徽商的支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徽商的文化精神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有人总结为六大方面即：卫国安民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进取心态，度势趋时的竞争人格，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以义制利的商业伦理和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所有这些特点，在《新安家族》中均有所表现。

《新安家族》最吸引人的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商战情节，其中揭示了许多商战和市场竞争的奥妙，对今天我们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竞争的复杂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安家庭》中的商战故事告诉我们，在市场竞争当中，远非仅靠价格、质量、服务、供需这些基本的要素就能取胜，往往需要一些“盘外招”。剧中无论是内商的代表汪许两大家族，还是洋商方面都充分展示了这些“盘外招”，涉及政治贿赂、人脉拉拢、情报搜集、舆论营造、品牌管理、伦理亲情、技术诀窍等方方面面，甚至不惜运用江湖诈术和黑社会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可能有人会说，这哪里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简直不是商场而是江湖了。的确，现代经济学理论习惯于将市场理想化、简单化、抽象化的模型研究，以论证理想均衡状态下的自由市场竞争可以实现最高的效率，但现实往往要比理论模型复杂千倍万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理想化的纯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来不曾存在，真正的商场往往就是江湖。

《新安家族》中程天送整合内商茶业与洋商阵营对决，最终赢得相对公平的商权与合理茶价的的案例告诉我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面对国际大鳄和商业巨头咄咄逼人的攻势，内部的行业整合十分必要，团结就是力量。在剧中，正是由于缺乏行业整合，内部恶斗、内卷不断，让华商一盘散沙，将定价权拱手让与较为团结，协调一致的洋商公会，使洋商在竞争中能够对我方各个击破，牢牢掌控行业话语权。这与当前国内国际上的稀土、铁矿石等行业的商业现实何其相似！

《新安家族》中的鸿泰庄程天送大战汤普森为代表的西商公会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市场竞争中从来就没有天生白来的绝对公平，公平的游戏规则是靠斗争争取来的，背后需要强大的实力作支撑。剧中在程天送之前，鸿泰庄两代掌门人虽然不乏远见卓识，但在洋庄茶市场上与洋人的较量中总是功败垂成，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实力不足。而程天送之所以敢于与洋茶商分庭抗礼，其前提也是经过数年的积累，积攒了雄厚的资金实力，让鸿泰有了与洋人竞争的足够底气。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日渐增大的话语权，也并非来自他人的恩赐，而正是靠实力的增长据理力争而来。

《新安家族》剧中还安排了程天送在买办中安插眼线、截获破译对方绝秘商业电报等情节，揭示出在与洋商的较量中不能意气用事，需要有勇有谋，必须高度重视情报的搜集，在商战中做到知已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洋商方面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在华商内部买通内鬼、刺探消息，搞到了关系鸿泰资金链命运的府库银到期日期的绝密情报，几乎将程天送致于死地。可以说，双方在情报大战中打成了平手。剧中的何贵、余松年这样的汉奸内鬼的所作所为，和如今力拓案中的那些败类不就如出一辙吗？

程天送为代表的徽商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商战的成功也需要伦理，需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程天送的鸿泰之所以能成功整合国内茶业，除了资金实力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鸿泰在业内长期积累的信誉、口碑。鸿泰三代精英的代表汪老太爷、郑怀如、程天送，无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深谙诚信大于天的道理。鸿泰长期乐于扶危济困、造福乡里，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公众口碑，这使得程天送在筹划华洋对决的过程中，振臂一呼，竖起为国内茶业和广大茶农而战的大旗时，能够得到广泛的呼应。而原来的洋庄茶老大，鸿泰最大的对手永丰庄许家由于没有这样的道德感召力，虽然耍手段抢到了茶叶商会会长的位置，也无力整合内商，从而在与洋人的交往中只能甘居下风，仰人鼻息，喝别人的剩汤。今天，中国与美日等在东南亚和世界市场上的角逐，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道德和信誉口碑这种软实力的竞争。中国的崛起，不但需要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同样需要积累起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的软实力。

最后，《新安家族》的徽商故事揭示出的经商之道，说到底经商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是做人。剧中程天送从小深受养父儒生程德水的儒家文化教育，虽屡经波折磨难，频遭迫害打击，几度商海沉浮，却总能重新振作，再度崛起，除了始终恪守长辈赠予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劝勉之外，与他为人处事不忘舍小利取大义，有节制讲平衡的君子之风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为人处事的作风让他每每逢凶化吉，得道多助，甚至能感化自己的对手，化敌为友。而在商场上，这种舍小利取大义的君子之风，看似吃亏，实际上却是暗合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法则和普世规律，从长远看正是有大义才有大利。这对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新安家族》一开始，就以鸿泰庄少年学徒们琅琅而诵的“鸿泰商训”起始，而剧未又以这此为结束，可谓意味深长，其训曰：“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大哉，《新安家族》！大哉，中国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