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不少评论真是刻薄：有的人觉得“戏说”了，将邓公的形象拔得太高了，忽略了他文革时“和稀泥”的历史，也贬低了其他元老们的功绩，给一星；有的人觉得“洗脑了”，说无非就是给党国树碑立传嘛，还给一星。

对于前一种观点，客观上说，说得对。邓有功，但不是他一个人的。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叶帅等等，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就算了），哪个不是扭转时局的重要推手？有些情节确实拍的假了。但是，看过无数电视剧的你们难道忘了，叙事没有中心，故事还怎么讲？非要弄成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那样一人露一下脸的群英会才可以？

对于后一种观点，不得不说，拿国外的历史和时政类影视作品反衬国内真是太低端了。去看看《独立日》，连这种商业大片都透着浓浓的美国中心主义和没来由的自豪感，怎么没见有人批评它洗脑？单纯地崇尚西方，否定中国历史和成绩的人，多半是没见识过真正的西方。单纯地目光向西并不能使人显得高端，而正相反。

其实，看电视剧，看历史剧，还是要放宽心。嫌历史不准确，多读读历史书，心里有杆秤就行了。关键还是感觉，关键还是看能否让观众体验到改革的艰辛，与中国历史同呼吸，感受心潮澎湃。对每个国家的历史和特殊性，我们都应抱持基本的尊重。真以为“殖民地三百年”会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小评《邓小平》
　　——吴子牛导演的逻辑错误　　司马平邦 原载：作者博客
《历史转折中国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回应网友对该剧的质疑，态度好像还是很开放的，集中于剧中几处情节的真实与否，但说实话，吴子牛导演的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以下一一列出：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吴导演自己说《邓小平》不是红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您能替我找出这部剧里哪一个情节不“红”?不“高大全”吗?邓小平，一个在中国和中共当代历史中如此重要的政治领袖，关于他的“现实主义”传记如何又不是“重大历史题材” ?但您说它很“深刻、尖锐”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它除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地再一次尖锐丑化(而不是批判)了“四人帮”，除了按照已经对华国锋做出的结论对华进行了两面性的描写，还有何尖锐之处?　　电视剧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吴导演终于承认剧中10月6日夜的那场大雨是剧组“编”出来的，既如此，您也不要怪观众将这种“编”理解为“造假”;你说“造假”下雨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我从那场大雨中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的阴暗意像可看得出这绝不止在烘托气氛——若不服，你将自己的头像处理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电闪雷鸣，鬼雨阴风，去试试那到底只是一种气氛，还是有别的;吴导演，一部发动了中共最权威的党史机构、在中国最重要媒体平台播出的如此重要人物的传记剧集，它未来必然是要留给后人作为历史档案参考的，必然要成为后人写史的依据，您领导的剧组居然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对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氛围“完全造假”，而且欲盖弥张，我在此质疑您曾经作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艺术素养和人格品质。　　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现在还说不好吴子牛导演在此处的故意“造假”有什么深刻的影响，编造的“我可以再干20年”大不了是说邓小平在逆境中一直心怀抱负，不服输，而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据叶永烈)似是说明当时的邓小平没有那么明确的改造中国的自觉，只想独善其身，我个人以为，其实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更接近人性真实，不过，这些都可以成为《邓小平》剧情造假的又一个证据。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我亦同意吴导演说的，这部剧能拍是时代进步，但其实在您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邓的传说影视拍成，恕我直言，您的这部剧真的并没有看出多大的突破;吴导演说该剧“艺术创作环节”让他“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但对不起，我认为您的“艺术创作环节”其实许许多多是对历史真实的“造假”，如此“造假”的历史让您“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按您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造假越多越好，越敢造假越好呢?是不是那些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更能让您“真实感受到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1，我想问一问吴导演，是不是，有了这些“个人理由”就足以支持您在电视剧《邓小平》里可以抛却艺术真实的创作方式，用大量“造假”的方式改写历史事件呢? 2，您个人说当年因不必在农村“修地球”而感谢邓小平，是不是这又可以理解为现在仍然在“修地球”的人们就不必如您一样感激，您创作此剧的理由到底是出于感激一个人还是出于要公正、客观、真实地表现一个人?3，上述这些让你拍出一部如此《邓小平》的理由，是不是可以证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但凡有了某些表达的权力时，有了表达的机会时，就可以就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为自己的不尊重历史脸红，而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　　——其实，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假造”情节不止上述，还有许多，如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署”、将1979年大量发生的逃港潮生搬到1976年等等这样明显假造的情节，但在新华社的这篇“命题采访”中，或者是被记者、或者是被吴子牛回避掉了，也许是剧集创作方和官方宣传机构事前对此剧的传播逆势明显估计不足，仓卒应付;另，关于吴导演，我从来是持赞赏态度，2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他的《晚钟》(《晚钟》：人道主义的弘扬)，他的《天下粮仓》我亦非常欣赏--但这仍改变不了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失望，说实话，在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氛围下，更需要得到表达机会的创作者，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现实，真诚地尊重历史真实，后人留下足资参考的真实种子(若无这样的创作环境，可以不拍嘛)，而不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那种……　　－－－－－－－－－－－－－－　　附新华社对吴子牛的采访：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新媒体专电，题：　　传递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专访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　　新华社记者　缪晓娟 王健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首播后立即引发海内外媒体及观众的热烈讨论。共和国成长亲历者、本剧导演吴子牛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这部剧得以播出，正意味着中国政治的进步。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全景式反映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真实呈现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邓小平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华国锋、胡耀邦等也在剧中出现。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不足一周时间，收视率已经频创新高。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他特别提到，年轻人多看看这部剧，可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要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不仅看到真实的故事，更要体会中国走到今天的沉重脚步，看到那些坑坑洼洼的脚印有多么艰难和结实。”　　回应外媒“挑刺”　　该剧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让国内的观众感到眼前一亮。有意思的是，不少海外媒体也在密切关注剧情发展，还忙着给剧中的历史细节“挑刺”。吴子牛也表示，剧中确实有虚构的人物和艺术的发挥。　　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当时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方向，整个国家是悲哀的。”吴子牛说，“我认为中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迎来曙光，所以在抓捕时设计了这场雨，而第二天就是个大晴天。”　　外媒还提到，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吴子牛透露，最早的剧本写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也是他个人喜欢的版本，因为当时对邓小平来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他可以活下来了。至于后来修改成“我可以再干20年”，是创作团队想要借此体现邓小平的政治抱负。　　还有外媒断言这是中共的一部“宣传大戏”，因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此，吴子牛说，“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也不管改革路上有多少阻力，中国的改革都会继续向前，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如果没有邓小平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　　他始终记得，1970年的一个中央文件说，下乡满两年就可以上大学、参军、当工人。几个公社的知青得到消息后，从四面八方举着火把，还凑钱买了红薯酿的酒来庆祝，而他连喝六杯后昏睡了过去，但是很快“凉水”就泼来了——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没有资格。直到1972年，他偶然得知乐山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在招学员，考上以后才从农村回到城市。　　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吴子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同学中也有一半以上是“老三届”。他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机会学电影、学艺术，所以我们和这个时代严丝合缝地同步发展。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身临其境的。”　　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吴子牛对于拍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感到激动、神圣而责任重大。电视剧片尾曲的一句歌词——“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就是他的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