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审判

政治题材与传记题材是当前影视创作的两大内容倾向，故事片纪实化与记录片故事化是当前影视创作的两大手法风潮，而究其背后的原因，乃是电影工作者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增强。从这个角度上说，高群书导演借钱拍片，并以"一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作为宣传标语，其创作热情与所体现出的社会担当是值得肯定的。

但遗憾的是，《东京审判》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理性与激情。从剧情安排及演员表现上说，朱孝天的副线故事戏份太多（比如林熙蕾的角色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要表现爱情？），有喧宾夺主之嫌，而符号化倾向又过于明显（比如曾志伟为什么会下跪？樱子为什么会在法庭上晕倒？），削弱了主线的表现力度。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刘松仁、英达、曾江的戏份都略显不足，且在辩论方面没有拿出足够的魄力与智慧，英达那张肉乎乎的面团脸实在不适合扮演刚直的角色，而刘松仁在开头时的座次之争，并不能言及其民族气节，倒更像是在耍小孩子脾气（不答应就走人？靠别人妥协谦让？），而结尾处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说得没头没脑，缺少足够的铺垫，倒反显其脆弱与懦弱。与之相比，盟国检查官、日本辩护律师、东条英机、偏执狂雄一的角色表现倒是显得很有张力。

从表现手法上说，作为有明显纪录片倾向的历史正剧，《东京审判》留给导演的创作空间很小，其内涵主旨只能通过剧情剪辑与演员表演来体现，而前者则取决于导演的思想深度与文史功底。在这点上，高群书做得相当不够。电视剧导演出身的他把太多的时间放在细枝末节的交待上，副线尤甚，而全剧没有高潮，难以令人信服。画外音说溥仪挡住了日本律师的责难，体现在哪？"那是演戏"的对白？那是痞子的糙话？曾江说搬出杀手锏，搬了个假和尚出来，有力度吗？"操你妈的小日本"，被人强行拖下法庭，就这杀手锏？而英达、刘松仁所谓的华彩辩论，有几个不懂英文的国人能听得明白？且从语气上、逻辑上远逊于盟国检察官与日本流氓律师，说中国人饱受侵略之苦，其愤怒体现在哪？其智慧体现在哪？爱国主义到底体现在哪？又靠什么支持？更不用说淡入淡出的黑幕切换手法过于单调，没有沉重，只有冗长，仅靠几段录像闪回有足够的表现力吗？

《东京审判》是个好题材，但作为历史正剧，高群书导演应拿出足够的历史真诚与反思。那个假和尚本是虚掷的人物，但是，导演却借他的嘴说出逼迫和尚轮奸中国女子的血泪历史？其用心何在？以道德底线激起观众的反日情绪？这是流氓的手法！再比如那句"狗日的小日本"，骂得没有来由，但却又相当讨巧，观众似乎又听爽了，但，那是自欺欺人的意淫！

没有反思=没有爱国。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想，其职责不仅是告诉观众日本人奸淫我们的妇女，烧毁我们的家园，更应当拨开群众的眼睛，告诉国人，日本人为什么能蛇吞大象，以小搏大？又是谁在侵华战争中拼死抵抗？而一味的激起民族愤慨，进而盲目的仇视日本，其本身就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反思不仅意味着理性，更意味着敢于正视的勇气，与敢于图强的决心。不遗余力地追究别人的罪责是让人求之不得的，而痛定思痛的正视自己的过失则是于己所难能可贵的。在历史面前，我们应当拿出怎样的反思？拿出怎样的历史深度？我们应当拿出怎样的真诚？

BTW：在溥仪出场的时候，旁白把"海参崴"（hǎishēnwǎi）误读为wei，有违基本的地理常识；在决定是否死刑的投票阶段，旁白有意无意的提及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的会面，造成某种误读，以为是美国在背后操纵了投票结果，而实际上，在英美法系中，死刑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普遍是终身监禁，这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无视日本的侵华史，蔑视中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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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是二战后的一段重要历史，这确实是电影的好题材，但可惜的是，这部备受赞誉的电影并没有给我们过于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它不过是又一部平平的国产片。

我们先仅仅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东京审判》。双线式的结构，主线是梅法官等人在法庭上的抗辩，支线是小记者的同学一干人为代表的日本普通民众对战争态度的差异。前者是表述的重点，后者嘛，主要起点升华主题上升人性之类大家耳熟能详的作用。但效果如何呢？副线对主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我一剪子将所有副线情节全部咔嚓了，只要再找个能让梅向二人喝酒唠嗑的地方，对影片主题没有丝毫损伤，相反，还能使情节更加紧凑，更加突出。然而加上这段后呢？导演想要表达的所谓人性和所谓战争对人类的伤害云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根本就表现不出来，或者说表现得非常片面，这部分中，没有一个人，全都是导演按照自己的臆测在那捏出来的符号：你，就是一极端分子，专门使坏；你，就是天真善良；你，就是要痛心疾首……每个人都彻底单向了。纯粹单向了还不行啊，却还想表现复杂人性，又只有那么短的篇幅，导演本来意图的讨巧，结果完全成了败笔，别说摊上个完全不会演戏的某人，就算找来年轻演员中比较会演的刘烨，照挂不误。

这段即使是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也会承认是败笔，那么我们看看主线，主线就真的那么完美吗？主线的视角是梅法官的日记，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我承认，虽然东京审判题材很好，但其真实过程并不比我们听到的结果令人畅快多少，其繁杂反复是不太好表现于影象之上的，而影片表现得也确实只能用中规中矩形容，没算有太多纰漏，但几乎找不到什么出彩的段落。先是开庭前排座次，然后是开庭，接着就是一个一个部分，战争开始时间，溥仪对质，南京大屠杀，vs板垣，vs东条，死刑辩论，我记性不好，应该没有大的疏漏，糖葫芦式的叙事确实应该，但现在的糖葫芦，上面有的是山楂有的是葡萄有的是苹果，而这部电影，显然还停留在平均分配阶段，除了最后的死刑辩论给予了一定的重量外，其他段落几乎是平均分配，一两个回合倒还可以忍受，4、5个回合完全如此，就有点平庸的味道。再看片中的表现，进入审判阶段后，几乎每个场面的模式就是提出指控，鬼子发难，我军联合友军力挽狂澜，这跟事实是否一致令人怀疑尚且不说，即使场面表现我军失分，导演也必在稍后的观众表现（审问板垣一段）和判决结果（南京大屠杀一段）为国人扳回来，不过这一扳再结合前面的劣势，反倒给人感觉是逻辑混乱。更重要的是，无论哪一段的审判，剧本都没办法给人以激烈的对垒感，往往是刚刚拉开个架势，这颗糖葫芦就吃完了，得，收工，咱们赶下一颗，我倒不是说时间不够，我都怀疑，即使给他足够的时间写一场戏，他能否将戏写得引人入胜。该高潮的地方，没快感，无所谓的地方瞎煽情。

OK，看到这里，必有板砖飞来，高帽落下：这不仅是一部电影！这是历史！无论电影拍得怎样，我们都应该去赞美之！

对不起，这样的论调我看得多了，既然不愿意从电影角度讨论，OK，那么我们来看看电影之外的东京审判。可以说，如果从电影之外来看，这片子就更糟糕了。从我已经掌握的史料来看，东京审判尽管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一次胜利，但实际上在麦克阿瑟不愿意过分削弱日本实力的考虑下，大批在战争中犯下重罪（我眼中的的战争罪一是策划战争，二是对平民和非武装人员的杀戮）日本军人逃过了起诉，而这些，在电影中仅仅一笔带过。整个审判过程，远不像上面我写的电影中那样总是力挽狂澜，相反，中国屡屡因为国力弱小、法律经验不足以及最重要的证人不足而困难重重，电影中也表现了一定的困难，但电影中所表现的梅法官所承受的压力与其实际表现得内容之比，实在令人莫名，实际上，我觉得梅法官现实中的压力比电影里只多不少，但电影的表现太乏力，为了在电影上长劲，即使局面不利也要表现成我们反败为胜，即使欧美法官皆有对日本人的袒护，但在片中也成了和我们的铁板一块，这，使影片看起来相当的幼稚。

梅法官是一个爱国者，但更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智商的法律人士，但编剧的功力使其变得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开头戏中的争座次，我不懂具体的国际法规定，但至少从后来影片表现的法律审判过程中来看，座次和审判时候影响力的大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样来看，梅未免过于意气用事。不答应就不玩了，这样的表现不仅不能体现梅的智慧，反而有可能会助长国人不按规则做事且引之为豪的作风——看，大律师也是如此。有人要提到巴黎和会时候顾维钧的不签字，但麻烦您比一下，两者利益可比吗？万一因为梅的意气用事而中国人不得占据大法官之位，其对结果的影响和这座次之争比，孰轻孰重呢？另一个就是结尾，梅对同僚的死刑辩论。这一段本来是显示一个编剧笔头的最好机会，可惜，不仅平淡如水，而且还有个大bug：印度纵然是佛教发源地，但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的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怕是连在中国的零头都不如，可编剧居然让梅和印度法官大谈佛教，虽然印度教中也有转世的观念，但两教分野实在不小，编剧大人，你别拿自己的智商来侮辱梅先生的智商好不好？哪怕你将纽伦堡审判对纳粹的严办和这次的宽松比也好啊。

我承认我的话讲得比较刻薄，但这是因为有人坚持要用这电影当成严肃史料来看，拜托，想看通过看这部电影了解东京审判，您还不如多读读西祠上冰冷雨天的文章呢。如果抛开这些，电影本身还是可以一看的，只是题材给它带来的血统优越并不能让它本身的质量上乘多少，不过还是无数水平线之上的国产片中平庸的一部。不要怪我苛刻，美国人仅仅一起谋杀案，就可以带给我们震撼至今的“JFK”，而跟这部题材类似的《纽伦堡审判》也拍得非常精彩，我们的苦难远比他们深重，我们只是要求不低于他们的反思，有错吗？

理智与情感：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

passionfly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要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

   看这部电影是在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导演作品展上，去看得闲饮茶那天买的票，当时心一寒，厚厚的一捆票子似乎从没动过。买了两张，约一个喜欢电影的朋友一起看。24号那天傍晚，下起了暴雨，我的鞋都泡烂了，跑到时还是迟到了十多分钟。往里面走的时候，还在对朋友说，估计没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坐，谁知进去一抬头，黑压压的几乎坐满了，那一刻，欣慰。
　　当时比较暗，看不清观众都是哪些人，但前排正好有四五个女孩子，是冲着朱孝天来的，朱每次出场她们都激动谈笑，最后有一场朱的哭戏（实话说，他的演技有待磨练），那几个女孩（其实也就比我小三四岁吧）更是兴奋的又笑又叫，不是太大声，但在安静的电影院里很刺耳。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厉声说：“笑什么笑，看这样的电影还笑，你们是中国人吗！要笑到外面去！”她们一下子懵了，像无辜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被大人责骂，然后又小声的反驳，说连笑一下都不可以吗。旁边一位不到三十的小姐说：“当然不可以，要笑就出去！”语气严厉。
　　一时百感交集，导演用朱应该也是考虑过偶像的号召作用的吧，希望能因此吸引年轻人进电影院，进而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不知道吸引来的人有多少会像这几个女孩一样，除了朱出现的片段，其他内容完全没有进入她们的心，要不然怎么解释那刺耳的笑容，而她们仅仅比我小三四岁。简单骂骂她们是没有用的，当时她们的无辜的神情我还在眼前，她们根本是没有概念。不过想想满场的观众，也不用太过于灰心吧。
　　
　　 说说电影，法庭画面大气干净，作为一个电视导演，镜头运用得还可以，配乐颇有亮点，朋友说片子里有时候用的安静的调子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而颇有震撼的音效伴随着战犯的出场，砸在耳朵上。但是手法过于单一，每次谴责、追问、审视战犯是都来这么一下，很快观众就疲劳了，过滥而没用在刀刃上。演员听说拍摄中吃了不少苦，曾志伟的脚受伤了，裹着石膏继续拍，资金被无良的制作人拐跑了，也没人退出，导演硬是自己贷款几百万拍完。
　　 刘松仁和曾江两个老戏骨挑起了大梁，很多地方出彩了，但我还是要说，刘松仁的英语不过硬，不少地方的发音模糊因此无力，使他的演技不能完全发挥，这真是一大遗憾。
　　 导演设置了两条线索，法庭审判和战后一个日本家庭的创痛，但这条副线我以为不够成功。战败后日本本土人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很不清楚，是在看过电影后才找了些资料来看的。由于日本对内的新闻封锁，大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军人在亚洲犯的罪行，而且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战争，战败后他们有些是接触到真相后的极度震惊，但也有很多人仍然陷在战争和战前几十年的教育和灌输中，他们的心中有的是仇恨和复仇之心。这点编剧不是没有看到，所以他创造了谢君豪所演的人物，想向朱孝天报复，同时也有曾志伟的老兵，在战争中痛苦和悔悟，甚至杀掉了变成杀人魔的同伴。但这条线索始终显得语焉不详、欲说还休，使得曾志伟的痛苦缺少了一点说服力，而谢的表演又流于表面，并且只以这几个人来反映整个战后的日本民族有些弱了，但这可能也是资金受限的原因，没办法。
　　 其实编导完全可以加入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美国人当时在日本的作为和日本人的反应。东京审判的局限和遗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姑息，美国处于战略的目的，或者就是罪恶的目的，放过了相当一批日本战犯－－比如731部队细菌战的军官，为的是换取他们用中国活人做实验后获得的数据。这种做法也应该被历史审判，虽然已经不可能了，但完全可以用电影的手段表现我们对他们的“审判”。不过这在现在不知是否犯忌，毕竟这是一部主流片。
　　 这部电影有不少的瑕疵，但我仍然给了四星，因为这是一部了解那段历史或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片子，我以前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就所知寥寥，所以在结尾部分，我震惊地看到，原来当时的法庭对于是否要判处这些战犯死刑都有过那么大的分歧，这些对中国人，对人类犯下毁灭性罪行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一个个都有可能在几年后潇洒地走出监狱，甚至回到日本政坛，我真的无言了。即使这样，除了这几个首恶以外，除了在监狱里自然死亡的以外，大多数战犯后来都被美国人释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所以现在日本才会是这个样子。这里面的许多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8月16号很快要到了，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再受挫，真的能如期上映，也希望中国人能够走进电影院，看看我们的父辈、祖辈受过的罪。
　　 电影散场了，雨也停了，朋友问我，是不是到现在中国政府还不能公开承认在对日审判上我们的失败，这还是一个禁忌？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