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佬正传粤语

1983年，黄百鸣编剧的台湾电影《搭错车》在台湾引发观影热潮，这对擅长喜剧的黄百鸣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是的，当年整个港台电影界可能都没有想到，一部“社会悲剧”可以如此大卖。

《搭错车》的成功，是“悲剧”的成功，也让很多电影人看到了“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语）之外的香港电影也是有市场的。

于是，关于香港社会边缘人物的香港电影，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1985年，黄百鸣与郑则仕、郑忠泰联手编剧的《何必有我》上映。影片取得了票房、口碑、社会影响的“三赢局面”。

《何必有我》是一部为郑则仕量身定做的影片，郑则仕本人不仅是编剧，还是导演和第一主演。

在香港影坛，郑则仕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外形如此“独特”，却往往能够在影片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成就斐然，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除了是出色的演员，郑则仕在编剧、导演、制片等岗位上也有出色的表现。

郑则仕出身贫寒，外形又如此“独特”，他从影之初，一直在龙套角色中摸爬滚打，过程的辛酸、苦涩，是很多少年得志的明星或演员所难以体会的。当然，反过来说，郑则仕也因此成为了香港影坛最励志的人物之一。

《何必有我》讲述的是社工Koko（郑文雅 饰）努力帮助弱智青年肥猫（郑则仕 饰）适应社会、自力更生但最终却逃不过悲剧结局的故事。

郑则仕演肥猫，憨傻呆萌，乃不二人选。他因此获得金像奖影帝，实至名归。

在某种程度上，《何必有我》仍然带有香港电影的“过火”与“癫狂”，故事的戏剧性削弱了影片的写实性。但也唯其如此，它才能够引发社会热议，并吸引广大普通市民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

从另一方面看，影片中的“情节”和“细节”也许没有那么真实，但智障人士的社会处境，在影片中还是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现实中，肥猫也许不会被警察枪击，但他的社会处境也难以有所改善。

也许正是因为《何必有我》所带有的社会属性，使得它在1986年的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评选团大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评选团大奖”。

1988年，郑则仕与曹建南联手导演了《何必有我》的续集《肥猫流浪记》，影片延续了《何必有我》的“社工视角”，但社工的饰演者换成了张曼玉。

《肥猫流浪记》虽然没有取得《何必有我》那样的成功，但仍然算得上是及格水准的作品。而“肥猫”这个角色也成了郑则仕的“专利”。

1997年，郑则仕主演了电视剧《肥猫正传》。

2000年，郑则仕又主演了《肥猫正传》的续集《肥猫寻亲记》。斯琴高娃、郝蕾等内地演员参与了该剧的演出。而该剧在内地播出后，更让许多内地观众记住了郑则仕这位外形“独特”的香港演员。

从电影续集到电视剧及其续集，“肥猫”系列与社会现实与社会话题已经渐行渐远，它们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电影“IP”的再度开发。

1986年，香港影坛出现了两部重量级的关于社会边缘人的电影作品：《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

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导演竟然是一对亲兄弟：尔冬升和姜大卫。在《癫佬正传》中，表演最为出色的是秦沛，而秦沛是尔冬升和姜大卫的亲大哥！秦沛更因其出色的表演，同时获得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

可以说，在1986年，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兄弟撑起了香港电影关注社会现实的整个天空。

也许有影迷会疑惑，秦沛、姜大卫、尔冬升三个人连姓都不同，何以是亲兄弟？秦沛和姜大卫都是“艺名”，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生于电影世家，但他们的父亲早逝，他们的母亲——知名演员红薇——便改嫁制片人尔光，生了尔冬升这个弟弟。

“癫佬”，广东话，指精神病患者。

《癫佬正传》是尔冬升的导演处女作。很难想象，武侠明星出身的尔冬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他同时也是编剧）竟然是一部“社会问题片”。

而留意一下尔冬升的导演履历，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是一位非常文艺范并富有人文关怀的导演。

《癫佬正传》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它能够让周润发、梁朝伟等当时香港影坛的巨星出演“癫佬”，而且是配角。

《癫佬正传》和《何必有我》很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社工视角”的“社会问题片”。我们也由此可见，上世纪八十年代，“社工”在香港社会中已经非常普及，而“社工”也是数十年来香港调和社会问题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何必有我》聚焦弱智人士，以“肥猫”为例，而《癫佬正传》刻画的是“癫佬”群体，主要有三个“案例”，算是群戏。

除了“社工视角”，《癫佬正传》还是以记者切入叙事的，使得影片又多了一层“现实报道”的外衣。事实上，《癫佬正传》较之《何必有我》，确实更为写实，也更具公益色彩——诸多明星的加盟，可能也与影片的公益性有关。

《癫佬正传》已经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经典之作，而《听不到的说话》则是一部比较小众的作品，如今看过的人并不多。

《听不到的说话》还是刘青云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年仅22岁的刘青云还是非常青涩的。

所谓“听不到的说话”，是指聋哑人群体，在影片则指聋哑扒手小团体。

聋哑人群体本身就是社会的边缘人，更何况他们在影片中还是扒手，身处社会的黑暗漩涡，他们的结局也难免是悲剧性的。

和《癫佬正传》相比，《听不到的说话》的公益色彩不那么明显，但它对聋哑人群体的关注，同样直指香港的社会之痛。

姜大卫在邵氏时已经开始担任导演，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吸毒者》（1974），该片正是一部关注吸毒问题的“社会问题片”。以导演的身份对社会问题的进行关注，姜大卫和他的弟弟尔冬升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起”。

时隔十二年，姜大卫用《听不到的说话》再一次体现他作为一名艺人的“社会责任感”。

《何必有我》、《癫佬正传》和《听不到的说话》是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中难得的三部关注香港社会边缘人的佳作，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介入现实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整部片子透着绝望的悲凉，就像尔冬升想展现的社会问题一样，难以解决，无从解决。回到片子一开始提到的问题，重生会的经济补助越来越少，如果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社会慈善机构给予这些帮助精神问题的社工组织更多经济供给，是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又或者本片不仅仅是呼吁社会关注这样的边缘群体，更多的是想通过对边缘群体自身故事的讲述，剖析人性的弱点和矛盾?对此我不得而知。 就像片中秦沛所饰演的康复患者，在他尚未被不公平的现实逼到疯病发作那时，他看似冷静的讲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心酸经历。被社会歧视，被医院驱逐，甚至不容于家人。家人一见康复无望，便远远的离开，舍弃了病人，最后社会上真正还愿意去理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大概只有社工吧。然而社工也不是圣人，谁能把一件无望的事儿一直做下去呢?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那些离弃病人的家属，谁家遇到这样一位精神病患者，可以持之以恒，完全放下自己的生活去照顾病人，一个病人，可能会搅得一家人都无法过正常的日子，谁又伟大到年复一年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在无望的精神错乱中过活，而自己却要为之付出生活的全部。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辞职的社工们，当家人都一早不再关注精神病人今后的生活，他们还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着那些蓬头垢面，似乎不可理喻的病人，在与病人分分秒秒的接触中，有的不仅仅是超乎常人的忍耐，还有时刻注意病人有暴力倾向，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而获得一个患者的信任又是怎么样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呀? 社工阿明被责备的时候，他讲：你不能说我没有心，我看了他们十几年，可是有什么成果呢? 除了片尾，梁朝伟扮演的阿狗因为妈妈让他去死而发癫令人心头一紧。就是康复患者阿全被一群人追着打，最后追到幼儿园那一段令人落泪。他发狂砍那些因为看报纸听说他有精神病就来打他的街坊，是在那些街坊将他妈打倒之后。他发狂的间隙看到儿子，依然会露出纯真的微笑，像个普通的父亲那样鼓励孩子接着唱歌。即便他满身是血，他的儿子最后依然想扑向他，而不是惧怕他。这大概就是亲情吧，可以超越恐惧，可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依然剪不断亲情的牵挂。 讲到底这依然是一个死结，谁能告诉自己的家人，要照顾那些边缘的精神病患者。因为这确实是有风险的。连照顾阿狗多年的社工，他一发狂也都杀死了，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该谴责的是乱打闪光灯的记者。 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如果他们已经每日与垃圾为伍，他们已经远离了亲人和我们眼中的幸福，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幸福或者不幸的生活着，或者不介入是最大的帮忙。 就像片中，如果没有记者不计后果自以为是的报道，就不会惹起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如果没有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就不会酿成惨案。如果没有记者闪光灯乱闪，社工就不会死，如果没有报纸每日对精神病群体的负面报道，或者他们的境遇会好一些，不把他们逼到绝处，事故也会减少些。 社工要全婶把发癫的阿全送回精神病医院，全婶说什么都不肯，双眼含泪双膝跪地求社工让阿全留在家里吧。社工追问原因，全婶说进去他们给阿全吃药弄的痴痴呆呆，每日受人欺负都不知道还手。哪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儿子过这样的日子，宁愿每日买两袋子鸡…… 记得凤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精神病患者境况调查的专题，内容触目惊心。如果说普通百姓最好的办法是不介入的话，相关机构确实应该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做些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