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楔子

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

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

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

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

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村戏》这部影片无疑是指认着一个时代的，无论是开头字幕所呈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亦或片中无数次呈现的对于分田的场景，都将本片定格在了那个特殊的时代，当然，这都是之后会有所讲述的。本片拥有着黑白片那种沉重的质感，但却独独运用了红绿两种颜色，两种代表生命力的色调成为我们分辨历史与历史中的历史的主要方式，但是极其令人讽刺的是，那个充满生命力的历史中的历史将成为本片悲剧的源头，那个历史中的历史的时代直接导致了历史的时代的悲剧。

1.群体的放逐

本片所主要想表达的悲剧，是那个社群对于主角“奎疯子”放逐的悲剧，借用福柯所说：“任何社会都内在的需要离轨者，因为放逐离轨者以及这一放逐行为自身可使其他人充分意识到他们是被留在社会之中的。放逐行为本身比放逐者的命运更为重要，他们讲作为一明证：社会因房主了他们而变得更加纯洁。”

因此不难看出在本片中，放逐奎疯子作为了一个注定的结局，它验明了社群自身的纯洁性，即使他们本身并不纯洁：他们是导致奎疯子成为疯子的直接凶手。但是无疑，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拥有直接而鲜明的理由：村子（社群）的利益，相比集体的利益，个人的牺牲算得了什么？故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凶手，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凶手。

他们需要放逐奎疯子，通过指认疯子的“疯”，来验明他们的明智，更何况，奎疯子的每一次出现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无论是他一人霸占着最好的田，再者他的行为将会把他们整个社群钉死在“凶手”这个名义之下，无论他们承不承认，奎疯子就是因他们的利益而疯。

总之，他们必须让奎疯子离开，并且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只有他是疯子，所以他们才能有足够的理由让他成为那个注定的被放逐者，只有让他离开，他们才有资格获得那份田地，并且永远地摆脱凶手的罪名，可是，他们不知道，他带着疯子的名义离开的同时，这个“凶手”就将永远地铭刻于历史之上。

2.自我的放逐

这里就需要探讨奎疯子为什么会疯了，首先的原因，无疑，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却不能承担害死女儿的愧疚，他是英雄，他是集体利益的捍卫者，恰似《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一般，全世界都在庆祝他最悲伤的一天，他不堪忍受，他迷失自我，所以疯了。

但我想要说的，可能他疯的原因并不止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因为女儿疯的。他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本来，凶手应该是他，他这辈子都应该承担他害死女儿这份罪恶，屈辱地活下去，但是，村里人的要求却是：把女儿指认为小偷。女儿会成为一个骂名，屈辱地死去，不被社会所接纳地死去，可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女儿生前他已经足够愧疚，难道死后都不能保护女儿吗？事实上，他不能。所以，他亲手完成了对女儿的二次伤害，就像心理学上的二次创伤一样，他疯了，有层次而必然地疯了。

他将自己放逐为一个“护卫”，一个人民的护卫，一个田地的护卫，一个花生的护卫，他不知大家怎么想，我看见的至少作为扔手榴弹的那一幕，恰似一个扮演行为，他内心追逐着一份对于女儿的守卫，但是，这种守卫的行径不是他作为一个正常的英雄可以做到的，他只有自我放逐，成为一个疯子般的守卫，才可以完成。

3.时代的放逐

社会时代这个词无论如何在本片中都是无法避开的，因为它是被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普遍的故事。无论是各处可见的放大的毛主席的相片。还是村中五老头上那并未露脸的开国元勋，甚或者村中大量的大字，都在把我们引向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是一个走向现代的时代，但是悲剧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奎疯子，因为历史中的历史而疯，他固执地停留在历史的历史中，或者说，他是被放逐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而这，是进步的时代环境中所绝对不允许的，新的时代怎么可以存在“旧”的东西呢？新的时代，新在要斩钉截铁地和旧时代划开所有界限，而奎疯子，那个旧时代的英雄，在新时代中是不被承认的，不允许的存在的，所以，新时代的人们开始剖析那个“英雄”的时代，从而告诉大家，这个不是英雄，这真的只是个疯子，而且，这个疯子却恰好拥有了一切旧时代的特点，那我们为什么不放逐他呢？放逐了他，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先进，我们就可以期盼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拥有了这个时代。

的确，他大义灭亲，他虎毒食子，他害死了那么好的一个闺女，那种人怎么配当英雄呢？我们新时代中，这种人就是罪犯，是应该被送去“公安局”的，但是村中人选择了将他指认为疯子，这个简单的选项送到了精神病院中，无论他疯没疯，他的历史就决定了他的放逐，这个只是一个遗留的放逐，他注定不被这个时代所接纳，同时，他又固执地拒绝了那个时代，所以，他将无处生存，疯子将是他“最好”的归宿。

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放逐的命运。

如果我们承认《村戏》的以小见大——这其实是个挺容易的事儿——那1980年除了是官方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位的元年之外，从一个更大的背景看，也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和政策的不可知不可抗不同的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为自身提供演进的燃料，同时也是逐利者最好的动员令和催情剂。于是乎，对于市场的管制放松之后，（相对地）人人都有了逐利的自由，使得空气中闻风而动的逐利者们释放出的荷尔蒙密度陡增，一时间盛况空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告别了匮乏，迎来了……嗯……也许在电影的眼中，又一个应该被批评的时代。 电影的批评 就像片中被请来评理的长者们不置可否的态度一样，管制放松的（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结果之一是主导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诸如“中国人没有信仰”之类的抱怨，实际上也就源于这种缺失。进而，因为主导价值观的突然缺失，从经济环境上来看，彼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相等的自然权利，再加上逐利这个充分的动机，于是便出现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具体到电影中，就是包产到户引发的冲突。 我们看，蛋糕就那么大，每个人都还要吃一口，吃得比别人少还不行——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嗅到的是和此前的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气息，是时代精神的转变下集体主义的消散，以及个人主义的猛然浮现。 个人主义的底色是利己，或者说，利己既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也是市场逻辑的出发点——在分田这个事情中，因为获得了合适的养料，它被发扬光大。电影通过儿子最终绑了老子要求九亩半这种极端戏剧化的处理，凸显了个人主义在浮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荒诞。我觉得，这就是它对时代所作的批评。 我的批评 让我们说回霍布斯。作为一个哲学家，《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系统地论证了“人性本恶”这个观点，他相信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永恒特质，所以人的自私自利、贪婪残暴在自然状态下是无法避免的。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契约论，主张自然人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而由国家维持社会的和平。按照此种观点，来自一个最高权力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不负责任的说，《村戏》在这一点上也许暗合了这种国家主义，所以是有一些危险的。 我没有资格去质疑霍布斯，但脱离理论而具体到实际的情况，而且仅仅基于常识，我还是觉得人的、以及市场的理性并非如此脆弱。比如说，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的确会催生丑陋，但相对自由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期的狼奔豕突不可能成为常态，而更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市场经济中的博弈各方并不在一盘零和的棋局之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博弈之后的平衡并不处在坐标轴的哪一个极端，而应该在某一个中间点，所以儿子绑老子的事情我们才甚少听说。相反的，这种情况更像是可能发生在前三十年的事情。因为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分界点，前后两个三十年，我们应该用不同的逻辑去分析，所以我对用在电影海报上的那个老子把枪递给儿子的画面，是持保留意见的。 电影确实非常成功地讲了一个在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奇妙转变中，分别被这两种力量所异化的父子二人，各自命运遥相呼应的唏嘘故事。只是在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痛苦记忆的障目之下，我们非常容易忽视后三十年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对霍布斯式利维坦的自发地呼唤。 能够分到自己的一块地，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不能因为个中人心太杂，算计太多，就对幸福畏首畏尾。

今天，有幸在杭州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思绪很乱，感触很多。于是打开豆瓣，记录下这些文字。

对于人性，我总觉得，要把善良当做是一种恩赐，而遇到自私，不要太难过，因为这样自己会受伤更深。

政治退潮，人性显露。电影发生在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夕，集体主义土崩瓦解，人们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可是，有的人却深陷过去，无法自拔。这个人就是奎疯子，当年，他为了集体的花生，一个巴掌让自己的亲闺女意外死去，为了整个村的救济粮，要承认甚至要宣扬自己大义灭亲的做法是无比高尚的。

在集体主义的光环下，他作为一个父亲的那一部分，被抹杀了。他甚至把棺材中女儿的脸涂黑。这时候的他，内心已经扭曲了。他的疯，是时代留给他的病症。

可是，新的时代到来了，村子的人却开始嫌弃他，觉得他不该占有那九亩半，在生活中处处避开他，不允许他举起村里的孩子，不许他坐下来听戏，最后将他送到精神病医院。

导演郑大圣说：“这个电影里没有坏人。也没有无辜的人。”

我们无法去指责每一个人，如果是自己，遇到了这种情况，又会是如何？人性，从来就是复杂的，特别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视频请点击：《村戏》是怎么唱的, 旗子是怎么打的?

根据贾大山小说改编, 由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之前在大象点映热映。我慕名而去, 满意而归。胡侃电影第三回,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村戏》是怎么唱的, 戏里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评论架构及部分截图

1、郑大圣导演出生戏曲世家。

一场好戏在村子里徐徐展开。

曾经有人说，要了解中国，你必须了解农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所以村子里的戏是中国的大戏，是中国的人性之戏。

2、戏是怎么唱的，旗子是怎么打的。

片子定位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的历史背景下，人民公社的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围绕分地，围绕人民公社产生的问题，两条线展开叙事。

直指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线——一条虚线。

最后村长说，地分完了，疯子也送走了，大家要撸起胳膊加油干啊！

3、故事采用闪回的方式双线叙事。

黑白画面和彩色画面交织进行，在黑白画面利用对话将人物交代到一个点上之后，逐步闪回，一步步揭开主人公疯狂的秘密。

4、整体观感评点。

优点：节奏清晰，饱满有力，有画面，有故事，有野心。

缺点：电影篇幅有限，留白貌似些微不足，个人意见。

戏说荧幕精彩故事, 还原电影真实温度。

这里是胡侃电影, 我是双足, 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都将在第一时间得到我的更新信息。也可以到B站来找我：双足还没去旅行。

我也会继续努力, 用更用心、更多种类的视频回报给大家。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