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

一个男人像古希伯来人那样在黎明的星还未降下之前举起了心爱的羊羔，拔刀决绝，就像千年前将长子用于献祭的亚伯拉罕；另一个夜里，它把羊羔献给了所谓了“智者”，领回了“智者”对他的定义：你是一个勺子（傻子）。

“凡为我名接待一个象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在两千年前这样叮嘱门徒与人为善；两千年后，拉条子与金枝子接待了一个无人关心其饥寒的“勺子”（傻子），然而最后却沦落为众人指责中的“勺子”（傻子）；最后的拉条子，最后一次以拉条子的名义发出最后的拷问：“一个勺子有什么好的，怎么那么多人争啊抢啊，我就是想不明白。”“智者”回答他：“那么想知道，你就变成勺子，变成勺子你就知道了。”这句话像一个咒语那样赶走了最后的“拉条子”，磨灭了这具躯体先前四十四年建构的所有社会属性，成为了一个“姓名不详”仅剩性别与年龄的“勺子”。鬼故事中常有这样“一命替一命”的桥段，然而也许没人想到，在一部拷问社会道德沦丧的电影中，它这样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正应了德勒兹的那句名言：“精神分裂者才是疯狂社会里的正常人。”

从羊圈里的梦开始，我看到了金马奖授予陈建斌“最佳新导演奖”的理由，那种中年人压抑已久的锐气，就在这样疯狂的剪辑中淋漓尽致地爆发。在第一个小时里，《一个勺子》是部有趣的喜剧。陈建斌所扮演的拉条子就好像中国乡土版的卓别林，一个“聪明”社会中的“残次品”，他们蹩脚的生存方式引人发笑，自身却浑然不觉。拉条子和金枝子自觉远离人群，过着几近单向的社会生活。封闭世界中拥有相对静止的时间，直到这个世界被外界的“勺子”硬生生撕出一个大口子，其中的人才发现自己早已被抛弃。

拉条子的觉醒是自戕的，在梦里他谋杀了自己，在现实中，他以生命的代价爬上了“聪明骗子”的车，像俄狄浦斯王那样迎来他一直以来躲避的事实：他寻找的人，弄丢的人都是他自己。俄狄浦斯王在迎来杀父娶母的事实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拉条子迎来自己的“死亡”后成为了新的勺子，在雪球的狂轰滥炸中，如犯奸淫的女人那样被乱石砸死。

“原著像一个瓶子，容纳了我多年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是陈建斌的戏剧功底最终让他在潜意识里选择了这样一个“俄狄浦斯王”的典型悲剧搬上银幕。《一个勺子》作为一部电影，还有许多的瑕疵。例如它的开场就如一场交代故事背景的序幕，一定程度上造成观众“入戏”上的困难；拉条子和金枝子的世界太过单一，以至于这个故事在竭尽全力贴近真实的过程中恰恰使两个人物陷入真空，难以在感情上完全说服观众接受这样一个故事。在摄影上，虽然片中包含大量手持摄影片段，却在画面上过分精致细腻，透出一种“假古董”式的真实感。但是，陈建斌已经在《一个勺子》中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掌镜能力与卓越的镜头感，“最佳新导演”一奖受之无愧，其忠于自身背景的叙述也成就了《一个勺子》的独特风格，“作者电影”一名当之无愧。

虽然好的电影本该不需要更多的注脚，我还是想引用陈建斌的《准时迟到》祝福《一个勺子》的未来一帆风顺：“坏事在某个时间结束，好事在某个时间发生。”

这世上的待宰羔羊
韩松落

        看了电影《一个勺子》，又回过头去看胡学文老师的小说原著《奔跑的月光》，看看哪些地方做了改动。改动是有的，比如，电影里陈建斌扮演的主人公叫马吉（绰号拉条子），老婆叫金枝子，小说里两个人分别叫宋河和黄花；再比如，宋河是庄稼人，而在电影里，拉条子是个放羊的。
        所以电影里总是有羊。傻子（甘肃新疆的方言管傻子叫“勺子”，这是片名由来）第一次跟拉条子回家，赶也赶不走（其实当真赶走了怕冻死），安顿在屋子里住下，又怕他半夜里干个啥，他身高体壮的，拉条子两口子怕不是对手，拉条子就把他安顿在了羊圈里。后来，傻子被人领走了，拉条子被冒充傻子兄弟的人勒索，金枝子恼了，反锁了房门，把拉条子晾在屋外，拉条子就到羊圈里去睡了。还有，拉条子想弄清楚自己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向村里的开小卖部的明白人求教，不能空手去，狠了狠心，把一直小心翼翼养在屋子里的小羊羔宰了，炖了一小盆，端去给那人下酒了。
        他看起来是放羊、宰羊的人，但事实上，他才是待宰羔羊。
        穷，老，没有权力，信息不通，都是他成为羔羊的原因，娶外地人做老婆，更是断绝了用姻亲关系编织一点小小的权力阵营的可能，他们两口子，就像生活在荒原里，周围一片荒寂。所以这片子不能在胡学文的家乡河北拍，河北还太繁盛，有水有草的，这故事就得在西北拍，荒天野地，了无生趣，一道保护村镇的永泰城墙，还是古代的。
        比他略强点的人，个个都能向他下杀手，村长，李大头，杨警官，从天南地北赶来的骗子，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这一口肉，只要他稍有闪失，趔趄一下，他们就像秃鹫一样扑上来了。上一次趔趄，是因为儿子犯了事，判了六年，他找李大头帮助减刑，李大头朝他要五万块钱，算是打点，但减刑的事情却一直没办妥，电影的最后，他儿子已经减了刑，李大头却不知道，分明说明，李大头压根就没替他操办这事。这一次趔趄，是因为他捡了傻子回家，算是做好事，却惹上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总之，他吃饭是错，呼吸也是错，在上游喝水是错，在下游喝水也是错，做坏事是错，做好事更是错，只要他们想，他就是羔羊，由着别人一刀一刀割肉。
        有没有比他更弱的？有吧，他老婆、傻子，还有羊。被村长敷衍了，他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在城墙根里暴打傻子，受了委屈，被老婆说了几句，在炕上打老婆。还有，为了求人宰杀小羊，其实也可以宰杀别的东西吧，鸡、兔子，但在这里，必须是小羊，那只被他抱着医治腿伤的小羊，那只被他裹着衣服放在烤箱下的小羊。唯有宰杀曾经被自己呵护备至的小羊，他才能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点恶，唯有让自己做一点恶，才能觉得自己主宰了点什么，那种无处发泄的郁闷才能得到纾解。
       还有，至多至多，在梦里萌生一点恶念。小说里有恶梦，发生在吴多多（就是电影里王学兵扮演的那个角色）不堪其扰，把五万块钱还给他之后，他梦见两个黑衣人破窗而入，要抢那五万块钱。电影里也有恶梦，发生在拉条子遭到勒索之后，他被老婆金枝子赶到羊圈旁边去睡，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进羊圈，看见一个人裹着羊皮袄，睡在该自己睡的地方，他拿出刀来，向那个人捅过去，那个人回转头，却是他自己，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恶念，一刀一刀捅过去，那个自己，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发出羊羔的惨叫声。
       恐怖小说大师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创立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恐怖小说类型，叫“克苏鲁小说”，在这种小说里，人不过是远古恶魔的食粮，一旦他们苏醒，人类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克里夫·巴克继承了他小说的意念，发展出一种更现世也更可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人像牲口一样，被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杀光剥尽，一条一条悬挂着，也不为吃，就为一种杀人如刍狗的快感。
        《一个勺子》没有这么恐怖，它也有恐怖，但它的恐怖是冲淡的、克制的，它用各种笑料，以及主人公的荒诞处境——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解决方案，先发布招领启事又发布寻人启事，还有，先前为了呵护傻子打散的那群孩子，在他失魂落魄的时候，又奇迹般地出现，所有这些，减弱了这种恐怖。它也放过了小说里细思恐极的段落，宋河接二连三遭到勒索后，去找杨警官，颤颤巍巍地问“是不是什么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那是盘踞在群蛇中的一条，宋河顺手拎出来。他突然呆住。杨警官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地变幻着，似乎被宋河甩出的蛇咬了。杨警官的目光切刀一样抵住宋河，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宋河意识到说了错话，忙着声明，我没说你呢。”
        但它照旧是恐怖的，就是北方的冬天，日光静静地照着白土路，空气里有什么在嗡嗡响，期待什么发生，却终归没有发生什么的恐怖。这世上所有的羔羊都在羊圈里等待，日光安静，没有杂质。

       


        

（原载于《南都周刊》，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一个勺子》是近年国产电影的异数，不管从影像风格上还是表达内容上，你都无法对这部影片有一个准确定位。它有着独立电影不加抛光的生猛，却一点没忘调动起类型电影的技法；它让你看完电影有话想说，但又逼着你往深一步琢磨不沉溺于流俗的话题。它绝不是双眼紧盯观众钱包的院线大路货，可又生怕你没看明白，掏心掏肺地对着你声嘶力竭。

影片开场直接入题——当一个普通农民莫名被一个傻子死缠烂打地尾行，会发生什么事？这段戏拍得很有欺骗性：无配乐，大段抖动强烈的长镜和生活化场景，镜头间的剪切点也似乎很随意，怎么看都像是又一部独立电影大师的实验作品。但不同于艺术片常见的叙事碎片化或者干脆去叙事，这段戏的故事又很明确，甚至连类型片中让观众热热身适应黑暗环境的时间都不给，像个绑匪似的硬把你架上车。等你慢慢回味过来时，故事的第一幕已经快结束了。陈建斌为了让观众感同身受主角拉条子的无奈，甚至直接上来一个远景定机位长镜头，逼着观众目睹跟踪与被跟踪的两人慢腾腾地出画入画。这种煎熬的体验，可比什么5D影院要来得真切多了。

如果再多来几段这种风格的戏，保不齐傻子还没送走，观众就先走光了。好在陈建斌收敛了，硬砸出了开场，后面的故事反倒可以静下心娓娓道来。拉条子赶不走傻子，又怕傻子出事，只能一边养着他一边找他家人。此时，故事的另外一条线带出来了：拉条子托城里的人精大头哥给坐牢的儿子减刑，刑没减成钱砸进去了，拉条子想把钱要回来。这条副线不仅跟主线形成了两组追和被追关系的对照，而且在风格化上耍了小聪明。王学兵演的大头哥基本只有侧后方的镜头，他与拉条子的对话也全部都是在车上完成，不管是删了戏还是开始就这么打算，反正几组上车下车的重复对照下来，嘲讽的意味倒比老老实实正面对话更强烈了。从这部戏之前反复调档的波折来看，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好不容易，大头哥带来了傻子的“家人”，拉条子送走了傻子，却又连续来了好几拨人找拉条子要傻子，拉条子为应付他们的敲诈而疲于奔命。这时大家都看明白了，这是有人借傻子设骗局讹他，可偏偏他自己执迷不悟。忙活了半天，观众和拉条子都明白了：在这个人人精明利己的世上，拉条子才是这个勺子（傻子）。故事讲到这份上，开场预设的写实风已经被大量快速剪切、虚实结合的交叉蒙太奇以及意味深长的主观镜头给打破了。原本以为看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西北原生态，看到最后发现是披着张陈年老皮袄的小剧场话剧。

其实，陈建斌想表达的主题绝不是类似《盲山》《天狗》这样依托于现实的强烈批判，而是试图将人性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更加抽离出来，来讲述一个有社会实验性质的寓言，其实更类似卡尔维诺的《黑羊》。实在不是他的预想，荒诞才是真的目的。单看戏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已经达成：拉条子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天真汉，背负着极端的个性，又被推进到极端的情境中，他恍若一面镜子，把周围人精得冒烟的复杂心态照了个透。而在每一幕的节点，又时不时让一个角色以莎剧丑角的姿态登台，拿一句跟西北农村极度违和的“这就是人生”作为区隔，真是活学活用，把舞台元素耍了个透。

在最后的高潮中，最傻的拉条子一番执着的追问无意中把最精明的大头哥给蒙了，大头哥竟然主动把吞下去的钱吐了出来。最傻和最精明的两人无形中易了位置，荒诞和讽刺在这一场戏被推到顶点。

然而，这个故事能立得住，做出抽离感是很要紧的，因为哪怕故事按现实逻辑有再多的不合理，只要能进入其自身场域，逻辑自洽就没有问题。在这个关口，开场铺垫的自然主义风格就会出来捣乱了，每当你为后面的跳脱而入戏时，前面的影像却总在提醒你“这似乎是写实的”。一旦你被这冒头的打岔勾走，在主题的理解上就始终会被诸如“傻子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带走傻子的到底是不是他家人”这些琐屑纠缠。最要命的是，一旦现实逻辑介入了这极端情境，连最后大头哥还钱这幕高潮的合理性都会遭到很大质疑。这方面，其实可以借鉴荷兰导演亚历斯•冯•华麦丹的作品，同样是高度荒诞与寓言化的故事，尽可能把背景模糊，不要让观众琢磨“为什么”、“怎么会”，而是直截了当地把故事摆在面前，愿者上钩，爱咋咋地。

不过，处女作就能交出这份成绩，而且又切切实实地说了个颇有意味的主题，陈建斌的导演事业还是颇为可期。这部在内容上抽离、影像却偏写实的割裂之作，等到陈建斌的导演风格成熟后再回头看，或许就像是让蔡尚君翻拍了《放大》，请王兵重导了《鬼子来了》一样，诸种文本嵌套后反倒更有趣味。

   “勺子”和西北方言“傻子”同音。在甘肃方言里，“傻子”就念成“勺子”。也和该片的英文名《AFool》（一个傻子）契合。

   当我们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念一句“世界上还是还是好人多”。可是当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被扶的老人说是好人撞倒得她时，我们又会叹一句“好人难做啊！”

  当主人公拉条子善良的收留“勺子”后，麻烦接踵而至，致使家庭一步步陷入困境，他们被荒诞残酷的现实捉弄，成为别人眼里的“勺子”，老婆金枝子多次喊出，“人善被人欺”！当我们善良的扮演一个好人的同时，现实的残酷已经把我们打入“勺子”的行列，这会不会让好人在下一次做好人时考虑一下这个好人该不该做呢？

  这部电影以淳朴的善良和奸诈的残酷做对比，反应了现实的无奈，勺子=傻子？但是善良的勺子又是不可缺少的，戏疯子陈建斌携手美女妻子蒋勤勤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奉献的太完美，他拼尽全力证明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在跟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观和整个世界作斗争”！

    到底怎样算作是痴傻，怎样算作是聪慧。有时，这不是智力范畴内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被用来描述一种处事法则。很多词汇的概念与含义，一旦到了中国就需要重新翻译，最终滋生出一种别具特色的潜含义。中国语境当中的执着和较真，通常被人讪笑作痴傻；而狡黠和圆滑则被赞美为聪慧。你看，有时候，褒义与贬义，在中国的标准暧昧而游移。
    
    字面上的褒贬，谁都能区分，但他们更明白，文字意义上的褒贬与现实生活层面的利害，有时相互冲突。由此，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实用主义的从事方式进行生活，但又总是把有些猥琐不堪的行为用暧昧的辞藻进行一次语义转换的包装。
    
    所以，当你叫一个人傻子的时候，就有了复杂的况味，它夸赞了一个人，本分、老实、值得信赖，但同时也辱没了一个人，因为他愚钝、笨拙、不谙世事。很多事在中国需要按照潜规则去做，按照明规则去说。这是生存之道。
    
    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就是一个不懂得生存之道的人。更麻烦的事情在于，他放弃自己生存之道的同时，还总想把一切彻底搞明白，这样一来，就会戳破别人小心翼翼构建的生存之道。所以，人们厌烦他，躲避他，欺负他。他生存境况的困窘，来源于他总想把明规则和潜规则彻底打通，变成一条规则，把明面上说的话和暗地里做的事统一成一套系统，但他所处的环境，每个人都有两套语言法则，两张面孔，两套价值体系，根据所遇到的情况，随取随用，用后即抛，毫无心理负担。但拉条子不行。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傻子才只会使用一套系统。
    
    从文本结构上讲，这部电影过于文学化了。它有一个毫不掩饰的首尾呼应的闭合结构。陈建斌遇到了一个粘着自己的傻子，一系列荒诞的事件之后，最终，陈建斌自己却成为了傻子。这其中的隐喻有些过于明显和直白，所以，如果从艺术片的标准去衡量，这不太高级。但从故事本身来看，这电影想要表达的内容很有意思。

    《一个勺子》中的每个人物都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精神状态中，看似朦朦胧胧，难得糊涂，但实则精明透顶。对于生活，他们只攫取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而对于实用性之外的一切，高于生存和物质哪怕一厘米的东西，他们都尽力避之不提，视而不见。这群人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绝不多嘴多舌，从不追根问底。

    比如村长，一个看人下菜碟的典型，对于是非曲直，他不太关心，关心的是是否给自己惹事，是否对自己有利。他在羊圈门口指着拉条子说，“你卖人呢？”但你很快就会发现，他指责的其实不是这些，重点在于“你还独吞。”你看，如果你给他分一些，那这事就是另外的性质。对于他来说，事情的对与错，在于与他是否有利益相关性。

    再比如，那个派出所民警，她所做的就是倾听，记录，给拉条子倒杯热水，超出一点都不会多做，这一切都还具备很现代化的说辞，“傻子也有公民权”。她不帮助傻子找家人，也不想太费心思去查找那些前来诈骗的嫌疑人。她就在那间几平米的办公室里，就坐在椅子上，这是个有趣的象征，她是固定的、雕塑化或者吉祥物化的、无实用性的，一种txt格式的存在，而不是可以运行的exe形式的存在；再比如大头哥，只看重利润、资源和人脉，其他的都像个笑话，他富有但仍然焦躁、恐慌，他的财富并不稳定，内心更无处安放。

    这三个人代表了中国现实中三个人群的侧写，民警代表着体系内，大头哥应对着社会人，村长就是底层的民间。而全部这些人，都是空心化的，过着一种木讷的生活，完成工作也好，赚取钱财也罢，都是机械式的反应，大脑被自我取缔了，反正也不需要运转，运转就会产生麻烦和痛苦。而那个乡村小卖部的老板，一直在念叨着“人生就是这样。”这句哲学版片汤话成为了对那些人的座右铭：想不清的不想，接纳，顺从，从中寻找利益。这就够了。

    对于他们来说，嘴是用来吃肉的，最好少说话；脑子是用来算计的，最好少思考。这里面的所有人都弃绝了精神，只供奉肉身。但拉条子做不到。他一直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但最后却好像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错了。所有人都超然物外，只有拉条子置身事中。他老婆金枝子卡在了拉条子和那些空心人之间。想想，可能她最悲哀。

    拉条子有他的信仰，一种在他看来执拗的，属于好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他认了后果也就是了；而空心人也有他们的信仰，利益、物质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也不痛苦。但金枝子成了牺牲品。她没办法彻底弃绝人性中的光芒，有时甚至比拉条子还要善良，但她也没办法彻底变成和拉条子一样憨直，她接通了世俗，但又无法彻底世故。用哪个标准要求自己都于心有愧。更何况，她还有一层本能的母性，那个真正的傻子进了门，就莫名地喊妈，找她要吃的，思念儿子的坑突然也被填满了。

    《一个勺子》的故事发生地被设定在乡村和县城的结合点，中国社会转型期完美的横截面，这里的一切都粗粝、现实、不加掩饰却又充满矫饰，有着满地的尘土和满眼的广告。在这个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转型期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有些人不明就里，有些人把这种转折看做一次机遇，有些人只能沦为食物链的底端。人们在里面你争我抢，耗尽了人性中一切温润的部分。你不能粗暴地把电影里那些满脸疲态，眼神势利的人都归纳为失德者，他们就是空心化。在各种现实的挤压和飞速的变化下疲于奔命。对于这样不知所终的人们，你又怎能矫情地要求他们充盈呢？拉条子家里那群呆萌又肮脏的羊成为了这群人最好的镜像。每个人都在迷途。
    
    那么，到底谁是傻子？那个智力上确实存在缺陷的人，是所有人公认的傻子，但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你很难说到底谁愚笨谁聪慧。你说拉条子傻，显然他是善良，但你说他精明，他又过得如此不堪；你说那些空心人傻，他们又如此精明，在生活里游刃有余；但你非说那些人聪慧，他们又像猪一样永远无法抬头看天。这一点最悲凉，一个扭曲的环境中，价值标准会变得混乱，混乱之后，人们为了活着，就不再有人的形态，我们像一滩污水一样可以随意迂回，因时就势，以求得自保和利益最大化。最终，我们加害于他人又反过来加害了自己。每个人都冲着别人喊傻子，每个人也都听到别人喊自己傻子。
（文/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