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提卡失序记事

文/小马哥

相信喜欢纪录片的同学们都不会对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感到陌生，几乎每一部出自这位大师之手的纪录片都勘称佳品。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列在纪录片和电影专业学生的必看影片清单中。

另外，他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者，一直到现在，他都以每年一部的惊人速度在创作。要知道，独立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电影或新闻片，从构思到寻找资金，再到拍摄，到最后的后期剪辑的工作往往都是一个很小的团队独自承担。连他本人也夸赞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纪录片作者，虽然年近90，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作。

作为一名独立纪录片作者，都会有其关注的某个广义的题材。比如怀斯曼，他的作品都围绕着各种国家机构来作为主题。

这和他个人的经历相关，因为他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学，早期也从事着与法学有关的职业并在大学里担任过法律课讲师。后来，他发现在讲课时如果有影片资料可以让学生们看到社会机构如何运作，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影片拍摄。

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马塞诸塞州的一间精神病监狱，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提提卡失序记事»。

混乱，阴暗，畸形……这些词都是我在看完片子后脑海里的词汇。

这是我看的第一部怀斯曼作品，和其他的作品一样，聚焦于美国的社会机构。通过镜头，怀斯曼为我们描绘出了20世纪美国社会的样貌。在这部纪录片里，导演利用手持镜头将观众带进了真实的精神病监狱。

监狱里歌舞剧表演的场景和精神病囚犯的场景，相互穿插、连接, 表现了一种作者所看到的监狱日常。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材。首先，精神病人或者我们口中说的疯子是一个完全边缘化的群体。影片作者关注的是一个更加特别的群体，被囚禁的精神病犯人。镜头对准那些面临着无法想象的境遇的群体，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这也经常会是我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或目的: 关于一个群体。当然，纪录片首先应该是一个艺术作品，其次他也应该具备连接艺术和社会的能力。

怀斯曼是剪辑的大师，他经常用3到6周就完成一部影片的拍摄工作，这在纪录片长片的创作里比较少见。但他会用1年的时间去完成剪辑的工作。

他坚持纪录片的剪辑工作和作家的写作过程类似，不同的是纪录片是根据真实的素材来创作故事。

虽然«提提卡失序记事»是怀斯曼的处女作，但已经展露出他非凡的剪辑水准: 严密且非常独到。在84分钟里，怀斯曼大量使用了平行剪辑的手法，通过这些画面的组接与对比，隐喻出了狱卒对待犯人等同于对待死人，精神病监狱里的囚犯毫无人权可言。

例如，有一个关于囚犯Jim的场景，他被两个狱卒问话。在后期剪辑时，怀斯曼插入了一个葬礼的场景。

再比如，歌舞剧表演的场景和监狱常态的交替剪接。这类型的表演叫做疯人表演，是一种美国的歌舞剧，而“疯人”已经暗含了疯子的意思。导演有意图将监狱比作疯人的世界。在这里，包括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是病态的存在。

作者对场景的选择非常微妙但又明确。比如狱卒和囚犯之间经常只有命令和恶语相加而没有对话。狱卒对囚犯完全的鄙视和侮辱，囚犯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奴隶一般的存在。这时候，导演就会运用拍摄的角度来表现两种分明的等级，就像一种毫无人权的野蛮分级。

我想起一个问话的场景：讯问员假借监狱会提供改头换面重新生活的帮助为诱饵，直接就对犯人问出非常隐私且涉及对方家人私生活的问题。在拍摄这个场景的时候，导演选择了反打特写镜头去表现他们面部的表情，用蒙太奇剪辑技巧讽刺了讯问员。

导演还加入了一个囚犯全裸的场景，刻意是在将狱卒的行为和囚犯的罪责做一个对比。当讯问员问犯人：“这会让你有罪恶感吗？”导演用了另一个被狱医摘除了声带的囚犯的镜头作为回答。我相信导演将问题反问给了这个讯问员。

虽然主题黑暗，但是每刷一遍这部纪录片都让人觉得导演利用镜头和蒙太奇为我们编排了一场疯狂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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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唱能活跃气氛的那个官员，看起来实在有种熟悉感，那种笑就像是爽朗又残忍的狞笑。 Jim对镜头的存在一直很有意识，时而不自然地回避，时而试图通过回看镜头来进行反抗。最后果然他是正经上过学的人，那种累赘般的自尊心，间歇的闪躲、间歇的反抗、常态的忍受、自我抑制的失灵，你看到就会通感。 想到我校的外宣式课程讲座，宣传意义大于学生参与的意义，为显得讲座满坑满谷热火朝天，学生听着，外包摄影人员径直在桌旁怼脸拍采风照，在中间过道一排一排拍过，这时我也会和Jim一样选择直接看回去——我也展示出我的面容，释放出我的目光，表明我有意识有态度有心理活动，难道你还能把我当成纯粹的客体，镜头的枪口下无知的猎物吗？不同的是我们的外包摄影师会闪开，而Jim的狱警和怀斯曼的摄影师不会（某种意义上摄影师也是很能抗压...） 也会想起高中体检，一屋子灰头土脸狼狈待检甚至不敢表现出尴尬因为连尴尬都会被工作人员觉得矫情和自我意识过剩的高中生，和"有病""有罪"的人待遇也没有什么不同。 任何情况下，多繁育简直就是在让自己的生命贬值，越要活着，越通胀得像蝼蚁一样。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又要骑在第四堵墙上了），弹幕里，你会看到有的人关心政治，有的人关心人的感受，而有的人热衷于发现不正常，诊断画面中侃侃而谈的人是什么病。隐隐能感受到说话人的学科和观看的目的。很多时候，画面里主人公说的话完全makesense，思维敏捷，只是话多话密而已。照这样的标准，每个大排档或者年夜饭桌上都有的中老年国际关系专家也都免不了思维奔逸。我们说蠢话，但蠢话中也必然有什么意思，乃至于隐藏着部分的真理。人总得关心点什么。如果和他们交流，没有人完全不可理喻。相比之下，机构工作人员从未被观众诊断，至多被宣判为道德上的贱人。制服的差别，栅栏内外的差别，看与被看的差别，一朝被置于那样的地位，你再也不能翻身，你永世不能自证，就算暂时的自证得以成立，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只会是一次前途未卜的假期，暂时的“正常”之上必然蒙着不可摆脱的疑云，人总要回到ta“该待”的地方去。这就是和医生辩论的小伙子说自己已经被毁掉的管中一斑。

穿插在鼻饲入殓棺材 生日 加上音乐歌词那一段 觉得有点emmm不知道该怎么说，生日就很开心，表情是那么生动，鼻饲哪儿却是麻木，像是机器，没有了灵魂，棺材哪儿又是平静，像是睡着了，唉，不知道该怎么说，一个会笑会开心的人，怎么会变成了痛苦鼻饲了无生气的样子，连对痛苦的反抗都没有，能看到的只有眼角的一滴眼泪。

“你看不到我在为我犯过的错道歉吗？你看不到我在改变吗？你看不到我为此付出了代价吗？如果你知道我曾经的遭遇，你就会知道我为何如此问你，你可曾孤单，你可曾忧郁”。

我相信他说的“我需要帮助，但我不知道要去哪得到帮助”, 对于本身是曾是受害者的施暴者，法律和道德对人的惩治界限和方向在哪里，对于出于其它原因导致本身对伦理和是非没有概念和标准的人，社会又该如何用普世的价值观来衡量他的是非对错，对于所谓携带着暴力和犯罪基因的危险分子和边缘群体，是否真的存在十恶不赦并绝无任何挽回余地的情况，除了疯人院在药物、监禁和临终前宗教上的宽恕以外，国家和社会还能为作为人的人做些什么？

政治犯关于共产和越战的演讲说“关于这世界该变成什么样子，每个市民都有责任去表达他或她的意见”，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已然成为主流仍无法宽容和接受来自不同阶级的不同的声音，或许这也是被禁的原因之一吧。

怀斯曼会将摄影机放在距离被摄对象很近的地方，不论处于怎样的戏剧性场景，人脸特写是最重要的。《提提卡失序记事》拍摄于1967年，怀斯曼用的机器是手持摄影机，16mm胶片，

开场是一场联欢晚会。舞台上的表演者，怪异、心不在焉地唱着歌。

结尾是另一次合唱演出。同样的特写和景别，同样一张脸，病人学会了表演和微笑。首尾对比，人通过规训，完成了改造。

怀斯曼的片子一向是无旁白、无配乐、无问答的，实际上是去掉了所有自我叙述。这种记录方式是类似题材里唯一正当的选择。譬如《提提卡失序记事》里，精神病人是没有叙述能力的，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行动做出合理解释。唯一具有叙述能力的是医师、警察，秩序的维护者，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关掉麦克风。

黑人精神病囚犯跪在警察面前，俯拍镜头，摄影机是站在警察队伍里的，即是审问者又是旁观者的视角。没有交代这个囚犯是犯了什么罪。

警察为一个囚犯剃胡子，特写捕捉到囚犯的表情。画外音是警察重复、冰冷的询问：“你的房间为什么不干净？”重复的过程中情绪加剧，暗流涌动，下一个镜头，囚犯离开盥洗室，在走廊里狂吼、发疯。

这一段画面是暴力展现得最为充分的，虽然其实只是一个“剃胡子”的场景。

怀斯曼作品常常聚焦于医院、研究机构、救济中心等各种社会机构，这些都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和空间，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本来就有强戏剧性。必须保护这种封闭性，所以作为拍摄者，怀斯曼选择以不干预的方式进入。

全片镜头在特写和近景之间游动，后者是中立地旁观争执，前者或是拷问，或是同情，并非没有主观代入，只是怀斯曼一直在几种感受和态度间做平衡。

早期的纪录片有个好特点，不讲故事，但并非他们没有完整的叙事线索。前半个小时，摄影机基本都跟在警员身后，旁观囚犯被教管。中间部分摄影机向中间偏移，记录警察和囚犯的各种争论冲突。最后二十分钟，镜头独自面对自言自语、举止奇怪的病人，有人唱起宗教歌曲，有人在监室里来回踱步，各寻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