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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剧情介绍
结识小明（杨静怡）前，小四（张震）是典型的乖仔，是父母的希望和兄妹的骄傲（一家人指望他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提升全家的社会地位），他有一个喜欢摇滚乐的自称“小猫王（王启赞）”的好友，两人虽会去树林看人幽会，但过的是与周围诸多在“小公园”混的少年人完全两样的生活。 喜欢上小明后，小四便像跌进一个无底深渊，开始被外界的各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新识仰慕对象honey（林鸿铭）猝死，一向敬重的父亲的自尊与精神因为某次事件严重受损，加上将一次次“欺骗玩弄”他感情的小明“看透”，血气方刚又有很强道德感的小四终于走上犯罪的道路，期望用自己的刀结束事件的根源。但小四不知的是，他眼中的根源只是这条食物链中微不足道的一环。©豆瓣史蒂夫怪兽2012大蛇再袭修补生活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原声版）无间道3：终极无间潜龙道诱拐之日骄傲的玛丽我和我的新时代同一屋檐下孤独的美食家第二季六月日记龙珠超：布罗利听吧 看吧 是吧看得见海的理发店无贱道犯罪现场调查第十三季历史的天空魔法老师国语我们这一家汉纳·盖茨比告别秀：娜娜警察故事之警察日记青春后空翻眼镜王蛇梦境俏佳人冰上的尤里明日时代民初奇人传不要脱轨神墓(2021)编舟记动画版明天会更好2011春雨沙沙北斗扶贫记探索者传说第一季夜伴情人监狱学园幸运星1929沉默之枪生于贝纳维德斯神探阿蒙第七季宠物坟场2(2023)聶小倩
长篇影评
1 ) 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2 ) 如此压抑背后的时代背景
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小明舅父，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这些人当中最大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
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中用别人的话来叙述他人的出场，烘托任务，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体现当时更多的整体社会环境。60年代的初期正好是一大部分人从外来地转入到台湾地区，这种人流的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干扰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
3 ) 4小时，7刀，1个被毁灭的世界
有一部电影，我一直不太敢写，那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局限性，它也让我想起许鞍华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写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在《牯岭街》的影像面前，文字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它太丰富了、太庞杂了，光是写剧本，杨德昌就用了三年的时间，后来拍摄，又用了近一年，最终的成片将近4个小时，片中出现的各色人物超过20个，支线繁多，彼此交叉……
可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关键在于，可以进入这部电影的角度太多了，它就像是一个周身布满入口的黑匣子，无论从哪里进去，都能触及一部分核心。它具备广阔的解读空间，而每个角度又都能逻辑自洽，而不只是点到为止。
这就让评论这部电影，显得尤为困难。看似怎么写都可以，但实际怎么写，都会留下遗憾。
还记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大二那年。从半夜看到清晨，看得昏天黑地，只模糊记得屏幕上黑压压的一片，夜景很多，白天很短；只记得小明的脸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苍白；张震的少年英气，也在昏黄的路灯下，氲成一抹阴郁的愁云。
那时眼中的《牯岭街》，像是一首青春挽歌。
我看到的是小四的童真，失落在小明的现实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纯情少男，在一个早熟少女面前，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们是两个世界，他们是两种时间，他们是盛夏与凛冬，他们是天真与荒芜…他们是毫无交集的另一个完整的对方，那样决绝的一道裂痕，就匍匐在他们中间。
然而，他们又偏要遇见。
而遇见，是最残忍的对决。
小四是家长眼中的乖孩子，学习好，沉默寡言，那时的学生都加入帮派寻求庇护，小四却始终是个局外人。
可是，他一点也不软弱。
当滑头故意挑衅的时候，小四并不退却，抄起球棒就要挥下去，幸而老师出来制止。那时，一旁的小猫王是这样奉劝滑头的，“你别看他是好学生，你要是跟他搞上的话，他跟你玩真的！”
这就是小四，碰见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会不计后果地跟人拼命。无论那东西是尊严、是女孩、还是内心的干净……
他第一次打架，是为了小明。以一敌四，毫无惧色。
他被“两幺拐”的混混儿们围堵，是因为小明；被滑头和手下们威胁，也是因为小明。
哈尼死后，他找到心灰意冷的小明，向她告白。
那一刻，军乐团的演奏始终在响，由低徊到高昂，像是为这次告白助兴，却也淹没了许多知心话。
就在音乐声乍停的一刻，我们终于听清了小四，他大声地说：“我会做你一辈子的朋友，我会保护你！”
这段配乐是剪辑师陈博文一点一点剪进去的，他让军乐声随着人物的心情起伏，时而清晰，时而混沌，就像是小四与小明的关系，暧昧不清，若即若离，最终归于沉默。
和小四不同，小明在同龄人里，显得不合时宜，她成熟得太早，有很多人爱她，她也爱很多人，这是她的生存法则。
渐渐地，小四看清了小明不可救药的“放荡”本性，于是，在那个宁静的傍晚，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他将刀狠狠刺进了小明的腹部。
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每一刀，都将整个刀身没进去，不留一丝余地。
那样笃定，仿佛只要消灭她的肉体，就能戳穿美丽的幻象，毁掉那个虚伪的世界。
这就是年轻时候，我眼中的《牯岭街》，可以看出年轻的生猛劲儿和虐恋的血腥味道。
后来第二次看，小四和小明的情感线已经淡去了，我开始留意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哈尼。
如果说有“主角光环”这回事，那光环有一多半，都在哈尼的身上。
从南方避祸归来的他，一身海军服，披着风衣，出现在众人面前。简直像是归隐多年的侠客重出江湖一样。
而他的精神气质，也明显与身边那些蝇营狗苟的喽啰们不同。
一个帮派的老大，往往是最先看淡一切的那个人，倒是身边的小弟总不安分，闹出很多事端。
哈尼，是小四的精神偶像，而小四，是年轻一点的哈尼。
他们接触不多，话也不多，但心意相通的人，哪有那么多话可说呢。
那一次促膝长谈，哈尼提起自己看《战争与和平》，其他都不记得，唯独记得里面的老包，全城人都跑了，只有他要和拿破仑拼命，最后被警察抓走。
他把《战争与和平》归为武侠小说，他敬重一个孤胆英雄。
最终，哈尼的选择，也和老包一样。他孤身一人，来到“两幺拐”的地盘，一人对几十人，最终惨死在车轮下。
哈尼的死，对小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虽然影片并未过分渲染这次死亡留下的阴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之前之后的小四，已判若两人。
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决绝。
当小虎带着手下从黑暗中走来时，身边的人都在退却，只有他拍着篮球，不屑地迎上去。
当两个帮派的火拼结束后，他从尸体堆中辨认出了山东，他拾起一把刀，问那地上的人：“哈尼，是不是你杀死的？”
当从前那个拽拽的、到处和小四做对的滑头，死里逃生后，竟变得乖顺、懦弱，他向小四诚恳地道歉，但小四却甩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为在小四的眼里，“妥协”比“邪恶”更令人不齿。滑头看似“从良”的改变，在小四看来，却是最后一点尊严的丧失。
哈尼死后，小四成了哈尼，成了那个孤身犯险的老包。
他想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的苟且，是理想主义的覆灭，是所有被世界改变的人们。
所以，他把刀刺向了小明。
因为小明说，“傻瓜，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句话，就像是整个现实世界，对小四发出的嘲讽，所以，他要刺死小明，那原本不是情杀，而是一次对现实世界的复仇。
最近，第三遍看，我看见了那些沉默的大人。
小四的父亲张国柱，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对什么都不满意……
那是民国48年，正值台湾的戒严时期，小四一家从大陆来到台湾，生活在一种巨大的对未知的恐慌中，他们不知会在这里住上几年，也不知怎么回去，更不知怎么安顿此刻。
对于那个肃杀的时代，杨德昌寥寥数笔，用不断穿过街道的坦克，做了最好的诠释。
即便如此，父亲张国柱仍是那个坚守原则的人。
小四被冤枉作弊，他跑去和教导主任理论，据理力争，导致小四被记了大过。
在回来的路上，他对小四说，“我希望这件事对你，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鼓励！”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听到这话，我觉得眼前的这个中年人，瞬间变得无比高大。
可是后来，因为受到大陆老师的牵连，张国柱被警备处叫去，审讯了一天一夜。
回来后，他彻底变了。
变得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听见一点响动，便叫起全家人一起抓贼。
他甚至抱着妻子痛哭，“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
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脆弱。
坦克已经碾过来了，你可以选择欢呼，可以选择闪开，也可以选择跨上马、扛起长矛，一往无前。
就像是父亲的朋友汪狗那样，早早便决定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是小四，却选择，和这个坚硬的时代死磕。
这部电影的夜景非常多，异常昏暗，这也刚好是那个时代的颜色。
而小四，总是提着一个手电，在黑暗中摸索。那光虽然微弱，虽然不足以照亮一个世界，但是小四却固执地点亮它，那是他的希望。
可是，在那光亮中，他却看到了和滑头在一起鬼混的小明；看到了一辆辆冰冷驶过的坦克；看到了横尸遍野的火拼现场；看到了大人们，从顶天立地的汉子，哭成了颤抖的孩子。
最终，小四把手电还给了剧组，他放下了这一丝光亮，也放下了所有的可能。
他拿起刀，走上街头。
其实这个时候，杀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泄，是把一个抽象的世界具象为一个人，为内心的愤怒，找到一个实际的出口。
就这样，小四在街角遇见了小明。
他狠狠地刺上去，一刀、两刀、三刀……直至第七刀。
其实，杀一个人，一刀足矣。
可小四杀小明，却足足捅了七刀。
我想，其中的一刀，应该是刺向滑头的，刺他的假仗义、真懦弱。
还有一刀，是刺向山东的，那是替死去的哈尼复仇。
一刀，是刺向小马的，他本以为小马是哈尼一样的孤胆英雄，却不想他只是个极度自恋的富家公子。
还有一刀，是刺向剧场导演的，那个导演曾经称赞来试镜的小明，“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特别自然。”小四回他：“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还当什么导演啊！”
或许还有一刀，是刺向父亲一样的大人，刺他们曾经是好的榜样，如今却魂不守舍地活着。
最后，还有一刀，刺向谁呢？
不知道，答案就悬在空中，似乎可以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又或许，重重落在原地，砸向当下的世界，被所有人听到。
小四在杀人时，嘴里不停喊着：“没出息！不要脸！”
这是父亲在责骂二哥时，说的话。
现在，他把这话，回骂给了这个冥顽不化的世界。
它能被所有人听到吗？
或许能吧。
可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又不断想起影片的结尾。
小四被判死刑，后因未成年，改判为15年监禁。
宣判后的一天，小猫王来看望小四，他想告诉四儿，他把自己录的歌寄给了真的猫王，他还收到了回信，猫王在信中说，他的歌竟然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么受欢迎，他很感动。
那首歌叫：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今晚，你寂寞吗？
而小四的故事，就如同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一样，注定只是仓促时光里的一件小事。
4 ) 年轻人的幻灭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觉得它高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大截，就是因为杨德昌冷静细致的展示了一个少年人生理想幻灭的全部过程。
男人第一个偶像必是父亲，就象小四一样，他有一个形象高大有血性的父亲，父亲第一次被叫去办公室见老师时，据理力争，认为考试制度有问题，这时小四站在老爸背后，虽不言语，但心中充满敬仰，回去的路上，父亲告诉他『男人不可以没春袋』（他是广东人），要有骨气，后来就开始戒严了，父亲被叫去写交代材料，一天天的写，一个月过去，父亲苍老许多，再也没有往日豪情，变得唯唯诺诺，沉默寡言，父亲的形象倒塌了。
男人心目中的第二个偶像就是『兄弟』，是哥们义气，水里水里游，火里火里去，这是他虽然喜欢小明，却又敬佩哈尼的原因，哈尼是讲义气的好哥们儿，可是后来，哈尼那套江湖规矩已经过时，最后死在眷村帮的阴谋中，这只正义之灯又熄灭了。
『失去全世界都不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这是男人最喜欢讲的爱情誓言，男人的第三个慰藉便是爱情，爱情是他勇气和力量的来源，他用这勇气来抗衡整个世界，所以，当最后小明口中说出：『我就象这个世界一样不能改变』，小四心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他再也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倚靠，从此开始飘摇。
他选择了暴力、杀人，然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眷村帮早早适应了充满诡诈的社会，哈尼，因为坚持从《战争与和平》里悟出的做人之道，做了一名殉道者，而相对『政治冷感』热爱艺术的小猫王们，依然为了自己喜欢的歌曲继续活在难以忍受的社会中。
男人的一生大都要经历这个幻灭的过程，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前进还是退缩，一辈子顶天立地不屈不挠还是一生唯唯诺诺变成一个成熟的中年人，这个课题是男人永恒的门槛。
年轻时，出于本能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轰轰烈烈，眼里不容一粒沙子，甚至认为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要推翻它、破坏它，而迟早他要步入社会，真实总是比头脑里的幻象残酷，世界总没有想像中完美，逐渐的会接受『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然后感受到无奈，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除了爆一个啤酒瓶之外，实在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沉寂之后的选择就是人一生的选择也是三十而立的真正含义。
5 ) 哈尼之死
小马说过，当年honey的名字往上报一报，什么人不给面子。虽然这次眷村和滑头勾搭在一起搞他，对付这些人，他不屑一顾。小公园和眷村这帮人虽然是地头蛇，但honey背后有东门三环和土狗的人（台南帮）罩，这些个也充其量是地痞流氓，“免废话了，谈什么谈，杀啦。东门三环的人不管，我来管。干你娘的。”台南的就是屌，似乎从来就不把外省的黑帮势力摆在眼里。后来听人讲，台南多台湾本土人，受以前日据影响比较大，从他们的装束，木屐，斗篷和军刀就可以看出，是群狼嗜血的，“要么不玩，要玩就玩真的，来真的就玩到底。”
为此特地查询了资料：二战过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而当时外省子弟多数居住在眷村里，为了生存与利益，以及为对抗本地势力的兄弟，这些外省子弟渐渐联合眷村与其他外省子弟形成一个团体，来与本地势力相互抗衡，而这些外省势力的兄弟便被统称为外省挂，相反的，本地势力的兄弟则被称为本省挂。当时外省挂兄弟，大多都是承袭古老帮会的制度，发展为具有组织架构的帮派。
而早期台湾本土兄弟有着严谨的伦理道德观，大多数不经营毒品生意。多采取的是一种角头的组织形式。角头势力是没有组织架构的黑社会团体，团体里只有简单的伦理辈份，兄与弟。
仔细分析一下，有严密组织架构的帮派往往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只要有利，再有悖人伦的残忍事情也干的出。只要有利，再低三下四，肮脏龌龊的事情也可以容忍。就像一部邪恶的机器，不断的制造噩梦。
角头势力的区分则是以该势力活动的区域名，或者该势力角头大哥的名号，来作为势力区分。一个大哥的名号能威震四方，才能服众，才能罩的住自己地盘。所以，做大哥的做事不但雷厉风行，而且义字摆在前，我的兄弟你不能碰，谁敢做我兄弟，就是和我过不去。
也难怪honey对外省人的行径越加鄙视，“怎么去了一趟南部，你们这些台北的开始流行搞钱了。日子真的那么难过？那个时候滑头想跟我跑，天天像孙子一样来求我。要不是你，天天给他说好话，说他老爸可以帮你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我是屌不甩这种不要脸的贱货。现在二一七给他撑，就原形毕露了吧。还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小公园的老大已经是他了。”
honey有足够的实力，也对形势有清晰的认识，那他为什么非要坚持独自前往小公园要回自己的地盘呢？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如果说杀人事件是一部残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么honey就是这部电影里最浪漫的一笔。只身前往，只是因为他坚信一种正义，在他眼中，滑头和山东做的事情都是龌龊不堪的，他对兄弟够意思，他不贪财，也不怕死，他相信只要按照他的原则，会改变牯岭街，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死的很惨，人家从背后轻轻的推一下，他就死了。
导演最后给出了答案：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是的这个世界是不可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自己，把残存的关于理想和正义的泡沫都捅破，你就会觉得是你改变了这个世界。虽然其实是世界改变了你，但你仍然会觉得一样儿，一样儿的。
我想起了两个人，崔明亮和马克。
崔在改革开放那会儿觉得自己是走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儿，于是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做一些和社会不入格的事，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听邓丽君，下海。到头来发现那只是一种臆想，他所在的地方，改革的春风远远没有吹过来。而他自己却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心理底线，到最后发现面目全非，一无所有。他放弃了青春，回家生了孩子。
马克：“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命……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 马克不再猜火车，他的生活越来越确定。他现在要活着，或许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回想他迷惘的青春，或许会感到很好笑。
honey在天堂嘲笑他们？孬种。
还是会在感叹，原来如此。
当然杨导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宿命，人永远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的束缚。
6 ) 牯岭街教育诗
牯岭街教育诗
作者不详
（1）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我们这里以前出过事，我们的好兄弟茅武，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后来，茅武的一个同级同学从牯岭街出去。杨德昌同学在美国学电脑，攻硕士。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改行拍上了电影。1991年，杨同学把我们牯岭街的一些故事搬上了银幕。
我看过这出名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影片接近四个小时，很多人说闷。我看了之后也胸闷，由于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从淡江师范毕业之后，我回到我的牯岭街家乡，成为建国中学的一个青年教育工作者。杨同学的这部电影，取景其实是在淡江中学。
（2）
中年以后，我发现在所有的教学参考中，尤其弥足珍贵的竟然是这部影片在我的脑子里的拷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物，每一格画面，每一句台词。
我常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让我重新回到牯岭街，这部影片也许可以成为我的地方志和人物志。我可以通过它认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少年团伙。它是我的教学工具书，我的现实启蒙读物，我的人际沟通指南，我的思想行走地图。
我的回乡可能会象一次重游，或者，更象一次夜游和梦游，对往事的记忆和猜测会如幽灵一般伴随我左右。当我经过月光下少年情侣依偎的荷塘，夏日里野草金黄的靶场，经过夜间部教室的灯光，隔壁的电影片厂，耳边也许会有鬼魂吟哦深情的诗章：
苍老是我的记事簿，青春是我的回忆录。
你是我的放弃与追逐，你是我的幸福与痛苦。
我有满腔少年血，将它二一添作五。若不成功即成仁，激情浇灌长青树。
（3）
当年我作为新来的教员，被校长向学生介绍登上建中礼堂的讲台时，学生的校服早已不再是军装式样，我难以分辨出谁来自小公园，谁来自217。
这些孩子，他们是否仍将“217”读作“两幺拐”？——当年的眷村子弟，谁不晓得通信兵的数字读音规范？
当我站在讲台上，常常会下意识地凝视他们胸前的校章。他们中是否也有86089同学？86089同学，在夜晚的牯岭街上出手7刀，刺死了他的马子。
（4）
三十多年过去，因为这部电影，那些1960年在此就读的孩子再次被提起。我知道，在学童们中间将谈论着他们的出身和来历，并将演义出各种说法不一的版本。事实上，因为我从小在这一带居住，我的年轻同侪也曾经好奇地向我打听虚实，我总是抱歉地笑着说我一无所知。
民国四十八班夜间部及相关人等，常常成为他们运用教育学原理用以剖析的个案：
86089号，张震同学。小名“小四”：中考其他科目成绩都超过90，而一向不错的国文仅五十多分。张榜后其父曾要求查卷，未果，是否批卷错误仍为悬案。该同学个性较为孤僻、自闭，寡言少语，具有心理断乳期的典型症候：长期沉溺于带有妄想狂色彩式的思考，以私人文字构筑自己的情绪舒解空间。其救世济人的道德完善精神在失控的情况下可能诱发强烈的偏执和暴力倾向。
王茂同学。外号“小猫王”：其音乐能力是由三方面构成，（1）曲调感，区别旋律的曲调特点的能力。（2）音乐表象，即能随意反映音高与音强的听觉。能再现听过的旋律，实现听觉与发声间的转移与转换。（3）节奏感。对音符之间的时间关系的敏感和准确的再现。王茂同学先天具备许多大音乐家都缺乏的绝对音高和惊人乐感。——由于左半脑欠发达，其肢体机能未臻协调，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动手能力低下。——小四要是明白这一点，就不会让他修理父亲的收音机。
小虎：留级生。校队篮球好手。其坚韧、独立的个性下同时具有极其情绪化的一面，往往因为某件事的挫败感陷入极端的消沉，人格完全压抑。成年后变得与世无争，选择一种放弃的生活方式。
小马：插班生。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具有养尊处优的家庭环境。其人生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
滑头：装腔作势的机会主义者，一次残酷的火并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
二条：爱出风头，矫柔造作的业余歌手。长期生活在兄长的阴影下，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在危难中犹疑与恐惧。也许，与滑头一样，需要一个契机来完成质变。
飞机：木讷、老实的好学生。少年群体的追随者与旁观者，对行动的参与经常出现在行动结束以后。
三角裤：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无个性就是他的个性，有希望成为典籍善本收藏家。
……
Honey：一度充满好勇斗狠的少年意气。具有崇尚自由、迷恋冒险的气质，常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一次偶然的文学阅读完成了其个人的思想启蒙，自此开始崇尚“孤胆英雄”形象。
山东。其个人形象都决定了将永远作为Honey的对立面存在。畏光，性格阴郁，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进行势力与财富的攫取。对女人却专一而富有情义。
……
——在建国中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探讨成为我的同事的日常功课，他们或者唇枪舌剑，或者和风细雨。如果我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这些孩子是不是原本可以步入经过精心设计的正轨？如果我们的前辈投入过更多的关注和警惕，是不是有些事可以永远避免发生？
我并不参与同事的争论，但有时会倾听。我发现：有一个病例，似乎无法轻易地开出处方。在这些个人档案中，似乎有意漏掉了死者的名字：
还有，小明。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中)
（5）
我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常识告诉我，人的社会化，是由三方面的教育与影响完成：家庭是社会化的摇篮；学校是社会化的宫殿；邻里社会是社会化的竞技场。
我记得，当我学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不禁冷笑过。
小四来自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公务员。当小四被校方认定与同学串通作弊欲行处罚时，小四的的父亲居然天真地与教务主任争辩，斥责他不公平，致使小四被加重处罚，记大过。而后他反而开导小四：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自己做对的事都不能勇敢相信的话，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希望这件事对你是鼓励，而不是打击。”
当小四担心他们父子俩会遭到母亲的数落时，父亲居然以朋友的口吻，用广东话感叹“没春袋的，都好麻烦”——那一刻在电影院里，我真的好感动。
但父亲不久被警备总部传唤盘查其留在大陆的老师，以“匪特”嫌疑羁押一晚，事后并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性情大变。变得懦弱而神经质。当小四因再度违规而被校方决定开除时，父亲依然称“不公平”，但开始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愤怒的小四用球棒击碎了教师办公室的灯泡。这是一次压抑的反抗，一记令成年人目瞪口呆的本垒打。
父辈们，你们输了。
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阶段。而建中绝非一个理想的康乐园。
我记得电影里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教务主任对前来告状的片厂门卫老头说：“我们校长讲求学生人格自由发展，从来不关学校的大门。”
课堂上，嬉皮笑脸的小猫王被国文老师叫上讲台：“你不是很喜欢‘我’字吗？——写一百遍。”
小四们的邻里社会，是邻居胖叔冷嘲热讽的奚落，父亲的同学汪狗的世故精明，落井下石。
小四曾有机会教训酒醉的胖叔，但当他滑进水沟时却帮助救起了他。胖叔后来报恩的方式，是介绍小四的父亲帮别人经手青果外销的生意。——也许，在小四眼中，这是父亲走向妥协与平庸的又一个步子。
而另一个邻里社会，就是建中对面的电影片厂，小四们经常跷课去玩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见识过恃宠而骄的小明星和对老板娘曲意逢迎的导演。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导演问起曾来试过镜的小明：跟你一起来的那女孩儿呢？——要哭就哭，说笑就笑，真自然——
正饱受失恋之苦的小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嚷出片中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反教育台词：“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你拍的都是什么玩意？”
与现实的教训相比，家庭、学校和邻里的教育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当我在电影里看到小四的父母在院落里抱头痛哭，当我看到小明从小神经那里得知Honey的死讯时，沉默地慢慢走回母亲身边，拾起针线，不禁想到了杨牧《凄凉三犯》里的诗句：
沉默里，听见隔壁妇人在唤狗
男人坚忍地打着一根钢针
他们在生活。“我在生活”
我说：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
（6）
在每个班级中，基本上都可以分为两股势力。一个崇拜父辈的强权，一个信仰自己的实力。基本上，两股势力的周围都渐渐团结成一帮人马，水火不容。
注意看吧，在一个小小的国中班级里，往往预演着成人世界里所有的权力游戏。他们甚至会有和谈，有冷战，有蜜月，有和平共处的不成文原则和结盟后的其乐融融，以及暗自交锋。
当小马插班到来，我注意到小虎敌视、戒备的眼神。我常常冷眼旁观这场彩排。其实我完全能预知争斗的结局。当他们毕业之后，这种情况将更频繁地发生，“平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胜利背后，都有一个深沉的背景。
也许，我应该组织我的班级里这同样的双方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告诉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机关算尽，处心积虑，这就是男人的游戏。雄性社会里应该有强硬对话，但最好以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为前提。
我对我设想的会谈感到忐忑。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所作所为却常常表现得象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按照德国人 Max Weber的理论，财富（wealth）、威望（prestige）和权力（power）就是社会的分层标准。我应该试着让他们了解，这就是真相和谜底。如果你们将来不能改变它，起码现在应该学习习惯它和接受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小明最终会跟随小马，而不是小虎和小四，甚至也不是滑头？为什么联考之后的录取人员，在进录取场时会手持记满照顾对象的名单？
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当初我的师长对考场舞弊会如此深恶痛绝？
（7）
我喜欢看我的学生们卯架。当他们拎着球棒，提着砖头，在教学楼的楼道上狼奔豕突，我常常若无其事从他们身边经过，并不劝阻。偶尔，一两个小孩看到我后迅速立正：老师好。我矜持地点头，然后他继续挥舞着日制匕首张牙舞爪地冲过。
他们应该学会卯架。早学会比迟学会好，将来在立法院，在选举战中，他们还将继续这一游戏。而现在，刚好是热身的时候。
我想起电影里滑头与小虎在篮球场边对小明的争斗。小虎其实当时是无惧的。他其实具备几分学生流氓首领的素质。镇静自若，甚至在强敌当前时显得如此心不在焉。而当他醒过神来准备回应时，对方的肌肉应该立即绷紧才是。
而我注意到这个穿黑色9号球衣的小伙子。他的靠山是南海路的黑帮。他带着一丝微笑，劝解小虎，然后猛不丁击向滑头的下腹，接着噼噼啪啪、慢条斯理地开始扇滑头的小耳光，力度并不大，但恰好控制在既可以表现对对手的极度蔑视，又可以从意志上摧毁对手，使之从身体到意志开始一点一点崩溃的程度。这是学生争殴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前戏，一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挑逗和刺激。
我知道，滑头那次在国中与小明幽会被217围堵，当同伴救难赶到并揪住一个湖北裔的眷村子弟时，滑头也曾经扇过那孩子的小耳光；以及在后来，Honey回台北那天，对小公园冰果室里约会小明的小四，滑头也扇过这样的小耳光，——但他后来，都后悔过。
在后来的争斗和报复中，这种漫不经心地轻视对手的角色，往往最快死于非命。——“不可侮辱你的敌人” ，年轻人往往不懂得这个道理。
(cont'd.....)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
（8）
我有一个学长，他曾经将这部电影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弟弟，而后者视之为应该一生感恩的礼物。
第13届、第16届的《联合报》中篇小说奖得主，大陆作家王小波说：人有兄长是一件幸运的事。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曾多少次获益于自己的兄长？
当小四要赔偿飞机的球棒，求助于自己的兄长老二时，老二不声不响塞给他70元。小四问起钱的来路时，老二回答：你不是要吗？要就别问！
当小四把母亲的手表偷拿去当铺，老二却被大姐怀疑地问起时，再次不声不响地去了山东的弹子房，赢回钱准备去赎回手表时却被父母发现误解。小四目睹了兄长被父亲责打的一幕：不要脸，没出息！
果然，——道德上的愧疚感不自觉体现到小四刺死小明的行为中。我惊讶地发现，小四在捅出匕首的同时对小明骂出了同样的话语：不要脸，没出息！
当《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与百无聊赖“跑路”生涯中的Honey相遇，催生了Honey致命的英雄主义情结。
果然，当穿着藏青色“中华民国海军”制服，夸张的水兵喇叭裤的Honey从南部回到台北，我不无妒意地发现，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具有诗意和哲理，他的个人形象竟然变得充满魅力。
果然，中山堂演唱会那天，他拖着他那条残腿，从国歌声中肃立的人群里象彼埃尔，象吉诃德一样走出来。——这次他走出来后，就没有再走出来过。
当Honey与小四在冰店中相遇，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立即意识到了危险，而当时我并不能清楚地判断这危险是什么。而今我明白，那时我分明看到的是他的灵魂正开始被小四一分一分吸收。如果这次邂逅能够续写下去，他们俩极可能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更年轻时候的影子：执着于情感的付出和道德的自我救赎；另一个也许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理想，甚至悲剧英雄所特有的孤独与彷徨。
果然，当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关心小四的二姐张琼试图听取小四的告捷时，劝慰他：你是否太过跟别人计较，是否只想到自己，缺乏奉献？小四回答：Honey也这我说过。Honey，一个好朋友。
果然，在小四对小明最后的告白中，他说到：只有我能够帮助你，因为，现在我就是Honey。
我希望可以如是告诫我的年轻同事：作为牯岭街上的教育工作者，你们应尽快认识他们，熟悉他们，谁是谁的人格偶像，谁是谁精神上的父兄。——这条街上以往的故事都是血的教训，而我们应该提防自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拯救者与传教者，而应该是是默默的观察者与辅导者。
（9）
这就是我眼中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所阐述的远远不只关于一次情杀，它如此厚实而博大，它是一本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
它从来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
也许，对个人而言，它还是一本记录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本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10）
所有的国中都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许不是最漂亮的，最清纯的，但是她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她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校花。
她被其他女孩子痛恨，不屑、鄙夷，被男生用最下流的语言诅咒。但是，奇怪的是，她会进入每一个男生的春梦里，她是可以被破坏的，因为她最无耻。
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女生，在每一所国中里的这样一个女生，她们都并不张扬和轻狂，她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说话。在全校的注视中，她象一个罪人一样走过。
她很显然比其他女生早熟。体态丰盈，当她走过时，夏天的走廊里有六神花露水味，有经验的兄弟会悄声提醒，注意她走路的姿势，注意她的外八字，扭动的臀部和腰肢。
她被操过了，她被操过了，这个妓女。
一群人顿时爆发出放肆的大笑。她停下脚，回头，眼神里是羞愤，居然还有无辜。
我操，她凭什么这样看我，她凭什么？这个婊子！
——而每一个人的心脏都在那一回头中裂成碎片。于是，在当晚的梦中必须再次凌辱她一回，折磨她，蹂躏她，直到自己流下眼泪。
那一晚必是劈过一道闪电，必是响过一声炸雷，所有对美与善的感悟宛如在一夜之间复苏。她的形象开始变得从没有过的纯洁与高贵，不为流言所伤，暗自散发芬芳。
也许，也许要等到十多年以后，当你忽然想起这个早已忘记的小姑娘，你会发现其实你后来对她形象的修正仍然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的幻觉与想象。你还是被她的表演蒙蔽了，在你现在富有经验的眼光中，你吃惊地发现，其实，当初关于她的所有传言，其实，都很可能是真的。
她的过早发育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所有的迷团一下子迎刃而解，每一件事都有背景，每一个人都有出身。在教育心理学与青春期心理学的讲义中，她都是一个典型的病例：她来自一个复杂的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有不好的名声，她在童年时或者遭遇到骚扰和侵犯，或者有多次寄人篱下的经历，这训练了她的世故与庸俗。她玩弄拜倒在她裙下的所有少年人，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她严重缺乏安全感，她有自毁的基因，所以她会自暴自弃地堕落与沉沦；而她所有成功的掩饰，源自她自我保护的本能，
——在成年以后，当我们重新透过事物的表征进行审视，我们一定会发现，甚至都不需要验证，当初关于她的流言，几乎，全都是真的。这样一个女孩，她不是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坏，也绝非我们后来以为的那样好，她只是比我们都更早认清自己的生存环境，她远比我们丰富和复杂，也远比我们深刻和清醒。
而如果时光回去三十多年，当我15岁时，我还是希望我会爱上她，仍然是有时充满狂热与勇敢，有时伴随着懦弱与羞怯。
无论怎样，让我喜欢你。当你14岁时，当你和所有女孩子都14岁时，你已经表现得象是20。你已经开始具有心计和演技，开始学会浅浅地卖弄风情。也开始透支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当你17岁时，你将已经是小小的母亲；当你25岁时，你已经开始迅速地老去；当你30岁时，你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而无论这样，让我先这样喜欢你，以渐渐碎裂的心，和渐渐降至冰点的血液。
在青春的课堂上，先让我这样痴痴地注视着你，让我整个脑海里都是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窗外是一浪一浪海浪一样的槐花香，内心是槐花香一样一浪一浪的海浪。
(cont.....)
“青春是极其伤身的” (下下)
（11）
牯岭街过去一直是以卖旧书古书而闻名。它最早成为读书人趋之若鹜之地，是当年战败回国的日本人常把家具、古董、字画和书籍拿到牯岭街和南海路一带贱卖，后渐渐成风，规模壮大，假日里常常是人山人海。５０年代中期，福州街、厦门街口到牯岭街上，共有４０—５０家旧书摊棚，旧书店则有数十家，常有珍闻秘籍和古旧版本面世。当时牯岭街的名声响遍全台，也成为很多外国观光客必定造访的人文景点。６０年代，牯岭街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俨然为当时政治经济封闭的形势下台北一处重要的图书资讯交换中心。
民国六十四年后，旧书市场搬到了光华商场的地下楼，牯岭街日见萧条。为重现旧书市风貌，市文化部门和社区曾共同主办了“重温旧书乡——牯岭街书市”活动，在牯岭街旧书市最鼎盛的南海路段至宁波西街段上，摆设了近百处的书摊，一时盛况空前。牯岭街上第一家旧书店“松林书店”的老板蔡先生也尝数度从阴暗的店堂内走到屋外观看。
我住在牯岭街附近的台北教师会馆。当我晚间漫步到牯岭街，它已经变得如此狭窄、偏僻，甚至有几分昏暗和阴森。行人寥寥无几，路灯忽忽幽幽。从头到尾四、五百米，只余下四五家书屋，皆已破败不堪。有的只是随处可见的“科见美语”，和一些“福州小吃”、“三阳机电”之类的招牌。
我曾经试图在旧报纸中找到关于当年那场令包括山东数人毙命的少年团伙火并的记载。结果，我读到这样一条消息：1960年圣诞节前夕，牯岭街省妇女会门前，发生不明身份之歹徒多人，使用计程车架走一对情侣案，因被害情侣当街高喊“救命”，附近的警七分局刑事组立即出动，当即将一对情侣带局保护，并将涉嫌妨害自由的李知高一名捕获，其余歹徒均已驾车逃逸。据譬方初步侦查，这是一件亲生父亲骗不满十五岁之亲生女儿到特约茶室卖淫，另一青年协助其女逃离苦海，到台北向省妇女会申请调解结婚，其父却与歹徒多人欲劫走女及其情郎案。譬方以案情甚为曲折，现正继续侦查，并与屏东警局联络缉捕在逃之歹徒中。
（12）
我叫华光复。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我叫“滑头”，我泡过小翠和小明。民国四十九年，我因考试舞弊被勒令退学，后来成为“小公园”的少年首领。我的叛逆期最叛逆的行为是出卖：我是最早具有商业意识，也是从实践上尝试企业化运作的转型期社团头目之一。我当年主要的策划和经营项目是筹办演唱会。
我的父亲是中山堂管理委员会主任，因被指控纵容、包庇将政治场所用作商业性牟利用途，涉嫌受贿以及与黑社会组织牵连而被撤职查办。
我的手下先后离开了我。在其后漫长的一个暑假中，我一直都处于痛苦的自省中。我后来考上了幼校。翌年我转学到淡江师范，因为我后来明白过来我的教育对象不应该是幼童，而应该是少年。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青年教育工作者。
我的家在牯岭街，我在这里工作和居住。民国五十年夏天，我们的好兄弟小四，在这里刺死了他的马子。
这是民国第一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也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起微不足道的事件。
鸣谢：老大在家
我打这篇文字前选择字号时不假思索地点了“小四”。
我看着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学童，
疑惑她此年纪是否也曾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
涉水的飞禽的每一种素质——
也会有同样颜色的秀发和面容，
这样一想，我的心跳得多快；
她站在我前面，一个活泼的小孩。
（爱尔兰）叶芝《在学童中间》.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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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的颜色 曾渲染过我行走
许多揣测的道路，而你在月光的深巷里
宁静地听着 间奏的横笛
梧桐树和庭院 一畦又一畦的菊 有些疲倦；
我们 隔着疲倦凝视：
不是陌生 也不熟悉
（台湾）杨牧 《在学童当中》1975.12.台北
(end)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