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妈妈

两个毛茸茸的小姑娘好可爱呀，就是我的脸盲症又犯了。 我觉得这不是穿越，一切都是孩子的想像。孩子的想象力很好，但是还是有局限的，所以孩子每次“穿越”来到所谓妈妈的房子，房间里的陈设和现在一模一样，如果真的是穿越，不可能一模一样啊。而且妈妈的打扮也和孩子一模一样，都是因为孩子是以自己为原型想像出的妈妈小时候的样子。而且妈妈每次和她说的事情，都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还有一个镜头，孩子还在和妈妈玩着游戏，马上跳转到爸爸给孩子放吃的，这个镜头足够说明了一切都是孩子想象出来的。 btw演员表里两个小演员姓氏相同，可能是双胞胎吧。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1年9月4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小妈妈》是瑟琳·席安玛继2019年广受赞誉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之后，推出的一部更为私密的作品。

这位法国电影导演将她以18世纪为背景的电影中的情色渲染和性政治，转换为一个关于爱和失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八岁的女孩试图与她的母亲建立联系的故事。

故事总有转折:《小妈妈》还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八岁的奈莉（约瑟芬·桑斯饰）刚刚失去了她深爱的祖母，正在帮助父母清理她母亲玛丽昂（尼娜·梅尔瑞斯饰）童年时住的房子。在探索周围的树林时，她遇到了一个同龄女孩，名叫玛丽昂（加布里埃尔·桑斯饰），她很快意识到，玛丽昂就是她的「小妈妈」。

在此次采访中，席安玛讲述了她与女孩们一起工作的经历，日本动画如何激发了这部电影的灵感，以及为什么记忆和想象才是真正的流动容器。

问：你在疫情前就写好了《小妈妈》的剧本，是不是隔离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你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

席安玛：是的。在这次隔离和整个疫情期间，我想了很多关于孩子的事。当然我现在也在思考。我觉得孩子们现在需要有血有肉的小英雄，我们需要和她们对话，并包容她们。疫情开始以来发生在儿童身上的种种情况使这个故事更具实时性和紧迫性。

回顾职业生涯，我和很多年轻的观众有过交流。《假小子》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仍在法国的许多学校放映。然后是《西葫芦的生活》。我经常和孩子们见面、交谈。我想给她们充分的电影院式体验。在写这部电影的剧本时，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着孩子。

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联想到了那些处于隔离中的孩子——因为影片里的女孩们是如此自由，可以跑到树林里玩耍——他们无法拥有这种快乐。

席安玛：当然，他们被关住了。不过孩子总是被关在家里。在这部电影里，我想谈论失去和死亡，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你知道，疫情可能给了我更多的勇气去相信我们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创作电影。我们建组之后，就会把自己锁在摄影棚里。拍电影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某种隔离。

问：这是一个时间旅行的故事，但你处理时间旅行的方式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或《回到未来》完全不同。大多数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通常由男性导演制作）关注的是时间旅行的机制、流动的容器等等。是什么激发了你关于时间旅行的创意，为什么你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席安玛：我最初并没有刻意去写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剧本，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写完初稿后，我心想，「哦，这是一部穿越时间的电影。」一开始，我想当然觉得这是一部关乎现在的电影。这不是一部关于过去或未来的电影，因为你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确切背景。所以我们并不是在时间中旅行，而是在空间中旅行。

我想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我们以往在电影中习惯的时间旅行。通常，关于时间旅行的电影里都有一种环游的桥段。它们通常是关于角色获得了什么？在《回到未来》中，时间旅行让你回到一个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在那里你的父母很幸福，你也有很多钱——这是资本主义版本的时间旅行。

在我的电影中，时间机器给了小女孩现在，给了她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一次让人们重聚的时间旅行。而且这是我们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我们自身就具有这种能力。

你可以把我的时间机器看作是关于记忆的，但它也是关于想象的。你可以看看父母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把自己放进照片里，想象着自己回到了过去。这部电影试图解开我们自身的时间机器的秘密，它就在我们的脑海中。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部很好的疫情电影。现在我们必须依靠脑海中的想象机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独自呆在家里，不能旅行。很多人都在失去亲人。我们需要想象力去旅行，去联系彼此。

问：你刚刚提到这部电影没有设定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可能是2020年，也可能是80年代或90年代。你是如何设计场景和服装来营造这种模糊感的？

席安玛：老实说，这是拍这部电影最难的部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违反直觉的。一开始，我打算建造两套相同的房子，也许通过厨房将它们连接起来，你明白吗？联通现在与过去。

然后我意识到这并非现在和过去的联系。它必须是同一栋房子。我们决定让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同样的颜色，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公共空间。衣服也是一样。声音设计也是如此。这「两座房子」的声音效果完全一样。你过去听到的每一首歌都和你现在听到的一样。

这部电影的服装是我自己做的——除了《燃烧女子的肖像》，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很会买服装！每一套服装、每一件衣服都来自于当下。但是影片没有表明具体的时间。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可以超越时间。

当然，可能对于和我同代的人来说看起来会有感触。我42岁了，成长于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里的很多东西都来自我的童年。但从目前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来看，不管属于哪一代，人们似乎都能产生共鸣。

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两个女孩的？她们是同卵双胞胎，但性格却截然不同。

席安玛：其实选角过程很快。我总是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克里斯特尔·巴拉斯）合作，尤其是这次因为疫情，很难去见很多人……我只试镜了三个孩子，包括这对双胞胎。

我真的很想和双胞胎姐妹一起合作。有几个原因。这部电影的想法——如果你遇到你的「小妈妈」会发生什么——延伸出了很多问题。她是你的妹妹吗？她会成为你的朋友吗？她是你的妈妈吗？还是你是她的妈妈？你们的母亲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当你说到核心家庭成员的时候，你们确实拥有相同的基因和DNA。所以我想要通过一次大胆的选角来解答这些问题。

我也很想让这两个女孩彼此熟悉，这样她们在一起拍戏就会很舒服，而且她们的场景会有一种直接的亲密感。

而且这很美妙，因为你知道，作为一个导演，我总是准备得很充分。我属于掌控型的导演——我不喜欢意外，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控我所拍摄的东西。但她们这对双胞胎姐妹创造了一些独特、美丽和令人惊讶的东西。

问：你怎么指导这么小的演员？

席安玛：我们不排练。与年轻演员合作关乎于信任。我从未见过她们预先准备。因为那不是她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一切发生在片场。当我和青少年打交道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会认真排练。但对小孩子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带来的压力太大了。

当然，这有点疯狂，毕竟这些孩子将出现在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里，而你不确定她们是否能表演得当。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方式。你必须信任她们，必须相信她们的智慧和能力。我觉得孩子们太令人钦佩了。我完全信任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愤世嫉俗，极尽诚实。关键是要信任她们，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们一起拍摄，你每天大概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能在片场拍摄，所以你必须知道你想要什么，可能要拍四到五条才能拍到一个满意的场景。

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遇到了你的「小妈妈」，你会问她什么？

席安玛：当然。毕竟我写了这个故事。我所有的问题都在里面。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有什么秘密。一旦有了想法，你就可以用几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你可以拍一部「小爸爸」——一个小男孩遇见他的小爸爸，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也很有兴趣看到这个故事。

我拍这部电影的方法是提出一些大问题，那些我们都会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对角色进行太详细的描述，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其与自己的处境联系起来，在其中看到自己。但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个人经历和感受。这是非常私人的。

问：你曾提到了宫崎骏是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

席安玛：其实应该是宫崎骏和日本动画电影。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它对于孩子全神贯注，并且将孩子视为最聪明的观众。宫崎骏电影的节奏和韵律中一直都有那种信念。

我也很喜欢宫崎骏电影中的音乐和孩子们，比如《龙猫》。这些故事相信电影的力量，相信作为观众的孩子的力量。我相信电影的激进诗意，以及电影的工具性。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电影界的女性先驱们，她们发现了摄影棚拍摄这一手段，她们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我想：「我有和她们一样的工具。」

这部电影本可能在电影院重新开门之际拍摄。封城期间，我看了很多梅布尔·诺曼德和许鞍华的电影。于是我想：「让我们用同样的工具，用同样的信念来制作一部电影吧。」

问：电影中你和让-巴蒂斯特·德洛比耶一起写的那首歌——《未来之歌》（The Music of the Future）——的灵感是什么？

席安玛：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想要一首歌。并且是我第一次想要给电影中的歌写歌词。当然，《燃烧女子的肖像》里的歌也有歌词，但它们是拉丁语，所以没人懂。这次我尝试写一首法语歌，一首给孩子们的歌。

我们讨论着，写一首可以作为一部动画片的主题音乐的歌，那种我们会在小时候看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画片。而且在儿童动画片中总是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这可能是影片中唯一一个有点怀旧的地方，但歌词都是将来时态的。这首歌叫作《未来之歌》，第一段歌词是：「孩子们的声音会唱出你的梦/和你一起做成为孩子的梦/在没有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在远离你的时候做成为孩子的梦/最终做一个和你在一起的梦。」

这首歌很符合电影。这是一首超越时间的歌曲，因为它使用的是将来时态，寄望于未来。这部电影也是如此。

原文链接：

//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berlin-film-festival-2021-celine-sciamma-interview-petite-maman-4143344/

这部电影让我第二次想起我曾经的一个梦。

在那个梦里，我放假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老家在一个镇上，是个很普通的六层楼楼房。楼中有个天井，上楼的楼梯围着天井盘旋而上。天井顶上那块没有用瓦，而用的是某种能透过光的东西，好让天井中能有点光。不过进光量不足以从上而下照亮整个天井。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得爬到四楼才看得到光影。从一楼开始，一层二户。一楼靠近镇上老街的那边被出租给一个卖猪饲料的，靠近新街的这边是我爷爷的裁缝铺。二楼和三楼被出租给那些带孙子从乡下来镇上来读书的老人们。四楼给爷爷和偶尔回家的我爸妈住。五楼是厨房、客厅、天台和我奶奶睡觉的地方。我每次回去都会像小时候那样和我奶奶挤在一起睡。六楼是放杂物地方，也是老鼠们的天堂。

那天我回到老家，看到爷爷照常在一楼经营着他的裁缝铺，打了招呼后，像往常一样问我奶奶在哪里。爷爷说她和JF大妈一起去对面的山上下地去了。我就提着行李上楼，围着天井，从暗到明亮，一层一层地爬到五楼。快到五楼的时候，我听到了电视机的声音，然后悄悄地从内侧的窗户往里望，看到了在偷着看电视的小时候的我，电视旁还摆了个风扇在那吹，好让电视不要发热。她突然跑到过道中来，从天井往下看，看爷爷有没有上楼。我还没组织好和她打招呼的话，她又飞快地跑了回去。她似乎看不到我……后面就是一些我从第三视角看到的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令我印象深刻的事。

是在看到《路边野餐》的男主坐在火车上，穿过隧道的时候，我第一次想起了这个梦。

作者：csh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

瑟琳·席安玛再度来到了柏林。

她曾在2019年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斩获了最佳编剧与同志金棕榈，但她的首个大奖，仍是2011年在柏林以《假小子》获得的泰迪熊评审团奖。十年之后，回归的她再次奉献了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

席安玛已然是闻名电影节的一位女性导演，这里的女性当然不仅仅指涉着性别，也指涉着她高度自觉的女性意识。在稳扎稳打的作品序列中，她探索的主题已然囊括性别认同、性别凝视、女性成长、女性之间的友情与爱情。

《小妈妈》同样致力于女性议题的银幕呈现，但这一次的焦点是亲情与母女关系——席安玛用甚为精准的影像，再度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影片的主角内莉随父母回到旧宅，却在森林中游荡时遇到了来自过去的妈妈。这个“小妈妈”与八岁的她年龄相仿，带着她四处玩耍、搭建木屋，甚至回到了曾经的家中。于是在孩童的目光中，记忆之河开始交错流淌。

除却搬弄时光的方向，即便是从叙事逻辑上来说，我们也很难将《小妈妈》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影片相提并论。

后者的母亲常常深陷于影片所属地的文化土壤之中，被迫为了亲情与子女的幸福完成自我牺牲，身为主角的女儿，成为了试图让母亲完成“步入正轨”的人物。

而在前者那位孩童之间的交流中，当然不存在成人所谓的“正轨”，内莉以甚为尊重的姿态，试探着母亲的记忆、体认着母亲的痛苦。

孩童视角成为了理解《小妈妈》风格的核心元素。这种元素在许多影片中只是切换镜头高度或是覆上滤镜的成人视角，但在这部高度自觉性的影片中，它成为了串联影片叙事方向与情感线索的方式。

她在母亲房间里那些属于过去的物件里，捡拾着拼凑自己内心那则童话的零件，正如过去的母亲曾捡拾树枝来建构木屋。父亲也给了她一颗绑着绳索的回力球，那是一个“只能独自使用”的玩具，于是她带着它来到了森林之中，开启了一段“只能独自使用”的故事。

于是，童年时的小妈妈成为了内莉的玩伴。这或许是她在现实中的想象，或许又是她在超现实世界的奇幻之旅，我们对此无从知晓。这种不假思索的合理化叙事，也是孩童视角的一部分。

在孩子们的眼中，奇迹实在太平常了——这也是是枝裕和那场动人《奇迹》的主题之一。孩子们可以对着飞驰的列车许愿，也可以在森林的游戏中直接让愿望实现。

在这个奇迹或想象的世界中，摄影师克莱尔·马松极富诗意与秩序感的影像显得格外自洽。高对比度的用色与摆放齐整的构图，在《燃烧女子的肖像》中呼应着绘画与艺术的本体论主题，但在《小妈妈》里，这些视觉元素成为了童话叙事的一部分。

于是刚刚出门的内莉，再度随着自己的小妈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内莉也在那里遇到了年轻时的外婆。现实版的她已然逝世，而年轻版本的她与未来一样拄着拐杖、玩着填字游戏——这游戏就如内莉投身的奇遇一样，是一则精致的谜题。

诚如上文所述，内莉以尊重与试探的姿态，与此刻同龄的母亲一起，寻求着解开谜底的方式。外婆的逝世构成了谜面的重要线索，也成为了这场跨时空母女交流的关键内容。母亲对于内莉的意义，或许就等同于外婆对于母亲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来说，内莉的想象甚至可能也衔接着母亲的想象。当母亲正处孩童时期的时候，当八岁的她四处捡拾树枝的时候，当她担心自己母亲病情的时候，她或许也与如今的内莉一样，想要一个玩伴、一种陪伴、一个可能理解与体认自身的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儿童的时刻，也是属于母女的时刻——同样纯粹如冰、柔情似水。她们在仍未消解于社会建构的自然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木屋。这也是席安玛这位高度自觉的女性导演，思考母女关系的方式。

相较蔚然成风的女性研究，关乎儿童的思考便显得有些逊色。但长久以来，儿童的逻辑、想象与记忆似乎与女性一样，处于未受尊重的阶段。“她们不过是孩子”——儿童们就如“她们不过是女性”一样，被排除到所谓正常与理智的社会意识之外。

于是不愿受到语言规制的影像们，开始探索着这些边缘的空间。如席安玛这样的导演，在女性与孩童的世界里发掘着更多的可能性。她们的生命经验与想象路径告知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真相，也不只有一种亲情。

《小妈妈》告诉我们的是，这两种世界在某些时刻甚至可能是相通的。在从外婆到母亲，再从母亲到女儿的生命路径中，或许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了小妈妈。

她们中的所有人都可以扮演妈妈，也都可以扮演孩子。外婆玩着填字游戏，母亲玩着木屋游戏，而女儿则玩着回力球游戏。母亲与女儿甚至一同玩着关乎警匪的角色扮演，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下，她们也扮演着女性，扮演着不同年龄的“妈妈”。

在某些时刻，现实甚至浸入了内莉的奇幻世界。八岁时的母亲与现实中的母亲身处同样的场景，甚至进行了温和的交流。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只是过于动情的角色扮演，只是领着自己的一个朋友会见另一个朋友。

正如《小妈妈》的片名一样，它是一部深沉而轻盈的电影。“妈妈”似乎意味着很多东西，意味着亲情关系、社会身份乃至性别路径，意味着这个世界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切。

但妈妈也可以是“小妈妈”，这时的她是一个八岁的好朋友。我只需要一个拥抱，一句温柔的问候，就可以消除她心中的所有苦闷。

凭借《燃烧女子的肖像》走入到世界影迷视野的瑟琳·席安玛导演，近年来的强势崛起印证着女性话语的不可忽视。

2019《燃烧女子的肖像》

尽管生于1978年的她现年才43岁，但此前就已是法国电影协会联合主席，拍过三部长片，均为青少年及女性题材。

瑟琳·席安玛导演

准确地说，瑟琳·席安玛今年又带来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是她参与编剧的金棕榈导演雅克·欧迪亚导演的新作《奥林匹亚街区》，另一部则是她的第五部长片《小妈妈》。

2021《奥林匹亚街区》

2021《小妈妈》

毕业于巴黎南特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以及法国知名电影学校La Fémis剧本专业的瑟琳·席安玛导演，在创作上保持着一种清晰的视野和精确的思路。但这并不意味她的电影缺乏情感。

在影片《小妈妈》中，年仅8岁的女孩Nelly跟着妈妈Marion前往养老院带回逝去的外婆留下的遗物。随后，他们一家人回到外婆的旧宅，那里也是妈妈儿时的家。

过度悲伤的Marion在一个清晨离开了家，留下Nelly和父亲收尾旧宅的整理工作。在Nelly心中有很多对于妈妈的疑问，但她却无法与父亲交流，她甚至不知道妈妈还会不会再回来。

直到有一天，Nelly在林中树屋旁见到了跟自己年龄相仿、容貌酷似妈妈的女孩Marion。

整个故事便由此悄然展开。尽管以亲情为题材的电影已近乎泛滥，但能够以创新赋予这类题材新的活力，自然能够再一次激活观众们的热情。

回望国内春节档的逆袭之作《你好，李焕英》，在票房上无疑是成功的案例；而题材上，同样也是对母女情感关系的探讨。

2021《你好，李焕英》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影迷在看完《小妈妈》后，都难以免俗地称其为“法国版《你好，李焕英》”。而实际上，两部电影除了都用到“穿越”概念外，彼此的联系其实很微弱。

《你好，李焕英》

影片《小妈妈》从最一开始便放弃了大开大合的可能性。在这里你会发现，所谓的穿越仅仅只是走到了过去而已，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瑟琳·席安玛全然不关心时间或空间问题，影片中的角色也并没有比故事发展滞后半点。而在寻常的穿越电影中，这样的矛盾恰恰是做戏的绝佳入口。

化身为小女孩的Marion的出现，就是如此简单。这是Nelly此刻最想见到的人，而身为观众的我们，也必然会存在着诸多的疑问。自此，整个故事的动力开始涌现。

将母女关系重构为年纪相仿的玩伴，无疑是这场溯源之旅的真正关键所在。但从影片的叙事所给出的前提和随后出现的角色来看：外婆，Marion的妈妈，同样是重要角色。

在核心的母女关系之外，另一位母亲的出现，则更进一步延展出整个关系链条（在影片中具象化为绳索这一物件）。“小妈妈”成为同构的身份，也强调着女性的传承。

而当Marion意识到Nelly确实是自己女儿时，两个容貌近乎相同的女孩的形象愈发重合，彼此的关系也愈发亲昵。完成情感建立的尽头，也是秘密揭晓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选角环节，瑟琳·席安玛便选中了一对双胞胎姐妹，来分别饰演Nelly和Marion这两个角色。这也是为何有影迷觉得“这部电影对脸盲症不友好”的原因，哈哈。

但这样的选角，其实恰恰体现了导演的匠心与巧思。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则正如这场奇遇的亲历者，在观影过程中渐渐拨开乌云，并进而产生思考与感动。

父亲作为影片中唯一的男性，拥有着隐晦的施害者身份。在与Nelly的对话中，我们得知父亲向来是不愿倾听的性格；在Marion出走这件事上，他或多或少是作为“帮凶”的存在。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渐渐发现，Nelly心底里其实很害怕他的父亲。某种意义上，她似乎同样也是旧日父权体系的受害者，而作为男性象征的胡须便是重要的符号。

因此，女儿为父亲剃胡须这一看似与主题无关的动作才会被着重呈现，并由此强调互相理解与沟通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独属于女性视角的细致关怀。

对于这部电影，瑟琳·席安玛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宫崎骏对她的影响：“我认为《幽灵公主》是有史以来最美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是属于儿童的，它把儿童视为最聪明的观众。此外我还想到了宫崎骏的《龙猫》。这些都是给相信电影力量的作为观众的孩子们的故事。“

1997《幽灵公主》

1988《龙猫》

在《小妈妈》中，那场关键性的外出冒险，便充斥着这样的奇妙力量。两个女孩抬着皮艇穿过树林，奔跑、划船，而灵动的电子配乐也随着她们的行动逐渐变得激昂。

这场单纯而美好的冒险，无疑也象征着两个人的情感关系发展至定点。原本极尽写实的风格在此刻迎来颇具抒情性的爆发。

由于是在疫情时期拍摄，因此变只能一切从简，影片从头到尾的主要场景只有树林和两栋房屋而已。瑟琳·席安玛似乎由内而外地保持了一套足够精简的电影方法论。

而尽管整个故事的出发点源于穿越概念，但显然席安玛并无意于探讨其合理性。对于早已习惯穿越题材的观众而言，也都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电影所蕴藏的魅力。既然如此，那就选择直截了当地进入正题又何乐而不为。

影片在视听上也同样保持着这种精简，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都没有使用配乐，而仅仅收录最基本的环境音，从而呈现出静谧的氛围。从创作思路上来说，仍是一种“去概念化”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持写实性，而将叙事趋近于无限的可能。

导演在《小妈妈》片场

因前作《燃烧女子的肖像》以简约、审慎的影像风格而为评论界所称道，这次瑟琳·席安玛再度选择跟摄影师克莱尔·马松合作也是在意料之中。

2019《燃烧女子的肖像》

影片的整体风格透亮而清晰，置景则尽量简省，漂亮的色彩贯穿始终。与此同时，前作中画龙点睛的服装美学也再度发挥效用。这次则是“红”与“蓝”，仔细留意便会发现，两个女孩的服装始终围绕这两种颜色，或明或暗，最后甚至都变成了蓝色。

剪辑方式则追求零度风格，许多场景间的切换都摒弃掉了明显的过度，而是将真实与梦幻彼此联结。在任何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瑟琳·席安玛为这个穿越故事的“祛魅”所做的努力。

整部影片只有短短的72分钟，步调轻盈，内质丰满。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优美而高效的电影作品。瑟琳·席安玛导演以创造性的、长期被忽略的儿童视角，带我们经历了一场难忘的亲情之旅，同时也探索了妈妈这一身份的更多可能。

更难得的是，在这看似精简的规模之余，她也仍然抱有开阔的视野。正如影片中最关键的镜头揭示的那样：去拥抱吧，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方式。

作者| 德卡；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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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管上针对这部影片的Q&A很多，导演也讲得特别详细，这篇时间算比较短的，但一些重要的创作理念都有提及。能力有限，多多包涵。感谢Celine】

Q:可否分享一下最初创作这部电影的想法。

A：这部电影最初来源于我脑中的一个画面：两个八岁的女孩在森林里搭树屋，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这个画面在我脑中非常明确，但也让我感到不安。这个场景无疑是这部电影的母体。

当时，我正处于多线程工作中：一边写《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剧本，一边参加《西葫芦的秘密》的宣传。《西葫芦的秘密》是我第一次为孩子们写剧本，那段时间我常常心怀感激，觉得和他们有很多的情感联结。同时，我也感觉非常挣扎，因为《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剧本实在是太难写了！我放弃了很多次。在同时做这两份工作的时候，《小妈妈》的故事和画面不断在我脑中出现，我忽然意识到：“哦！这就是我的下一个项目！”事实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制作这部电影的欲望一直在增长。在结束了《燃烧女子的肖像》全球宣发活动之后，我就立刻开始了剧本写作。我也没有想到会写的那么快，之后疫情就开始了。

在疫情下，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关于失去、未完成的告别、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挑战等，变得十分的紧迫和具有当下性。这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份神话般的普世性和永恒性色彩。同时，也像是一个当代童话。这一切都促使我加快创造的步伐。我希望在疫情的背景下，它能给人们一些情感力量，也希望它能够在电影院重新开放的时候就立刻和大家见面。

我们真的拍得很快，我在6月写完了剧本，9月开拍，第二年3月就去了柏林首映。

Q：是的，确实很快。你提到了你创作这部电影的背景，它的当下性等。在这部电影中，你想表达的是不同代际女性之间怎么样的情感联系？

A：首先，我希望展现三代女性的关系——祖母、母亲和女儿，而并非是两代——母亲和女儿，这并不常见。接着，从传统的代际制度中跳脱出来，用平等的视角去注视“母亲和女儿”，从横向而非纵向辈分的角度去看待家庭关系。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魔力，这也是我选择一对姐妹去扮演两位主角的原因。我希望演员们从形象上就对传统的“母亲和女儿”，甚至是“祖母、母亲和女儿”进行颠覆。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在8岁的时候遇到我的母亲，她会是我的姐妹吗？我们会分享同一个妈妈吗？”

这部电影的创作理念就是遵从于以上这些非常单纯，极简主义式的想法。但我试图用丰富的方式将它影像化地呈现出来：演员、场景、摄影棚的设计等。

Q：我们来聊聊两位优秀的演员Josephine 和 Gabrielle吧！你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可以谈一谈和她们合作的过程吗？

A：我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就在和同一个选角导演合作。我对她非常信任，我也同样信任我的摄影师。有趣的是，人们聊起选角的时候往往会说：“你见了多少个来试镜的人？”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就像当我和我的摄影师聊到灯光时，她并不会给我几千个选择。我非常信任我的合作伙伴。我只会去看选角导演提供给我的人选，例如祖母的角色，她有一个想法，我们就会跟着她的想法来；母亲的角色她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也会跟着她的想法来。我提名了两个父亲角色的人选。

说到儿童演员，其实我只见过她们两个。我的选角导演见了许多小孩子，直到她遇到了Josephine和Gabrielle。她说：“我想这会非常有趣！”于是我就见了她们。对我来说，选角的过程更像是我将一个想法抛出去，看看有什么会反馈回来。这是我的第五部电影了，我曾和孩子们一起合作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孩子们来试镜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成为“电影演员”，她们看过我之前的作品《假小子》和《西葫芦的秘密》，她们参与试镜是想参与到我的电影中。对我来说，选角并不是去寻找未知，而是与人们见面，感受他们的反馈。

我们初次见面后，大家一起读了剧本。她们知道我希望她们参与到电影中，在读完剧本后她们也表示愿意参与。我们并没有预先排练。我同时也是影片的服装设计，所以我们的关系更多是从我帮她们选衣服和确定造型开始的。我会询问她们对衣服的感受，是不是感觉舒服，在此过程中建立信任。然后我们就去场景实拍了。

拍摄过程充满压力，因为一天只能拍摄3个小时。孩子们有自己的生物钟，坦白说3个小时的拍摄也不少了，但这意味着拍摄的准备工作必须非常精确。摄影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便利。在摄影棚里，灯光可以提前准备好。

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第一天，往往是观察她们如何探索电影拍摄的过程。你会看着她们一点点成长，去理解那些拍摄术语，和不同团队的人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过程，因为她们真的学得很快。一天的时间，她们就学会了如何走位，如何处理跟镜头。

我觉得跟孩子们的合作与成年人合作并没有太大区别。人们往往对导演和演员的关系有一些浪漫的想象，觉得导演会和演员就角色和其他东西滔滔不绝讨论很久。我并不会这样。我的一些角色甚至没有名字。我完全不是一个角色驱动型导演。我并不会给她们提供她们不知道的背景故事。我们只讨论电影，讨论这部电影的方方面面，这样她们就会对电影的各方面都建立认识，无论是具体的场景还是场景中的某个物件。当我和Adèle Haenel以及Josephine Sanz合作时，我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我往往会跟他们说：“ok，这就是我们的空间，这是一条小路，你需要从这里走向那里……”我们会不停地讨论电影本身，一起将它完善起来，整个过程充满生命力。我非常坚持这种方式。特别是对孩子们而言，这无关乎她们的情感认同，她们的感受等等，并没有一个儿童演员培训中心。当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她们也能够唤起自己的某些感受，但并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演。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她们对电影的想法，她们的建议，她们的主张和观点。例如有一场戏，Josephine像一个间谍一样，试图寻找一些线索来搞清楚另一个女孩儿到底是谁。我并不会对她说：“你要表现出恐惧，因为这个小女孩是你的妈妈。”我会说：“想象我们在拍一部间谍片，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节奏、肢体动作和姿态上吧。”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即时的交流，因为我会不停地和她们对话。在拍摄过程中她们并不孤单。我会一直在她们身边，跟她们说悄悄话。我非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因为她们真的会非常紧密地和我联结在一起。当我给她们建议后，她们会立刻做出一些积极的调整。

Q：谢谢，团队协作对您来说非常重要。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如何在您的剧本和影片中保留自己的作者风格？

A：我觉得这和制作规模有很大关系。我倾向于用低调的方式拍电影。在影片完成前，我不会刻意强调它将会怎样，不会将它放在聚光灯下。另一方面，我会坚持分享我的看法。我不会将我的想法看作一个只对自己开放的小秘密，好像别人的参与会破坏它一样。电影制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团队合作的过程。我会持续分享我对电影的看法，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将它完善起来。这一过程并不会让你失去自我。总的来说，首先你要非常清楚自己的想法，然后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团队合作中。

Q：你希望人们能从这部电影中收获一些什么？

A：我希望人们将我的电影视作一种慰藉。我觉得我所有的电影都有这一特质。当然，观看电影本身也是慰藉和疗愈的一种形式。这部电影只有70分钟左右，但我希望将它视作一场24小时的情感体验，当然包括了睡眠的时间。当我写作《燃烧女子的肖像》时，我想要慰藉那些失去爱人的人们。我想转换失落之爱与永恒之爱的视角。对这部电影来说，我想创造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人们与家庭、与父母相互理解和治愈。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崭新的工具、一个崭新的建筑，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去治愈自己。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每当她要生她爸爸的气时，她就会想象自己和父亲一起搭建一个小木屋的画面。忽然间负面情绪就消失了。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虚构的艺术作品和经历去感受和治愈自己，例如俄狄浦斯神话，但那是一个杀父娶母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在家庭中复仇的故事。我们通过想象中的复仇来实现治愈。但如果，换成《小妈妈》会怎样呢？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不是关于复仇，而是家庭中的平等关系。就像，如果你遇到孩童时的母亲会怎样呢？如果你意识到她的悲伤并不是因为你会怎样呢？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治愈方式，一个全新的治愈式神话。因为这就是虚构艺术一直以来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