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弗档案（粤语版）

你在咖啡店喝纯净水，或者站在小便槽前面尿尿，突然耳听一声巨响，于是急急冲出门去，发现街上挤满了人。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准能看到全球人民群众的新民俗 ---N个人掏出手机或者DV开始拍摄。大家心里面的想法完全一致：操，我要是能把这个上传到Youtube（土豆、6房、优酷），那我还不马上红到毙啊？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恶俗。看见肥婆掉进水沟里，没有人救人，而是站成一圈拍摄。看见交通事故死伤惨重，没有人打120，而是站在一边拍照。看到自己家着火，老婆孩子正拍着窗呼救。。。。。咳，对吧，这个我也不能保证所有人第一时间打110人，而不是撩起衣服掏出手机准备拍摄。最后这种情况是针对恶俗的一种反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机会不大，但是在银幕上就不一样了。

手机摄影/像和便携式DV的出现，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记录历史”。人们在磁盘上保留一段视频或者几张照片，就觉得记载了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虚妄，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过，似乎所有人都对此不以为意，哪怕艳照门也不能阻拦人们购买DV的热情。或者说，反而刺激了人们购买DV的热情。如果那样的事情都可以记载，那么什么是不可以记载的呢？

所以，《科洛弗档案》让我觉得非常棒。纽约被毁，朋友被杀，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一个DV狂连续不断地拍摄。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拍摄了怪兽口腔的内部结构，并附有特写。当他的脑袋掉落下来时，DV依然在工作，记录了这残酷血腥的一幕。看到这里，我失声大笑，觉得这种讽刺真是到了骨头里面，把人打得活活跳起来，有种把DV和手机扔远一点的冲动。

这部片子全部是用DV的角度来拍摄，让许多人看了抱怨头晕。好在读者和观众都是训练出来的，当年看《布莱尔女巫》的时候，抗议的声浪比现在更高。我乐观地看到这种变化，觉得对人类应该充满信心。冒犯所有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第一个冒犯的人会被痛恨并被铭记，到了第十个人的时候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而且积极主动地准备从中挑选出一个来奉为大师，以便膜拜。

用这种视角来拍摄的好处在于很真实，甚至可以从镜头里看出主人公的心理，这比表演还要有趣。说好了全家去海南晒太阳，你负责DV摄影，记录下这 “开心一刻”。回来发现，你的镜头里家人的成分很少，但是充满了各种对大波美眉胸部和大腿的特写，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觉得开篇30分钟不明所以的人，如果能把握这条线索，那么对本片应该充满兴趣。而如果抱定了要看一部怪兽大片的念头，当然会觉得很无聊，拍个鸟拍，赶紧把怪物弄出来才是正经的。拍DV是用自己目光的焦点去思考和记录，而看DV是借用别人的眼睛去观察和体会。所以，镜头晃不晃？当然晃。不过重要不重要？一点不重要。因为你看的并不是稳定清晰的画面，而是感受当事人的感受。稳定清晰的画面被打破了，那么真实的感觉反而和你水乳交融，一滴不剩地全部传递给了你。看《科洛弗档案》，你不会随时想着：啊，导演真棒！而是随时都很投入。

特技在这部片子里的确存在，但是和许多大片相比，你不会从画面里看出一个特效设计师随时跳出来对你说：瞧！这是我弄的，比真的还真！看电影，看到觉得特效真牛逼，那么这个特效其实是失败的。科洛弗档案》里的特效不少，但是在DV的取景框里刚刚好。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怪兽多么巨大、恐怖，而在于表现人们的恐慌和绝望。当怪兽成为故事背景的时候，反而让所有特效都成立了，观众会倾向于相信真有那么个东西存在，哪怕它只是经常出现在DV的一角，或者经常被物体遮住。

让人真正佩服的是手持DV的男二号，我对他的肱二头肌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之情。一个多小时的片子里，这厮一直在拍摄拍摄拍摄。兄弟，难道你不觉得手酸么？在哪里买的超级电池？这也让我觉得非常可乐，想到他的执着，无论摸爬滚打都保持摄影，就让人觉得发噱。喜剧演员未必一定要出现在镜头里，这就是我的新发现。

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历史见证和记录者的时代里，Youtube上的一夜成名鼓舞着这种偏执和疯狂。《科洛弗档案》所表现的DV至死，是一次良性的解毒。不过，没有觉察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的确可以简简单单当作是一部灾难恐怖片来看，而且也的确很好看。

港台译法把它称之为《末世凶煞》，很恶俗，但是我觉得刚刚好。

喜欢看灾难片，喜欢在看灾难片的时候拼命找代入感。一片鬼哭狼嚎浓烟四起的大屏幕上想着法子把自己塞进去，体会那种绝处逢生的快感。

所以尽管手摇摄像的方式看得人是有点儿窝火有点儿晕，我得承认，从头至尾逼真的代入感掩盖了画面，情节，甚至怪兽外貌上的种种不足。典型的“换个角度讲故事”。很久没在充斥华而不实CG场景的“大片儿”里攥着手心出汗了。而本作放足了片尾字幕也还不足90分钟。

自然，前期故作玄虚的宣传对于小成本商业制作来说很新鲜也很必要。也很喜欢倒带插入叙事的那部分对比。

总之五颗星不是给怪兽的，不是给自由女神头的，是给让人眼晕头晕还伴有气喘吁吁画外音的手摇镜头的。太TM真实了。

"镜头晃的让人发晕，令人作呕。唯一不晃的镜头却来自于伯恩站在CIA大楼对面，用单筒望远镜观察他的对手。但可笑的是，如果导演是要追求所谓的写实性振颤，那么当伯恩从一百多码外之外拿着望远镜去分辨12号小字时，你的摄影机才最应该多晃动几下!"

这是一位普通美国观众看完《谍影III》后的对此片的辛辣嘲讽。而著名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也在自己的博客当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对于该片导演的所谓“向《阿尔及尔之战》的写实记录式电影致敬”的振颤风格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质疑。经典的《谍影》系列的收官之作招此非议实属难免。因为它的摄像机从理论上说完全自由的，高低角度、远景特写、以及平稳还是振颤可以任意选择。所以你导演更集中的使镜头限定于某种风格时，自然就增加了所谓适用性的争议空间。

可《苜蓿地》，这部片名使人想起长安街和军事博物馆的好莱坞最新怪兽恐怖片则不然。它狡诈的回避了上述麻烦：一切画面中的振颤都合理地来自案发当事者数码摄影机。观众你就是被晃到吐出胆汁来，也怨不得导演！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以失去摄影机自由所换取的合理性的代价就是，叙事手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制约。

当然，影片开场部分处理起来还是相对轻松的。手持摄影机主导下的学生酒会上采访活动，在介绍影片主要角色关系的同时，也给观众适应这种镜头风格提供了过渡：过山车总不能一上来就冲到顶倒转吧？接下来情况突变。一连串大地在振颤，然后就是女神陷落。导演为什么要让怪物对女神过不去，还用本垒打的方式表示对其头部的不满？想来动机更多来自于从叙事方面：既要让剧中的角色和观众必须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惊恐，但是又不能过早透露惊恐的来源是什么。而同时，由于本片特定的镜头方式，使得导演有足够借口制造这种悬念：不是我不想告诉你，是他拍不到。所以，头像横空飞来变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至此，特定镜头方式所产生的作用是正面的和积极的。

但接下来地铁逃亡的过程问题开始出现。首先，持摄影机的男孩，为什么要走到两个女孩后面？出于胆小怯懦吗？显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导演只有让这个男孩走在最后，才能相对合理将这段情节在画面中表现出来。为什么说相对合理的呢？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男孩跑到另外三人前面，快速后退着拍摄。不过导演肯定是意识到了这种八卦记者式的方式，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是太过荒诞，所以不得以只能选择了稍微严肃一些的战地摄影师的跟拍方式。而这种因镜头方式局限而导致的失实，接着便在在小怪物突袭，女孩因施救被咬伤情节中被进一步发大。在那种情形下，还誓死捍卫摄影机的精神，恐怕只有伊拉克战场上受普利策奖激励的职业战地记者可以媲美。最终，这段情节不但没将之前成功营造起来的恐怖悬疑气氛进一步推进（虽然看到了巨怪的子嗣了），反而还莫名其妙地参杂进了某种怪异的喜剧感。

主人公一往无前的去救受困于破损大楼中的女友，属于美国类型片中必备模式化情节。本来这种故事属于情感大于理智，无需过分深究人物行为逻辑。但又不得不说，现代好莱坞电影还是有将这一模式日渐肤浅和庸俗化的趋势。男女双方在突发危机过程中建立感情，已不再关注人物的深入刻画，而更像是纯粹为了情节发展而服务的叙事工具。所以，看起来形同嚼蜡。

军方提供直升飞机接应他们是个不错构思。导演狡猾地通过剧情为自己合理地创造了俯拍的条件。于是观众就在这一段落中第一次完整看到了肆虐纽约的庞然巨怪。而既然全景有了，特写也不会远了。于是直升机适时的掉了下来，而观众就“幸运地”和主人公一起有了与怪物亲密接触的机会。至此，特效师傅算没白忙活，而观众也才算没白看这部恐怖片。

说道影片的价值，无非就是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手法去表现一个相对陈腐的主题而已。况且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有待商榷（烂番茄的评价很低）。至于其故事背后所掩藏的911后美国民众的心理状态的云云，个人认为属于有些过于浮想联翩了。巨兽肆虐大都市的电影在好莱坞早期就已经出现了，美国人传统上就好这一口。最近一部《哥斯拉》就拍摄于911之前的1997年。所以与其说是911事件赋予了此类恐怖片以全新视角，倒不如说它给予了同样叫恐怖的份子以某种行动方式上的灵感。

别出心裁的用手提式DV拍摄,整片从头到尾画面摇摆不停
对白很单调,光是 "天啊" "你们看到了吗?" 就重复了不下 50 遍
逻辑全无,几个人去救朋友,军队也不给几样武器,就两手空空的去找死
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台DV了,抗振动能力超强,怎么摔都不会坏,电池强劲,怎么用都用不完...弱弱的问一下 是啥牌子的?

好吧，其实标题跟我要写的内容没多少关系，只是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这种电影都会把场景放到纽约，放到曼哈顿。因为自由女神像被砸很火爆么？

其实看这片子第一反应是那几个记录了四川地震的哥们。大家都往楼下跑的时候他们还想着拍视频传网上，恩，他们都是牛B的。当从窗户看到楼下聚集的人群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害怕，不知道看到将近70k的死亡数字时，他们是怎么考虑自己当时的做法的。

本片的主角们已经没有机会考虑了。

我最近突然冒出强烈的末世情节，Cloverfield第一视角的拍摄手法更让我相信：其实一切都会自然的发生。我以开玩笑的心情给朋友打电话求证地震时，没想到会有这后果，四川那几个哥们钻桌子底下拿着DV拍摄的时候，从没想过可能会死，只是Cloverfield的几个主人公比较倒霉。哈德拿着DV一路拍摄，从开始的嬉戏，感受震动，到朋友一个个死去，直至轮到自己。一切那么的自然的发生了，自然到哈德来不及思考为什么自己会一直拍下去，玛林娜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跟不熟悉的rob跑回去救他女朋友，为什么会拼命救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哈德而送了自己的命。一切都这么自然的发生了，比想像的平静，没有机会想更多，一切就已经结束。

Cloverfield扔下了一地谜团，但导演没打算去解开。其实这也不重要，跟着那个晃动的DV镜头一路看下去就好了。你需要知道的，只是下一秒“我”会怎么样。其他的？“我”不知道。

欣慰的是，本片跟我想象的末世还是很相似的。没什么伟大或者渺小，丽丽跟rob说我们会去，跟老师们将孩子压在自己身下，或者某范跟某丈夫只身逃走的时一样，是没机会考虑更多的，丽丽只是想我他是我朋友，我要跟着。如果你真告诉她去了基本上就活不了，我想她多半也没那么伟大。

自由女神被爆头，头部落地的时候，一帮人呢拿手机狂拍；一帮女人们光脚跑路还不忘拿着高跟鞋；rob突然需要接妈妈的电话，告诉妈妈弟弟死了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过来：弟弟死了。

这是末世。

没有奥特曼，没有超人，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恐惧和绝望，以及人类在这一切面对无力的，无可奈何的从容。

翻译自bordwell个人blog
从本质上说，cloverfield就是“当哥斯拉遭遇手提摄象机”。当一群20几岁的年轻人在开派对时，一只怪瘦袭击了曼哈顿。他们其中的一个叫Rob的人收到他之前女朋友Beth的电话，后者被困于一幢摩天大楼中。他发誓要去救她。与此同时，他还叫上了几个朋友，其中的一个就用摄象机拍下了这一过程。角色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直到只剩两个人，然后……
Cloverfield是被叙事理论家称为限制性叙事的一个范例。就最为狭义的限制性叙事来说，一部以此为视角的电影会把观众所知的限制在影片中一个人物所知的范围内。或者，当剧中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时，我们所知的则等同于这群人所知的。换言之，这种叙事手法拒绝给予观众更多的故事信息。相比之下，通常的哥斯拉电影都是全知全能视角的，视角通常会在科学家、记者、政府官员、怪兽俯视视角等角度之间不断切换。而Cloverfield则想象在地上遭遇和看到怪兽的袭击会是怎样的，而它则是通过一群遇害者的眼睛来观察这一切的。
恐怖片和科幻片中既有使用限制性叙事的例子，也有使用非限制性叙事的例子。比如说，《豹妹》（1942）把视角在Irena（假想的怪兽）与其他人物之间不断切换。《侏罗纪公园》和《汉江怪物》则以多条线索讲述了几个人物的故事。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好处在于，当观众知道剧中人物所不知道的信息的时候，它便会产生恐惧感和悬疑气氛。我们超出人物的知识使我们为那些对自己命运无知的人物感到担心。
但是这些类型片同样会运用限制性叙事。《天外魔花》（1956）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几乎是伴随着Miles看到他所身在的城市被逐渐的占领。《活死人之夜》、《启示》、《世界大战》也基本相同，这些电影使我们总是身处于一群人物之间，虽然我们的视角会在其中的某些人物之间切换，但我们并不会脱离他们所处的境况。
限制性叙事的优点显而易见。如果你和角色一样，都不知道他要被怪兽袭击时，你就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和悬念。与此同时，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怪兽就是角色所看到的，拍摄者还不用一下子就把怪兽的样子给你看，这对于这种类型片来说很重要。当然，当故事的焦点聚焦于遇害者对于危险情况的反应，你还可以利用这种手法来使观众产生更多的认同。当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角色被怪兽杀死时，我们总是会感到同情和失落，而当那些无名的人群死于怪兽脚下时，我们则不会产生这种感情。最后，如果你还是想让观众了解处于人物境遇之外的信息时，你也总是可以让他们遭遇新闻报告、广播报告和电视直播等。
人们经常以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使事情过于学理化了。那电影制作者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当然。Cloverfield的导演Matt Reeves如此说道：
视角如此地被限制，这种做法相当新颖。正是这一点吸引了我。你和一群人在一起，然后突然出了事情，他们竭尽全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试图存活下来，而这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
限制性叙事并不一定要主观镜头。在《天外魔花》以及其它我所提到的电影中并没有太多这种例子。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很多的类型片中，电影工作者都在想象用一个人物的视觉/听觉经验来讲述整一个故事，即所谓的“第一人称”。
再一次，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叙事策略中两个不同变体。第一种叫做“即时”（immediate）限制性叙事——我们仿佛就是剧中人物，和他一样遭遇到这件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晚期，伟大的记录片导演Joris Ivens就试图制作被他称为“我—电影”（I-film）的记录片，这种电影将记录下人物骑自行车、喝啤酒等行为时的直观体验。但是，当摄象机像人眼一样跳动或者旋转时，效果却让他感到失望，因为他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视觉系统会自动纠正感官的不稳定。Ivens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但他仍然无法忘却这个想法；于是，他把自己的自传命名为《摄象机与我》。
好莱坞历史上最严格也最为著名的主观叙事的运用当属Robert Montgomery的《湖上艳尸》（1947）。片中的效果相当怪诞，这种怪诞感使我们注意到这种做法内在的挑战。你怎样才能向观众展示他们的样子呢？（让他经过一面镜子。）怎样才能略去沉闷的部分呢？（让你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地昏过去。）怎样才能让人看不出无法避免的剪接？（你就竭尽全力做吧。）就算这个导演是Robert Montgomery，他也只能把这些主观镜头处理成大段的闪回，把这些片段放置在现时序的片段之间，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主角在他的办公室内告诉我们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些原因，长时间的主观即时限制性叙事相当少见。有很多妥协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当属Hitchcock的很多片子，尤其是《后窗》，他的做法则是在“客观的”呈现人物动作的镜头和主观的呈现他所见的镜头之间转换。
我所说的主观即时镜头就是这种东西：直接把图象（和声音）记录下来，在故事的陈述与人物的经历之间没有任何机械的介入操作。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限制性叙事，即间接（mediated）第一人称叙事。人物运用录象器材把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呈现给我们。
André Bazin曾写过一篇有关记录片Kon-Tiki的出色文章，他在其中分析了导演是怎样用展示Thor Heyerdahl自拍木筏旅行的片段来增加本片的真实性。Heyerdahl和他的船员并不是经验丰富的摄象师，他们带16毫米摄象机也是随意为之，但正是这种业余的气质加强了本片的真实性。这些录象片段的不完美通常是因为受到了险恶环境的影响，而这恰好证明了这次旅行的真实性。当他们要和暴风雨搏斗时，他们没有时间拍摄；于是，正如Bazin用他那种标志性的矛盾修辞说道，正是因为缺少暴风雨的这个片段，才愈发证明了本片的真实性：
比起一部有组织的电影中所展现的那些毫无错误的、完整的对暴风雨的报道来说，这些挟裹在暴风雨之中的残骸看上去更加动人……这些丢失的记录片段正是这次冒险的负片。
那么，电影工作者又是如何用这种手法处理虚构故事的呢？早在60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虚构电影中，有些镜头所呈现的事件完全就是摄象师所拍下来的那些主观镜头。一个早期的例子是Stanton Kaye的 Georg（1964）。在第一个镜头中，摄象机随着一群士兵冲向前线，然后镜头开始摇晃，最终掉在地上，在这个被颠倒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一个士兵倒下，而另一个士兵则冲了过来。
他朝我们弯下来，镜头再次开始摇晃，然后我们就随着镜头被提起来。在画外音中，我们听到：“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摄象机。”
手提摄象机的发明与真实电影式的记录片使拍摄虚构电影的电影制作者也开始使用这个叙事技巧。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把电影拍成准记录片的形式，通常的做法并不是把电影局限在一个人的经历中，而是把它呈现为第一人称的所观察到的一系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