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

片头劳动场景配乐和《末代皇帝》一模一样，我以为是iPad的后台放着音乐APP呢，暂停了一下，音乐和背景声都没了，赶紧去查了一下，末代皇帝是1987年上映，本片是1981年上映，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到底是《假如》先使用的配乐，还是说后来者做的片源配乐？迷，希望可以有人可以解答这个疑问。

谭咏麟在巨大的宣传标语下撒尿，接着转到小作坊灌酒，真是神来之笔，王童导演81年就有如此手法，真是难能可贵。台词很多也很有趣，与女友在电影院附近发牢骚的台词，谈到同学的爸爸都是高官，自己的爸爸只是工人，愤愤道“无产阶级的主人，有个屁用！”。孙局长调侃乔红“想不想爬到长城上去看看啊”赵团长在开幕前：“虽然开演的时间已经到了，可是还有一个贵宾没来，这是常有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习惯了就好了”。

在电影后半段，副参谋长本人来了，坐下来耐心听完解释，还让其去看戏让人心生怜悯之心，以为会是阖家欢的结局，只是最后还是以狱中感叹为什么自己的爸爸不是高官的郁结中自杀结束。

人是很容易被欲望裹挟而走的，只有明华是清醒的，知道这些特权这些奢华都是过眼云烟，终究会破碎。只是，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明华没有身在其中，没有尝试过被人群欢呼推着往前走的心情。朋友娟娟宽慰她，上调的事情很简单，没必要这么大动静，这是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特权阶层里，没有觉得这样的事情困难或者压根事情太小就没有到能够放在心上的情况。李小璋一开始也只是简单愿望，后面已经被人捧的有些飘了，与李达的对峙中，他辩白自己没有招摇，这不是实话，电影里有很多招摇的行为。他的质问，电影里的李达没有办法直接回复，现实里可以回复吗？假如他是真的，假如他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看到这部电影，是因为对一脸英气的谭咏麟经历的好奇，是怎样一个人嗯？

看了许多回复，都觉得浅薄。但是有几篇回复，让我感到了电影的真实深度：对中国社会的反思，而非对政治的攻击。

电影用大量篇幅，反应了人民大众以及人民干部的恪尽职守；同时，电影又重复提出我爸是李刚的社会现象。如果反观重要领导的个体立场，有政令既出驷马难追的，有早年革命义气而为友子解忧的，有不在其位万精油的女干部，更多的是无数希望解决“私己”困难而羞愧像组织提要求的。

试想想，如果你是首长，你握着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任何社会架构，都无法克服这人类原始思维和公共权力的平衡。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或是前英殖民地。而电影的深度就在于，以追求本真的态度反映出这固有的矛盾~

你能拒绝你女儿的终身幸福吗？你能经受住夫人枕边风的吹熏吗？你能抛弃个人情感而超脱于现世吗？你能经受住层层权级下沉的压力吗？所有这些，用古典剧本的特有张力，通过谭咏麟对角色的个性塑造，让观众置身于激烈的矛盾高高潮，而忘却了种种“心魔”之本源：执念。

其实这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崇尚自由与中国经久古典法家治国的冲突诠释。中国的法家，源远流长，正如其起源道法自然一样，深深根植于每一个爱国者内心，若要舍小家为大家取义终不悔!而这其中的灭绝人性，不仅是对每一个手握权力者的考验，更是对无知大众的脆弱内心的鞭笞！啊，谭咏麟成功隐藏了这种私念，而让观众更聚焦于对个体命运不公的控诉。但中国之所以复杂，就在于每一环都合情合理。如果有悖事实不自然的情节必然导致剧情的架空和人设崩塌。因此，命运的戏剧正如4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重复上演。国家的戏剧，何尝不是？

来到2021年，因循“因果报应”的万物普适规律，我国的政体真正经受住了国民和外部环境的考验，执政党中的大多数个体也正如电影反应的诉求却在可容许的偏差度内完成了人民的期待，另外少数金字塔尖端的阶层也恰如其分的遵循了电影中的适当的道德和自律，在维系着这庞大而脆弱的执政核心。如若不然，那么用功去解释当今资本主义深刻社会矛盾的任何观点都将变得苍白。这份根植于意识形态的无形的手，掌握着我们所有人，不论是高干或是草芥。我们在观影中仍然认为电影序幕和结尾是画蛇添足，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否有对编剧的良苦用心视而不见，起码这是对整个电影价值的某种变相贬低吧。

反观与谭咏麟同样有魅力的张国荣所拍摄的《霸王别姬》，或许就因为导演的功力和受到的社会局限的差异，显得逊色了。要知道，这后者的电影，算是本土后起之秀的极少数佳作之一了。张国荣对人性的刻画更甚，而《我》剧一切尽在合情合理之中。从时势造英雄的贴切程度看来，造反有理，谭咏麟的英气反倒衬托得比张国荣更加光辉！两剧都希望抨击的社会现实，或需要再过50年才能得到公正的评论，但我有小小的私心，既希望伟大的艺术工作者们继往开来创造更多的有深度的剧本，也希望国家延续一贯的严苛态度避免舆论刻意解读，毕竟认知的复杂就在于三人成虎……佳作会经历时间洗涤，迟来总比被误导要好。当然，现今资本泛滥的媒体愈发难有清流了，矛盾呀~

原剧本链接

刚刚看了《假如我是真的》台湾导演王童拍的电影版，又看了原剧剧本，我真的想把王童手撕两半。

首先，我在豆瓣上看完之后，对于这部片子评论如下：

港台编导拍大陆电影我一向没有好感，缺乏厚重与深沉，同时，也沾染不少港台娱乐的习气。此片得分高，一方面来自于原剧本的架构，一方面来自于体裁本身在政治上的反动。王童还是拍台湾本土的好，涉猎其他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以港台腐化的思维来对大陆这边的故事添油加醋，再加上当时“伤痕与黑幕”的戏剧思潮，过火与夸大的鞭挞，以让此片失去了该有的质感和本真。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有，比如《我们的田野》此类，青年想从农村回到城里，走后门托人的情况处处都有，但党员干部，包括演员，都还没有发展到片子里的境地。王童这一代台湾外省人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抹黑”中长大的，片中的很多情节、细节都是这帮台湾人想当然创作的。看八十年代初的一批反思和批判电影，还是要看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

该剧在我看《中国戏剧史》中有重点提到过，是当时“伤痕与黑幕”的代表作品，上演时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当时正处于权力转型时期，因此，这类敏感、抨击严厉的作品基本上都能与观众见面，中央领导也都亲自看过。

电影版的《假如我是真的》中，许多荒唐可笑的情节和细节一看就不是出自大陆人的手笔，一看就是港台人在腐化的娱乐环境中浸染多年的想当然创作，这种刻板反动的创作扎根于国民党长期对大陆的仇恨、抹黑的渲染，而此片的创作群体又恰恰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因此，整个创作思路充满着傲慢与偏见。

可惜的是，此片只有台湾导演进行了改编拍摄，没有大陆人创作版本的电影，因此，对于一个对那个年代大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了解的人来说，迷惑性、毒害性很强。鉴于此，想要了解我说的意思，可以看看改编阿城《棋王》的港版和大陆版，同一个故事两个地方拍出来的，其意蕴和深度不可同日而语，想必方能够了解我所讲的，港台腐化的娱乐习气和仇恨抹黑教育下的想当然创作。

《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我在看《中国戏剧史》的时候就了解过，但一直没有看剧本，晾在了一边。但看完此片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又把该剧本翻出来看了一遍。电影除了保留原来戏剧的框架，许多东西改的面目全非，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将原作者的政治倾向进行了巨大的颠覆，完全是导演本人的拿来主义、借题发挥。

我希望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包括看类似于这部电影题材的朋友，同时也看看原剧本，更要结合该剧创作的时间背景，同时也要对其各个细节或情节的真伪以实证的态度去辨别。这就需要对那段历史有一个深刻的研究和了解，而且研究的文献最好找身处在那段历史中的人物所写文章、书籍、电影等资料作为判断，最容易受到干扰和迷惑的是后来人的观点和灌输，尤其是权力更迭后对社会公众意识形态的引导性要着重警惕。很多人慷慨激昂发表宏论，真正基于历史资料研究的不多，多是受到后来人的观点灌输和权力更迭后的意识形态引导所致，以至于陷入到盲从的境地。

我要对这部电影进行批判，明显是港台的敌对分子故意拍这部电影在给社会主义抹黑！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批判特权主义，同样是下乡青年凭什么领导的儿子就可以返城、普通人就要无休止的呆下去，同样是电影观众凭什么普通人就要等领导、同样是人，为什么老百姓想吃什么都吃不到，高官就有专供的食堂可以买到各种新鲜食品，这就是对人人平等的赤裸裸的污蔑！批判！

2、批判男女不正之风，电影中的老革命王市长，非要给塑造成一个偏爱女色的人物，众人在场就对女演员动手动脚，最后竟然还上了女演员的床上！批判！

3、批判权权交易，都是社会主义的好同志，怎么会为了将自己的位子向上攀，就放弃原则大搞权权交易呢！批判！

“其实上调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明华的朋友这样向明华宣告了小璋的“死刑”。乍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上调只是一件小事，只需要文化局局长一个电话，只需要吴市长一张条子，只需要服装厂厂长打通关节。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小璋根本没有这一切，他不认识市长局长处长厂长，就是一个在农场劳作多年失去了理想的小人物罢了。他连请假都不得自由，要靠朋友的一瓶茅台才能被通过。

在剧院门口，一通电话敲起了他的撞骗之路，他冒充高干的子女斡旋在话剧团团长、处长、局长、市长之间，灵活机巧地四处招摇。他说他是高干的儿子李长城，要帮朋友李小璋调离农场。可是有原则的吴市长早要杜绝走后门，没有自己的条子压根不许上调。但第二通冒充电话又把这原则一扫而空，小璋直接冒充高干，让市长为他办事。

拿到市长条子的场长也不得不同意了上调，小璋由此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可惜，洞穴中的火光映出的影子再真实也不是真相。

小璋被高干亲自“会见”了。小璋慷慨陈词，说了许多真心实话，似乎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感动了，高干也说“我会好好考虑”。但迎来的不过是一段牢狱和一面镜子。在监狱里，乔虹送来的镜子帮小璋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高干的子女，他终究是普通人；借助这面镜子，他也看清了生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小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理想有力量，但经历多年的农场生活，自己的棱角早已抹平，气力也衰竭了。看着身边的朋友接连借助关系调离农场、回到上海，他艳羡、眼红、恨，“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高干？”

所谓高干的儿子真有固定的长相吗？那必定是没有的。特权阶级有特殊样貌吗？那必然也是没有的。可他们的嘴脸没有长在镜子里，而是时时刻刻长在社会里——他们呼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手脚的关节总是能打通。所谓的原则也只不过是能灵活变通的话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