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

期待已久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就要来了。 除了大热影片之外，本次奥斯卡入围名单中，还有不少冷门佳片值得一看。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拿下了本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最佳国际影片两项重磅提名。 奥斯卡最强黑马，说不定就有它的名字——

蜂蜜之地

Медена земја

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 / 卢博·斯特法诺夫 主演：哈蒂兹·穆拉托娃 / 纳齐夫·穆拉托娃 / 侯赛因·萨姆 / 柳特维·萨姆 上映日期：2019-01-28（圣丹斯电影节） 片长：87分钟

影片由北马其顿选送，豆瓣8.8，烂番茄新鲜度99%，曾荣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评审团大奖。

《蜂蜜之地》无疑是纪录片中的异类。 它既没有对被摄者的采访，也不存在直接的观点输出。 主人公自始至终暴露在镜头的注视之下，却从容至极，不曾向观众瞥去一眼。

我们就像在观赏一部剧情片，聚焦采蜂人哈提兹默默无闻而又熠熠生辉的岁月。 看她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轨迹，是如何被“不速之客”无情地搅乱。 时而愤慨得拍案而起，时而心碎得泪流满面。

那种寡言却有力的情感冲击，于纪录片而言实属罕见。 在成就其独特的同时，也不免让一些专业人士怀疑起了它的诚意。 但要我说，真诚与否，很容易判断。 看看主创团队的实际付出和心路历程就知道了。

户外工作照

短短87分钟片长的背后，是三年的实地拍摄和2000余小时的影像素材。 影片的问世可谓来之不易。 两个导演、两个摄影师、一个剪辑师、一个音效师，便是创作团队的全部成员。

取景地——北马其顿某荒无人烟的村落，更为拍摄平添了几分难度。 那里没有电力，人家也少得很。 拍摄团队在村子里一呆就是三年，目睹了一种古老文明的消逝，也陪伴哈提兹渡过了她人生的一段“寒冬”。 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制作一部也许终将无人问津的电影，需要强大的信念作为支撑。 我想，再没有人比这群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创作者更真诚了。

起初，他们只是想拍一条河。 河流改道，村庄迁移。 这本该是一则有关当地生态的观察报告。 但没过多久，他们遇见了土耳其裔的哈提兹。

她已年过半百，却尚未婚嫁。 和半盲、抱恙的老母亲相依为命，难免争吵，亦不乏温情。 整日奔忙，哈提兹手头虽然拮据，倒也自得其乐。

当然，主创最看重的还是她的身份——欧洲大地最后的养蜂人。 她常年奉行“取一半，留一半”的采蜜原则，从不逾矩。 于是，两位导演决定围绕着哈提兹和蜜蜂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拍摄一部环保主题的纪录长片。

哈提兹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无非是茅屋和山崖的两点一线。 白天，她往往只身一人，徒步登上峭壁，敲开岩石，采集蜂蜜。 纵使风再大，路再远，也得往前冲。 毕竟，蜂蜜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

也是由于此，哈提兹对蜂群怀揣着敬畏和感恩之心，永远不忘给它们留下充足的蜂蜜。 暖融融的夕阳下，哈提兹撩起面网，任蜜蜂在指尖停留的剪影便是这段关系最美好的见证。

等采集得差不多了，哈提兹就搭车去集市上卖蜂蜜。 她的蜂蜜纯天然，疗效好，自然不愁卖。 一瓶蜂蜜能赚十来欧，也让她有底气买罐染发膏犒劳自己，再买把小扇子哄母亲开心。

没错，除了采蜜，哈提兹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供养年近九十的母亲。 这对母女的脾气很像，都是直肠子的人。 所以，两人共处的场景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刀子嘴、豆腐心的哈提兹常常直呼母亲“女人”，叫她好好吃饭，乖乖听话。 母亲则几乎每一次都会调高嗓门，据理力争，不甘示弱。

总而言之，俩人是谁也不让谁。 可即便如此，哈提兹仍旧悉心地照看母亲。

不管拿到什么好东西，都第一时间跟母亲分享。 她从没想过抛下母亲，离开村庄，找个伴侣，共度余生。

至于母亲，虽然动不动就嫌弃哈提兹准备的食物不好吃，但也会捧着女儿的脸，吻个不停。 她还安慰孝顺、善良的哈提兹道—— “你会找到如意郎君，我们都将安全无虞”。

如若没有意外发生，她们确实可以就这样安然地过下去。 但令母女二人和摄制团队都始料未及的是，一户游牧家族的闯入成为了哈提兹的噩梦。 这家人来自土耳其——一对父母，七个孩子，还有成群的牛和鸡。 他们在喧闹声中登场，打破了村落的宁静。 可哈提兹首先感受到的，却是她渴望已久的生机。

她喜欢那些调皮但生动的孩子。 邻居搬来后，跟孩子们玩耍成了哈提兹除采集蜂蜜、照顾母亲而外第三件乐在其中的例行公事。 她和孩子们一起欢笑，一起唱歌，一起听电台，一起荡秋千。

她露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柔和而鲜活的一面。 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她或许把自己当成了母亲。 所有无从释放的母爱，都被一股脑地付给了这群可爱的孩子。

渐渐地，哈提兹和孩子们的父母熟络起来。 邻居家的爸爸侯赛因看哈提兹的生意做得不错，也开始学着养蜜蜂。 孩子们让哈提兹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她便将养蜂的秘诀倾囊相授。

但她一定不会想到，两家人亲密无间的情谊居然会因一个驱车而来的外人走向破裂。 蜂蜜采购商贪婪、狡猾，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侯赛因一次性卖给他远超生产能力的蜂蜜。 哪怕其中埋葬着蜜蜂的尸体。

被逼至穷途末路的蜜蜂彻底失去了控制。 不但把侯赛因的孩子蛰得鼻青脸肿。 还逃到哈提兹家的蜂巢抢食，害死了她的蜜蜂。 无妄之灾落在哈提兹的头上，甜蜜的果实却被批发商一把夺了去。

面对哈提兹的质问，邻居家的夫妇选择逃避。 他们不肯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间接地害了哈提兹。 更有甚至，侯赛因为了种草喂牛，不惜放火烧树。 还和商人合伙捣毁了哈提兹给蜜蜂安的新家，偷走了她的蜂巢。

唯一没让哈提兹寒心的是侯赛因家那个能干的男孩。 他经常跟哈提兹一同上山采蜜。 认同“取一半，留一半”的理念，看不惯父亲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样子。 即使是在两家人彻底闹掰后，他依旧站在哈提兹这边，陪着她到处找蜂巢。

哈提兹多希望这是他的儿子。 她想为他庆祝人生的每一次胜利，亲手递给他每一块香甜的蜂蜜。 她还曾坦诚地告诉孩子：“如果你是我的儿子，事情也许会不一样。 ” 在篝火的映照下，那张布满沧桑的面庞诉说着深不见底的忧伤。

可他不是她的儿子。 五十头牛病死后，侯赛因一家搬离了这座村庄，哈提兹也告别了她理想中的儿子。 摄制组没有给出关于牛群病变的解释，亦没有继续追踪这家人的动向。 但我很清楚，他们将抵达另一片尚未开发的土地，开始新一轮的掠夺和破坏。 养家的压力固然是借口，却不足以抵消其对环境的剥削所引发的灾难。 因此，自然的惩罚依旧会不由分说地降临，就像这次一样。

无论如何，他们至少暂时逃走了这片被他们一手摧毁的土地。 可我们的主人公哈提兹却仍被困在这里，无处可去。 她没有蜜蜂也没有牛羊。 在一个不期而遇的冬日里，就连母亲也离她而去了。

紧接着，她在烛火中痛哭失声，念叨着没人能听懂的话语。 火光明灭中被丝巾围裹的脸孔有如油画，被泪水沾湿，透出一种不合时宜的美感。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她脸上的悲伤和绝望正在悄然隐去。

果不其然，擦干眼泪后，她再度踏上孤独的旅程，誓要守护这片苍茫大地。 原来，哈提兹远比我想象中的执着和坚强。 我突然回想起她用叶子捞起落水蜜蜂的一幕。 这个相貌平平无奇的女人，不但温柔、细腻，更心怀大爱，有着拯救苍生的胸襟。

影片的最后，我欣喜地看到她重新登上冰封的峭壁。 娴熟地挪开一块岩石，取出新鲜的蜂巢—— 那长久以来被她虔诚地称作“上天的恩赐”的东西。

哈提兹的这些年，实在太不容易。 但春天就快要来了。 漫漫冬夜终将过去，她和春天有个约定。 我相信，请你也务必相信。

*本文作者：kiwi

如果把这部纪录片比喻成一个美女，那么她绝对是一位集美貌、才华及内涵于一身的奇女子。它也的确不负众望，甫一出场就拿下第35届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还双提当年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长片和最佳纪录片，可惜运气不佳无缘小金人，但这丝毫不影响观众对它的喜爱，某瓣2万人观看，打出了8.9的高分。

这部影片就是2019年由来自北马其顿的两位导演塔玛拉和卢博联合指导的纪录片《蜂蜜之地》，讲述了“欧洲最后的野生养蜂人”哈蒂兹与自然、家人以及贸然闯入的邻里之间相互尊重、关爱与反目的故事。

蜂蜜之地 Медена земја (2019)

导演: 塔玛拉·科特夫斯卡 / 卢博·斯特法诺夫

《蜂蜜之地》的海报就美到叫人窒息。柔和的金色阳光下，身着黄色衬衫、碎花半裙的养蜂人哈蒂兹小心翼翼地侧扶着自制的“蜂箱”，吸引周边飞舞的蜜蜂前来筑巢。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在这一刻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正片中的每一帧都如同一副构图精巧、配色考究、质感细腻的油画，以至于观看影片时弹幕里时不时飘过“太美了”、“好养眼”、“油画质感”这样的赞美之词。

然而，据说《蜂蜜之地》在主创见面会的映后交流环节中，有观众现场表扬影片拍摄的画面有如油画般漂亮，摄影师却一脸尴尬地说，他拍出了油画般美丽的画面，然而导演和制片人都不满意，这是他们争吵后妥协的结果。

作为一部探讨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人文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希望通过影片能引发观众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层次思考，而非停留在绝美的观感体验上，如此本末倒置的话，恐怕辜负了主创团队的创作初衷。

那么，在《蜂蜜之地》“华美”的外表下，究竟掩藏着怎样发人深省的深刻寓意，我们不妨一起来探讨一番。

影片的女主人公哈蒂兹64年生人，和85岁半盲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住在距离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50公里外的小村庄。村里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都纷纷回归故土，搬离了村庄，最后只剩下哈蒂兹母女俩人与一只狗、三只猫为伴。

作为“欧洲最后的野生养蜂人”，哈蒂兹遵循着古老的养蜂法则"一半给蜜蜂，一半给我”，和母亲过着拮据，但也简单、快乐的生活。而游牧民族邻居侯赛因一家九口的到来，打破了湖面的平静，他们为了生存和利益，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不顾养蜂人的忠告，疯狂压榨蜜蜂的劳动成功，竭泽而渔，最后导致三败俱伤，悻悻离开，给哈蒂兹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和举步维艰的生活。

《蜂蜜之地》充满了戏剧张力，很多网友一度质疑它更像是一部提前设计好的剧情片而非纪录片。其实，毋庸置疑它的纪录片属性，正如周浩导演所说：“好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剧情片的“伪装”未尝不反映了导演对现实深刻的观察和纯熟的把控力。导演敏锐地感知到游牧民族一家的闯入，让纪录片有了更大的探讨空间，于是适时地将主题由原来的“自然、环保”调整为“一半关于自然，一半社会。”

故事走向也正如导演预测的那样，哈蒂兹和游牧民族一家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立马迎来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长期被社会习性浸染的人群和保持着古老信仰的人们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对生活的期许不同，对待自然的态度也相差万千。对于哈蒂兹来说，善良、纯真是她的本能，然而游牧民族一家却经不住资本的诱惑，逐渐释放出了他们内心掌管贪婪和自私的恶魔。

侯赛因有7个嗷嗷待哺的幼崽加上夫妻俩共9口人，他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挣钱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养牛和鸡鸭、种植作物明显还不够，他把目标投向了哈蒂兹的养蜂事业。善良单纯的蒂哈蒂兹也毫不介意，还倾囊相授养蜂技巧，当然包括那条至关重要的古老信条"一半给蜜蜂，一半给我”。

可面对蜂蜜收购商200公斤的巨大订单时，侯赛因立刻把法则抛诸脑后，义无反顾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约定。他无休止地呵斥孩子们帮他养蜂采蜂蜜，对他们被蜜蜂蜇的满头“包”视而不见；他过度取蜜导致哈蒂兹的蜜蜂遭到他的蜜蜂攻击死亡却推脱责任；更离谱的是，为了向收购商交付蜂蜜，他居然还锯掉树干，偷走了哈蒂兹转移的部分蜂巢，而这是她最后的生活来源...

也许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只沉睡的“贪吃蛇”，它只需要一点甜头、一丝利益作为诱饵，就会逐渐苏醒过来。饥肠辘辘的它，为了得到悬在头顶的美味，会一次次跳跃，突破底线与准则。但蓦然回头时却发现，得到的那点“赏赐”还不足以补充它为此付出的体力和精力。结尾，侯赛因无故损失了50头牛也许就是最好的隐喻。

被社会洪流裹挟的人们，难免会陷入欲望的泥潭，可依旧有人“出淤泥而不染”，保持清醒的自我和高尚的情操。侯赛因其中一个儿子和哈蒂兹走得很近，他恪守养蜂人"一半给蜜蜂，一半给我”的原则，不断提醒父亲注意留取比例，尽管劝说无果，但他内心是尊重这条古老遗训的。他时常陪伴哈蒂兹，同情她孤独单一的生活，关切她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成长环境会影响我们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但作为独立个体，我们依旧可以保留自我的判断，选择做一个善良又共情的人，不被家庭和社会的陋习所侵蚀。这个可爱的男孩就做到了，不是吗？

回到男孩的问题，也确实问到了哈蒂兹的痛处，她一脸凝重地回答：“如果我有个像你一样的儿子，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我没有。”这也是为什么侯赛因一家到来时，哈蒂兹满心欢喜，虽然镜头只给了哈蒂兹透过院墙张望的背影，但我们已然看到了她枯瘦的脸上开心的表情，那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向往。

哈蒂兹也曾责问母亲，年轻的时候有人上门提亲，她为什么拒绝了？母亲回答“是你父亲不同意”。哈蒂兹听后也并没有怨怒，因为她早已接受了自己的人生设定，遵循那条古老的传统：家中长女一生不得嫁，照顾父母。就像她从不违背养蜂人“一半给我，一半留给你”的古老法则那样。

当城市人因为不堪重负在为生活做减法时，哈蒂兹过着自然而传统的极简生活。没有过多的欲望和复杂的事务，她有足够的精力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守护母亲。

依靠自然馈赠生活的哈蒂兹懂得感恩和 回报，她从不将作为人类的优越感凌驾于其他自然生命个体之上。对她来说，自己不过是大千世界的其中一个物种罢了，其他生命和他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她会用一片绿叶轻轻挑起落入水中的蜜蜂，帮助想要逃离干涸的水池的乌龟。哈蒂兹这种真正做到众生平等的品格和她“欧洲最后的野生养蜂人”的身份一样，弥足珍贵。

极简的生活也让哈蒂兹极易感到满足和幸福，卖出一罐蜂蜜她会笑逐颜开；和邻居家孩子玩耍她会乐得合不拢嘴；就连下雨天在家里边梳头边哼小曲也让他感到快乐...

或许，与自然亲近的人，心也会变得无比纯净澄澈。

尽管生活不易，哈蒂兹依旧尽自己最大努力给老母亲最好的照顾。母亲已经老成了一个小孩，日常三餐需要她一勺勺喂到嘴边，她不厌其烦；每次进城卖蜂蜜，她都会给母亲带回她喜欢吃的香蕉；天气炎热，还不忘给她买把扇子降温赶苍蝇...母女两人的相处朴素而日常，却又处处流露着温暖与真情。她们毫不吝啬用语言、拥抱、亲吻表达对彼此的爱。

母亲是哈蒂兹唯一的情感寄托，在遭到游牧民族一家伤害时，她流露出了对未来恐惧的孤独感，“如果你是个小宝宝，我就抱着你直接离开了”，“你也会去世的，到时候我怎么办？“就像母亲在影片开始时说的那样，“你没法把我带出门，我已经变成一棵树了。”似乎是母亲禁锢了她的一生，但恐怕最终还是她自己的选择吧。

母亲终究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哈蒂兹在深夜里痛哭，在母亲的坟前矗立，她自由了，她也更孤独了。

但是，擦干眼泪，她还有蜂蜜，这是她生活下去的希望。攀上故事开头那段熟悉的崖壁，经过一个冬天的酝酿，当初她留下的一半蜂蜜变成了一整块，哈蒂兹又取下其中一半，坐在岩石上和小猎狗分享。在空旷的山头，一人一狗显得那么渺小，却又如此生动鲜活。

「妈，你喜欢春天来到吗？」

「有春天吗？已经过去太多个冬天了。」

这是哈蒂兹和母亲最后的对话。

但愿哈蒂兹今后的生活，不再像母亲那样困在一个又一个冬天里。

后续的事实是导演用本部纪录片获得的部分奖金为哈蒂兹在邻村买了一套新房子，而她的两个兄弟就住在那里，亲情或许能化解哈蒂兹内心的孤独与伤痛。祝愿哈蒂兹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因为善良纯真是世间最稀有的品质，她的下半生值得更好的生活。

如题。

农村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也不是那么恶劣。善良的哈迪兹孤身一身，母亲垂危，常日卧居病榻；她采蜂蜜、养蜜蜂，对自然的赐予无比感怀，却又被临时迁来的一大户移民冲击了本就支离破碎的生活于是，。生活中唯一的一点和谐——来自和自然共处的那部分——也被利欲熏心的商人和一心养家的农民邻居搞得面目全非。孤独、苦痛，如此不公……

纪录片定是积累了好久的素材，才能剪出平淡中剧情斗转而张力十足的片子。对于这些冲击，也未过渡强化，仍然是生活的样子。

剧组定是知道哈迪兹的母亲要去世，拍摄中“撑到”这一刻，好在未加渲染，但仍然将我们已有的伤悲直接呈现在剧情中。不必如此，但也无可厚非。

很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

它有剧情。当然，讲故事的纪录片很多，可起承转合有如《蜂蜜之地》般工整的吗？大半故事片也没这等水准。

镜头里的人太自然。说他们不是演员？确实，他们没演员好看，可导演能教，就像《罗马》里的女佣。

好比《一个都不能少》，《蜂蜜之地》一定是大师执导的素人电影。

赶紧查查百度、豆瓣，导演塔玛拉·科特夫斯卡、卢博·斯特法诺夫，没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两位都是北马其顿人。北马其顿？这个欧洲角落的存在感，似乎仅来自邻国希腊间歇爆发的声讨。

出乎意外。然而，籍籍无名不是拍不出好片儿的标签。

《蜂蜜之地》何止一个“好”字了得，它简直树立了纪录片的一种典范。如果它真是纪录片。

讲人讲事的纪录片，可以拍得比故事片还有故事。前提是，敏锐意识到所摄人和事的戏剧性。基础是，三年跟拍，超过两千小时素材积淀。还需要些技巧，一，用拍电影的心摄影；二，不要影响拍摄对象，让他们把拍摄者当草木砖石般的存在。

尽管，创作团队——两个导演、两个摄影师、一个剪辑和一个音效师，做好了全部，仍难相信《蜂蜜之地》是纪录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不就是《蜂蜜之地》？它如果是纪录片，肯定是天成之作。像蜂巢流淌出的蜜，晶莹、柔滑、甜香，如此美好之物是一群“嗡嗡”的杰作？是，也不是，是自然的恩赐。

看过《蜂蜜之地》，想有位养蜂的朋友，想知道咬一口带蜜的、黄澄澄的蜂巢什么滋味。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笑段子，说是斯洛文尼亚确诊很多，不知道齐泽克先生过上了他理想中的后启示录电影场景式生活没有。如果我们短暂地忘却人间疾苦，2020年的这场疫情，真的很像一场对全人类的启示录。里面有一种对人类发展至今引以为豪的所有因素的全面嘲讽，经济增长，民主国家，自由个体，科学教......

人类文明也许倒过来才文明，在北马其顿的一个遥远的村落里，生活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好像活在文明的起点上，但却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类的希望。

《蜂蜜之地》讲了什么呢，一个跟85岁老母亲相依为命的女人，生活围绕着蜜蜂转，她在大自然里寻找蜂巢，然后收集养殖，她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箱，在墙上挖洞，用瓦片，泥土为蜜蜂建立藏身之所。采蜜的时候嘴里永远念叨着「take half,leave half」。她在经验跟耐心里仿佛收获了跟蜜蜂的沟通能力，蜜蜂也并不会蜇她。一罐蜂蜜可以卖十欧，进城卖掉，换取生活必须品。

她85岁的母亲因为生病，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在床上，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里，她跟母亲几乎都是在拌嘴中度过，但作为女儿她也努力地讨母亲欢心，给她吃香蕉，给她买羽毛扇，喂她蜂蜜，在静默的黑夜里，她会点亮蜡烛，在母亲床前，拉住她的手跟她轻声交谈。她会问母亲「等你走了我怎么办。」超越日复一日的护理关系，母亲依然有母亲的温柔和力量，女儿依然有女儿的迷茫和伤心。冬天会格外辛苦，她需要砍柴，生火取暖。下雪的时候，拿外面的积雪煮水喝。坐在火炉前，撸猫，嘴里会时不时的冒出歌谣，期待春天的到来。然后母亲也还是没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到来。

现代人的死亡好像总是充满了意外感和破坏性，充满了违背自然的特征。但我却感受到Hatidze母亲的这场死亡，如此合理跟坦然，跟四季的更迭和大自然万物生灭一样。里面充满了时间，经验和在场，仿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母亲的死亡里有一种推动着Hatidze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与Hatidze的孤独生活相对的是她唯一的邻居，一大家子，这一大家子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共同劳作，用更进步一点的方式养蜜蜂，有一群牛，有拖车，有庄稼。这一大家子，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一大家子在一起疯狂地互相诅咒跟吵架，虽然大批量购买蜂蜜的资本家已经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贪婪也让他们开始不顾及自然规律，过量采集蜂蜜，但这破怀里依然带着自我怀疑，这从男主人顾虑的神情里也可看出，他对自然的信任大于对资本家的信任。但他们还算幸福，因为他们依然在大自然跟艰苦的劳动里养育着自己的后代。

现代人拿太多不同的标准是判断better life,但无论哪种标准，在这蜂蜜之地上生活的人，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滞后的生活形态，我们有现代医学去解决疾病，有工业化和各种机器去避免劳作之苦，我们逃避亲密关系，有一万种意识形态去解释个体性。但我们节省下的精力，体力，感情，却无所适从，我们无法解决无聊，无法解决爱无能，无法解决贪生怕死。

费尔南多佩索阿有一句诗我读完很喜欢，一直忘不掉，他写道：爱是永恒的天真，而唯一的天真是不去思考。我觉得能够这样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幸运且有better life的人，Hatidze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原名：Honeyland: “Underdevelopment, Coated in Honey”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文地址：http://lwk.ffmm.com/2022/04/16/honeylandunderdevelopmentcoatedinhoney/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忍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从 2019 年在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 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对，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Honeyland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好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 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