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里和洛奇塔

在达内兄弟的电影里仍能看到一副未被染色的写实主义风貌，不靠先锋性摆姿态，不用作者性做注脚，用真正日常、客观的口吻讲述真正偏僻、惊心的小故事。

一种类似纪录片的镜头行进方式粗糙地涂刷了画面，不通过镜头的刻意摇晃迟滞或者更新颖的雕虫小技完成“主义”的实验，甚至也不通过精心测量的构图和光影抒浓度稍高的情。影片对边缘人的注视只是一种隐蔽式跟踪，用逼近真实的时空速度，让具体的人运动的琐碎和思维的战栗纤毫毕现，并不打所谓隐忍克制的哑谜，也并没有用怜悯的主观意志假以投射和改写。

虽然苦难是电影的绝对母题，但拒绝宏观叙事和微观镜头的浪漫化，拒绝寄寓内在性的移情和隐喻，拒绝目中无人的戏仿和讽刺，极大地简化了苦难，同时也没有降格苦难。正如导演的拍树箴言所说，“我们拍摄倒下的树，要警惕那种对崩塌运动、对灾难性的风景、对破裂声的迷恋，而去留意面对形体力量的静默和死亡”，于是苦难获得了一种类如非虚构创作的原生力量，“一棵树倒下并不壮观，但那种声音，在整片森林生长的寂静里会被听见”。

这部新作在风格外衣上有较大的变化，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争议。开门见山地说，对于达内兄弟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哲学贯彻于电影中的导演来说，主动求变是既必要又值得鼓励的。达内兄弟的技能栏里有着进入主竞赛必然拿奖的神奇被动。今年他们的新作在延续自己精神内核的同时，又在风格上大胆求变，不知有没有机会延续自己的神奇定律，哪怕拿个评审团奖呢？今晚就能揭晓答案了

《托里和洛奇塔》是达内兄弟讲述在比利时的喀麦隆难民的新作，戛纳主竞赛给了特别奖。映后达内兄弟接受了采访，回答了观众有关这部电影的一些问题。他们说这部电影是十几年前去了一次难民接待中心后，二人共同决定创作的。有了这个概念之后，他们中间又拍摄了《无名女孩》和《年轻的阿迈德》等影片。剧本最初的主角是一对母子，后来三易其稿变成了现在的并无血缘关系的一对姐弟，从展示亲情的电影，转变成了友情胜亲情。作为导演看来，在与世隔绝的、流亡异国的孤独感中，亲情是与生俱来的依赖，而友情则是更为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书写的相互信赖和支撑。哥哥让皮埃尔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起人们对青少年问题和难民问题的关注。但我们不想「复制」现实，我们想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展现现实。”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高大强壮但敏感脆弱的姐姐洛奇塔经常焦虑发作倒地，瘦弱不起眼又坚强机灵的弟弟托里不断的在意志和行动上支撑着洛奇塔。可以说没有这个弟弟托里，洛奇塔早就肉体和精神双重崩溃了。这2个体型、年龄和性格反差如此之大的非裔年轻人，在经历了贩毒集团的强暴、折磨和追杀之后，“性格决定命运”的强大说服力让姐姐死于非命，弟弟则获得合法身份接受教育。托里在最后洛奇塔的葬礼上，直接说出了导演的影片意图：“洛奇塔，如果有身份证明，你就能成为一名女工，我们就可以在比利时一起生活了。现在你死了，我很孤独。”

这种直白在以往达内兄弟的电影中很少见到，这种大声疾呼在影片中也反复出现，托里和洛奇塔总是一遍一遍的大声叫喊着彼此的名字，相互寻找并确认。达内兄弟以往内敛的戏剧张力，在这部电影中明显外放了。为什么要如此鲜明的在这部电影里确立好人和坏人、弱者和强者，甚至出现死亡呢？因为如果不如此的旗帜鲜明、不如此的极端，就不足以表明二位导演对于全社会粗暴对待移民流亡者及底层青少年问题的愤怒，他们想用极致的美感来拍一部表达自己态度和立场的电影。

歌声对抗恐惧，达内之前的创作好像不曾有过的元素。

压抑的情绪从何而来，从人物被一记耳光扇打之后，没有发生观众出于良知而期待发生的反抗或者发泄，人物越是沉默，越是用其他行动掩盖刚才发生的被侮辱，观众被折磨被激怒的良知越是煎熬。“良知”三部曲里的那些耳光，与Lokita挨了毒贩一耳光，都产生了同样的张力。

最近一直也在思考达内的语言，当今世界这样去作者化的创作已然成了最流行的作者形式（我才知道《嘉年华》的摄影就是达内的PD）。最让我着迷的是非常受限的视点，身体/动作在摄影机的跟踪下（非凝视）显得惊醒动魄。还有达内偶尔浮现出人物创作上我觉得很先锋的一点，人物非常重要的行为，达内不做解释——《单车少年》莎曼塔为什么要善待少年？《一诺千金》里伊戈为什么要遵守诺言？甚至这部片子我也会提问为什么Lokita这么离不开Tori？（Lokita坚持要给Tori每天打电话）。

新现实的表演风格，让这些不做解释的动作呈现出来了一种具体的形象，这种具体的形象对抗了剧本当中抽象的概念，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观众接收到的是具体的身体形象，而非概念，人性当中很多可能性/概念，当银幕形象真实发生了之后，观众还会质疑吗？观众会提问，为什么莎曼塔对少年这般善意？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莎曼塔有过弗洛伊德式的（滥调陈词的）创伤，现实生活中真的会发生这种人性的善意吗？——人性和现实的可能性被观众自己提出来，一种对话，一种思想实验便形成。

電影的第一個鏡頭，簡單而強烈。畫框中只有洛奇塔一人在接受問詢，這個鏡頭揭示出洛奇塔這個人物的面對壓迫時的反應，如同整個非法移民群體的處境。她驚慌失措，被揭穿時只能無助哭泣。

從劇作上看，達內兄弟在做更多的簡化。往往他們的人物都會在自我判斷的是非之間選擇，但這次他們並沒有這麼做。他們賦予主角清晰的動力，設置反派形象施加足夠的壓迫。可以說，《托里和洛奇塔》接近一種黑色電影的表達，反派冷酷無情，僅以自身利益著眼，沒有一個人物絕對善良。不過，達內兄弟仍然試圖保留開放性，托里的存活，為本片保留了一絲溫度。

電影不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電影揭示問題，表現境況。面對問題，達內兄弟虛構出一對姐弟，並將移民群體面臨的問題，如身份認同、經濟壓力、性壓迫等集中在他們身上。面對諸多問題，他們不得不施展出智慧。結局是悲傷的，但以托里為代表的非法移民群體，仍然要試圖生存下去。

达内兄弟的第12部长片《托里和洛奇塔》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拿下75周年大奖。这个聊胜于无的奖项，似乎预示着达内兄弟的“下降”，因为当届戛纳的评审团大奖，以及代表比利时“申奥”的资格，都被达内兄弟的晚辈同胞卢卡斯·德霍特的《亲密》截获。

《托里和洛奇塔》是一则喀麦隆女孩洛奇塔和贝宁男孩托里自非洲偷渡比利时，以姐弟相称但无从落户的故事，它延续了达内兄弟一贯的人道主义书写，但事件的编织以及结局的设定也遭遇了某些争议。

比如在《托里和洛奇塔》的结尾处，逃过一劫的托里走向洛奇塔的尸体，他的行动仿佛是在“寻找”，甚至有间断的驻足呼喊。而然此处的疑惑是，托里是否知道洛奇塔已经死了？躲藏的地点近在咫尺，他能看得见毒贩的驱车远去，难道就听不到洛奇塔被击杀时的两声枪响？

这诚然不能用“没有枪声的经验”来解释，托里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对枪最为着迷的群体。托里的举动，实际上是拒绝听到的声响，从缓慢行走的驻足到飞奔向尸体的差异速度，实为一种已然悲剧的承认。托里伏在洛奇塔的身体上（这两个身体近乎叠合在一起），声嘶力竭地叫着后者的名字，仿佛这可以化为让死者还魂的咒语。

洛奇塔的死早已注定，它对位着影片第一个镜头移民审查中的特写镜头，这是一个剧情上前置的镜头，是一个形容呆滞的遗像。事实上从移民审查失败、居留证件全无希望开始，她就已经死亡了。而在此之前，托里是她唯一的指望，但洛奇塔未能成为《罗尔娜的沉默》的罗尔娜，在现代信息技术主导的审问中，原属喀麦隆土著的她毫无招架之力，不但对贝宁（这并非她的母国）的背景一无所知，也对审查人员的挖坑式询问手足无措。

洛奇塔的软弱、笨拙、单纯，对应着托里的聪颖、灵动以及远胜其年龄的世俗经验，他们是互补性质的患难者共同体，但合法性又决定了他们之间永隔的界限。这个界限恰恰是欧洲当下最受人诟病的难民准入标准：何者可以入籍，何者必须遣返，何者又只能沦丧于地下世界，成为例外状态中的黑户。

在类似的议题中，雅克·欧迪亚证明了哪怕是斯里兰卡猛虎组织的彪悍士兵，来到法国也只能成为摆玩具摊的流浪迪潘。达内兄弟的细致，则是在一众“迪潘”中继续分割层级——这一底层谱系，是《罗塞塔》延伸出来的人物关系，是恶劣生存下彼此同情但又不得不为的相互倾轧。

托里和洛奇塔被迫依附毒贩，成为上门兜售的人肉货架，然而毒贩本人并没有典型的特征，他有着日常的工作，是餐厅里繁忙的主厨。这是一种“庸常”，但正是庸常让道德问题成为常态，这种庸常以次第的方式呈现在移民官、街头警察、颓废青年、夜店保安以及拼尽微薄养老金也要吸一口的老人身上。

恰恰是在这看似无事发生实则危机重重的庸常中，洛奇塔承受着某种不能承受之重，随着生存环境的徐徐展开，观众会发现她是底层中的最底层，承受着来自雇主、蛇头、原生家庭的各方经济剥削，甚至还有性剥削。对此，达内兄弟引为招牌的处理手段不是放大，而是缩减。依靠一种及时的中断（观众无不赞叹此中剪辑的高明），影片精确地呈现了这一事实的实存，比如我们清楚地听到雇主拉裤链解腰带行将侵犯的声音，但又果断略过了相应的情节。

洛奇塔的位置在这种庸常中继续下降，一直来到荒郊野外的地下大麻种植场，开始了暗无天日的作业。她回到了祖先血泪的位置——新式的、位于城市地下的非法毒品种植园，成为新型的、孤单作业的黑奴。洛奇塔成为大麻的伺服者，即所谓的“园丁”，她迅速且熟稔地掌握了这些机械操作，但始终无法忍受逼仄的空间、速冻的食物以及最致命的孤独。

这一庸常中的降落乃至“变异”加剧了洛奇塔的原初疾病——哮喘。这似乎是达内兄弟一向乐于嵌入的人物本质缺陷，就如《罗塞塔》中始终需要用吹风机来缓解的腹痛。任何一次庸常中的降落都会引发或加剧哮喘，大麻种植场里的哮喘发作为她赢得了看似的机遇，可以和托里恢复通话，实则是加速了她在庸常中的继续下降乃至死亡。

托里的聪慧是洛奇塔笨拙的此消彼长，很难想象这位不过十岁的孩子能够展现出非凡的生存能效，他能够轻松驾驭成人的自行车高速行使，也能在狭隘的通道内出入自如，他的身体看似有着无限的拉长和收缩功能。但更让人称奇的是，他能够瞬间想到瞒天过海之招，一路藏于车内，并最终找到囚禁洛奇塔的地下大麻种植场。

这种聪慧于托里是生存技能，但于洛奇塔或者托里-洛奇塔二联体来说则成了障碍，因为这种聪慧无法抵消洛奇塔的笨拙。事情的败露，并非由于托里暴露了踪迹，而是洛奇塔藏匿电话卡的草率。在“姐弟”两人一起逃亡的中段，洛奇塔的笨拙转化成了“跛脚”，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拖累”。在这种行动逻辑之下，正是为了拦车救治和逃亡，洛奇塔遭遇了注定的厄运。

她让托里躲在草丛中，自己向路过的车挥手求救。她总共遇到三辆车，第一辆是具有同情心的妇人，应允了搭载她，但又因为她要载弟弟的加码而离去，运气而随之而去；第二辆车是疾驰而过的纯粹过场，毫无停车的迹象；第三辆车是毒贩的车，意味着死亡的降临。三辆车的依次驶过，是命运的持续降落，从微渺且瞬间即逝的幸运，让渡到必然且终将到来的死亡。

洛奇塔的死亡与托里的生还，在达内兄弟的空间构思中布满了蛛丝马迹，洛奇塔只有下降的动作（无论从境遇还是空间而言），而托里则呈现出诸多上升的动作，包括爬出天花板、被托上房顶和骑车上坡，他获得了诸人的帮助，但又也更有效的应对雇主和债主的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托里的“巫术”，巫术在影片中是一种合法性和能力。

由此，“托里和洛奇塔”指向一种奇妙的连接，不是托里-洛奇塔，而是托里/洛奇塔，达内兄弟的剧本看似在书写两个无血缘难民在黑船相遇以来胜似姐弟的相濡以沫，实际却是在这对“姐弟”之间划下那道隐秘的区隔符——以合法性和能力判定的区隔，决定这种区隔的不是种属，而是制度法令和社会保障。洛奇塔没有合法证件（这决定了其做家政的梦想无从实现），也没有相应的应对底层倾轧的逃生能力，而制造出这种上下差别的，正是欧洲国家的移民法的暧昧不明以及社会基层保障的无能为力。

这一托里/洛奇塔式的隐秘区隔式书写，透视了欧洲人道主义的伪善，托里被庇护的原因是“被家庭迫害”，他尚能通过某种官方救助成为庸常的底层民众；但悲剧的洛奇塔实则是难民潮中被官方文献无视的炮灰，她只有顺从的能力，为奴为娼地度过被剥削一生。她代表了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无记名人口，可以被杀害后弃尸荒野，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神圣人（Homo Sacer）。

这一主题演绎，承接了达内兄弟成名作《罗塞塔》的那种显在区隔（克里德和罗塞塔之间），但做的更为细致乃至深藏不漏。这让达内兄弟在电影写实主义传统中站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世人往往将达内兄弟和同样代表底层劳工共同体的肯·洛奇相提并论，二人俱为崇尚政治正确的戛纳之宠儿，但与肯·洛奇的锋芒毕露相比，达内兄弟总是安心于一种克制，从而让事件自主说话，完成一种主题上的“被动综合”。

这被称为典型的“达内笔触”，它在《托里和洛奇塔》实践着某种重复性的生成，作为一部标准的“达内电影”，此片中的诸多显在元素可以索引到他们职业生涯的其他电影，除了《罗塞塔》与《罗尔娜的沉默》之外，还有《一诺千金》和《年轻的阿迈德》等等。虽然借用了类型片的元素（这可能是影片的一大争议之处），但以书写的完整和主题的精准呈递而言，《托里和洛奇塔》的整体质量仍然属于达内兄弟历史创作中的上游水平。

如果《托里和洛奇塔》能够拉出达内兄弟的作品索引列表，一个相当重要的话题自然是达内兄弟是否是荣誉簿上重复-过誉的幸运儿。自1999年的《罗塞塔》开始，达内兄弟的作品一直是戛纳的种子选手，成为现实主义的支柱，风格和题材路向略显单一，以至于被部分观众视为Dogma95 的遗产。但需要注意的是，达内兄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充斥着细微的变化，无论主题上还是风格上，只不过在一种微观现实主义的轮廓版图下，这些变化并不显眼。

唯有身为一个达内式的微观影迷，方能发现他们的这些变化，从本地底层人士到外来人群谱系，从手持长镜头到侯孝贤式的一场一镜，从日常记录到类型植入，达内兄弟的微观写实主义始终践行着一种微观的调整。唯有因循索骥耐心找寻这些微妙变化，才能真正理解达内兄弟的“大道至简”（它绝非不变），至少在现实主义的时代路线上，达内兄弟仍然是无法超越的顶级作者，他们的作品也仍有继续传递时代境遇的崭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