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阳

拍的真好，完全出乎意料。

恰巴耶夫同志就是苏联版的李云龙啊。当然，他在中国的名字更响亮——夏伯阳。

苏联的内战进行了3年时间，作为游击队出身的恰巴耶夫成为白军的噩梦，四处出击，神鬼莫测。以至于敌人悬赏2万卢布要恰巴耶夫同志的人头。

作为1939-1942年间延安公映的苏联电影，给中共的领袖们应该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部电影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用土豆做的打仗比喻，让新来的政委印象深刻。

如果敌人用炮兵，我方主帅在哪里？如果敌人用10挺机枪阻击，我方怎么处理？如果敌人退却 ...，如果敌人两路夹攻....

这些土豆、香烟、烟斗组成了不同的战斗场景，恰巴耶夫给自己的旅长上了生动一课。

其实，这里不仅是恰巴耶夫同志，对政委的描写也是很有力道的。当恰巴耶夫的好同志抢了农民的东西后，被政委关了禁闭，恰巴耶夫觉得小题大做，来要人，甚至要和政委决裂。但来表示感谢的农民们让恰巴耶夫意识到了军队是在为谁而战。从而信服了政委，并在全军面前发表感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禁止强抢老百姓东西。

发言中，有人问恰巴耶夫拥护共产党还是布尔什维克，他说拥护共产国际，政委惊讶的问他，拥护哪个？第二还是第三，恰巴耶夫的回答是，让他拥护谁，他就拥护谁。政委报以微笑。他又补充了一句，列宁同志是哪个国际的？

第三国际。

哦，那我也是第三国际。

就是这么的诙谐和接地气。

这个场景的描绘，也很精彩，随着骑兵部队的叛乱，恰巴耶夫只身来到部队平息的叛乱。并带领骑兵及时赶到战场，击退了敌人。

但人终究有弱点，不断获得胜利的恰巴耶夫没想到敌人会绝地反攻，他的同志们，他的警卫员都牺牲了，他自己也在泅渡过河的过程中，中弹（该处未描写，但按这类片子的一贯表现，应该是渡河成功，带队反杀）...

总之，该片生动展现了苏联内战时期，一线指挥员的战斗场景，灵活生动，也有思想转变的过程，政委+军事指挥员的双线领导，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红军的真实状态。

本来应该是托罗斯基领导的红军，在此成为伏龙芝领导的红军，也是历史给修改后的一种表现。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人们对于泊洋品的认识还未成熟，学习借鉴了众多其他国家的电影创作观念与方法，影响较为深远的则是苏联电影借鉴，对于中国电影体制发展、电影主题思想，以及电影创作技法观念都产生了众多影响。

一、电影国有化体制的诞生

早期苏联在20、3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中国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并最终成功。在政治环境相一致的大背景与大历史观下，在国家政策层面，中国学习了苏联关于电影国有化的存在形式。一方面在国家支持下，促进电影发展。如中国第二代导演创作多为国营制片厂生产、发行、放映；但平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活力，创作环境局促，如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僵化环境。但在1978年，中国电影市场改革，开放了民营电影创作空间，随后包容了更加多元的创作主体。

二、电影主题情感表达的旨归

苏联在30、40年代创作了大量革命斗争与建设题材的影片如《夏伯阳》等。并且以“夏伯阳”为例，塑造公式化、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对于中国的英雄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早期50年代也拍摄了大量革命英雄以及生产建设题材作品，《红旗谱》《南征北战》《我们村的年轻人》等。他们在题材选择上多为重大革命事件，在主题思想上宣教意味浓厚，在人物塑造上伟人精神与神化英雄的情感表达强烈。并且中国在1987年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也受到苏联70、80年代电影创作的选择。苏联当时集中在四大题材上，分别为军事爱国主义、政治题材、生产题材、道德题材，中国主旋律电影也像此靠近。

三、电影创作技法影响

对于电影认识，苏联蒙太奇学派是较早，且具有较强实践运用的理论学派。他们对于蒙太奇冲突或叙事的尝试，影响改变了中国电影创作。

中国借鉴对于蒙太奇技术的运用，改善了“戏影观”的老套、死板的镜头与剪辑方法创作了《万家灯火》如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技巧的试听呈现，也创作了如苏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具有诗意现实风格的革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苏联电影为中国电影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更快发展。中国电影在学习探索中也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性与独特性电影语言，相信在不久将来中国电影将扩大对外传播交流能力，实现电影强国目标。

早在1939—1942年间就在延安公映，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夏伯阳，一个原型式的人物，但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高大全，而像是修正后的人物（比如李云龙赵刚和尚），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有种种人格缺陷和人物弧线，有一种克制而自然的理想化，并不是那么有煽动性。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夏伯阳鲁莽不修边幅，政委不懂军事，勤务员好色，但他们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真挚平等的同志关系，一个炕上睡觉，一起上前线，仿佛只有职位而没有地位的差距，相互提携成长，最终给人留下的的是一种纯粹的同志友情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夏伯阳分不清“第几国际”、“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却能把握本质，只要人物有这种性格特质，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英勇善战的战士是夏伯阳式的。起初的赵一曼没有那么多性格弧线，但后来红色娘子军有了人物的成长。政委是布尔什维克党象征。

艺术形象取代真实存在的人物进去历史

1934年的夏伯阳在人物真实性层面比1970年后的国产影视还好，可以尽可能拨去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保留草莽习气。亮剑服装应该是破破烂烂才有历史感，草莽英雄的原型更像是红高粱里面的。

夏伯阳优缺点共存，瑕瑜互见

对英雄的性有避讳，但其实警卫员有一个女人也还不错。

对死亡没有避讳。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中，英雄死亡镜头通常一笔带过，因为不能直接对着伟大领袖开枪，避讳。

夏伯阳保留了英雄对生前死亡的恐惧，他对传令兵和女战士说你们真好啊，打仗么，总要死人的，不是敌人死，就是我死，人之常情的流露甚至是羡慕。

了不起的男人——英雄

英雄的死亡，死在河里面，悲剧色彩，《中国儿女》里抗日联军八个女战士跳江自杀不投降，冰天雪地走向滔滔江水，全部死掉，英雄气概，之后正面人物的牺牲再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和传令兵谈恋爱的女战士，强调是工厂来的，是因为苏联革命要在电影中表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们从一种本能的性欲望发展成革命伴侣。战争环境中女性狼入虎口，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反映，自然本能。

这种本能，直到《一个和八个》才浮现出来，但俏丽的女兵激起的只是反面人物的人情绪反映，男女两性只在敌我关系之中，一群日本兵试图强暴女战士，老土匪解决了他。

能够从影片看出革命初期军队真实的历史面目本来面貌，袁庆丰称之为“朴素的历史观念和艺术表观念”，但同时又时刻受到党政意识形态的管束，对工农阶层的赞美，工农和自然联系起来说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革命本质和正当性。

夏伯阳打胜仗是因为政委出现，最终死掉是因为新的政委经验不足，潜在的故事逻辑是这样的。

对知识分子鄙视轻蔑，对白军军官弹钢琴的优雅与处死士兵的冷酷对照，白军军官团整起的队伍行军，“精神法？”，被夏伯阳讽刺，知识分子么。60年代后大陆称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

这不仅是夏伯阳个人的喜好，也是政党意志路线政策乃至国家价值取向的体现。49年后大陆对此现象变本加厉地呈现。

主要摘录的文献

《从夏伯阳看苏联早期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袁庆丰

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认定“生活是连续不断的运动、变化”（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卢纳察尔斯基）。因此，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

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党性就是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高尔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事业”，作家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作。同时，党性并不是一种附加物，不是从外面贴到作品上去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是溶化在思想体系中的美学因素。法捷耶夫特别指出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事业应当成为作家本人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义的艺术创作具有深度的真诚和丰富的感情。”但是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不应当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作品应当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而是体现在形象里的作品的本质”。只有“当思想在作品中得到具体的、感情的体现，当智能和意志、善与恶、爱与憎、勇敢与怯懦、正直与伪善体现在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形象里，当内容找到了相应的、鲜明的形象时，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完全合乎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东西”。

③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高尔基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可能并有权肯定，它的批判是针对过去、反对过去的残余。而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形象描绘事实、人物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来确立社会主义”。法捷耶夫也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表现并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高瞻远瞩”：“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以上。”（高尔基）

搬运百度

2022.09.20

上士出身的红军师长夏伯阳虽然很会领兵打仗，但是他骨子里是个大老粗，不注意军容风纪，衣帽不整，看不起知识分子，伏龙芝司令给他派来的新政委富尔曼是个知识分子，一开始他压根就没看上，竟然对新政委出言不逊。

上行下效，夏伯阳的部队也纪律散漫，居然抢老百姓的东西，政委富尔曼关了指挥官日赫廖夫的禁闭。勃然大怒的夏伯阳怒气冲冲的来找政委要人，还当场发飙。政委利用老乡们登门感谢红军退回抢去东西的机会，巧妙的化解了夏伯阳心中的怒气，深刻的教育他这个同是庄稼人苦出身的红军师长，夏伯阳召开大会公开检讨，士兵们和老百姓更加喜欢这个光明磊落，知错就改的师长，而夏伯阳从此对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委心诚口服，完全没有了成见和隔阂。

夏伯阳的勤务兵别其卡奉命去抓俘虏，他抓住一个在河边钓鱼的白军，听说是为他快死的弟弟要吃鱼，就擅自放了这个白军。空手回来的别其卡被夏伯阳关了禁闭，不想被放了的白军俘虏受够了白军长官的虐待，兄弟死后自己主动找上门来投降，他是白军卡别列夫军官团团长的勤务兵，向夏伯阳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极赋指挥才能的夏伯阳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非常擅长看地图，发起进攻的头一天晚上，通宵在地图上排兵布阵，调兵遣将。战场上，当白军骑兵冲上来的紧要关头，夏伯阳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挥舞着马刀 亲自带领红军骑兵冲锋陷阵，杀的白军落荒而逃。

女战士阿娜刻苦学习机枪，很快学会了拆卸和组装机枪。上了战场，实战中以一当十，机枪打的又准又狠，打的白军丢盔卸甲，败退下去。

进攻的白军还是沿袭一战前的打法，军官打头，士兵排列整齐的队伍齐步走，这样做虽然可以鼓舞士气，恫吓对手，但是在机关枪出现的时代，就是活靶子，一倒一大片。而阻击的红军则全部卧倒在地上射击，伤亡很小。

战争是残酷的，正像夏伯阳说的“我们谁都不想死，但是战争就要流血，不是我们死，就是敌人死”。白军偷袭了夏伯阳的司令部，他们动用了骑兵、大炮和铁甲车，夏伯阳的部队猝不及防，不抵白军的进攻而后退，夏伯阳亲自操控机枪掩护部队撤退，负伤后死于最后的渡河过程中。

《夏伯阳》该片上映时，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三年。虽说是老片子，我看的东北话配音版，倒是津津有味儿，也许黑白色彩过于单调，叙事情节过于陈旧，但它依然不愧是苏联国宝级影片。《亮剑》的很多元素，包括主要人物的设定、剧情的构造、场景的置换，战争场面的拍摄角度和节奏大概都有参考这部片子。

片中人物是鲜活的，他们有血有肉，如夏伯阳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战斗英雄，所以影片以偶尔调侃他的知识分子政委作为人物形象的补充。有爱情有胆识的警卫员小伙子，有给将要死去的兄弟钓鱼吃的白军络腮胡大叔，有勇敢又美丽的农妇，剧中人物没有扁平化，没有玛丽苏。俄罗斯优美的民族音乐贯穿影片始终，那是苏联文化的宝藏。在战争间歇中，战士们悠扬的歌声将一日一日的苦痛融化在温情之中，每个人都在火光里，在黎明前夕，怀着期盼构建着即将醒来的梦。夏伯阳在四起的祥和静好中，看看他的勤务兵和阿娜，不禁感叹：“你们可真幸福啊。年轻，好的日子都在后头呐。等仗打完了，你们在一起结了婚，等到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呀，谁都不愿意死啊。”作为一个铁打的将领，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铁血硬汉，夏伯阳的内心却对温软的生活有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向往。他曾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为第几共产国际奋斗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人。

以下摘录自，郑雅玲老师的《中国电影史》，作为知识普及分享给可爱的豆友们。

《夏伯阳》于1934年问世，被视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里程碑之作。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在《夏伯阳》一片中，塑造了内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如忠于革命事业英勇善战的军事天才夏伯阳，冷静果敢性格坚强的党的工作者的政委形象，以及女机枪手、卫兵、农民、白军等各具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真实的社会状况。

影片《夏伯阳》根据福尔曼诺夫于1923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成影片后，被称赞是“高超的艺术品”。银幕造型赋予了夏伯阳以超人的乞丐，从而感染着观众，为了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影片对语言的设计也有独到之处，幽默、准确的语言是人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在声音的处理上，影片注意了声音的造型感、距离感等。这部影片被认为有着俄罗斯的勇敢，讥讽、痛苦、安宁、理想和热情。《夏伯阳》的成功，标志着苏联电影创作，以及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真正地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阶段。他成为了“苏联电影史两个时期的重大分界线，它既是最初15年即苏联革命形成时期的总结和顶峰，同时又为新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艺术的确立和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