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喜剧

deleuze说“卓别林不就是想告诉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得到一个潜在的希特勒和一个潜在的杀人魔吗？”杀一个人让你成为罪犯，杀一百万让你成为英雄，不得不说凡尔杜的伦理观很正确。相比卓别林其他电影，这一部是最邪恶的，但也是最深刻的。电影最后凡尔杜没有做一点妥协，薄情世界里最深情的人。

友邻大河马说：“多读书，让自己变得更专注、更冷酷，以蔑视同这个世界及它的庸人们和解。”深以为是。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个世界，而不是像电影里那个傻白甜一样最终在男性的伴侣身上得到物质满足与社会肯定，靠近结尾处凡尔杜拒绝了这种女性的帮助，他宁愿去毒害中产阶级弱智女性（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卓别林的男权色彩）。同样，电影开始之初他对这位女性的帮助（施舍）不是恶魔在某一时刻的良心发现，这是纯粹的帮助与绝对的给予，这正是凡尔杜先生的做法。

这部电影令人折服之处，就是它没有像经典好莱坞那样去处理结尾，凡尔杜毫无忏悔的走向刑场，这里有着革命者一般的信念与英雄气质，堪称好莱坞主流价值观里的一股清流。结尾虽然仓促，但却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尤其狱中凡尔杜与律师和神父的两段对话。小时候课本里教导我们什么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里》那两句经典的台词：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长大了，也许凡尔杜先生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导师：

凡尔杜：神父，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神父：不，孩子，我希望拯救你，尽我所能。我来是希望你能和上帝和睦相处。

凡尔杜：我和上帝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和我冲突的对象是人。

神父：你需要为你的罪恶忏悔吗？

凡尔杜：谁又知道什么是罪恶呢？生为从天堂里掉落的上帝的天使，谁又知道它的使命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那还需要你干什么？

神父：孩子，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用我微薄的方式来拯救一个在悲痛中失落的灵魂。……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

凡尔杜：为什么不呢？不管怎么样，我的灵魂本来就是上帝的。

齐泽克说电影里的人都经历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性死亡，一次是符号性死亡。作为肉体的凡尔杜先生走向刑场，作为符号的凡尔杜进而得以永生。（略煽情）

查理·卓别林塑造的最出名的角色是谁？恐怕非「夏尔洛」莫属。那个头戴圆顶礼帽、穿着上紧下松的衣裤、拄着白藤杖、脚蹬破皮鞋、一摇一晃地迈着鸭步到处流浪的滑稽人物。从1914到1936年，从《谋生》到《摩登时代》，夏尔洛出现在了卓别林七十多部作品中。他看似懦弱颟顸，但又驯良仁爱，处处遭受讥笑，却又处处为他人着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夏尔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凝聚起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同情，亦令卓别林的艺术被称为「贫困的美学」。及至默片时代结束，夏尔洛也逐渐隐退。自《大独裁者》起，卓别林开始用一种更加辛辣的方式为世人呐喊。

上映于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是查理·卓别林演执生涯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电影还有段让人津津乐道的轶事。根据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起初是另一位影坛巨擘奥逊·威尔斯邀请卓别林出演此片，但后来因为卓别林坚持要自己亲自执导，便从威尔斯手里买下了版权，并在演职表里列出了后者的名字。不过究竟完全是威尔斯的点子，抑或只是他激发了卓别林早已存在的想法呢？

从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也许是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方面，卓别林从小就对犯罪和监狱题材十分感兴趣，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以及众多廉价的谋杀传说一直都影响着他，而且还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自己创作的犯罪故事。另一方面，片中主角「凡尔杜」的原型，法国连环杀手Henri Landru在1921年受审的同期，卓别林也由于巡演到过法国巴黎，他与杀人犯占据了当时的头条新闻。甚至在同年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文章把Landru比喻成犯罪界的卓别林，经常当庭戏弄法官。而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威尔斯向卓别林发出邀约的十多年前，法国传记作家若尔热·萨杜证实了卓别林曾经采访过当时参加审判的记者。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饰演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杀人犯是他由来已久的念头。

撇开这段幕后故事不谈，作为喜剧大师，怎么用喜剧的方式去表现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的确很耐人寻味。事实上，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差，还遭至了美国富裕阶层的物议哗然，以致卓别林将它冷藏了17年，直到后来才被公认为是一部思想性超前的杰作。

正如其真实原型一样，《凡尔杜先生》中的主角凡尔杜也是一个杀「妻」如麻的恶魔。他原先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勤恳工作，但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从此开始了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道路。他有许多化名和身份，辗转于各个城市，到处寻找一些头脑简单、有点财产的单身富婆。一旦选定目标便展开热烈的追求，与之恋爱直至结婚，然后找机会谋杀她们取得钱财，并以一个古董商的身份进行证券投机买卖。

凡尔杜在影片伊始的个人独白中就提到了自己扮演的是「蓝胡子」的角色（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杀妻狂魔，该形象被许多文学或电影所借鉴，远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近有吉尔莫·德尔·托罗《猩红山峰》）。不过卓别林在电影中没有安排任何一个凶杀或血腥的场景，完全以暗示的方式来交代犯罪事实。再加上凡尔杜平时表现得温文尔雅、口才出众，还时不时穿插几段经典的滑稽噱头，因此就算他身负十四条人命，观众也并不觉得有多少恨意。

更重要的是，凡尔杜是个性格复杂矛盾的人。他有一个残废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需要抚养，这是他铤而走险的原动力。那些靠谋夺和投资赚来的钱财并没有用来挥霍，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甚至他还买下一份房产契约作为给妻子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礼物。同时，凡尔杜一边谋财害命，一边又心怀仁慈，比如在花园里不忍踩死青虫、教育儿子不要做残忍的事。他痛恨那些靠高利贷压榨、过着奢华生活的寄生虫，也会同情那些生活潦倒、品格纯洁的穷人。

最凸显他矛盾性格的是「邂逅贫女」的那场戏。凡尔杜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孤单无助的姑娘，热情地邀请她到家中避雨，还准备了食物和红酒，其实他只不过为了在她身上试验自己新配制的毒药。然而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了解到她曾有个参军致残的丈夫，为了给丈夫治病只得盗卖了东家的打字机，因而被判入狱。现在刚刚出狱，却流落街头无依无靠。凡尔杜见状动了恻隐之心，非但换掉了毒酒，反而还慷慨解囊给予帮助，给了这位姑娘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可见他的人性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在凡尔杜同一位富孀的「婚礼」上，没想到看到了自己另一位「妻子」，虽然情急之下翻墙逃走，不过事情终于败露。后来战争来临，凡尔杜投资的股票全数打了水漂，妻儿也在危机中双双去世，失去全部寄托的他心如死灰。在绝望之余，凡尔杜又一次遇见了曾经帮助过的那个贫女，此时的她已然成为了军火商的妻子。姑娘希望报答当年的恩情，可是经过一番交谈，他毅然决定投案自首。在法庭上，凡尔杜没有回避自己的罪孽，却也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而最响亮的一句则是他在行刑当天说的：「One murder makes a villain，millions a hero（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百万就成了英雄）」。

「杀一人是罪，屠百万为雄」，这与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其相似。由此可见，《凡尔杜先生》的立意根本不在于表现这么一个杀人犯，而是更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凶残的战争贩子。本片诞生在美国电影界大肆展开「驱逐异端」运动之际，卓别林因自己的左翼信仰而遭到了攻击（后来本片在美国被很多影院拒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卓别林也被迫离开美国）。但是，我们在影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垄断资本家、对军火商、对法西斯头子的尖锐抨击。辛勤工作者一夜间家徒四壁，投机资本家和军火商却转眼暴富。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生意凡是要做得兴隆，都必须要「杀」人，可是又有谁来控告这些真正的刽子手呢？

艺术，尤其是喜剧，可以成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从《淘金者》开始，卓别林早期的棍棒喜剧元素就渐渐失去了纯噱头的作用，而是越来越有机地趋向于和每部电影中的具体环境或背景相符合。到了后期的《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喜剧表面下的悲剧张力变得愈发鲜明，甚至在本片中的喜剧元素已不再用于批评讽刺，而仅仅是对过往的提及。

因此，《凡尔杜先生》本质上是一部悲剧，有让人捧腹的时刻，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泪水上涌。法国电影理论宗师、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曾说：「夏尔洛无法适应社会，而凡尔杜却适应过了头。」这话说得真好。夏尔洛和凡尔杜仿佛是人类命运的两种极端，前者是自我放逐、不随波逐流的圣人，他的生活选择是没有动机的；而后者是认清真相、遵循社会潜理的庸人，他选择生活的动机非常丰满。圣人始终是受害者，庸人始终是霸凌者。只是，凡尔杜终究做不到冷酷无情，所以他也是受害者。感谢卓别林的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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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得到听书《电影是什么》

卓别林为什么吸引人？巴赞并没有简单地讨论他如何制造笑料，而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思考，卓别林引人发笑的机制是什么。他发现，这些笑料有一些共同特质，这就是“人与物的疏离”。事物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不再遵循人类规定的用途：本该好好走路的鞋子突然将人绊倒；本该被切开的面包开始围着人跳舞；人伸手去拿闹钟，闹钟散作一堆零件……这是一个处处不正常的环境。一般的喜剧在这里会有停顿，引观众发笑，而卓别林却更加高级，他一切如常地行事：绊倒后爬起来继续走，把面包从空中摘到盘子里……巴赞由此得出结论，这便是卓别林的喜剧性：用简洁的方式表现出小人物与世界的不融洽，最终，主人公用他的智慧化解现实遇到的种种麻烦。卓别林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喜爱。 巴赞对卓别林最精彩的点评发生在卓别林晚年，它体现出巴赞的电影眼光远超同时代人。说到卓别林，人们都会想起那个戴着高礼帽、留着小胡子的经典电影形象。这个可笑的小人物实在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卓别林本人都被他覆盖。然而在晚年，卓别林抛弃了这一形象，拍摄了更尖锐、更讽刺的电影。比如，在1947年的电影《凡尔杜先生》里，卓别林竟然讲了一个杀人狂的故事。影片以20世纪初法国的连环杀人犯为原型，讲述在大萧条中失业的小人物凡尔杜的犯罪经历。为了抚养妻儿，凡尔杜不断骗取富裕老妇人的钱财，再将其杀害，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样一部电影极大地冒犯了观众，票房仅有可怜的五十万美元，批评家也大多认为，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损害了卓别林的喜剧风格。 巴赞却激烈地捍卫他欣赏的人，为此同整个电影批评界展开了论战。他没有简单地为卓别林的社会立场辩护，而是将《凡尔杜先生》放在卓别林的整个创作中看。他发现，凡尔杜的形象正是高礼帽、小胡子的对立面：卓别林的经典形象是个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可怜人，他滑稽又纯真；而杀人犯凡尔杜却摸清了社会最冷血的规则，他可怜又可恨，引人深思。凡尔杜杀死了卓别林的经典形象，却加深了他的创作深度。巴赞将卓别林电影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的卓别林多扮演街头小混混，单纯引人发笑；经典时期的卓别林饰演小人物，激发了观众的道德感，让观众同情地笑；而在晚年时期，凡尔杜这类的人物超越了道德，让观众不仅仅发笑，还能沉思。《凡尔杜先生》非但不是败笔，还让卓别林实现了自己的电影进化。 可以看出，巴赞在评价电影作者时，有自己的方法。他会将电影放在整体中考量。他以突出的风格元素为切入点，以同类型作品作为参考系的横轴，以该作者自己的作品序列作为参考系的纵轴，寻找其中有差异、有转变的地方，探寻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和模仿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