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导演李一凡在一席演讲的最后说：「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关注社会，只有你对社会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而我显然对社会的关注太少，看完这部纪录片，才把杀马特从被戏谑的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成一个个的鲜活的人——那些工厂里的年轻人。

杀马特风格的来源、演变、特点都不是片中的重点。贯穿整部片子的，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打工故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留奇异的发型，回归到「正常人」，没变的则是仍在底层挣扎。正如导演所言，他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是 90 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喜欢自嘲自己为打工人，尽管也有共鸣，但这种「打工」和杀马特们的打工，终究是两码事。从留守儿童到十三四岁辍学成为农民工，是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我所不了解的世界。

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人，会迷路、会被骗，这里不再是熟人社会，而是充满残酷竞争和算计的利益场，无条件的信任会被看作太天真。

但他们还是要出来，农村已无事可干，只有进城才有改变的机会，或者更现实地说，只有出来才能挣够未来成家的钱。所谓「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

最近正好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描绘的也是同一时期的东莞。尽管也写到了农民工的漂泊和艰难，但书中重点叙述的两个主角，都通过努力与运气，从最底层爬了出来，成为「中国梦」的励志代表。但更多的人，还是如本片中这样的杀马特们，工作多年，依旧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工厂里的生活，枯燥乏味，让人日渐麻木。流水线上重复、不能停的工作，劳累到让人瞌睡误工的两班倒，上厕所要主管签字，没有社保，没有安全保护，化工品让人过敏，惨遭工伤也没什么赔偿，微薄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口述的背景画面，是导演花钱买来的短视频，都是农民工自己拍的：机器的轰鸣，机械的动作，招工的人流，被训斥的工人......一切都让人想逃离。为了拍片，李一凡在厂区里转了很久，感叹道：工厂里很多人都有抑郁症。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城市飞速发展的代价，正是工厂里这一个个年轻人。杀马特教主罗福兴说，每次路过城里那些高楼，他都不会往上看，因为那些光鲜亮丽和自己无关。

在这无聊、穷困的生活中，他们也渴望自由、爱情，渴望获得关注和关心，但他们没钱玩城里人的那些爱好，只好玩头发。杀马特的发型和装束，尽管被许多人嘲讽、鄙视，却是这些年轻人最珍视的东西。奇异夸张的发型，给了他们保护（看上去像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存在感、意义、自信，甚至恋爱对象（对于家里没钱的男孩，找到真爱，能少出点彩礼也是很成功的事）。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在冷漠的工厂和从小有隔阂的父母之外，找到了兄弟姐妹般的温暖。大家一起溜冰、聚会、在 QQ 群里聊天，杀马特成了识别彼此的信号，成了难得的归属感。在杀马特家族中还可以实现身份的上升，尽管看上去很虚幻，但总比现实中的无望强出很多。因此，当许多工厂要求他们剪掉头发时，他们直接选择拒绝，为了杀马特，宁愿饿肚子。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让我惊讶，也足见玩头发这件事，承载了他们生活的多少意义。

可悲的是，就这么一点点自由，最后也被他们奉献青春所构筑的那个「美好世界」所扼杀。在物质、精神的双重打击之后，留下的是恐惧，曾经的杀马特们只得乖乖剃掉头发，回归贫乏的正常，老老实实打工。而我这样的人，正是背后的凶手。

二代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怀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拼命奋斗；他们面对生活更加随意，随意打工、随意花钱，因为已看不到什么改变的希望。

「关键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失衡的城乡关系，李一凡仍在反复拷问。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导演谈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qq.com

二零一二年那场针对“杀马特”的围剿犹能搜到一些带电子包浆的资料，彼时大众媒体以主流的高姿态斜睨甚至俯视着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蝼蚁——而《杀马特，我爱你》之后的影像读写者，似乎对他们的态度稍显友好起来。

“平视”是《杀马特，我爱你》能够引发观者共鸣的关键：一个个留守于城乡间隙的年轻生命，用自己所能吸取到的为数不多的审美经验，包裹自己，主动与“主流”、“得体”划清界限，以期短暂地逃离枯萎、逃离平庸。

城乡在互斥中融合，在融和中互叱。经济转型与教育资源落伍尴尬对视，像一个在荒郊分娩的、无人陪同的母亲，土地恰似肌肉组织般挛缩，胎儿下坠，批量的留守儿童被生产出来，呱呱落地时，注视土壤的第一眼，便成为贫乏此生的引言。

但他们，也终于被“看见”了。

没有戏剧性的编排，没有标签思维的干预，李一凡导演以擅于“实证”的目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满满当当的，喜怒哀乐尽有、人生海海无常的边缘世界。

在声与影的交汇处，超乎纪录再度与李一凡导演相遇，重谈导演视角下的“杀马特”。

本期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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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 | 纪录片导演

李一凡，196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1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现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其纪录片作品《淹没》、《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沃尔夫冈·斯道特奖、法国真实电影节国际多媒体作者联合奖、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弗拉哈迪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在内的数项国际大奖，并获荷兰IDFA Jan Vrijman Fund电影基金奖、瑞士Vision Sud Est电影基金奖。

- 主要作品 -

《杀马特，我爱你》《淹没》

《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

专访李一凡 |杀马特的文化兴衰史，高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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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小文

编辑 | 小文

图 | 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以下为李一帆导演自述：

实证，是一种习惯

“城市与乡村的间隙 有他们真实而粗粝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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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对“杀马特”产生兴趣，是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那时，有关他们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冒头。

而我们恰好在重庆做一些艺术项目，在这些项目的探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叫做审美自治：它强调艺术的审美本体和艺术生产的自律性。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我就觉得在杀马特身上能看到一种审美自治的精神——因为一拨人，他要能够把自己从大众审美的潮流中拎出来，用一种审美的方式解放自己的话，他一定是很自信才能做这件事情。

在选择“杀马特”作为影像中的主体之前，我对他们的印象，来源于互联网上一种悖于主流审美的声音。当时就觉得，从导演的视角出发去看，其实他们在某种层面上来说，比咱们一些美院的学生，要更早、更明确地拥有了一种审美自治的态度。

于是我就开始找，一开始，什么途径都找不着他们。他们好像在经历过短暂的、不算善意的瞩目后，躲藏了起来。出于实证的目的，我一直也没放弃，就开始申请加入各种各样的杀马特QQ群，留言“我想加入杀马特”之类云云。自然发出去的消息也没得到回应，叫学生去试，依旧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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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家族QQ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契机，让我能够近距离接触他们。那段时间我常去广东，恰好就有一位广东的朋友，跟我说他认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从网络上联系到杀马特，因为杀马特的源起和发展都与互联网密不可分，所以我惯性地认为，应当是通过网络联系到他们，没有想到还能有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给了我们罗福兴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这事儿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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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 李一凡通过朋友的介绍，与罗福兴取得联系（影片截图）

城乡关系里，无所适从的青年

“流水线 不止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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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罗福兴，是在深圳、惠州、东莞交界的那么一个地方，算是远郊。第一眼看:也不留长发了，很正常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聊，他直接说：“从前不懂事，现在慢慢长大了，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时他的状态，对过去的自己，存在一种近似于否定的感觉。

在初次跟拍摄对象建立沟通关系的时候，我一般都很谨慎，很怕一张口就冒犯到人家。所以当时，他也小心翼翼，我也小心翼翼。

当时找了一个钟点房，待在里头，两人拘谨地对聊。广州的五六月，热气蒸腾，盛夏蝉燥，那屋还没空调，待不住，我们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人一同去找罗福兴：乌鸦，满宇，还有我。结果到了那，罗福兴不愿意他俩在，于是我和罗留在这里对谈，其他两人找个地吃饭，等我这边结束——结果我俩这边实在待不住，也一块去吃了个饭。

等的时间也不长，第一回面谈，其实也没聊多少。更多的，是加了微信以后慢慢聊，慢慢地相互认知。

这个片子最开始的难点，在于怎样与他们取得联系。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了解真正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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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石排公园聚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真正的杀马特，比起城乡结合部弄潮儿，更像流水线作业的歇息间抬头的、无所适从的留守青年。他们懵懂、却又为网络上一些支持的回馈而骄傲；他们自封“杀马特家族”，跨越老乡关系，和天南海北的同好建立普通人难以理解的精神社群。

2017年的下半年，刚好有一个项目，能够有几万块钱让我去做一个短片，这个时候，《杀马特》的拍摄，算是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随着拍摄的推进，我慢慢意识到了那种无所适从与“不信任感”来自于当年杀马特暴露于主流群体面前时，他们所经历的强烈的冲突。

他们经历了“屠吧”，经历了现实生活无情的鞭挞和舆论场的否定。

杀马特是一种能够自我保护的组织，很松散，但又很凝聚。你要进入到这些群体里，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比如他对你的发型、对你的审美趣味，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跟罗福兴一对，才知道以前为什么进不去杀马特的群聊——我们只是进到了人家的审核群，人家一看你这QQ空间，完全不是杀马特的料，就把我们踢出去了。

等到我们开始要联系这些杀马特的时候，其实也发现了：即使罗福兴这个“教主”亲自把我们拉进群，我们也无法掌握与他们交流的技巧和话术。你以为很重要的，别人也不觉得重要。而且大多数的群在那个时候都是休眠状况，也不是随时都有话说，大家在关注中反而变得缄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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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兴担当“翻译”

他们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里面很多小孩也没看过电影，人家从来没进过电影院。就在东莞石排那个公园边上不远就有个电影院，他们从来不进去，我们说纪录片也没人知道。后来罗福兴给我们充当“翻译”，他从来都是说是长视频，他们就知道你要拍一个长视频。此前，我觉得我还是挺懂农村的，即使挺懂——这些我也没法沟通，完全沟通不了。

打破一堵墙

“这面墙，产自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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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沟通需要打破一堵墙。一开始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堪比跨越语言谱系的鸿沟。翻过认知方式的高山，真正打破这堵墙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交流的。

在打破这堵墙的过程中，我发现，杀马特几乎全是工厂区域产生出来的。社会底层的工人被制度排斥，他们在被排斥的过程中，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完成这种独属于城乡之间的审美自洽。

我称他为农耕文明和商业社会的杂交。就是我们总是感觉社会商业化，娱乐至死，都是工业社会后期才产生的东西。它虽然在一个工业时代，但是它的那个工厂区里边的那种习惯、那种组织形式，跟我们想象的还是很不一样。

我以前知道工厂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九十年代的时候还要收身份证，不许你拿身份证，那些门窗都是弄上铁链，不让你随便进出。我以为现在已经改善了，我以为工人已经自由了，想做就做，工资也很高。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我们采访的工人基本晚上都是在上班的，大部分晚上 10 点以后才有空，工作时间有 12 个小时。我们的访谈经常都是半夜进行的，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的。工厂区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是以前珠三角的农村，它的原住民是本地农民，然后它的租户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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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导演晚上到工人宿舍采访

你可以说杀马特在某种意义上，很千篇一律。父母打工，没有钱上学或者是成绩不好，成绩不好就被老师歧视，甚至老师要打人，然后就有点逆反，不去上学，认为自己反正也考不上大学的，在这些问题上面的叙述几乎人人都一样。

所以我才发现杀马特是一个社会现象，它有那么多的相似性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开始想的有一小撮人，有一点独特的审美——整个社会变迁中一代人的经历，让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成为杀马特。

杀马特们，他们是不是去参加环球旅行啦？他是不是去阿富汗打过仗？他是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一个人做过出格的事情，也就是这个头发是最出格的。他们的生活不精彩，他们爱情也不精彩，就是因为特别无聊，特别平淡，特别没趣，特别绝望，所以才要改变一个东西，像孔雀开屏一样，希望变得有意思，希望精彩，希望能够飞翔。

我们选择拍摄对象，之所以采访了七十八个之多的杀马特，就是因为觉得不够精彩，所以想要多找样本，看看能不能找到精彩。第二个原因：无聊、贫乏是他们的共性吗？我不敢轻易下定论，所以就想尽量地拓宽样本群体，尽量地扩大，需要到达一个量的时候我才敢信。

从做《淹没》开始，我都挺反戏剧——我不是想讲杀马特是一个特殊事情，我恰恰是想讲：它是个普遍的事情，是一个正常的东西。这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点，你看《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我会去找一个最没特点的样本，我不会去找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样本，去刻意营造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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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影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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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观点：

矛盾，从导演视角出发来看，是令人可喜的冲突构建因素，但走进《杀马特》里的78个青年，李一凡却又面对着这种“矛盾”的特质，陷入了沉思。

以罗福兴为例的杀马特青年，有着极度矛盾的自我认知，在莫名的傲然中忽而失落，又在异质的赋予下，拾起了一种几近于无的审美自信力。他知晓，李一凡是一个“持摄像机的人”，或许也是一位朋友，他来这儿，拍一个“长视频”——他们或许对于纪录片没有认知，但却在这样的懵懂中面对了难得客观、难得善意的注视，在懵懂中成为了影像所记录的主体。

在2008年至今的网络语境里，杀马特屡屡被拉出来重新审视，水泥从本该装着二手智能机的口袋里掏出，飞蛾扑火般与鞋底的泥泞共舞。他们在工厂至小镇、现实及理想的迂回中，用“怒发冲冠”的物理姿态，灼烧自我，又于纷飞的舆论和年龄的增长中走向无声，重新被流水线的烟尘湮没。

杀马特——

囿于凡俗，忠于希望；生于工厂，死于理想。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淹没》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梨视频对罗福兴的采访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看了李一凡导演的独立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和他在一席上的演讲，在他的观点看来杀马特出现的原因是农村青年的自我保护，杀马特消失的原因是主流文化的不宽容，我觉得他完全搞错了。杀马特出现的原因是信息滞后，杀马特消失的原因是互联网和城市化打破了信息差，这跟我小时候在没听过阿迪耐克等品牌之前就认为李宁的运动鞋做的最好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他谈到的杀马特的存在就是一种文化反抗，这完全是牵强的说法。杀马特起源于日本视觉系摇滚乐队X-Japan，来到中国后被城市青年充分吸收后留给农村青年的只剩缺乏美学价值的文化残渣，所以这个浅薄的亚文化里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的意义。杀马特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当然是垃圾，但背后的年轻人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美和丰富，才是尊重他们。

这部纪录片里导演全程带着端正的社会学视角去拍摄和提问，以精英阶层的主观感受去分析，得来的自然只能是晦涩的社会学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