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们

从《二十岁的微热》、《流砂幻爱》、《三心二性》，到《周围的事》，再到《恋人们》，一种连贯性显而易见。如果说前三部电影的格局都还相对较小，那么在《周围的事》中，桥口亮辅借助小人物夫妻观照日本“失去的十年”就大气了不少。这种“社会性”或许也可以说为《恋人们》打下了基础，后者同样聚焦小人物，并继承了这种关怀。

桥口亮辅

顾名思义，《恋人们》讲述了多对恋人的故事。确切地说，影片由联系微妙的三条线组成。不过观众很快就会发现，远不同于“恋人”这个字眼在日影中给人的清新纯净印象，电影中其实并没有一对完整的、快乐的恋人。三条线中，一个是一心要为被无辜杀害的亡妻复仇的青年鳏夫，一个是在家庭和工厂都没有尊严的中年主妇，还有一个是暗恋好友多年但又被怀疑猥亵其儿子的同性恋律师，都是小人物，在爱情上都不得志。

同性恋律师因其性倾向而受到同侪的无言抵触，他对待前男友的方式也让人失望，对好友多年的暗恋则是以更荒唐的猥亵儿童疑云收场。

青年鳏夫从事桥梁检测的工作，凭借敏锐的听觉，他能根据锤声判断桥墩的内部状况，一座貌似完整坚固的桥墩，内里也许可能充满罅隙，濒于崩溃。事实上这也是他自身的写照。日常的他沉默寡言，工作认真，但以复仇为生存动力的他却因为法律手段的失效而几欲割腕。

中年主妇的故事最为浓墨重彩。在家中和工厂逆来顺受、没有尊严的她，青春与梦想都被掩埋，但生活中却闯入了一个中年男子。然而这个男人远不是《廊桥遗梦》那“骑着彗星尾巴的俊美豹子”，他其实是个骗子、一个瘾君子，就像那一幕暖洋洋的带有轻快音乐伴奏的草地逐鸡，下一秒竟是男人不由分说、用力拧断了鸡头。同样震撼的场面，还有主妇收拾好细软，决心逃离她庸俗窘迫的日常与该男子私奔时，却在他的住所目睹他吸毒的狼狈现场——因为没有止血带，他甚至强行脱下主妇的丝袜，手口并用地拉扯着扎针。主妇赴宴般的装扮，却成为对方吸毒的工具。被救赎的渴望被赤裸的欲望扑杀，实在讽刺。

这些不堪的无力现实明显带有一丝戾气，但电影最后，导演还是给每一个角色安排一个相对理想的去向：同性恋律师和青年鳏夫都放下了执着，而中年主妇也因丈夫提出造人计划获得了形式上的奖励，家庭矛盾得以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片名“恋人们”底下是甜蜜爱恋的实质缺席，顺着这样的矛盾修辞，观众还应该自问，一看到“恋人”这个关键词，我们期待爱情什么？我们是否已经身陷一种对爱情的迷思之中？这是《恋人们》隐含的询问。

爱是什么？或许我们都说得出《哥林多前书》那经典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久不止息。”与此同时，爱大概也不应是痛苦的复仇，不是自溺的暗恋，不是在疲惫庸俗的家庭生活中希冀一场一劳永逸的私奔。当然，主妇的结局也提供了一个鲁迅式追问：生子后怎样？打造一个核心家庭，就可以解决主妇的困境了吗？

桥口并没有给观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但指出了一个方向，正如最后使用Akeboshi的《Usual Life》作为片尾曲——恢复对日常生活的感知，重新激活生活体验，实现再生。这是《恋人们》从《三心二性》、《周围的事》继承而来的关怀。桥口亮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只是为了说情论爱，爱恋只是电影表面的主题。毋宁说，桥口是刨开了情爱的废墟，让埋藏底下的生之渴望重新呼吸。

有人会质疑电影的结尾，天蓝得突兀，仿佛角色不值得这种温暖的走向。但回过头想，这种“善良”的结局，其实才合理，也更合情。否则，难道小人物连希望的权利都不准拥有？桥口亮辅显然不希望观众消费苦难的奇观。困惑与苦楚如是，但自己又岂会轻易放弃生活？桥口清楚生活的况味与可能，明白其间的悲喜与光暗。走出了迷惘，色彩于是砰然。

刻画咸鱼烂泥、破除爱情迷思，其实已经成为日本电影的一种传统，与日影的纯爱传统交相辉映，甚是有趣。这种结合恰好也呈现在桥口亮辅的创作轨迹中。说到底，这种传统的底色，正是对真实生活的敬重。他们不去刻意挖掘和制造深度，因为这是非自然的“采伐”，而是致力还原和打磨生活自有的质地与纹理。

《恋人们》有些许苦涩，但会回甘。你会回味很久很久，然后明白它之所以是《电影旬报》2015最佳电影的缘由。

原文首发于《虹膜》电影杂志微信公众号（2016-10-11）

电影结尾是丧妻男子看向桥洞外的蓝天，好像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一如看完电影我的心情——终于摆脱无聊的两个半小时。日本电影最爱状似平常的撩拨藏在平静生活之下的绝望，演员相貌平常，剧情平常，空间与时间都平常，一切平平淡淡，就这么过去了。

下班去超市，打折蔬菜在冒着冷气的冰柜里新鲜如昨日，却鲜有人问津。已经很晚了，这时还在超市买菜的人大都是要稍稍挣扎一下才能继续生活下去的人吧。我也不知道买什么，漫无目的的推着车子，肩膀被书包压得酸痛。一会儿回家要吃一些不会长胖的食物，做一点运动，看一集旧的《康熙来了》。这样想着，忽然被身旁麻木而流利的喊着促销折扣的蔬菜售货员打断，她快速而随意的搭配好一包包蔬菜，用绿色胶布捆起来，一心想在下班前全部卖光。她也想一会儿回家吃一点好吃的，看看综艺节目吧——这样的时刻里，才恍然发觉自己盯着冷柜里的生菜已经看了许久。也许就在这个瞬间吧，才发现原来这就是电影里高桥瞳子的生活啊。

这是在看完电影的五小时以后。

我觉得电影隔靴搔痒，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三组人物的体察。律师gay长得不好看，而且懦弱，我不喜欢。丧妻男的故事更加懦弱，本来也没什么大事，也不喜欢。瞳子不能说不是勇敢的，只是这样不断升起希望，又不断带着失望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好像也有一些疲劳。

然而，在我发现我是瞳子的一刹那，过去的一些生活仿佛瞬间被律师、瞳子和丧妻男点燃了。

我长大了以后就不再喜欢长得几乎完美的“男神”，而是喜欢一种不那么好看的、粗犷但干净的，有一些“土气”的样子。然而，在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也从未主动说过我喜欢你。不知道处于自我安慰还是早先的优越感使然，还是会把这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观赏”，或一种掌控两人关系的手段。可是，有多少是出于懦弱和不堪一击的自卫心理呢？就这样忽然理解了律师笑笑的不断追问一个尴尬问题、或者对待爱人的温柔时的漠然态度和夸夸其谈无聊琐事时到底在掩饰着什么。我也没有那么好看，面对世界的恶意时，会自知或不自知的先去遮掩。而律师可以在一个短暂的电话后站在晚风里说我一直喜欢你，我做不到。

可是也会有勇敢的时刻，会有与一个忽然闯入的“陌生人”共度良宵的时刻，当然这良宵并不只是风花雪月。总会有更爽朗的日子被生活凸显出来。但当满怀期待时，也总是会忽然看到他把鸡头揪掉，或者吸毒。一种对爽朗生活和美好日子的向往，常建立在一个“美好”的幻想上，幻想的根基在于距离，可是没有人满足于距离。于是，总会有如瞳子一样独自望着无聊的娱乐节目出神的时刻，总会不断鼓起勇气，然后带着更大的，或者说越来越习惯的失望继续生活。

现在很容易听到”我变老了“，我觉得我变老了的征兆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对着任何东西出神。

本来以为我会是一个生活里的强者，被各种“梦想”裹挟着，可以无视掉现实的种种龃龉，一直冲下去。可是，这些一直潜伏着的懦弱的黑暗的面向是否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是否在等着一个契机，然后以某种我想象不到的脆弱将我包围，一如我瞧不起的丧妻男。丧妻男可以用气势汹汹的愤怒来包裹自己的怯弱，似乎是许多可怜人的出路。可是还有丧妻的姐姐，在一个弱者面前忽然的爆发也不是她所愿的吧。

我不想在未来成为“丧妻男”，但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瞳子的地步，而丧妻的姐姐和那位不怎么好看的律师在现实和心理层面上都掩藏了我过去到现在种种情事的无能。

我一直在工作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对许多关系下不了决心，想要去周边的县城旅行都要等待一个时机。这些归根到底，总会发现我们自己充满担心，我们总要比自己想象中的更加怯弱，尤其在生活面前。

也常在各种场合听到各种恋人的抱怨、吵架和甜蜜现场。昨天下班听到一个中年男子跨着一辆破电瓶车对着电话说“这跟我们平时下班的时间一样，你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态度怎么了，你管我的态度”……这是每一对恋人都必须经历的对话吗？每一个人都想获得一种绝无仅有的安全感，都想起码在身体上不再寂寞吗？

我骑上车子想也许他们过去、现在或者不久后都一直知道彼此的言外之意，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交流，无法解决，只能把这些争吵当做摆脱寂寞的稻草来互相磨损。生活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吗？也许不是。但为什么当我们拥有恋人时，却总会映衬出彼此更深的寂寞呢？

当我们满怀希望的拨开一片迷雾般的生活时，我们看到的蓝天是本质呢，还是这一片迷雾才是永恒的本质呢？如果两者俱存，那这片蓝天会带来永恒的、越来越钝重的失望感吗？

翻译自导演自传散文集「まっすぐ」后记，有误的地方请指正！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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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恋人们》的最后一幕——演职员表播送完毕后黑色画面转亮，映出主人公淳（アツシ）窗户大敞的房间。在此之前一片狼藉也没人在乎的栖身地被收拾得清爽整洁，走廊上洗过的衣物随风摇曳。镜头在这样的房间里慢慢推进，尽头是此前一直紧闭的空间。那里摆放着不幸横死的妻子的牌位。如今却有明亮的阳光洒进来，牌位旁边是妻子儿时便喜爱的郁金香，在花瓶里盛放。

尽管主人公积郁的悲伤与痛悔并未消逝，也无力就此走出，但至少这个画面暗示着，他正在一点一点重返停滞的人生、失去的生活。

我想象着电影中始终未曾露面的妻子，带着明亮的微笑对丈夫说“阿淳，加油啊”的模样，拍下了这一幕。

有好几次我收到观众提问，“为什么是黄色的郁金香呢？也有其他颜色的不是吗？”要解释的话实在说来话长，只能简单答道，“因为是那位太太喜欢的花。”其实是有一些缘由的。

《二十岁的低烧》（「二十才の微熱」1993）拍摄完不久，我受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邀请。那时我刚刚三十出头，第一次去海外，第一次参加电影节，手忙脚乱地办了护照，飞机上还在反反复复记着导游手册上的英语单词。

“May I have a coffee？”一对外国老夫妻听着类似的自言自语，表情写满了不可置信，“这孩子居然在看这个啊。”

抵达柏林的我，完完全全是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也不会说英语，于是也没去观光，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观看电影节上映的影片上。其中某些作品如果在本国上映，导演大概会立刻被捕吧？或者说，我从画面感到导演的鲜血在流淌。“啊，我自己是以这样强韧的心态在创作吗？为什么能与这样的作品一同受到邀请呢？”我惭愧地想着，同时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拍出电影送到这个世上的自觉与责任。

电影节期间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召开。

一次聚会上我与巴乌塔（バウター）相识了。我三十岁，他三十三岁。荷兰人，新闻记者，任职于电影发行公司，红发的同性恋者。荷兰人的名字发音很难，这里只记下名字。

一进入会场，我与巴乌塔目光交汇，那个瞬间我就明白他对我有意思了。我装作听不懂英语的样子（事实上也确实不懂），对频频搭话的他不停说着“thank you, thank you”——原因在于他不怎么是我喜欢的类型。

《二十岁的低烧》在当年的影展上大受欢迎，我也受到了很多邀请。那时候年轻，只要是受邀的电影节基本上都去了。赶趟似的一场接一场的，换成现在一定要累死的（笑）。每一场电影节，都一定会有巴乌塔在场。

“这个老外在干嘛啊！”每次他过来打招呼，我都用“thank you”含糊过去。这样的情景接连上演了两年。

1995年《流砂幻爱》（「渚のシンドバッド」）拍摄，次年在荷兰鹿特丹影展上获奖。巴乌塔当然也在，向我表达了热烈祝贺，但不是理想型也没办法。于是我果断甩开诱惑前往了下一站。那时候的我并非自视甚高，但确实是个固执又晚熟的人。

又参加了几场北欧的影展之后，因为某个采访当地风俗业的杂志企划，我再次回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在杂志社预定的宾馆登记入住后，我打开房间，桌子上摆着好大一束黄色的郁金香，旁边有张便条，用罗马字写道：“早安，日本！”

我一下就想到是巴乌塔，明明也没有说地址，他是怎么查到的呢？现在想想可能有点恐怖，那个时候却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都被追到这个份上，看来只有嫁给他了。”（笑）

之后我们交往了两年。可惜还是由于语言和距离的问题，最后我写信“以后做一对商业上的好搭档吧”向他提出了分手。

不过我们确实也如信上所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之后，《三心两性》（「ハッシュ！」2001）制作完成得以参加戛纳影展，也是多亏了他尽心尽力；后来这部电影在七十多个国家公开上映，也要感谢当时在发行公司工作的他为了世界发行权东奔西走。

真的很感谢他，于公于私都是一位出色的搭档。

然后好些年过去，到了《周围的事》（「ぐるりのこと」2008）等待上映的2007年春天。我收到消息，巴乌塔被强盗刺伤了。在外国，自动取款机毫无防护措施。据说他是深夜取钱的时候，被人从背后刺中了腹部。

尽管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住了一个月的院。

接着又过了两年。《周围的事》上映一年后的四月，有人告诉我巴乌塔去世了。

死因是沐浴中的心脏麻痹。他一向是个谨慎的人，或许还是那次事件带来的精神冲击太大了。

巴乌塔是有钱人家出身，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沿岸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座五层高的气派宅院。但是其中四层都租给了别人，他每天就起居在四叠半大小的阁楼，真是个怪人。再加上工作狂，三百六十五天满世界到处飞，跟很多电影人交情深厚。

我想，“阿姆斯特丹一定会有一场盛大的葬礼吧。”但我却无法前往。

我一遍一遍道歉，“巴乌塔，对不起。我去不了你的葬礼。”就算已经分手，但受过巴乌塔那么无微不至的照料，我却连他的葬礼也无法出席。

这件事让我无比自责。“我做人太失败了。”

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前去。

这次连载（本书最初作为散文集连载）里多次提到过，最后也成为《恋人们》（「恋人たち」2015）主人公的原型，当时的我精神上正疲乏得走投无路。

姑且称其为A吧，这个A，长年以来盗取我的财产，为了不被暴露做了很多隐蔽工作，无数次对我进行人格羞辱。《周围的事》获得各种奖项的时候这种压迫更是非比寻常，我甚至连一分钟享受获奖喜悦的喘息时间都没有。

你一定会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当时的我也在想，“为什么是我要遭到这种对待？”然而无论怎么想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也明白了，为了不暴露侵吞财产的罪行他必须将那个“桥口亮辅”践踏在地。）

从友人处得知巴乌塔的死讯后，A马上给我打了电话。

我很快就猜到是关于巴乌塔的事。“就是因为你不讲道理的折磨，我才连参加葬礼的力气都没有！”我愤怒地朝电话吼道。

那一头的A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巴乌塔死了啊。”

那一刻我第一次尝到了血液逆流的味道。大概为了往我伤口上撒盐，A才特地打了这通电话。A施加在我身上的，就是这样一桩接着一桩阴险恶毒的暴行。

几个月后，我冷静下来，终于识破A的企图，在心里做了决定。

提出起诉，让A得到应有的惩罚。等一切结束以后，抱着一大束黄色郁金香，去到阿姆斯特丹巴乌塔的墓前。

会不会有点浪漫过头呢？

不过这个决定还未完全实现。所以至少在电影里，摆上一束黄色郁金香吧——这就是我拍摄《恋人们》最后一个镜头的理由。（2016年2月，桥口亮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