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2014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一次在外面玩耍时，我抓了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麻雀，欣喜地带回家养。无奈小麻雀什么都不吃，隔壁爷爷教了一条妙招，让我用一条绳子系住小麻雀的脚，拴在窗台外面，麻雀妈妈自然会来喂。我照做，果然小麻雀在窗口啾啾地叫，不多久便看见麻雀一家冒着雨轮流飞来喂食。然而这景象实在让人揪心，连拥有小麻雀的欢乐都随之烟消云散。于是雨停之后，我便把小麻雀放回去团聚了。
刘宇昆在《终结历史之人》中则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曾在731部队活体解剖了无数中国人的日本军医，始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祖国和人类的医学做贡献。直到多年之后，他在手术台上遇见一位当年从自己手术刀下侥幸逃生的中国妇女，后者惊恐的反应，终于让他发自内心悔悟，并承认：“我犯下了没有人类会去做的罪行。”
这些改变的瞬间是有力量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人那里找到这种不忍，哪怕万分之一的几率，那么他人就可能不是地狱。
我在看《亲爱的》时，虽然几度落泪，然而始终有一个疑虑盘绕心头：李红琴是否真的如她所辩白的那样不知情？至少导演没有就这一点给观众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田鹏被拐卖时已会说话，记得爸爸妈妈，如果当真如别人所说，一路哭闹不止，那么很难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李红琴会对其来历一无所知。固然，我们可以为她的沉默提供各种解释：一个自以为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盼子心切，又迫于丈夫的淫威，一个被迫胁从的弱势者，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以无辜受害者身份表现出的那种问心无愧同样合情合理。母爱绝不是可以剥夺他人亲子之爱的借口，尽管类似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电影中，苦难和悲情最终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将故事推向某种苦涩而又温情的大和解。导演让高律师追问李红琴，是否真的不知道。李红琴反问：“我男人让我一辈子不要来深圳。你说我这算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律师竟然会心一笑道：“如果是这样，你就说你不知道吧。”我看到这里很别扭，觉得这不该是律师说出来的话。别扭的地方在于，电影以政律剧常用的＂法外容情＂桥段，来展现潜藏在律师不正经外表下的＂人性光辉＂。然而这种＂人性＂的对立面并非司法形式，而是对正义（justice）的追求本身。如果李红琴的确知道，并且可以释然地说出来，那就意味着她并没有像感受自己的丧失那样体认他人的丧失，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我对法学所知甚少，然而以个人粗浅的理解，罪与罚的根源都来自我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敬重。一个人被众人认定有罪，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对受害者所造成的苦痛，我们每个心智健全的普通人类都能够通过移情（empathy）而感同身受。并且我们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总希望罪犯能终有一天良心发现，能够发自内心地认罪和悔过。如果没有移情能力，那么人类将可以坦然目睹同类相食，像故事中韩总所说的猴子。如果李红琴的确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她的无知与无辜在我看来并不可同情，而恰恰是一种我们需要永远与之斗争下去的罪恶。
《终结历史之人》中同样写到，在谈论罪恶时，我们总偏爱使用无主句来为罪人开脱。＂发生了太多苦难与罪行＂，仿佛苦难并非有血有肉的人所造成的。又或者，该由某个非人的恶魔来负责，而＂我＂是清白无辜的。实际上，对电影中的苦难而言，有太多人并非无辜，譬如李红琴的协从，村民的知情不报，其他人贩的麻木，执法者的立案不及时，律师的不追问，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一因为我不只一次在乞讨的孩子面前扭过脸去，以为这＂与我无关＂。缺乏这种警醒，罪行和苦难就会在＂我＂之外的世界上继续蔓延，直到它们找上门来。
我们尝试去理解罪人，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与恶（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纳粹狂魔＂身上指认出＂平庸之恶＂），而不是为了大家抱头痛哭之后心里好过一些。影片中极少出现李红琴对自己所负之罪的悔认，而把叙事重心放在她万里寻女的坎坷和执着上。并不是说后一段遭遇不值得同情，但对后者的同情亦不该掩盖对前者的追问。这或许的确是我们文化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从而特别容易广为流传的东西——我们太容易在涕泪滂沱中大团圆大和解，而把最艰难的部分，也即是对于人性之恶的刨根问底，轻轻打发到一边。正如戴锦华老师在课上所讲，在处理历史债务的问题上，我们缺乏俄国人那种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勇气。
无论李红琴的遭遇多么令人揪心，她都无法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许她只是犯了你我在那样境况下同样难以逃脱的平庸之恶，然而正是这种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野夫村妇身上的恶，以及我们普通人与这种恶之间的媾和，构成那终将吞噬我们的无底深渊。

       作一个后续补充。

    大学点映场后，一位90后的学生和我说，她看完这部电影后，突然搞懂了一件事——学前班时，有一次早上放学刚好下大雨，她没带伞爸妈又还没来接她，于是她跑到一个地方躲了很久。那时她很害怕下雨，所以一直在那个地方躲了一天也不敢回家。后来，到晚上，她爸妈才找到她，回家后狠狠地揍了她一顿，那是她爸爸唯一一次打她，她至今印象深刻，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今天看到这部电影后，她才明白为什么那天晚上爸爸要狠狠地揍她，她才完全释怀。

    大概不少人看过电影的童鞋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常说90后很自私，其实确切地说，是不懂表达，教科书里也并没有告诉90后，要学会“谅解”。这部电影不是要告诉大家亲情的伟大，不是要去诠释亲情，只想轻轻拍一下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要多关注自己的“亲爱的”，多站在自己的“亲爱的”角度上去想。

    一辈子能成为亲爱的家人，其实不易。

    #人来人往，勿失勿忘#

    

    和《金陵十三钗》、《1942》一样，从话题锁定“寻子”开始，《亲爱的》就一定是部伤心的电影。
  电影散场，赵薇蹲在医院，镜头越拉越远，上字幕，后排两位陌生女子同时惊呼，“完了？！”很遗憾我是在她们5分钟一次的笑声中度过的这场电影，她们的笑点包括：黄渤还是那么丑，赵薇的村姑造型，佟大为的愤怒老母，等。
  当然还有我身边的陌生男子，对那场小旅馆的“约炮戏”津津乐道而且念念不忘。
  还好彩蛋没有让人等太久，粗糙画面里，故事原型相继登场，人贩的老婆拉着寻子的父亲，说：“别送礼物，你愿意来看我我就很感动了。”那么朴实的一句话，就戳中泪点。
  我知道我为什么哭。因为对于寻子的父母来说，找到孩子是那么被渴望的结局，一旦发生，就宛若身在天堂，看谁都是天使。
  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想到了几年前采访过的张先生。到现在，想起他，还是满心惭愧。

part 1

了不起的张先生

  2011年春节刚过，微博打拐正热，我拿到了一个挺有挑战的选题，寻子。
  彭高峰（《亲爱的》父亲原型）找到儿子的故事铺天盖地，做前期功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孙海洋、邓飞、宝贝回家……以及后来遇到的，张先生。
  多数执着寻子的主角，都是母亲；多数被执着寻找的，都是儿子。我从搜集来的众多寻子案例中，最终选择张先生作为采访对象，因为这是一位在找女儿的父亲。
  我的动机很简单，要一个好故事，吸引更多人重视“打拐”这件事。
  张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采访，后来他告诉我，多一次曝光，就多一些找回女儿的机会。哪怕可能性再小，和所有在找孩子的父母一样，他都一定会全力配合。
  张先生就这样，云淡风轻地，从丢孩子的那个下午开始，追溯自己5年的寻子路。
  我始终记得他讲故事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起伏，那些在我听来离奇的往事，从张先生嘴里说出来，都平淡到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当然，大家都清楚故事的结局，女儿是还没找到，再跌宕起伏的剧情，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张先生会为了好心算命师傅的一句指点，就远赴千里，去“一个丘陵之中的王姓村落，找一户屋前有河、屋内有大黄狗的人家”，找被拐的女儿。任何一点线索，对他来说，都是希望，都要全力以赴。
  张先生的语气里已经没有悲伤可言，可是已经把我牵扯进一场巨大的无助之中，在他依然充满希望的寻子征途，我心里无法抑制、越来越强烈的绝望，显得如此渺小软弱。
  我们聊到某一段经历，他的记忆开始模糊，这时他从办公桌左手边的第一格抽屉，拿出一本满是皱痕的日记，手写的。
  这个年代，已经很少遇到手写日记的人了，眼前这个糙汉子，竟然有如此细腻的习惯。我忍不住问了他原因。
  他说，自己初中文化，从来不是感性的人，一直到丢了女儿。“等女儿有一天回家，我想给她看这本日记，希望她不要恨爸爸，知道爸爸一直在想他，一直很努力在找她。”那么笃定。
  一句话，彻底击溃了本来就处在崩溃边缘的我。那是我记者生涯中，唯一一次在采访期间嚎啕大哭。我下意识地中断了采访，道歉，告别，约好明天再继续采访，便夺门而出。
  不自觉地，这故事燃起了我极大的同情心，以及野心。

part 2

揭伤疤，然后呢？

  第二天，我如约与张先生再次见面，带着摄影师。
  张先生和太太又生了一个儿子，我心里有个画面，配合这个动人的故事，需要全家人配合完成，于是，张太太抱着儿子出现在我面前。
张太太始终顺着眉眼，面无表情，紧紧抱着孩子。张先生告诉我，小儿子出世后，太太几乎不让其他人抱孩子，尤其有生人在时，她会随时保持警惕。
  我想摆拍一张全家福。一个充满希望的等女儿回家的画面。没有什么比这画面更接近我对这家人生活现状的想象了。
  张先生、张太太、儿子、奶奶四个人位置确定，我把一辆儿童车推进了画面的右下角——这是女儿走丢前喜欢坐的车，张先生一直没舍得扔——制造某种虚位以待的感觉。构图成功，我退到摄影师身后，对着这家人说，稍微笑一笑，表现出一家人欢迎女儿回家的状态。
一片死寂。房间里只有我尴尬的回声。
  这真是一个烂透了的想法。我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职业，如此彻底地揭开了一家人心底最大的伤疤，摸透了伤口的轮廓，然后呢？
  我最后没有用那张照片，但始终记得照片里一家人不知所措的表情。我是那么急迫地想更drama去分享这个故事，以至于忘记了，这本身是一件太伤心的事。
  一如眼前的《亲爱的》。

part 3

重复悲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说回《亲爱的》。只讲四个印象深刻的镜头。
  第一，开场5分钟，车来攘往的深圳，穿着鲜艳黄衣服的儿童，被人贩轻巧地抱走。没有抵抗，听不到声音，远远的一笔带过。很感谢陈可辛此时流露的仁慈，没有多于戏剧化的处理，一笔带过，就把儿童面对人贩时的毫无抵抗能力表达完毕。
  第二，刚找到孩子，黄渤在警察局，哭到直不起腰，歇斯底里。虽然身后的两位陌生女子此时已经笑翻在位置上，说“哭得好丑啊”，嗯，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哭得再丑都应该。
  第三，找回孩子之后，黄渤出门丢垃圾，停顿，转身，开门，把熟睡中的孩子抱上肩头，再出门。这一串镜头，让我想到记忆里的张太太。
  第四，深圳街头，赵薇冲进寻子家长的人群，拥抱自己曾经的儿子，被愤怒的父母们拼命打骂。这些父母视寻子、打拐为生命，自然对案件过程了若指掌，一定知道赵薇并不是人贩本人，但相比他们心里压抑多年的恨与抱怨，赵薇已经是非常接近施害者的存在。这群大多数时候在片中“鼓励鼓励”的父母，在此时此境，丧失理智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寻子，是一场没有出口的旅程。这四组镜头，和我当年接触过的寻子话题已经非常贴切，看得出《亲爱的》剧组真做过充足的功课。
  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头提到《金陵十三钗》和《1942》，是因为屠杀、饥荒和打拐，在我看来，都是绝对的悲伤。而和前面两部电影一样，《亲爱的》里所探讨的，也止于悲伤本身，而已。
  当然，狭义来讲，相比还原屠杀和饥荒，认真聊聊打拐，可能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这部电影之后，大人们应该会更留意小孩的处境，也会有更多人参与打拐、关注“宝贝回家”。
  但我认为，反应现实，更多是新闻节目、调查报道的工作，大张旗鼓的戏说，并不适合这个话题。如果没有从艺术家的角度，挖掘出拐卖者的根本动机，而是在努力去渲染一个故事，哪怕演得再好，也不值得探讨。
  我能感觉到陈可辛的愤怒，可这愤怒变成作品，就好像电影中那群寻子父母，他们悲恸的拳头，最终只能打在赵薇的身上。
  我仿佛看到当年摆拍那张灾难般照片时的自己，感动不能，因为在那场采访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重复悲伤，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part 4

相对的善良？

  《亲爱的》花了一半的篇幅，在刻画一手养大被拐儿童的赵薇的心境。
  被拐儿童的去向大体有两种，第一，是被真正需要孩子的家庭买走或收留，视若己出地养大；第二，是被发配用作牟利的工具，乞讨，或者做苦力。
  张先生在谈到被拐女儿时，表达过这样的期待：女儿生得干净漂亮，应该是在别人家好吃好穿被养大，而不会被拐去讨饭。
  朋友圈里一位年轻的母亲，看完电影之后说，“希望每一位被拐的孩子都能遇到李红琴（赵薇饰）”。
  那次采访中，我还听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位志愿者假装买孩子的父母，潜入一个把贩卖儿童视为常态的村庄，他们经过调查取证，在警方的配合下，将一位老人买来的两个孩子解救出来。
  志愿者回忆当时的情境非常无奈，老人悲伤之至，一脸茫然，只念叨，孩子是花钱买来的啊。
  李红琴也一样，她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对小家伙，自然是有舍不得的道理。
  现实生活中，或许彭高峰真的原谅了拐卖家庭的母亲，但这一份“母爱”，在我看来，实在没有被讴歌的必要。如果你切身感受过寻子家庭的痛苦，就一定会知道，在拐卖这件事上，不可能存在相对的善良。
  我在想，如果张先生哪天真的能找回女儿，他也一定会对收养家庭的父母心存感激，至少没有让孩子真的吃苦。那是从绝望中走出，却永远回不到正轨的人生；那是在绝对的痛苦里，能期待的最好的可能。
  而在儿女回家之前，李红琴们，永远是寻子父母的噩梦。

part 5

如果我们一定要谈论伤心的事

  绝对伤心的事，并不是不能探讨，影迷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集中营电影。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到《伪钞制造者》，，你总能在惨痛中得到一点温柔，一点启发。
  回到打拐的话题，如果你聆听过任何一段寻子的故事，会发现，每一个没回家的宝贝，都背负着一段史诗般的悲剧。在中国，这个问题如此猖獗，如此严重，我想，是与生活的时代有关，与我们生存的国度有关。
  前面提到被拐儿童的两种去向，先讲第一种，被买去当儿子/女儿。或许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很难想象，在男权主义依然根深蒂固的中国，子女（尤其是儿子），依然被家族赋予了传宗接代的使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据网络的数据，当代不孕不育的人群占到总数的10-15%，在这不小比例的夫妻里，面对宗族的压力，买孩子，是最直截了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亲爱的》中，虽然能感受到李红琴为一对子女付出的努力和爱，但无法否定的是，她和丈夫收养孩子的初衷，是把孩子当作延续家谱的工具。
  这样的逻辑难道值得原谅么？我不觉得。因为彭海洋之外，还有90%以上被拐儿童的家长，还在寻子的路上行走。或许他们和张先生一样，退而求其次地期待，自己的孩子能遇上李红琴这样的家人。但你不能把所有的愤怒对准人贩子，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亲爱的》最令人发指的，便是把李红琴塑造成一个可以被理解、原谅的对象。如果你也曾坐在张先生对面，听他面无表情地回忆寻子之路，你也无法原谅李红琴。
  因此，被拐儿童的两种去向，其中第一种，我想把根源归咎于我们生存的国度，是传统文化中被保护、被传颂的糟粕，是狭隘的男权宗族观念。
  而被拐儿童的第二种去向，被拐走作为牟利工具，这是把财富作为第一价值坐标的、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造成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谈论伤心的事，既然改变不了结果，不然就试着改变一下原因。可《亲爱的》没有这么做，大多数人看完电影，想到的不是去修正内心的贪婪、自私、愚昧，也放弃了挑战传统，而是泛滥起上帝视角的同情，或者草草感慨“都不容易”。
  当然，我是不愿相信曾制造过《甜蜜蜜》与《如果爱》的陈可辛，北上之后变成了淘金导演中的一员，那这时代未免也太糟糕了。我更愿意把《亲爱的》铺张而煽情的推广，理解成呼唤对打拐的关注，更愿意相信，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来自心底的某一种愤怒。
  如果我一厢情愿的想象成立，那《亲爱的》和陈可辛，与当初满腔热血把儿童车推进寻子家庭合影的我一样，被愤怒和仁慈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改变一点什么。
  我们都讲过一个伤心的故事，也都止于一个伤心的故事。3年之后，想起张先生，我依然满是惭愧。至今我也没想清，自己头脑发热的分享，到底有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李红琴哪怕再朴实善良，伤人的愚昧，注定她不是个好人，没有商量的余地。
  基于这一点，我给《亲爱的》差评。
  两星半，一星给关注打拐的热心，一星给影片结束后3分钟纪实彩蛋，半星给黄渤领衔的群星演技。

赵薇在《亲爱的》里奉献了影后级的演出，她把一个满口土话刻意扮丑的山村妇女李红琴塑造得丝丝入扣，这位在一个多小时以后才出场的人物当仁不让的成为影片的女主角，看过电影你才明白，这绝不是因为赵薇的明星地位，而是因为李红琴这个人物，她的亮相让整部影片从“打拐”进入另一层面——孩子在被解救以后所引发的亲情和伦理冲击。

鲁迅当年问：“娜拉走后怎样？”北上的陈可辛导演在小心翼翼的触碰大陆社会现实后，也在发出进一步的追问：“孩子找回来后怎样？”《亲爱的》是根据真实的新闻事件所改编，在片尾字幕处，导演也把演员和真实原型的幕后交流剪辑了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影片的艺术风骨——大陆文艺界有个老生常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饱蘸着日丹诺夫主义色彩的语汇在文化工业的大潮里几乎被大陆电影工作者彻底抛弃，却被来自海外的华人导演不自觉的（部分）呈现在电影作品里，似不无吊诡。

当然《亲爱的》总体而言还是一部通俗剧，大量明星的加盟以及广告宣传也明白无误的呈现出影片的商业属性，但跟一般的类型片（虽然内地电影还不大有成熟的类型片）比起来，《亲爱的》多有忤逆观众娱乐心理之处——首先是一众明星“自毁形象”式的演出，不再营造以往的偶像光环；然后整部影片中基本没有插科打诨的逗笑之处；再者，影片自李红琴出场开始，截然不同的分为两大部分，前半段还是以亲生父母找寻被拐的儿子为主轴，讲的是惯常的苦情打拐故事，后半段却却话锋一转，将笔墨着在了买孩子的李红琴身上，以其视角来彰显“戴罪”母亲与“受害”孩子的亲情勾连，这无疑消解了商业娱乐片里最基本的善恶二元对立。

毋庸讳言，人贩子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但《亲爱的》却没有着力刻画人贩子形象，孩子的父母去小山村解救被拐儿童的场景算是全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这段看起来戏剧冲突十足的戏份其实非常写实——“购买”儿童后视若己出养育，此一行为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族陋习支撑着某些落后地区买卖儿童的“合法性”。

李红琴并未把买来的孩子当作商品（她不知道是被拐卖的），这位寡妇确实把他们视若己出全心养育，出狱后的她甚至开始锲而不舍的追寻做母亲的权利——她想找回的“女儿”正是被自己买来的，而被解救的男孩也因跟这位“母亲”的多年生活产生了感情，男孩甚至无法回到那个现代都市里的家，无法在感情上认同自己的生母。

另一条线索则是张译所饰演的商人韩德忠带领的寻子组织，被拐孩子的父母们集合起来，用近乎传销洗脑式的相互支持偏执的开展着寻子活动——他们甚至相约不再生养。不过当主角找回孩子后，多年来支撑韩德忠的信念崩塌了，韩妻又怀孕了，而在去给腹中孩子办理生育手续时，韩被要求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这让韩怒不可遏——张译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替可怜的父母们好歹喊了一嗓子，而他对被拐儿子的感情，乃是一种混合着愧疚、背叛、坚韧的复杂父爱——这也是这群失子父母们的真实写照。

与其说法治“打拐”，不如说伦理纠葛。曾被拐卖的孩子在两个家庭间无所适从，血缘与亲情的冲突，法律和道德的矛盾，都在拷问着观众们自身的判断——哲人本雅明曾以“碎片”来指认世界：在现代社会里，世俗的人类生活已经被分解成一个个不完整的“碎片”。其实，《亲爱的》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个“碎片”式的伦理困境，我们不能简单的品评孩子和亲生父母以及“拐卖”父母间的感情纠葛，这里的伦理图景早已碎裂一地，从每一块碎片里都折射出异样的光芒。

不过，这异样的光芒不正是现实生活中伦理情感的本义？

（刊载于《新京报》201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