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

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

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

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永远不会。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有时候有种奇妙的感受，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是息息相通的，所谓正义，良心，人性。

1987年，韩国律师宋佑硕因策划及参与悼念釜山事件伤亡人士的追悼会，聚众集会被逮捕，在公诉庭审上，由于为宋佑硕申请辩护的律师过多，为了明确辩护人到场情况，庭判长不得不对照一份长长的名单开始点名，随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喊出，现场的辩护人一个接着一个起立，大声回应“到”。当天，全釜山市142名律师中，有99名律师到场，请求为宋佑硕辩护。

《辩护人》电影截图

这是2013年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最后一场戏，宋佑硕因为长年为民主辩护，当自己身陷困境，有99名同行愿意站出来，为他请命，我愿以我的名字为你辩护。

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盛行，他们呼喊着人权，反抗美国政府积极参与越南战争。时年，艾比·霍夫曼、杰里·鲁宾、汤姆·海登和鲍勃·席勒等七君子，因其学运组织者的身份被抓捕，他们被指控煽动暴乱罪，于是一段长达五个月的审判开始进行，荒诞又混乱，最后的一场审判之上，庭判长示意一名被告陈词，并忠告其简短、尊重法庭且不带任何政治内容。此后，被告代表汤姆·海登开始发言，他说，从这场审判开始五个月以来，有4752名美国军人在越南丧生，接着，他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读这些人的名字。

《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电影截图

这是2020年美国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的最后一场戏，汤姆·海登的发言引发了庭审极大的骚乱，庭判长则急得不可开交，他不希望4752名丧生军人的名字被记录在案。而庭下的人们则纷纷起立鼓掌，为被告们的勇气和胆识，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名字，总该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

1945年，德国战败，一名常年被收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Gilles被解救出来，俄国人问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他回答大概有两三万，由于记录在案的所有资料都被纳粹焚烧，俄国人继续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的名字，Gilles回答：我记得2840个人的名字，接着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念了出来。

这是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的最后一场戏，劫后余生的Gilles不假思索的说出来一大串命运共同体的同胞名字，因为恰恰是他们的名字，让他活了下来。

《波斯语》电影海报

长久以来，关于二战的电影已经诞生了无数佳作，当我们以为很难再有新意时，《波斯语课》却再一次将人们击中，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没有浩大的场面，没有关于二战的任何直接描写，他仅仅只是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如同《冒牌上尉》、《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地雷区》等电影一样，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1942年，犹太人Gilles在将被枪杀之际，因谎称自己是一名波斯人而被留下，随后他成为了一名纳粹军官Klaus Koch的波斯语“老师”，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Gilles不得不凭空编撰出一门波斯语去应付，以免遭杀身之祸。Gilles需要每天教Klaus Koch四个波斯语单词，并且牢牢记住。此后近三年的时间，Gilles一共教给了Klaus Koch的波斯语单词共2840个。

是的，这2840个单词，来源便是同Gilles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同胞的名字。在集中营收押期间，Gilles除了教Klaus Koch波斯语，同时帮助他记录犹太人“犯人”的名录，由于生编出一门语言实在难度太高，Gilles便以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以便自己更好的记住和更好的传授给Klaus Koch。

在电影中，Klaus Koch是一名为纳粹士兵掌管伙食的中尉级别军官，在Gilles取得他信任之后，Klaus Koch慢慢愿意袒露真心，他并不迷恋战争，加入纳粹也并非出于信仰，不过就是那么发生了，Klaus Koch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他加入纳粹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转辗去了伊朗的德黑兰居住。Klaus Koch的梦想便是，战后去德黑兰与哥哥相聚，他想象着自己学好波斯语，在德黑兰开一间餐厅，战争前，Klaus Koch曾是一名餐厅主厨。

Klaus Koch是一名典型的“平庸的帮凶者”，他从不开枪杀人，内心向往和平，在片中，他甚至多次对Gilles出手相救，但本质上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纳粹分子一样，骨子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犹太人是“猪狗”，是无名之辈，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

电影中有一段颇有意味，Gilles将自己的生还名额送与其他人，自己则与一群犹太人要被枪决，去往枪决的路上，Klaus Koch赶去救了他。

Klaus Koch质问Gilles：一个意大利的哑巴青年，你要为他牺牲自己吗？为了他你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Gilles回答：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才成为了无名之辈。

在片子里，Klaus Koch用“波斯语”创作过一首诗，诗里面这样写着：风把云送向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而讽刺的是，“平庸的帮凶”的这首渴望和平的诗，却正是那些被残忍迫害、杀害的无辜犹太人的名字而组成。

电影《波斯语课》太奇妙了，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确实改编自真实历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在那个恐怖如斯人性沦丧的战争年代，一名普通的犹太人，化用2840名同胞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波斯语”，最终生还了下来。在这个故事里，这部电影里，充满了值得细细咂摸的段落，电影也如同一个小切口，再一次让我们回望了那个残酷战争年头，纳粹集体人性的恶，和极端之下人性的善。

毫无疑问，《波斯语课》的题眼是“名字”，名字是每个人独特的标记，是存在的象征，每一个由单词或笔划组成的名字，帮助我们区分你我，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各有喜怒哀乐，各有人生际遇。

名字可以是一种正义，就像电影《辩护人》中，那99名为起身站立高声呼唤的辩护人；名字可以是一种良心，就像电影《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中，那4752名军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所激荡出的反应；名字可以是一种人性，就像《波斯语课》中，2840名犹太人同胞的名字组成了一门新语言。

那些斗争过、亲历过、陨落过的名字没有被忘记，历史就不会被忘记。

题图：《波斯语课》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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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友情提示：下文会有剧透】

为活命，我生造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上尉和波斯人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韵味浓、后劲足的德国反战片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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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课》主演访谈：纳威尔·佩雷斯·毕斯卡亚特

原文链接🔗

//www.goldenglobes.com/articles/nahuel-perez-biscayart-somos-los-mismos-en-diferentes-contextos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该文章为西班牙语机翻）

今年年初，他带着两部彼此之间没有多大不同的电影登陆柏林电影节。 一方面，他是瓦迪尔·佩雷尔曼（Vadir Perelman）《波斯语课》的主角，在其中扮演了一位比利时犹太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假装是波斯人，这样他们就不会杀死他，这不仅挽救了他的性命 但他却是出色的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扮演的德国指挥官的监护人和门生。 这部德语电影刚刚在德国发行，已经在美国发行。 但除此之外，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NahuelPérezBiscayart）的电影也标志着他重返电影院（阿根廷）的到来，这部电影标志着他重返电影院。 他与Natalia Meta携手合作，与Cecilia Roth，Daniel Hendler，Erica Rivas和Mirta Busnelli在El profugo上分享了海报。 从他在巴黎的家中，BéséCésar（每分钟的节拍数）和Tattooed的银秃鹰获胜者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尽管获得了奖项和表彰，他还是一个梦想成为发明家并发现自己的男孩。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所工业学校偶然进入了剧院。

沉迷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对您来说有多疏远？

我不知道是否疏远，但这很强大。 我们在明斯克州南部一个叫Bobruisk的小镇里的一个废弃棚屋里拍摄了影片，在大雪和天下，气温低于零下15度。 就其本身而言，背景非常复杂，这增加了电影的主题，当然，这使整个体验变得十分激烈。 更糟的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拍摄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斯大林主义的拘留营，在拍摄的漫长日子里，我们学到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也开始变得有趣起来，并加剧了一切。 幸运的是，我被一支伟大的团队所包围，并与超级演员们分享了这一场景。 白俄罗斯人是一个与人共事的小机器，非常热情而且非常积极。 可以想象，上下文不是很有趣，但是表演的优雅之处还在于，它使自己置身于那些地方，知道这是一种持续一定时间的强烈体验。

电影拍完后，您是否感到幸运地出生于另一个时代？

完全可以，但是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想告诉你，即使是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我也已经很幸运了。 当然，还拍摄了一部在欧洲发生的电影，在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当您全神贯注于试图接近可能发生的事情时，它最终再次证实了关于民主的许多事情，尽管它们工作非常糟糕，无法与许多人经历过的恐怖相提并论。

我们对您的角色了解不多，因为他需要一直撒谎才能生存。 您是如何与他建立联系的？ 建造它是什么感觉？

除了我们所谈论的困难之外，这与故事的悲剧背景有关，面对这个角色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是党卫军军官，除了他的沧桑和微妙之外，我们知道它在哪一边，在什么方面它将扮演的角色。 当一个人不得不扮演一个扮演角色的角色时，解释的可能性和假设就会成倍增加。 扮演一个生活在恐惧中并为了生存而发明另一个人格的角色，意味着人们会按“这个角色的表现如何？”，“他的谎言有多好？”这样的顺序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恐惧会看到他吗？” ，“我什么时候可以展示它，什么时候不展示？”，“如果我展示很多，党卫队将发现并杀死我”，“如果我不展示它，公众只会说这个男孩十分镇定，没有看到他处于危险之中”，然后不得不不断地调整这些旋钮是非常复杂的，以寻找可以与公众以及与我的敌人建立联系的小行为，而又不会放弃我。

您已经用德语工作过，但是您真正了解该语言多少呢？ 您是否曾经向我解释过，您是先用法语制作了一部电影，然后才学到的。

是的，与德国人一起，我正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我想更深入地学习，但我会告诉您一个故事，今年夏天，我在萨尔茨堡的节日音乐节上受邀，这是一个非常负盛名的戏剧节，是去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上演的最后一部戏文学奖获得者。 他们在波斯语课程中看到我，并认为我的德语说得很好，他们给我发送了汉德克的文字，这很疯狂，因为汉德克用比他更复杂的德语写了半页，只有一点的对话，甚至对德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自己，但我受到鼓舞并做到了。 因此，现在我可以告诉您，用德语拍电影就像去买一公斤土豆，这很简单，无需夸大，但是我在工作中经历的复杂性使我对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不会说德语，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我理解60％或70％，有时甚至100％，但是我的发音很好，人们对我的理解也很好。 我热衷于用这种语言表演，我喜欢它，这是我在“ Nahueles”中发现的另一个角色。

在这些场景的中间，您正在扮演一个比利时人，他会说德语，他本来是在法国，但实际上是在白俄罗斯，阿根廷人会捏自己说：“我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

我的阿根廷就像它的出现和消失一样。 有时候，我发现将西班牙语中的某些句子拼凑起来有些困难。 纳韦尔不再是阿根廷人，他是一个畸形的人，没有地方也没有起源的嵌合体，但显然有很多事情使我联想起了我的童年，一切都是混杂的，都是美丽的。 但是，如果您不相信它，我就不会知道...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您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满意并成长，与激励您的人会面，在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事，这似乎对我来说，您不必做太多问题。

在《波斯语课》中，这种角色是您的角色与拥有巨大才华的演员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一起玩的这种纸牌游戏。 考虑到他一直都有中奖牌，和他一起玩这个游戏感觉如何？

好玩！ 我承认，当他们告诉我在波斯语课中扮演这个角色的可能演员是谁时，我说“如果是拉斯，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互相理解其他，我们玩得很开心。 实际上，您在电影中看到的所有内容也都发生在相机后面。 如果我在早上三点将我们交换的音频转发给您，我教他说虚假的波斯语，您可能会注意到。 拉尔斯（Lars）带着他的德语文本，他必须学习波斯语，这样我才能为他录制波斯语。当我对如何用德语发音存有疑问时，他会以这种语言向我发送音频。 我觉得拉尔斯（Lars）的角色科赫（Koch）和拉尔斯（Lars）本人是演员，能够做更多他想做的事，因为他被绝对权力位置所证实，所以很难，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角色表达层面上非常残障或残障，因为我必须体现一个不断受到观察和判断的人，基本上是拉斯的角色一直在陪伴他，以观察他是好是坏。 这就像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双重游戏，有时我会非常紧张地结束日子，以解释生死场景，但这是一次非常丰富的往返旅程。 当我们在柏林放映这部电影时，这是非常疯狂的，人们在最大的紧张气氛中笑出声，我认为我们很享受那件事，因为在那场悲剧和沉重的重担中，

在那个柏林电影节上，您带来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用德语讲的合拍电影，另一部是我认为是您回到该国的阿根廷电影，对吗？

是的，因为我已经有4到5年没有在那儿拍摄了。

在贵国重返工作岗位，但已经在欧洲大获成功并赢得电影界凯撒大帝奖的演员的经历如何？

不，那是人们想要相信的，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我只说了几种语言，我曾经经历过。 回到与您已经知道的合作伙伴一起行动，例如我已经与之合作过的塞西莉亚（罗斯）和丹尼尔（亨德勒），在那里我遇见了埃里卡（里瓦斯），那真是太美了，我们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会以我们一直以来的爱心做事。 也许变化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更大，而这正是我最需要做的，因为尽管局外人看到了奖项，成功，红地毯，但有时所遇到的障碍比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障碍要困难得多。不要淹死。

用西班牙语（一种您的语言）来解释一个字符是否与在白俄罗斯或演戏中用德语来解释一样？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演戏就是演戏，但是在过去的9年里，我用各种语言拍摄电影，演戏不仅在演戏，而且还知道新的语言和声音并学会与之交往。 因此，如果演戏的概念对我来说变得更加复杂，那就不是纯粹的宽松母语和自由娱乐。 回想起来是技术和寻找游戏的混合体，但我发现或发给我的魔力是，通过那些奇怪的声音，在表演时还可以激发出动力和情感，并且它们因为它们与我的母语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历史负担，身体负担和偏见减少了，因此我也开始将它视为一种伪装，因为另一种语言也是一种更自由的工作方式。 我承认，当我不得不再次用西班牙语行事时，有时我听不清自己的声音，因为我很难再次锚定并站稳西班牙语单词，现在这是相反的工作，我觉得我的语言是也变得奇怪，但同时又不完全，那么我必须重新获得与我的语言的更多初始和主要联系，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我喜欢这种语言不是表演的主要手段，这很不错，因为它还使您可以对文本采取行动，可以使与字面意义的逻辑无关的事物变得有意义。 我要告诉你，这扩大了我用其他语言行事的能力，也让我很累。

RPM没有为您带来在美国工作的建议？

不可以。这部电影的发行时间过长，显示效果很差，影片的呈现方式很奇怪，预告片将其显示为一种流行音乐，并且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更具积极性的东西，它可以实现她会感觉到的美国青年的呼唤要强烈得多。 我觉得他们害怕将这部电影政治化，并且通过将其非政治化而失去了这部电影，他们像陷入困境一样淹死了它。 他确实在场，但我没有任何建议。 关于用英语表演的话题，我仍然很镇定，就像我想到德语和法语一样，如果英语达到了我，它就会浮现在我身上，但我不会在这里找到工作的那种疯狂。美国美国。 我有一位经理和所有联系人，我对韩国，中国，意大利或召集我的任何国家/地区都非常开放，并准备好项目，我非常乐于助人。

《波斯语课》演员访谈

HeyUGuys 频道对话男二拉斯·艾丁格（Lars Eidinger）

原视频链接🔗：

//youtu.be/qSzSEPDqeg4

（渣翻见谅）

Q：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是昨天看的，我真的觉得意义深远，因为昨天是大屠杀阵亡将士纪念日。这真的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显然我不会剧透结局，不过这真的是一个绝妙的结尾。今天我要先问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吸引你参演《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呢？

A：我想其实是故事本身。当我读剧本时，我不认识这个导演，我也不认识其他卡司。当别人问我是否愿意参演一部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电影，

我总是很犹豫。作为德国人，你总是会与二战

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联结。因为我认为我们（德国）仍处于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之中，虽然是以一种好的方式，但是它仍然存在。有时候人们会说，这些都是历史，它与我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祖父参加过二战，我父亲在战争时期出生，我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的，所以二战对于我有着很大影响。

我可以感觉到这种影响。我总是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参演这样的电影，能够追溯我的过去，能够追溯德国的历史，能够质问我自己二战对我来说具有何种意义。

至于我为什么犹豫的原因，我对于那些对战争详细赘述的内容会比较警觉，我认为如果一部电影努力试图展现二战时期发生的真实事情，

一部电影努力试图展现集中营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

你对于让电影引导人们相信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具有很大的责任。这就是电影的运作方式。有时当你看过一部电影后，你会想：我了解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但我认为这在我们这部电影中不太可能发生。我很高兴导演或者作者把整个故事置于一种寓言之中。我读到剧本时真的惊呆了，因为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是隐喻性的，

他（男主）用集中营囚犯的名字发明了一种语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结尾了——

他记得所有的这些名字。一个纳粹军官和犹太人说着一种被发明出来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由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名字构成的，这真是……我无法想象出一个能够更好刻画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好刻画当时那种恐怖的比喻了。

Q：你用了“精神受创的”这个词

我经常想，我们其实离战争时期并不遥远

我们离战争年代其实只有两代人的时间。

正如我一个朋友所说，而且他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现在与80年代的时间间隔和80年代与40年代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80年代离我非常近，我还记得80年代是什么样子。

想象一下我在80年代长大的时候，战争对人们来说是如此的近，就像80年代对我来说一样，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二战）真的是我们最近的历史了。

Q：这段历史还是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也可能是令人永远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在电影中扮演那个时期的角色会对你理解这段历史有某种帮助吗？

A：是的，我当然这么认为。我们拍摄的时候我经常讲起我父亲和祖父。有时这对我在拍摄中即兴发挥点什么有帮助。比如“你想听听我家族的故事吗”，不过最后被剪掉了。不过这确实有助于我尽可能地接近角色。之前有一部德国电影叫做《帝国的毁灭》，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

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德国人们却批评这部电影。其中有一条评论说：“他们把希特勒表现得太像人类了。” 我也不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是出于别的原因。但我认为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表现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有人说：“好的，纳粹其实是外星人，他们占领了地球，他们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会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个像科赫这样的角色时，我必须在我自己身上找到这个角色，而不是站在远处从外部观察这个角色。我认为我自己身上是有一些科赫的影子的。在当时，纳粹是被选出来的，德国人是为纳粹投票的，大部分德国人是希望纳粹掌管德国的，这点非常重要。尽管这非常荒谬，但是知道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你能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与当时那段历史有关的人，每一个人的祖父母（都会说）他们参加过抵抗运动，但是实际上参加这种抵抗的只是一小部分非常勇敢的人。大部分人跟纳粹持有相同的价值观，这永远是问题所在。特朗普不是问题，投给特朗普的人才是问题。德国的RFD并不危险，让他们变得危险的是那些投给他们的人民。他们现在是政府的一部分了，这才是危险的。

Q：不知道你的家族是来自哪里的，不过我的祖父母就是来自柏林的，所以我也与德国有着某种联系。我每年都会去柏林电影节—当然今年没有去（因为疫情）。我总是被参展电影数量震惊，也许每年柏林电影节总会有两三部二战电影。似乎德国比其他国家更能直面自己的历史。你觉得这样说有道理吗？你认为德国面对过去的恐怖有多重要？在我们英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光辉的事情，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你很少会看到有电影会触及这类话题，仿佛我们选择遗忘一样。但是你们德国人很大程度上选择铭记你们的历史，你认为这点重要吗？

A：是的，但这是矛盾的。过去有很多电影

有走错方向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种滑稽的，错误的方式叙述历史以至于人们开始遗忘，以一种错误的或者不够现实的方式看待历史，所以这是个很难处理的主题。我拍过一些与二战主题有关的电影，但不是所有的这些二战主题电影都发生在过去。我在德国拍过一部叫做《昨日之花》的电影，我扮演的是一位德国大屠杀学者，所以这部片子是从我们的时代回溯过去，这个角色的祖父是纳粹。我认为这类电影真的有助于我们抚平创伤。我真的这么认为。另一方面（这类电影）对于我们铭记历史，防止历史重演非常非常必要。

Q：你提到了一点当代政治，我不是在暗示会发生又一次像世界大战这样戏剧性的事件，但是近期右翼政治在欧洲有所兴起。你认为可以把今天和30年代早期的纳粹主义做比较吗?

A：当然。这种悲剧总是使我感到悲伤或沮丧。

我是一个戏剧演员，从1999年开始，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柏林的邵宾纳剧院工作，我是戏剧公司的成员。我参演了很多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

看到这类（莎翁剧一样的）冲突的迫在眉睫是令人沮丧的，而且它们永远在重复自身。人类社会永远不会说："《奥赛罗》的矛盾不再是属于我们的矛盾了。” 我认为种族之间的仇恨或者别的什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永远存在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真的令人沮丧。看看过去的一年，去年的大事件就是“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Q：有趣的是你刚刚说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总是想如果我活在二战时期，我会尽我所能去阻止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对于现实是无力的,是不是？

A：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但我不会这么说。我会说我们当今所处的语境让我很确定我不会（为纳粹）工作，置身事外地说“我会参加抵抗组织”总是很容易。我并不是做比较，只是举个例子来理解这个想法：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会问我们：“你们怎么能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你们知道资本主义体系是怎么运转的，你们知道它建立在穷人的苦难之上。” 德国的大部分钱都来自于向其他国家出口武器，这真的是一个悖论。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热爱和平，然而我们一直都生活在战争时期。他们不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打仗，但他们在其他国家打仗，在其他国家的边境上，但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发生的战争。

Q：我想问，你之前提到了扮演科赫这种角色的困难，很显然试着代入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你必须要喜欢这个角色吗？或者你必须要同情他吗？我认为，显然在他身上找到人性的那部分是你的任务，为了扮演科赫你必须喜欢他吗？

A：是的，当然，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认为别人也有这种想法。人们有时候会说：”这部电影真令我震惊，在某个时间点我开始同情科赫了，我甚至开始喜欢他了。”这就是矛盾之所在，如果单纯地去恨这些人，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会容易得多。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开始认同的时刻。我们开始辨认我们是否在其他人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某些方面，所以建立起这种冲突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演这个角色时的唯一目标。但是当我扮演他时我可以完全理解他所有的决定这并不是说我会宽恕他们，也不是说我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理解这个角色的逻辑。

Q：这部片子是你和纳威尔（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共同撑起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双人戏。你也与一些优秀的演员共事过，你最近与尼娜·霍斯在《我的妹妹》中合作过，你在未来的项目中还会与伊丽莎白·于佩尔合作，你和你的搭档实力一样强。你在职业生涯里能与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合作一定很兴奋。

A：对，的确。人们总是问我如何走入演艺之路

如何找经纪公司如何成为知名演员，这真的很难描述，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你不能强求。一方面来说这很悲催，另一方面也能让你冷静下来。因为我不相信什么参加一个party跟制片人聊聊天，他就能突然为你想到一个角色或者别的什么，事情就这么水到渠成地发生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20年之前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妻子常说：“你必须得站在角落里尿到痛为止。” 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

我之前在一部法国电影里见过纳威尔，好像是叫做《每分钟165击》，具体多少击我不记得了。我在这部电影中见到他时我惊呆了，我想：“这是谁？这个演员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因为这是一部法国电影，我非常肯定纳威尔是法国人，但他实际上是阿根廷人，他是为这部电影特意学的法语，现在他又为了这部电影特意学了德语（实际上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在《每分钟120击》之前已经演过几部法语电影，2015年演过德语电影）他在语言运用上非常有天赋，能以一种音乐的方式运用语言，能够掌握语言的乐感。有意思的是，我刚看完这部电影，就见到了这部电影的演员。还有伊丽莎白·于佩尔，我有幸以前和她拍过戏。我真的很崇拜她，就这么跟她合作了，所以是的，我真的非常荣幸，你是对的。

有时候，尤其是疫情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天天坐在浴缸里。过去的日子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我对自己说，好的，我见过她，我见过他，我开始想，我的确挺走运而且挺荣幸的。

Q：搞笑的是你提到他（纳威尔）要学德语，要学法语，不过他倒是不用学真的波斯语。

A：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确是他教我的假波斯语。我们当时待在一个旅馆里，那儿真的是个特别诡异的地方，离白俄罗斯很近，要不就是在白俄罗斯境内，是一个专门给我们（剧组）准备的地方。我们被告知不能出门，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就待在我们的旅馆小房间里。

我们互发语音信息，他会教我如何正确地发音（假波斯语）。这真是很棒，因为这让我们之间有了私人的关系，这对电影来说也很有价值。

Q：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你来说，这段时间总是临近柏林电影节，这个电影节通常都是每年二月份开办。你一定感觉很奇怪，我猜这可能是你每年都要参加的活动，而且已经参加了几年了，所以今年二月份没能参加你最喜欢的年度活动之一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反正我是这样的。

A：是的，是的，这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活动。他们把一切安排得很好，当然电影节也会邀请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人，但另一方面，它也变得更亲密了。对我来说，它变得比庆祝平安夜都重要。因为在那里我能见到我所有的朋友。而且我不信神，所以对我来说，平安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的日子。（柏林电影节）是我们庆祝艺术、电影和电影制作的地方，我非常享受这样能够相聚在一起庆祝电影庆祝生命的时刻。

Q：我们明年还会回来的，希望如此。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挤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祝你一切顺利。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面对面地做这种采访。

A：我喜欢你的毛衣，颜色不错，选的好。

（本文内容有剧透）

希特勒执政时期的德国法学家主张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制度背后没有所谓的哲学推论，割断了价值与规范的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把将法律规范与现实社会秩序混为一体。这为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各种疯狂行径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即坚持“恶法亦法”的观念，认为做当时的法律规定的事、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正确的。二战结束之后，自然法复兴，法学界开始反思“恶法”是否为法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纳粹军官的视角来看这部电影，那故事将会是这样：一个德国小孩，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有残疾，一家人只能靠卖热水维生。稍大一点之后他就去了餐厅做帮厨，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青年时期的某一天，在他在街上闲晃，看到了几个纳粹党人聚在一起，抽烟，穿着棕色衬衫，看起来很开心，于是就加入了他们。哥哥因此和他闹掰并在一年后去了德黑兰。接着，希特勒夺权，他也升为上尉，在一个集中营负责伙食。直到这里，他貌似都没有犯什么错，只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认为是对的路走，甚至在集中营都只是负责后勤工作，不直接参与枪决犹太人。有一天，来了一个自称是波斯裔的囚犯，军官喜出望外，因为他一直想学波斯语，好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做各种菜，于是他巧妙利用了他的职权，让这个波斯人成了他的语言老师，每天教他单词。起初，他有过怀疑，但在长期教学、相处之后，他开始信任了这位老师，也展现了性格中温和的一面，甚至把这位老师当作挚友来对待。他不顾下级的提醒，上级的嘲讽，坚持学了上千个单词。并在德军兵败前夕，放走了老师，自己则拿着假护照前往德黑兰。而就在他说出引以为傲的波斯语时，真正的波斯人却听不懂，那一刻，他除了愤怒，我想更多的是委屈。如果没有战争，这位纳粹军官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在当地开餐厅，做个快乐的厨子，结婚生子，与哥哥一起赡养老父亲。

当然，与无数个集中营中无数2840个名字相比，这个军官白白学一门他人自创的语言的遭遇可能不算什么。我也并无意为所有纳粹军官的行径辩护，但我始终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奢求每个人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能思考人性。在宏大的世界战争之下，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军人都只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平庸之恶”来给一部分战犯定罪。如果战争是有意识的，那它对人类是一视同仁的，它的目标就是抹去生命以及湮灭人性。因此，除了像希特勒这样的少数狂热分子，人类应该把战争视为敌人。二战之后，除了对“恶法”的思考，我们更重要的是对如何避免战争的反思。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